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會話是言語交際的基本形式，也是語用學和會話分析共同關注的對象。在語言學領域，會話分析經常被劃入語用學[1]、社會語言學[2]或語篇分析[3]的范疇。在很多經典語用學著作[4 -6]中，會話分析都與指示語（ deixis） 、會話含意（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預設（ presupposition） 、言語行為（ speech act） 、禮貌（ politeness） 等并列作為其中的一部分內容，會話分析被看作對“會話”結構的一種語用分析。然而，一些學者[7]認為，會話分析是人類方法學的一個分支，與語用學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內容、視角和方法，因此不應歸入語用學，而應將其看作是一種獨立的、專門研究語言使用或會話的社會學方法。盡管學者們對語用學與會話分析之間的關系持不同觀點，卻從未對二者之間的差異進行過詳細討論和系統研究。本文從學科基礎、研究內容、研究視角和目標、研究方法和語料以及語境觀五個方面，比較、區分了語用學與會話分析，旨在呈現出一幅有關語用學與會話分析的更全面的圖景，使有關人士對二者的差異有更深刻的了解。
二 學科基礎
語用學和會話分析都研究具體的言語交際活動，但在研究內容、視角和方法等方面有很大差別，其根源在于二者有不同的學科基礎。語用學有著深厚的哲學淵源，而會話分析繼承了人類方法學及社會學的傳統。
語用學的誕生具有一定的社會學和認知心理學基礎[8],但根本上來源于哲學對語言的研究。語用學所涉及的語言使用及其影響因素等內容曾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以雄辯術的名義得以論述。20 世紀 30 年代，哲學家把研究重心轉移到人類使用的符號上，出現了哲學的“語言學轉向”（ linguistic turn） ,開啟了哲學領域對語言的研究。Pragmatics這一術語最早出現于美國哲學家莫里斯（ C. Morris,1938） 的著作《符 號 理 論 基 礎》（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ies ofSigns）[9].他提出了研究語言符號的邏輯 - 哲學方法，把符號學研究分為三個分支： 符號關系學（ 句法學） （ syntactic） 、語義學（ semantics） 和語用學（ pragmatics） .符號關系學研究符號與符號之間的形式關系； 語義學研究符號與符號所指對象之間的關系； 語用學研究符號與符號解釋者之間的關系。
后來，莫里斯根據當時的行為主義符號理論，對語用學的定義進行了修正，認為語用學是“符號學的一部分，它在伴隨符號出現的行為活動中考察符號的起源、用法和功能”[10].語用學發展成一門獨立學科主要歸功于哲學家奧斯?。?Austin） 、舍爾（ Searle） 、格萊斯（ Grice） 等西方哲學日常語言學派代表人物對語言的研究。哲學家們早期關注語言邏輯，發現嚴密的形式邏輯不能完全解釋自然語言，這使哲學轉向了語言的實用主義（ pragmatism） 研究。奧斯汀“不滿意語言哲學對所指、意義、陳述的真實和謬誤的傳統研究”[11],提出了言語行為理論（ Speech Act Theory） ,這一理論后來得到舍爾的發展和完善，舍爾的言語行為理論主要反映在《言語行為： 語言哲學論文》（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2]中。此外，格萊斯（ 1975） 在《邏輯與會話》（ Logic and Conversation） 中提出了解釋會話含意的合作原則（ the Cooperation Principle）[13].這些理論為語用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并且成為早期語用學研究的核心理論。語用學的哲學根源不僅影響了語用學的研究視角，而且奠定了語用學研究方法中的思辨和理論概括的傳統。
然而，會話分析是薩克斯（ Harvey Sacks） 和謝格洛夫（ Emanuel A. Schegloff） 在發展了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研究面對面交談的社會學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形成的，其形成還深受美國社會學家加芬克爾（ Harold Garfinkel） 提出的“人類方法學”（ ethonomethodology） 的影響[7].人類方法學是 20世紀 60 年代在美國流行起來的社會學流派，強調社會現象的具體性和社會行為的有序性，主張從分析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入手研究社會行為的意義[14].人類方法學認為社會結1動中。人類方法學的研究任務就是發現人們如何給社會行為和日常生活世界賦予意義以及如何構建社會組織結構。
由于人們（ 包括研究者在內） 都已經對自己日常生活的世界習以為常，要使其中的規律和秩序顯現出來并非易事，為此，人類方法學家們發展了破壞實驗（ breaching experiments） 、變成陌生人（ becoming a stranger or novice） 等一些不同尋常的研究方法[15,16].會話分析繼承了人類方法學的研究傳統，只是把透視社會秩序的切入點聚焦在對日常會話的分析上，因為言談應對（ talk - in - interaction） 是有組織的，不是雜亂無章的[17].Weeks（ 1995） 認為會話分析是“人類方法學的一個分支，關注會話的細節特征以及會話在創造和維持社會秩序方面的作用”[18].
