客體語言文本詩學將文本視為封閉的語言系統，著力探究文本的詩性秩序；而話語文本詩學打通了文本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不僅研究文本內部意義的生成機制，更關注文本與政治等意識形態因素的互動關系及知識與真理的生產法則。從語言到話語的轉變是西方思想觀念轉型的產物，是當代西方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
“話語”一詞新近出現頻率頗高，被廣泛用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但“話語”內涵頗為復雜，并不是每個使用者都明確其含義，準確挖掘并使用其蘊意。因此，需要厘清其原初含義并梳理其蘊意演變軌跡?！霸捳Z”本是一個語言學術語，后?？沦x予其特定的文化寓意，現在已成為一個包含政治等文化因素的文本分析范疇。
一般認為，中文的“話語”一詞譯自英文的“discourse”。按照英美權威辭書的解釋，其含義大致包括如下內容：“書面或口頭交流或論爭；口頭或書面對某一主題的正式討論；相互聯系的系列語言表述”，以及“觀念的傳播和交流、以書面和口語對某一主題的論述以及推理的能力”。
因此也就不難理解中文翻譯有時也將其譯為“論述”，因為其中包含了交流與對話，包含著主體的言說行為過程。就此而言，“話語”應該是一個大于語詞、等于或超過語句的語言單位，能夠表達或傳達相對完整的語言意義?！霸捳Z分析”也不是一般的語法分析，而是在語法基礎上涉及語句產生的文化背景和交流雙方價值判斷的語言社會行為研究。
“話語”與“語言”“言語”相關，是語言學研究的重要問題，但又超越語言。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語言”是隱藏于具體語言表達之下的潛在秩序與體系，類似于象棋的行棋規則。而“言語”則是個性突出、具有私密性的具體言說現象，類似于一盤具體的象棋對弈?！霸捳Z”介于二者之間，與“語言”相比，它不是潛在規則，而是人之思想具體交流的體現；與“言語”相較，它突破了私人性，突出言說行為的社會性及其傳達思想的價值取向。因此“話理論董希文話語文本詩學形成的文化邏輯及其學術價值語”中包含了更多文化意識形態因素。
伊格爾頓的評說非常準確：“‘語言’是言語或書寫，它們被客觀地視作沒有主體的符號鏈?！捳Z’則被看作是表達（utterance）的語言，被認為涉及言說和書寫的主體，所以至少有可能涉及讀者或聽者”。
“話語”內涵的不斷擴展，特別是人文意義的引進與?？轮R考古學研究密切相關。?？抡J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話語的世界，因為語言或其他符號形式構成了人類文化整體?！拔宜信d趣的是話語的形式，不是造成一系列言語的語言結構，而是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生活在一個凡事都要說出的世界。
這些說出的詞語實際上不是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是不留痕跡的過眼煙云，事實是，無論這些痕跡多么分散，它們畢竟會保留下來。我們生活的世界是完全被話語所標示、與話語相交織。
話語是指被說出的言語，是關于說出的事物的話語，關于確認、質疑的話語，關于已經發生的話語的話語。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生活的這個歷史世界不可能脫離話語的各種因素，因為話語已經扎根于這個世界而且繼續存在于這個作為經濟過程、人口變化過程等等的世界中。因此，說出的語言既然是已經存在的語言，就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決定以后將會說出的東西，無論后者是否脫離一般的語言框架”。
