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到學科研究領域最需要面對的不是知識的方面,而是問題意識。說出這樣一個觀點的依據在于,每當面臨學生對于文學研究的困惑,學生首先想到的是困惑源于知識的匱乏,而教師往往也是針對學生們的匱乏感,提出相關的參考資料。其實,學生的困惑往往不是想到了一個具體問題、產生了某個針對具體問題的困惑,而是面對著一個陌生的領域,各種信息紛至沓來,對該領域的事物、事情的描述和解釋,有些是切入角度不同,有些甚至根本就是觀點相左。在這種情況下,學生感到茫然失措。在這種情形下,學生急切地希望教師給出一個權威性的引導,而教師也往往以為學生們就是需要這樣的點撥。
其實這是一個誤認!人文學科沒有一套自然科學的公式,不能采用完全共同的方式來面對學科中的問題,所以不同的學者在面對基本相同的問題時,出現意見分歧是很自然的,在面對觀點差異的時候,引導者應該是分析這些導致不同觀點的原因,或者是視點、立場、方法、學科范式,等等,也分析各種觀點可能的偏頗,而不是告知學生們一種標準答案式的解答。所以,至少對于文學研究這樣一種人文知識的領域,尋找問題就是尋求一套進入學科門徑的思路。如果說自然科學領域的學習主要是掌握計算工具,那么人文學科則主要是建立學科中的問題意識。
一、文學研究中的實則文學之外的問題
文學研究已經是一門專門化的學科。在目前高校的學科建制中,分置了中國語言文學和外國語言文學兩大類直接關涉文學的一級學科,及其下自有一系列的二級學科。在這樣一種體系化、體制化了的學科設置背景下,文學研究有明確的研究對象和已經相對成型的研究方法,因此,文學研究就應該是對于文學的研究。如果說文學研究真正所關注的并非文學而是文學之外的某個對象,那么這就有些匪夷所思。
其實,問題并不在于文學研究的經驗對象本身是不是文學,而是在于文學是人為的產物,它的產生就是某個寫作者寫就的,而對于它的文學身份的認定也是人制定的,并不能是物理、化學的研究對象那樣,可以有一個能夠指認,甚至可以通過儀器儀表等超越人的主觀性的檢測工具來加以把握的對象。希利斯·米勒說:“現代意義上的文學開始于 17 世紀末,按《牛津英語詞典》,‘文學’一詞在我們現代意義上的使用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只包括詩歌、戲劇、小說,這是更加晚近的?！?/p>
這一說明非常重要,即我們今天所謂的文學,無論外延還是內涵都不同于古代時期,而且今天的文學的那一套規定性,完全可能在未來的時期受到根本性的改動!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與文學的觀念,都只是一個歷史的見證,也許有些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想在以后的若干時代也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贊頌,但是后來者是站在另外一個立場,從另外一個角度進行了新的解讀。
在“文學”的共名下,可以有實際上不同的內涵。譬如可以有巫術作用的,儺戲儺舞是巫術性質的藝術,如果有文學涉足其中,那也就沾染了巫術氣息。文學也可以是政治角度的,柏拉圖關于文藝的存廢問題的立場就基于政治考量,而現代以來所謂“國際歌”,是國際工人階級運動中各個互不相識的同志之間的通行證,它相當于一種政治身份的標記。文學也可以是宗教意味的,中國古代就有詩教、樂教、象教之說,而西方中世紀簡直就是把文藝當成了它的婢女。
文學在康德的理論系統中代表了人性中對于純美的追求,就如同人對于真實和道德的需求一致,真善美構成了人的精神內涵的不同方面,康德的思想除了具有哲學思考意義的深度以外,也代表了文藝復興以后,知識分子欲圖在話語層次構建一個超越社會權力系統的訴求。
而并沒有多少思想家倡導,也沒有社會統治權力的推動,文學在今天扮演了“商品”的角色,一般商品的廣告宣傳、包裝乃至商品的時尚潮流等等,在文學領域也是一一呈現,它一般引起人們的注意是對于文學政治因素的淡化,其實它的更深層次的影響倒是對康德意義的文學的精神訴求的消解。在文學可以有多方面的特性的同時,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實際上也是處于一種糾纏的狀態,按照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對于文學的基本界定,文學的特點在于想象性,即一般的語言表達,著重于對于實有的狀態進行描述、評價或陳述,而文學所提供的東西,可能并不是實際存有的。那么,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之《師說》,它可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經典范文,作為論說文,它和想象沒有什么關聯,而它就是唐代文學的代表之一!西漢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就其本身的性質是史著,歷史著作以嚴格寫實作為基本要求,可是《史記》也被稱為“無韻之離騷”,將之喻為文學典范,那么我們可以看到《史記》中的一些描寫必然是想象的,如項羽與虞姬的“霸王別姬”的人物對話,即使在場的當事人也都已經離世,任何細節的重現都只能是寫作時的想象。