三 研究內容
以會話形式展開的交際活動是語用學與會話分析共同的研究對象，但兩個學科的具體研究內容卻不相同。
在莫里斯提出“語用學”這一概念后，最早將語用學研究的對象具體化的是巴爾 - 系勒爾（ Bar - Hillel）[19].他認為語用學應該研究語言中“I”,“here”,“now”等指示詞語（ indexical expressions） 的用法，因為要知道這些詞語的確切意義，就必須了解使用這些詞語的具體語境。這一見解使語用學研究有所突破，但卻過于局限，因為需要語境幫助來確定意義的不僅是這些指示詞語，還有可能是句子。后來，萊文森（ Levinson,1983） 在《語用學》（ Pragmatics） 一書中比較全面、深入地歸納和論述了語用學研究的幾個基本話題，包括指示語、會話含意、前提、言語行為和會話結構[4].這些專題之所以能成為語用學研究的基本內容，是因為它們都直接或間接地與語境和說話人意圖的推導有關，而語用學正是研究語言使用者如何在具體語境中表達和領會交際意圖的。
80 年代后期，語用學研究發展迅速，不斷涌現出新的理論和觀點，如新格萊斯主義[20][21]、關聯理論[22]、禮貌的語用研究[23][24]、跨文化語用研究[25]等。此外，語用學研究也出現了認知和心理的傾向。
以上這些是英美學派語用學的研究內容。與此不同，歐洲大陸發展起來的語用學研究傾向于從社會、文化等宏觀層面考察語言的具體運用。Verschueren（ 1999） 提出的順應理論（ Adaptation Theory） 認為語用學沒有基本的分析單元，而是從認知、社會、文化等角度對語言各個層面的功能性綜觀[26].語言使用過程實質上就是交際者順應各種語境因素不斷進行語言選擇的過程，對于任何語用現象的描寫和解釋都可以通過語境順應、結構順應、動態順應和順應過程的意識突顯程度（ salience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 四個維度進行綜合分析。
與語用學研究具體的語言使用現象或交際活動的整體過程不同，會話分析側重對會話的規律和模式進行發掘并給予描寫，包括會話的整體結構和局部結構。謝格洛夫和薩克斯（ 1973） 認為，會話分析就是一種精致地、經驗性地、形式化地描述社會行為之細節的自然的觀察性學科[27].赫里蒂奇（ John Heritage） （ 1997） 將會話分析分為兩種： 一種把會話的開展當作一個實體來研究，另一種探討社會機構在交際過程中是如何被處理的[28].Paul ten Have（ 1999） 把前者稱為“純會話分析”（ Pure CA） ,后者稱為“應用會話分析”（ Ap-plied CA）[29].純會話分析的內容主要包括社會行為和序列結構，對此進行研究的工具則包含話輪設計、話輪轉換、會話修正、優先結構等。應用會話分析即對機構性談話的研究，包括機構性談話的參與者如何在詞匯選擇、話輪設計、序列組織、整體結構以及社會認知和社會關系等方面處理社會機構的方方面面，其中最主要的是社會機構賦予交際者的特定的身份和權力。
四 研究視角和目標
語用學和會話分析同樣研究以會話形式展開的交際活動，但研究內容幾乎沒有相通之處，因為二者采用不同的研究視角，具有不同的研究目標。語用學源于哲學中對語言使用本質的探究，試圖從社會、文化、認知、心理等角度對言語交際中的現象或整個交際過程做出合理的語用解釋，其最終目標是透過語言使用規律揭示人腦的語言運作機制； 會話分析繼承了人類方法學試圖揭示人類社會秩序性的傳統，側重從會話的結構和會話常規（ Conversational Practices） 出發，對會話組織的規律和模式進行捕捉和描寫，以便發現會話行為背后人們賦予社會行為意義和構建社會秩序的方法。
語用學是一門研究如何理解和使用語言，如何使語言合適、得體的學問[8].語用學主要對說話人意義及語言使用現象和規律進行動態研究，發現其背后的語用機制，包括交際者如何根據語境選擇合適的語言形式，以及如何通過選擇語言形式和語用策略達到既定的交際目標。無論是英美學派從微觀層面對具體語用現象的解釋，還是歐洲大陸學派從宏觀層面對語言使用過程和本質進行的理論構建，都是對言語交際中交際者使用語言的意圖、動機以及內在機制的探究。
然而，會話分析在對執行特定社會行為的會話結構的模式和規律進行描寫時，反對對交際者的意圖、動機、情緒等進行假設或理論概括（ mind - reading） ,主張從交際者言談應對的細節中發現交際行為背后的影響因素。Paul ten Have 認為“會話分析對現有的有關人類行為，尤其是有關語言使用和言談應對的抽象的、一般的理論持懷疑態度，因為這些通常過于個體化、理想化、簡單化，無法解釋人類行為的復雜性”[29].雖然側重描寫，會話分析也對描寫出來的會話規律進行解釋。語用學主要從認知或文化角度對人們理解話語或做出語言選擇進行語用性質的理論概括[13,22,26],而會話分析進行解釋的證據來源于會話本身，主要是當前話輪之后出現的話輪或序列?！跋乱辉捿喿C明方法（ next - turn proof pro-cedure） ,是會話分析采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它可以保證會話分析試圖說明的會話的規律性是由于會話參與者本身受規則的引導而產生的，而不是僅僅建立在分析者的假設之上”[30].
