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胡小明先生等學者的積極倡導下，體育人類學研究日漸成為我國體育學術界一個重點研究領域，從事體育人類學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多，也出現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這其中也有不少學者積極地將國外體育人類學研究介紹到國內，胡小明[1]、聶嘯虎[4]等學者先后多次介紹了國外體育人類學的研究進展，但對近20余年來的國外體育人類學研究的新動態、新趨勢涉及較少，專門介紹體育人類學研究較好的某個國家（地區）的成果更是不多見。作為人類學學科發展最為成熟的國家，美國的體育人類學研究值得我們認真梳理。本文試圖回顧百余年來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的歷史演進，重點梳理近20余年來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在理論范式、研究對象、研究議題、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等方面所呈現的新趨勢，分析當前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所面臨的困境，希望能對中國體育人類學研究有所助益。

1研究方法

1.1文獻資料研究

2015-2016年在美國波士頓大學訪學期間，分別在哈佛大學圖書館和波士頓大學圖書館主頁的搜索引擎中以Sport和Anthropology等為主題詞檢索了有關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的學術論文、學位論文和學術專著等。學術論文主要是從Jstor、Ebsco、Sage、Elsevier、Tandfonline等數據庫以及美國人類學學會下屬的AnthroSource數據庫和美國人類學學會官方網站查閱；學位論文主要是從Proquest學位論文數據庫中查閱；學術專著一方面是從哈佛大學圖書館和波士頓大學圖書館借閱館藏文獻，另一方面，也從ProjectMuse數據庫中查閱相關學術專著（電子書）。

1.2訪談

通過面對面或電子郵件等方式訪談了美國人類學界的部分專家和學者，主要有波士頓大學人類學系的魏樂博（RobertWeller）教授、密蘇里大學圣路易分校的包蘇珊（SusanBrownell）教授、哈佛大學和波士頓大學的部分人類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利用參加美國人類學學術會議的機會訪談了來自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康奈爾大學等高校人類學系的專家。

2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的歷史進程

體育人類學研究始于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dwardTylor）。1889年，以庫林（StevenCulin）發表的《ChineseGamewithDice》[28]為代表，標志著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的開端。本文依據1980年代學界對人類學的反思及后現代思潮的興起為依據，以1988年漢城奧運會為標志，將美國體育人類學大致分為19世紀末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單線現代化研究范式階段”和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后現代化研究范式階段”.

2.119世紀末至20世紀80年代末：單線現代化研究范式階段

單線現代化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面對人類社會發展提出的一種看法，認為人類社會發展都遵循著同樣的軌跡，經歷同樣的階段，邁向同樣的目標，目前各個社會的差異只是在同樣一條進化的道路上所站的位置不同?？傮w來看，19世紀末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是以單線現代化研究范式為主要特征，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119世紀末到1904年：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的開端

這一時期是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的開端，發生在19世紀末美國工業化發展、殖民探險和侵略擴張的大背景下。因為這一時期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的理論框架的邏輯起點主要是在進化論之上，所以，其研究是以收集整理土著部落、落后社會的體育活動為主，力圖在這些所謂的落后、野蠻民族消失之前記錄他們的體育和游戲以及他們在其中的行為等，如穆尼（JamesMooney）對切諾基人（Cherokee）壁球（RacketBall）進行的整理[72],庫林對東方擲骰子游戲進行的收集整理[29].這其中美洲土著人的體育和游戲受到了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者的特別注意，如對美索美洲人（Mesoamerican）球類活動、塔拉烏馬拉人（Tarahu-mara）的賽跑等，并首次對北美225個土著部落的體育活動進行了分類和整理。在研究方法上，盡管也有個別學者如庫林、穆尼等進行了一些訪談和實地考察，但是這一時期的研究方法仍然主要是對一些二手的田野資料的整理加上自己的想象加工。

總體上，這一時期的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較注重資料的羅列，忽視了學術的嚴謹性。庫林在其研究中就不太注意基本理論問題的推敲，以至于他的一些觀點，如他堅持認為是美洲土著人的游戲傳播到亞洲的觀點，受到后人的詬病。這一時期也沒有嘗試進行理論歸納，未能夠提煉歸納出一些可供后來的體育人類學研究利用的理論框架[15].從理論工具來看，也比較單一，主要是進化論和傳播論為主，認為西方文明是人類社會最高的文明階段。

2.1.21904年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結構功能主義取向

1904年奧運會期間，美國人類學學會的首任主席、進化論者麥克基（W.J.McGee）將土著人的體育活動與現代人的體育競賽活動同時展出，即所謂的“人類學日”.這對美國人類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標志性事件就是麥克基引咎辭職，其“老對手”博厄斯（FranzBoas）開始擔任美國人類學學會主席。從此，進化論開始逐漸被博厄斯所代表的文化相對主義觀念和布朗（AlfredRadcliffeBrown）、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等開創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所取代。

興起于20世紀上半葉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范式認為，從進化論的視角對某種習俗或制度按時間先后的順序來進行追根溯源，這并不能對其做出有效的解釋，對于它們的解釋必須依據它們與其他我們能夠在此時此刻進行研究的習俗制度是如何適應和發揮作用的。這種理論范式的轉換開始于方法論上的轉變，人類學家從此開始致力于田野調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應運而生，成為20世紀人類學的支柱和標志。民族志方法使人類學成為一門社會科學，并在這一時期的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

1931年，馬林諾夫斯基的學生弗斯（RaymondFirth）采用民族志方法對蒂科皮亞人（Tikopia）的標槍比賽進行了研究，認為標槍比賽與當地經濟、審美、宗教等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緊密相連，從結構功能主義理論的角度探討了標槍比賽與當地的社會組織和宗教信仰之間的互動關系[41].1933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萊塞（AlexanderLess-er）的《波尼人的鬼舞手游戲：一項文化變遷的研究》[63]一書，書中分析了HandGame游戲在當地的文化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被認為是20世紀一本比較重要的體育人類學研究著作。一些非人類學界的學者也做了有關體育人類學研究，如來自體育學界的鄧拉普（HelenDunlap）對薩摩亞社會中游戲、體育、舞蹈及其他朝氣蓬勃的活動的功能進行了闡述[35],美國民俗學家布魯斯特（PaulBrewster）對體育與游戲的功能及重要性進行了闡述[20].

2.1.3第二世界大戰后至20世紀80年代：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的初春

如果說二戰以前的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是一股涓涓細流的話，那么，二戰后至1980年代末的美國體育人類學研究就像是復蘇的春天一樣開始顯露出朝氣，在人類學下屬的4個研究領域中都有與體育人類學有關的成果相繼發表。

2.1.3.1在體質人類學、考古人類學及語言人類學領域的體現

在體質人類學領域，開始將體質人類學家發展出來的體質測量技術應用于運動員身上，以尋求運動員身體機能類型與特定的運動技能的關聯，從而應用到運動員選材中[62].同時，受體質人類學的影響，美國體育人類學學者也開始嘗試研究靈長類動物的玩耍（Play）活動，進而探索這類活動對人類體質和身體機能可能會產生的影響，費根（RobertFagen）1981年在這方面進行了研究嘗試[39].

在考古人類學領域，有學者探討了史前人類的體育活動對其社會生活的影響，并與其他地區的同時期的體育考古發現進行對比。施羅德（AlbertSchroeder）[90]將位于亞利桑那州的橡膠球場遺址與在中美洲的美索美洲人的球場遺址進行比較，試圖尋求兩者之間在文化演進過程中的某種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