如果單言文學的變化,多少還可以接受,畢竟世界上充滿了變化,變化作為一種常態已經成為我們看待世界的基本認知,可是這里的文學的變化已經不是文學自身如何發生改變的問題,而是多年來人們所以為的文學作為文學所經歷的基本路徑的改變,也就是說以前認為文學不同于非文學的方面,文學賴以標志著自身獨特性的方面,現在顯得模糊了。麥克盧漢曾預言“:總有一天,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將要發現,我們時代的廣告是日常生活最豐富、最忠實的反映,它們對一切活動領域的反映超過了過去的一切時代?！?/p>
丹尼爾·貝爾則提出“,在當代社會,汽車、電影和無線電本是技術上的發明。而廣告術、一次性丟棄商品和信用賒買才是社會學上的創新”。麥克盧漢和丹尼爾·貝爾這兩位在當代文化研究領域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學者都提及廣告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雖然他們并沒有說廣告和文學的直接的關系,但是廣告既然已經是全方位的介入到當代生活,而文學是所謂的人學,也是全方位的描寫人的生活,因此在這里兩者的交集就是必然的。在這種交集中,廣告已經成為現代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而文學則日益邊緣化,在此過程中,文學難說對廣告產生什么影響,可是廣告或者廣告所裹挾著的一套文化生產的機制則對文學有深遠的影響。我們固然可以說文學修辭對廣告宣傳的重要意義,那么我們反躬自省,文學是否應該從廣告的策劃、廣告的運行、廣告的形象包裝等方面來看到對文學的深遠影響呢?在當今,純粹文學的成就很難通過文學的固有尺度來達成,譬如小說如果只是以文字的方式來傳達,往往在受眾中的影響就有限,而改編為影視作品基本上才具有造成廣泛影響的可能,這里影視的動作和畫面表達是增強影響力的直接原因,而并非語言藝術的影視對于文學作品的影響力的影響,可能從廣告角度來看待就有所裨益。廣告的力量并不是它所宣稱的內容得到了消費者信服,而是它的反復表達,給人們的心理打下烙印;或者,它也力圖在商品促銷中喚起人們的無意識,在廣告的宣傳中往往自覺地運用到了心理學研究的成果,它不是一般的說服人采納它的購物邀請,而是通過宣傳手段把商品信息植入到人的心理!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學的影響力達成是不是也得要有所變革跟進,即不是一般所強調的思想性藝術性的提高,而是文學中的東西要吻合于受眾的文化的心理的需求。假如這樣來考慮文學問題,那么出發點是文學,可是所關注的已經不是通常理解的文學自身的問題。
文學研究的問題實際上并沒有一個具體的可以指認的邊界。關鍵的不是邊界的劃分,而是研究所圍繞的核心,只要所探求的是從不同側面圍繞著這一中心的剖析、審視,那么在學理角度看都是可以的。
二、文學研究中的問題與問題簇
文學研究中的問題和如何提問有關。事實上,如何提問以形成學科的問題域、問題意識,這是形成學科、學派的重要標志。在浪漫主義文學思潮中,認為作者在他的作品可以充當全能的上帝,作者的所思所感都可以盡情地在作品中不加掩飾地表露,這與在此之前的古典主義文學觀認為作者應該要克制自己的個人意識的思想完全不同。也由于作者就是作品中的全知全能,研究文學也就只是需要研究作者如何思考如何表達的就可以了,如果還需要結合到時代、社會的一些方面的話,那也是因為它們對作者產生了影響,屬于作家研究中的時代、社會的背景,算是附加的成分。在浪漫主義文學觀中,根本不會考慮文學的出版、發行、傳播、接受等方面的問題。作為對比,浪漫主義之前的古典主義的文學觀,只是強調作者應該遵循社會規范下的理性,而對于文學創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的感情方面,則要求納入到理性可以控制的范圍,在情感的取向上要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標準,在情感強度上要設限,需要不至于讓人頭腦發熱。古典主義文學觀把文學看成了直接的思想 - 表達的關系,這種文學觀不可能把后來的精神分析批評中的無意識的概念納入到自己的研究視野,不是說當時的認識還沒有到這一段,而是它根本就不見容于古典主義關于理性作為文學核心的理路。