五 研究方法和語料
根據不同的研究對象和目的，語言研究方法大致可分為三類： 邏輯法、觀察法和實驗法[31].語用學研究整體上可分為兩類： 理論構建和實證研究。理論構建是指對某種語用現象做出假設和闡釋，一般采用邏輯法； 實證研究指通過收集、分析語料，對已經提出的理論假設進行驗證，一般采用觀察法或實驗法，其中觀察法又可分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語用學實證研究中，觀察方法和實驗方法相輔相成，觀察法用于考察現象，發現問題； 實驗法則對發現的問題進行集中、系統的觀察[1].語用學中對語料進行收集的方法也很多，按對調查者的控制程度和語境的自然程度不同，大致可分為直覺法、引發法和實錄法。
直覺法指被調查者根據自己的直覺對所給的語言形式進行語用判斷，具體包括等級劃分（ rating scales） 、配對比較（ paired comparison） 和多項選擇等。引發法指研究者通過某種途徑引發受調查者產生特定的言語行為，具體包括話語完形（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 、角色扮演（ role play） 和面談（ interview） .實錄法是對真實情景中使用的話語進行實錄分析。直覺法和引發法中被研究者的言語行為或多或少都受到干預和控制，相比較而言，實錄法收集到的語料是最自然的。
語用學家們認為各種研究方法沒有優劣之分，重要的是研究者所選的方法要適應其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語用學研究更多應用演繹法，先提出理論假設，再運用上述語料收集方法，對理論假設進行證實或證偽。如關聯理論就是一個基于認知科學提出的對人們理解話語的明說和暗含的認知過程進行解釋的一個認知語用學理論，之后很多研究就是為驗證這一理論而做的實證研究，如 Van de Henst & Sper-ber[32]等的研究。
會話分析本質上就是一種研究方法。Paul ten Have（ 1990） 將會話分析的具體過程分為七步： （ 1） 用錄音或錄像設備錄制日常會話； （ 2） 對所錄制的會話進行轉寫； （ 3） 根據需要選擇要分析的會話片段； （ 4） 利用常識來理解要分析的會話片段； （ 5） 把對會話片段的理解明晰化； （ 6） 為上述分析提供證據支持； （ 7） 通過與其他例子比較證實現有分析[33].從會話分析的研究過程，我們可以看出會話分析是一種經驗（ empirical） 研究。會話分析關注自然發生的言談應對中的細節，而不是通過現有的理論或假設分析、研究已有的語料。研究者首先要觀察、記錄交際者在自然發生的會話中的做法和行為，然后再依據自己日常生活的常識和理性對那些行為進行理解。交際者在會話進行中展示出來的對對方話語和行為的理解，為研究者理解和解釋交際者的行為提供了可靠的證據。此外，研究者還可以通過反復比較研究對所得結論進行證實。
會話分析對語言事實的尊重以及重經驗、重實證的特點從根本上決定了研究語料必須來源于自然發生的會話。會話分析研究者反對使用任何人為控制方法所產生的語料，包括上文提到的語用學研究中通過直覺法和引發法收集的語料。Heritage（ 1984） 指出，使用錄音材料可以彌補和糾正直覺、回憶等語料收集方法的局限性，通過重復、細致地審視錄音材料，研究者可以擴展研究的范圍，增加觀察的準確性[17].會話分析研究應用的是歸納法，通過對發生在自然情景下真實的言語交際的觀察和分析，總結出人們在執行社會行為時的語言使用規律和會話組織結構。
六 語境觀
語用學和會話分析都研究發生在具體情景中的語言使用行為，“語境”也必然成為它們共同的關注點。盡管二者對語境的認識有重合之處，但對語境的處理卻不盡相同。