但語言并不完全透明，類似于科學知識被人類所共享，它隱含了豐富的社會文化關系———權利及其相關利益尤為突出。因此，正如前文所言，?？赂信d趣的不是話語語言結構及表述技巧，也不是各種話語附帶的正確與否的價值屬性，而是話語形成過程及話語被認可為真理時所隱含的各種權利控制。知識考古學所探究的就是知識的產生原理、形成過程和知識的結構，是關于知識產生的“知識”。由于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不同于自然科學知識，它以“真理”面目存在，但“真理”并不等于客觀事實。它與“真實性”相關，但又超越真實，包含了權利宰制關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客觀真實”的倫理判斷。?？露啻沃赋觥霸捳Z”知識考古學的任務所在，“考古學只能起到一種工具的作用，這種工具能使人們比以前更準確地連接社會形成的分析和認識論的描述；或者它有助于把主體位置分析與科學史的理論聯系起來；或者它還能使人們把交叉的地點置于生成的一般理論和陳述生成的分析之間”。
“如何變為連貫的并具有確定目標的沉思手段，如何讓特定話語從這些沉思手段中浮出并被視為真理，如何又將它們與尋求真理并復述真理的責任聯系起來”。
這樣，在?？驴磥怼霸捳Z”問題事實上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語言學問題，而是以語言為憑借但又超越語言的知識產生原理和知識譜系研究。
經過?？轮匦玛U釋并賦予“話語”以文化權利內涵，使得該范疇成為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廣泛使用的表意載體。
一般認為，“話語”是人類極為重要的表意方式，是主體積極參與實踐的表征。話語活動是一個漸次展開的互動過程，包含施事者、受事者及雙方價值評價的積極介入。話語分析就是立足文本語言特征，運用各種分析手法充分挖掘文本隱含的權利制約關系和其他各種社會價值取向，對文本進行文化釋義的活動。
童慶炳先生干脆將“話語”界定為“特定社會語境中人與人之間從事溝通的具體言語行為，即一定的說話人與受話人之間在特定社會語境中通過文本而展開的溝通活動，包括說話人、受話人、文本、溝通、語境等要素”。這一解釋很有道理。
二
從語言到話語的觀念轉型與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價值追求和語言觀念密不可分，遵循著特定的文化發展邏輯。
從語言到話語的轉變發生在西方由現代到后現代的歷史轉型時期，是社會轉型的文化表達。肇始于啟蒙運動的現代性訴求，以追求科學、客觀、公正為己任，最終導致了嚴格科層體制的形成和各學科的獨立。明確的研究對象、科學的研究方法、準確的知識表達成為現代科學知識的唯一要求，理性乃至辯證理性成為思考科學的最科學方式。結構主義語言學及其倡導的深層結構研究是這一追求的典型方案，20 世紀上半葉文學語言學方法的盛行與其息息相關?！岸稹币院笫澜绺窬钟辛嗣黠@變化，隨著跨國資本主義形成和經濟持續增長，后工業社會或消費社會到來。消費社會遵循后現代邏輯，主張取消深層結構剖析和宏大敘事探究，主張采用多元化視角看待文化問題，突出主體的積極參與意識，突出文化闡釋的本土性和民族性，關注文化符號背后的強權和壓制，關注少數族群的生存自由與權利。
后結構主義提出的“解構一切”成為這一趨勢的時代號角，廣泛地影響了語言學、文學、歷史、哲學乃至思想史的研究?！霸捳Z”范疇已經隱含并透露出上述氣息?！敖Y構主義抨擊那種認為語言是反映已經存在的現實的工具和表達人類意圖的工具的觀點。
它們相信，‘主體’是由‘永遠已經’存在的語言結構產生的。
一個主體的發言屬于言語的領域，而言語又是由語言控制的，而語言則是結構主義分析研究的對象。這樣一個系統交流觀排除了包含一切個人之間、個人和社會之間互動的主觀過程。而批評結構主義的后結構主義批評家們引入了‘講述主體’和‘過程中的主體’的概念，他們不把語言看作一個非個人化的體系，而是將其看作一個永遠與其他體系，特別是與主觀體系發生關聯的體系。
這樣一種語言在使用中的概念被概括為一個術語：‘話語’”。
由語言到話語的轉變還與價值觀有關，說到底受文化闡釋觀念影響。一般認為，西方哲學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古代的本體論哲學、近代的認識論哲學和現代的語言論哲學。本體論哲學探討世界的本源，更關注知識的源頭，形而上思考較多。
認識論哲學探究知識的產生過程，更關注主體的認知能力和認識途徑，心理學乃至實驗考證不少。