因此,在文學研究中,一個問題能否被提出、從什么角度提出,提出它的理論的期待等等方面是相互聯系的。因此,霍爾對于文化的組織功能說:“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似乎被劃分為各個話語領地,等級分明地組合進主導的或選中的意義?！边@些被述說的材料不是以其本來的面貌呈現,而是按照敘述者的設想來表達的“,這些事件必須首先安排進各自話語的領地才可以說‘具有意義’?！L制’這張事件的圖表的最普通的方式就是把新事件安排進現存的‘問題重重的社會現實圖表’的某個領地”。這里霍爾是以圖表作為說明的對象,一般來講,圖表是客觀材料的展示,它是在材料實際狀況的基礎上,再根據人的需要來加以表現。所以圖表的例子很能體現對象特征基礎上的問題關注點。
論者想以圖表中的地圖作為一個例證來表明我的觀點。在各種圖表中,框架結構的圖表相對說來還有比較強的主觀性,因為那種列表可以選擇性地列出一些方面,忽略另外一些方面的指標,就是說有一個提取列表因子的問題;而地圖則不同,地圖所列地雖然也可以有水文、高程、礦產分布等多個不同方面,但是至少地形地貌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它的準確性有客觀的、可以量化的指標。即使如此,在地圖中也有人文心理的投射。在清朝乾隆時期,歐洲人繪制的亞洲地圖印制出來了,而大清的依據古代方法繪制的地圖則顯示出錯訛較多,尤其是地圖的面積方面,圖中的大小比例與現實的地理狀況相比就失真,這樣在測算距離的時候也就難以精準。在這種對比下,應該說歐洲人根據新的地理測量方法繪制的地圖應該得到采納才合乎道理,可是大清的亞洲地圖采取了一種折中方法,即一部分采納了新的地圖的圖形,而對于日本的地圖,則仍然基本沿用舊法,這樣就使得日本的面積顯得比較大,大體上有大清面積的十分之一。這樣一種地圖表達出了清朝的一種心理,即日本相對于周邊的越南等地還是更強大,不宜等閑視之為“蕞爾小國”,地圖上的國土面積成為國力狀況的形象化的體現。應該體現客觀性的圖表,其實也可以附加并非客觀性的認定。
至于在地圖上地面的標注就更有主觀意圖。諸在如定西、安西一類就是征服的標志,綏遠、懷化、迪化一類也有近似的色彩,只不過湖南懷化在今天已經是腹地,大體上是久遠年代時的殘留痕跡。這些類別的地名在各國有不同情況的顯現。在外國地名翻譯上,則情感化的痕跡是可以看到的。如?？滤f“:在任何社會中,話語的產生既是被控制的、受選擇的、受組織的,又是根據一些秩序再分配的,其作用是防止它的權力和它的危險,把握不可測的事件?！?/p>
誠哉斯言。假如連地名的譯名這種本來應該是中性的稱謂也都可以染上情感好惡色彩,那么,我們怎么能夠期望在人文領域的研究中可以做到完全中立的態度呢?這里的關鍵就在于,由于有著某些自覺的乃至于不自覺的主觀態度的參與,就可能使得研究視野中的問題思考的方向發生改變!
在愛克曼輯錄的歌德關于《浮士德》的創作談中說:“對于詩人來說,他所要表達的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他運用一位有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時只把它作為一根線索,在這上面他愛串上什么就串上什么?！?/p>
這里就是涉及到題材和主題之間的關系,同樣的題材在不同的表達系統可以體現出不同的主題,而反之某一主題的表達,也可能采用不同的題材。作家創作對于題材的把握不只是寫什么而更在于如何來寫,從哪一個角度來寫,這個道理同樣也是適用于文學研究中的對于給定的文學的理解和思考,而且事實上研究中往往并不是給定一組材料,而是研究者自己選取他認為合適的材料,在研究過程中不只是主體對客體的關注,而且還包含了傾向。其中關注的一面是自覺的,而傾向的一面有可能并不自覺,當傾向的一面滲透到關注領域的時候,往往以為這種關注是理所當然,其實它有可能包含了的更多的成分是傾向性的內容而非認知性的元素。