語用學中對語境的認識大致可分為三類： 語境成分說、語境知識說和心理建構說?！罢Z境成分說”認為語境是從具體情景中抽象出來的對語言活動參與者產生影響、系統地決定話語的形式、合適性和話語意義的一些因素[34].Hymes（ 1972） 認為語境的組成要素包括參與者（ participants） 、話題（ topic） 、背景（ setting） 、交際渠道（ channel） 、語碼（ code） 、信息形式（ message form） 、交際事件（ event） ,等等[35].Vers-chueren（ 1999） 認為“語境成分”（ ingredients of context） 或“語境相關因素”（ contextual correlates） 包括語言使用者（ 發話人和釋話人） 、心智世界、社交世界、物理世界、語言信道和語言語境[26].“語境知識說”認為語境是語言活動參與者所共有的、使聽話人得以理解說話人通過某一話語所表達的意義的背景知識[34].Lyons（ 1977） 在討論話語的合適性時歸納了構成語境的六個方面的知識，即交際者必須知道其在語言活動中所處的地位、語言活動的時間和空間、語言活動情景的正式程度、交際媒介的合適性、使自己話語與語言活動的主題相適合的知識以及使自己話語與語言活動的情景所屬的領域和范圍相適合的知識[36].何兆熊（ 1999） 在 Lyons 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把語境知識分為語言知識和語言外知識，語言知識包括對所使用的語言的掌握和對語言交際上文的了解，語言外知識包括背景知識、情景知識和相互知識[1].“心理建構說”指 Sperber & Wilson 對語境的界定，她們認為“語境是一種心理建構（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不僅包括交際時話語的上文、即時的物質環境等具體的語境因素，也包括一個人的知識因素，如已知的全部事實、假設、信念以及一個人的認知能力”[22].
會話分析注重對會話結構和規律的描寫，但這并不意味著會話分析不關注語境。會話分析創始人薩克斯、謝格洛夫和杰弗遜（ Jefferson） （ 1974） 曾明確指出，人類的言談應對通常都是發生在具體語境中的，是交際者在具體語境中進行交流的產物。在交際過程中，語境不是固定不變的，交際者的言談應對在受語境影響的同時也在創造新的語境[37].因而，會話分析對語境的理解是雙向的、動態的。
具體來講，會話分析研究中的語境分為兩類： 內部語境（ internal context） 和外部語境（ external context） .內部語境就是言談應對本身的序列結構，交際者構建當前話輪是在充分理解該話輪之前的言談應對，尤其是該話輪之前的那個話輪的基礎上做出的。同樣，當前話輪構建成功以后，會自然成為后面話輪的內部語境，進一步影響后面話輪的內容和形式。外部語境包括言談應對過程中所涉及的除內部語境之外所有與交際有關的因素，包括交際者的種族、性別、年齡、身份、心理等。這些因素與前面的內部語境共同影響、制約交際者話輪的構建[7].語用學與會話分析語境觀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們處理語境的方式。與語用學結合語境對話語進行分析的方法不同，會話分析在分析選定會話片段之前不會參考具體的背景知識，除非這些背景知識在會話活動中反映出來，影響到會話的發展。概括來說，語用學是基于語境研究說話人意義和交際者的語言選擇，而會話分析是通過研究交際者的話論設計和行為設計來捕捉語境因素可能有的作用和影響。
七 結語
語言使用是語用學與會話分析的共同研究對象，雖然它們在以上各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但并無優劣之分。作為兩個獨立的學科，一方面，研究者們應該尊重兩個學科的傳統，在研究方法和概念術語的使用上保持該學科的內部一致性； 另一方面，二者可以相互協同，共同發現人類使用語言的秘密。
會話分析對會話規律、模式進行歸納、總結，語用學為這些規律、模式提供語用解釋。此外，二者也應互相借鑒，比如，越來越多的語用學研究開始傾向于使用錄音和錄像的方法收集真實語料，以便使研究發現更加真實客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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