語言論哲學思考知識的傳達，符號學、傳播學乃至文化學因素多與其相連。在本體論哲學影響下，古代價值觀念多與神性因素相關，真理與神圣性密不可分。在認識論哲學指導下，近代價值觀念多與實證方法相關，真理與真實相近。而語言論哲學的影響，則使得現代價值觀念呈現多元化，符號能否傳達真理又如何傳達真理成了哲人們思考的核心問題，人們逐漸認識到語言表述能否成為真理受文化乃至權利的控制影響。事實上，現代價值追求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盛行的 20 世紀上半葉就有了明顯分野，同是關注語言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索緒爾與海德格爾走向了不同路徑。前者強調語言的體系性、科學性、層次性，妄圖建構語言科學；而一旦語言科學建立，那就不是人說語言，而是語言說人，語言成為人之主體性確立的前提。后者更關注語言的原初性和唯一性，語言與人之存在的關系成為海德格爾哲學探究的重點。在海氏看來，原初性的語言能夠展示言說者的本真存在，而文學語言性最具有原初性與獨創性，所以“詩是人類存在的家園”?！靶碌膬r值取向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方法 - 知識’取向，二是‘思想 - 真理’取向，基于此形成了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條路的始端站著索緒爾，一條路的始端站著海德格爾，索緒爾對語言的內部的、結構的、共時的、整體的考察引發了‘方法 - 知識’之路，海德格爾對語言與存在的思考引發了‘思想 - 真理’之路?！椒?- 知識’的路向對各種形式主義文論不無裨益，‘思想 - 真理’的路向激發了文學研究中的存在之思”。
可以認為，語言范式與話語范式研究方法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不同的價值觀———真理觀導致的。
當然，導致由語言到話語轉變的直接原因在于語言觀念的改變。
毫無疑問，作為表意實踐活動的媒介形式，語言具有工具性；并且在結構主義看來，語言作為先于個體的人客觀存在還具有本體意義，語言體系與規則制約著人的主體性的展開。但所有上述認識，在后結構主義看來都成問題。后結構主義承認語言具有工具性，但語言并不是稱職的工具，語言的不透明性及與聲音相比缺少鮮活性的不足，使其只能僵硬地傳達現實認識。更重要的是語言也不具有本體地位，語言寓言性的特質決定規則只具有相對制約意義，并且穩固結構與意義也根本不存在。語言作為媒介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交流與流通過程中，語言的生命因為有了人的參與而流光溢彩。因此，研究語言客體體系并不最為重要，重要的是探究語言過程及其附帶的價值觀念，關注主體的語言觀念漸漸成為主流。語言應該具有雙重職能，一方面為世界建立秩序，使世界能夠被理解；另一方面，為人類創造意義，使世界成為一個活的、充滿生機的有價值的世界。
“在這種秩序的建立中，語言就是從理解和創造秩序的雙重意義下將世界實現了。而交談正是人們面對面情境中語言的實現能力，因此，在交談中語言所客觀化的事物，會成為個人意識的對象。所謂實體維持的實義，事實上是指持續用相同的語言，將個人所經歷的事物客觀化”。
三
由語言到話語觀念的轉變對文學研究帶來了全方位影響，甚至導致了文學觀念的轉型。文學不再僅僅是具有審美性的語言產品，而是介入社會生活、影響社會生活、進行人際交往的重要社會實踐方式。作為人類生活活動的重要形式，完整的文學活動一般涉及世界、作者、作品和讀者四個要素。
堅持語言觀的現代文本詩學只關注作品客觀詩性秩序，而堅持話語觀的后現代文本詩學則立足文本（作品）存在，更多地探究文本與世界、作者、讀者的互動關系，并注意挖掘權利、政治等各意識形態觀念因素對文本解讀潛在的制約與影響。
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第一，強調文本的生成性和解構性。語言客體文本觀認為文學作品是具有詩性秩序的客觀語言存在，文學研究應圍繞詩性語言、詩性結構、詩性技法等文本形式因素展開，主要探討文本結構層次、各層次相互關系、文本深層結構與穩固秩序、文本敘事序列與方法等問題。以此客觀性存在為基礎，妄圖構建文本科學。