這種思維中受到干擾的情況也可以見于我們的生活中。譬如“,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說,他們不喜歡巴解組織———那是敘利亞的立場———但是在埃及,巴勒斯坦人每六個月就得重新申請居留權;在突尼斯,巴勒斯坦人即使有美國護照也不許入境”。由于歷史上的阿以沖突,尤其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巴以沖突,巴解組織作為與以色列的沖突方,當幾乎所有的阿拉伯國家都處于和以色列敵對狀態的情況下,巴解組織作為與以色列斗爭最前線的力量,按理應該獲得其他阿拉伯政權的支持,可是實際的情況并非如此!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沖突很大程度上和宗教理念的對立有關,而在同屬阿拉伯世界的各方,則即使排除具體的教派分歧,也有現實中的利害的計較。阿以對立中形成的同盟關系,并不能直接紓解它們之間各自的利益沖突。在數學中,有著諸如結合交換律、關系傳遞律等化復雜為簡單的基本律則,如三加二等于二加三,前后關系可以互換;x 大于 y,y 大于 z,則 x 大于 z,關系傳遞到了下一步,數學上的這種推導之所以不能沿用到現實關系,就在于數學所列的只是單一性質的狀況,而現實中的關系往往是復雜的,關系交錯的,在一個問題呈現某一狀況時,同時也可能包含了另外的在數學那種的理想狀態下根本就不予考慮的相反因素,因此,就不能建立一種普適性的、通用的規則、定律一類的把握工具。就是說,在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面對問題時往往采取導入公式的運算,簡單的問題采用簡單的公式,復雜問題則采用復雜的公式,有時這些公式涉及到很精深、艱澀的數學,并且運算過程還需要大型計算機參與;而在文學研究等人文領域,則研究中不是這種情況,它根本就無從建立一套數學模型來加以演算,只能是采取分析的態度來進行思考。
文學研究乃至更大范圍的人文學術的研究,難以進行定律、公式形式的探究,一般是從對象的特性來加以闡明,這其實是一種誤認。真正關鍵的是如何確立研究的范式。同樣面對星空,星相學是從某一套哲學的、宗教的原理出發,對于星象或宇宙本原加以闡釋,它可以拿出一整套的無法驗證也無法證偽的理論系統;而在作為現代天文學的天體物理學,則每種假說都是在儀器觀察作為材料,再進行數學推導來的。不同觀點的相互辯駁幾乎就是在公式的演算之中進行。在這里,面對的都是天文現象,不同的在于對其基本的把握方式有根本差異。
三、文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和問題的解答
文學研究的復雜性是可以肯定的,不過這種復雜性主要不是因為文學如何復雜,而是因為文學是人為設定的概念,文學研究也是認為確定的范圍和框架,文學研究很大程度上不是研究作為客觀對象的文學如何,而是要表明什么東西是需要去思考,然后說明思考的方面、思考的結果,在這些關于思考的說明中,包含了主觀情緒和立場,因此也就有對這些背景關系的合法性的證明或者部分的隱蔽,秘而不宣,在文學的言說中有著沒有加以言說的文學之外的背景性內容。
然后,在這樣的基礎上還有著方法論角度所致的視角、視野,不同地面對文學的方式,哪怕是面對的對象同一,也會看到不同的文學的狀貌。丹尼爾·貝爾提出“,許多社會科學的大師們都在它們的論述中含蓄地運用了中軸原理或中軸結構的思想?！凇睹绹拿裰鳌穃\(引者注:托克維爾著\\)一書中,平等是說明美國社會中民主思想傳播的中軸原理。對于馬克斯·韋伯來說,合理化過程是理解西方世界從傳統社會變為現代社會的中軸原理:合理的統計,合理的技術,合理的經濟道德,以及生活態度的合理化。對于馬克思來說,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的中軸原理,而公司企業則是它的中軸結構。對雷蒙德·阿倫來說,機械技術是工業社會的中軸原理,而工廠則是它的中軸結構?！?/p>
就是說,面對資本主義這一歷史上新的社會形態,思想家們用了不同的思考框架來加以界定,進一步也就有對于所思考的對象的不同的思考和結論。
對于文學研究來說,把不同的文學研究者聚集在一起的一個動力是建構文學的秩序,即文學有若干不同個性、不同風格的作家們所創作,各自的美學追求和思想傾向都會有出入,語言能力和語言特點也各不相同,在思考文學的時候,是把這些不同個體置于頭腦中虛擬的整體中來把握的,因此也就是在整體秩序中來闡明所論對象的特點,并且考慮它在文學系列中的地位等方面。在研究中,理論上可以把所有的文學作品都納入到研究中來加以言說,這就是研究體現的包容性;同時也需要把其中的佼佼者單列出來,作為文學的標桿。兩個方面其實是有很大矛盾的:前一方面是著眼于文學共性,后一方面則是要慧眼指陳優秀作品的突出特點,它是一般作品中鮮見的特質。因此,文學研究體現了一種矛盾的情形,往往研究的重要性和研究對象的重要性相關,也就是說,文學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往往是針對經典性質的作品作家,可是如果僅是這樣的話,文學研究的范圍就比我們現在所見的范圍狹窄得多,事實上,文學研究可能涵蓋的范圍包括研究者自己也認為并非經典的類別。這里除了有一些是批評家作為反面對象提出,以對比經典作品的偉大,更多地還是作為系統建構的材料而提出的對象。如一位美國的學者指出的,“文學的連續性對其偉大來說是實質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二流作家的作用就是保持這種連續性,提供一批子孫后代不一定閱讀的作品,但所起的重要作用卻是形成那些不斷被閱讀的作家之間的聯系”。這種情況有點類似于幾何證明中的輔助線,輔助線并非構圖的一部分,也不是證明過程完成之后還需要保留的東西,而是為了方便思考而進行的一種輔助工作,一旦證明完成它的使命也就結束,可以抹去。這里文學研究的“抹去”不是簡單地將它銷毀,而是在一般的文學批評和閱讀鑒賞中可以不予提及。
在文學研究中的對于作品秩序的建構,是整個文學秩序建構的一環。作為一種建構,也就是說在面對材料的過程中,也有對于材料的言說,是材料和對材料的闡釋一起進入到文學研究的視野,文學材料成為佐證文學研究觀點的工具,而作為材料的那些作品,在當初作者創作時是否這樣考慮的一般就不去追究。
所以艾略特提出“,我們在稱贊一個詩人時,往往只著眼于他的作品中與別人最不同的諸方面?！粗?如果我們不抱這種偏見來研究一個詩人,我們就往往可以發現,在他的作品中,不僅其最優秀的部分而且其最獨特的部分,都可能是已故的詩人,他的先輩們所強烈顯出其永垂不朽的部分。我指的不是易受影響的青年期,而是指完全成熟的時期”。艾略特所說的情況,其實就是現代以來的文學版權制度要求文學的原創性,雖然不能要求作品的所有方面都是作者自己獨創,但是至少要有某一方面顯示出不同于他人而且有價值的特點,于是文學批評就在獨創性方面下了功夫,甚至是嚴重的拔高所謂的獨創性。這種情形其實在古代并不多見,古代的文學批評比較傾向于發掘出新作對經典作品的傳承。因此,在古代的批評和艾略特所說的現代批評之間,就有一個很大的學科建構方面的差異。假如有同樣的作品進入到這樣的不同建構中,就會將其染上不同的色彩。文學研究在這一過程中,就有些類似于顯微鏡的切片觀察,切片事先經過染色處理。
應該說,文學研究的問題意識把文學研究帶入到考察的視野中,有了這種問題意識才有思考文學的切入點和思考深度,缺乏問題意識則就會只是在文學的外圍做出一些淺層次的掃描,或印象式的發表觀感。
不過,也需要警惕行為所致的后果可能具有兩面性。斯金納說文學的研究中,“一個最大的危險在于時代誤置\\(anachronism\\),我們發現某一位作者持有某種觀點,而實際上他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意圖,只是碰巧使用了類似的術語”。在這種情形下,其實就是后代從前代作品中看到了自己所要表達的東西,而這種“看到”經常并不是直接體驗到,而是由作品展開的聯想才形成的?！霸葡胍律鸦ㄏ肴荨弊鳛橐环N文學聯想是具有審美價值的,它的可貴在深層次上恰好就在于云和花并沒有所謂的“想”的動作,這種修辭的擬人化使得人們在觀看無生命的對象的時候,可以產生生命的聯想,拓寬了看待對象的視野,也由此體驗到了別一種情趣。而在文學研究的思維中,則就有另外的評價尺度,就是說,如果是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學自身具有的東西,就需要研究加以發現,如果是研究對象本身并不具備的方面,諸如上文云和花所謂的“想”,就不宜作為研討的事情,除非是探討創作與閱讀中人對這種問題的關注。而在創作和閱讀中有所謂的對象的“想”的情況下,這種擬人化的動作就已經是一個存在了,即一種心理的實際存在。
在文學研究中,問題的提出和對問題的解答是相關的,但是也可以說有時其實并不完全就是要求得到解答,提出問題其實是一種思考的方式和方向,所謂解答不過是為思考提供一個具體支點,如果解答使得問題的思路就完全堵死了,那么這種解答的意義就值得懷疑,或者反過來是檢驗出了提問的方式、方法有一些瑕疵。最初的文學研究是要追問文學作品體現了作者何種意謂,由此引發出文學創作的有關研究,接著有文學讀者應該從作品中讀出什么,于是有了文學批評的相關研究,接下來還可以有各種不同角度對于文學的思考,在此過程中最終的答案是沒有的,而且答案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而是尋求答案的過程是文學思考的一步步地展開,很大程度上這才是學術角度上的文學研究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