這在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捷結構主義等文論派別中表現十分突出。話語文本觀則認為文學活動屬于人文社會科學活動，有其必然包含的社會文化屬性，不能將自然科學方法移植到文學研究之中。根本原因在于：
第一，文學文本自身并不是客觀不變的語言存在物，其中并不存在穩固的結構。早在 20世紀 60 年代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就從語言哲學高度指出了語言的生成性與解構性，文本中語詞意義時刻處于不斷解構與延宕過程中，我們不能得到確定意義，只能看到或想到語言“播撒”的“蹤跡”。美國解構主義批評大師保羅·德曼也分析過語言的“寓言性”，語言并不確指外物，語言的符號性及其與實物的異質性決定它只能近似地、暗示性代指外物，而文學文本由于其特殊的表意方式尤其具有“寓言性”，文學文本必然具有多義性與生成性。第二，文本作為話語活動，不能忽視作者的存在。我們可以正確理解作者的寓意，也可以誤解作者寄寓的判斷，但不能掩蓋或取消文本中的思想交流。無論這種思想主旨是作者明確炫示，還是受文化霸權操控無意識流露，它都是一種客觀文化存在。塞爾登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語言文本觀與話語文本觀的這一分歧：“試圖建立‘科學的’文學結構主義并沒有產生印象深刻的成果。不僅是文本，而且連作者都被勾銷掉了，因為結構主義把實際作品和創作者都置于括號中了，以便把真正的研究對象———體系———孤立出來。
在傳統的浪漫主義思想中，作者是先于作品存在的一個思考的、經受痛苦的存在，他的經歷給作品提供了營養；作者是文本的本源、創造者、祖先。但在結構主義者看來，作品并沒有本源。每一個個別的言說都有語言在先：這就是說，每一個文本都是由‘已經寫過’的東西構成的?！?/p>
話語文本觀就是要恢復已被結構主義等形式研究所忽視的作者及其身份，還原作品的生命與人學品質。
第二，突出讀者的參與意識。話語文本理論不是有關讀者的理論，而是強調文本構成的動態性、對話性和生成性。
對于文學批評或文學解讀而言，話語文本理論就不僅是研究文本語言結構，而是更多關注文本意義及其生產過程，讀者因素自然得以突出。
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由于文學語言具有寓言性，文學結構具有不穩定性，而每一次批評與解讀又都需要闡釋其相對統一的意義，這就決定了批評家或讀者主體參與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說，批評主體的理解與文化視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批評的旨趣和深度。
第二，由于文學文本是一種話語存在，而話語又是一種表意實踐形式，這意味著其中隱含著多種文化因子。文本批評或解讀不僅要還原作者的意圖，分析作者意圖通過何種方式如何加以傳達，還要以批評主體旨趣為視角對文本進行價值評判。當然科學的話語批評還要探討文本如此創作背后的文化邏輯。需要說明的是，讀者參與意識的增強還與20 世紀 60 年代興起的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的提倡有關，也與后現代語境中多元文化觀念的盛行相一致，是多種合力作用的結果。
第三，關注文本與社會的互動。如果說語言客體文本理論將文本視為封閉的語言體系，探究科學的文本層次與秩序；那么，話語文本理論則視文本為開放的體系，與社會文化糾纏著割不斷的聯系，并且著意研究這種關系的形成與運行機制。從話語文本理論的形態來看，巴赫金主要探討了文學話語的對話性本質及其與意識形態的互動關系，側重話語的本質與內涵研究。
?？聞t從知識形成的微觀視角考察話語生產的運行機制和內在文化邏輯，指出權利無處不在地影響話語與真理的確定，“認識型”和“檔案”以認知無意識的形式制約著具體話語判斷的形成。同時，他還論述了話語形成的外部控制方式、內在制約手段、話語使用條件和話語反控制策略等，可以說是話語邏輯學、知識學。
哈貝馬斯則站在社會批判立場，分析了工具理性對詩意生活世界的破壞，指出了強化個體語言資質、優化理想的言談語境、重建交往理性話語的重要意義，可以說是話語的普遍語用學理論。
上述三種理論都站在文化哲學高度，從不同視角探究了話語與社會生活的互動關系，論證了話語作為一種表意實踐活動的文化屬性。
第四，推進了多種話語理論迅猛發展。
話語理論對文學研究帶來了全方位的影響，導致了文學批評范式的轉型；就文本詩學而言，引發了由語言客體文本觀到話語生產文本觀的轉變。
從方法論角度來看，話語文本理論打破封閉語言體系，視文本為開放的、與社會文化具有互動關系的語言存在，認為文本是一個意識形態斗爭和爭奪的場所，集中精力研究文本與權利等文化因素相互影響。其中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語言狂歡理論、話語意識形態生產理論，洛特曼的文化符號學理論，伊格爾頓的審美意識形態生產理論，詹姆遜的“泛”文本理論，都具有方法論意義，從方法論高度指導了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
與此同時，在各個不同的文學研究領域話語理論也取得了矚目成就，推進了文藝批評的繁榮與發展。后殖民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是這方面的代表。
后殖民主義理論認為西方霸權主義以自己偏見為核心塑造了想象中的“東方”，創建了“東方學”。因此，西方學界對東方的理解中存在著文化霸權，是強勢文化輸出的必然結果。西方文學中關于東方的描寫乃至西方關于東方文學的批評中都有強權意識。后殖民主義文學理論就是要揭示文學話語和文學批評話語中隱含的強權及其運行機制，反對西方中心主義，提升東方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認同感。賽義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作為東方族裔的西方學者以自己的切身體驗為基礎構建了后殖民主義話語理論。
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認為傳統社會是男權中心主義社會，男權意識滲透到生活中所有方面，女性沒有自主意識，女性的“瘋癲”與“美德”都是男權形塑的結果。
因此，無論是男性作家還是女性作家的文學創作中女性形象都受男權中心主義的制約，不是真實的女性。女權主義文學理論呼吁顛覆男權中心主義，提倡“身體寫作”，以女性身體的真實感覺書寫真實的女性人物，發出女性自己的聲音。
而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則要揭示以往文本中男權意識的無意識浸透及運行方略，構建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話語。女權主義話語理論的代表波伏娃、西蘇、巴特勒、伊利格瑞等都是女性批評家，其理論構建都以切身生活體驗為基礎，同時又受席卷西方的女權主義文化運動影響。新歷史主義認為歷史以文本形式存在，歷史事實的唯一性決定了后人對歷史的理解只能通過文本文獻加以把握，而無論多么客觀的文獻都已包含了編纂者的篩選，所以沒有客觀的“歷史”。
而文學特別是有關歷史的文學書寫更是一種創造。
這樣，文學書寫和歷史文獻書寫之間就具有互文關系，并且都具有文學性。因此，從歷史學視角研究文學，不需要拘泥于歷史事實探討文學的真實性，因為歷史事實也是人為的選擇與書寫。文學的歷史學研究應該關注的是文學話語如何創造了歷史，或者何種權利導致了只能如此書寫歷史。文學研究還應該注意探討歷史書寫中權利滲透及“抑制”關系，將文學場中權利的爭奪邏輯與程序顯示出來。文學研究更應該重視“野史”或斷裂的歷史片段，也許它們更能顯示歷史的真實面目，甚至“野史”還能促使批評家對文本做出更新的闡釋。
美國學者海登·懷特、格林布拉特等構建的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話語理論揭示了文本與歷史不一般的互動關系。從語言到話語的文本詩學研究方法轉型是多種合力綜合作用的結果，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它對20 世紀中后期文學研究影響巨大，不僅帶來了開放的文本觀，而且還醞釀了本世紀初席卷世界的文學文化研究，貢獻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