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幾千年傳統的封建等級社會中,男人是世界的中心,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屬品. 女性沒有獨立的人格與權力,反而被神權、政權、族權和夫權緊緊包裹著. 《周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 .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列子》云:"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 "這些傳統著作無一不標榜女人是卑下的,天生就應受制于男權世界. 在封建時代的文學作品中,多是以柔弱溫順、服從封建禮教的女性為正面形象. 更有甚者認為,女人除了為男人當牛做馬、生兒育女外,再也沒有別的權力. 但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封建浪潮和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女性形象. 通過對這些發展變化的新女性形象的研究,可以窺探出近代以來中國婦女的解放之路,還可借古觀今,為當代女性的人格發展提供一些借鑒.
第一步:走出家庭
根據美國學者的考據,我國直至清末還沒有"女性"這一概念. 女性只在家庭人倫秩序中存在,只是父親的女兒、丈夫的妻子和兒子的母親. 在中國父權制的社會系統內,女人被牢牢束縛在家庭內. 因此,當"五四"新文化運動吹起的婦女解放之風,女性第一步要做的是走出家庭,從禁錮她們的閨房、三寸金蓮中掙脫出來,因此,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的新女性也多是"出走"的形象.
1918 年 6 月出版的第四卷 《新青年》刊登了易卜生的小說《娜拉》, 在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中引起了巨大反響.
1919 年 3 月出版的第六卷 《新青年 》刊登了胡適仿照 《娜拉》創作的獨幕劇《終身大事》,同樣講述了女性為爭取婚姻自由而離家出走的主題:23 歲的田亞梅留學期間與同學陳先生自由戀愛,但她的父母聽從算命先生和宗祠的意見反對二人成婚, 田亞梅在說服父母失敗后同陳先生私奔. 《娜拉》和《終身大事》成為"五四"新文學"出走"主題的始作俑者.娜拉與田亞梅成為"五四"新女性爭相效仿的對象. 沖破家庭的牢籠、追求自由的愛情的新女性是這一時期文學作品推崇的形象. 而家庭是磨滅女人個性的牢籠,女性只有找回自己才能實現真正的個性解放. 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描寫了一位離開家在外療養的追求愛情和個性解放的青年女學生. 不同于傳統家庭中的賢良淑女,莎菲熱烈地追求愛情、主動地選擇男人.當遇見英俊的凌吉士,她"狠狠地望了他幾次",并在日記里寫到"我要占有他,我要他無條件地獻上他的心".當發現這個俊美的人兒不過是一個庸俗、卑劣的人時,她就毅然拒絕了他,莎菲追求的不僅是男女之間的情愛, 還有高尚的理想人格,追求靈與肉高度統一的崇高愛情. 廬隱于 1923 年發表于《小說月報》的小說《海濱故人》,講述了五個女大學生各自對情感生活的追求. 露沙愛上了有婦之夫梓青;云青拒絕了父母為她選擇的品貌雙全的男子,卻愛上了另一個在其父母看來毫無前途的青年.雖然這些時代新女性的戀情在父母的干預下都煙消云散了,可她們代表了那個時代女青年對愛情的追求和對封建家庭的抗爭.即使她們都面臨著娜拉出走之后的問題,就像子君一樣面臨生存的困境,但她卻以自己的尸體宣告與以父權、夫權為支撐的家庭的徹底決裂.當她堅定地說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力",毅然走出封建家庭時,不僅意識到了自我身體的"屬己性",同時也發出了"五四"時期女性的最強音.
這些叛逆的、大膽的、卓爾不群的"五四"新女性打響了婦女解放的第一槍,她們"雖遭陰謀秘計,壓抑之數千年,而終于沒有消亡……"[1]但這畢竟是女性第一次從幾千年的壓迫下覺醒,第一次為自己的解放而吶喊,因此,"五四"時期的新女性往往有自身的局限性. 她們多是將目光投射在愛情和婚姻的小視野中,有的在得到甜蜜的愛情和美滿婚姻后便就心甘情愿地當起了相夫教子的賢淑女子,有的在追求愛情和婚姻失敗后,則變得消沉、悲觀甚至自我毀滅.
第二步:走進革命
"五四"運動后直到新中國成立,中國進入了以革命和戰爭為特點的社會動蕩時期. 戰爭改變了一切,"五四"以來,"救亡"和"啟蒙"兩大主題不斷向"救亡"傾斜,"救亡"成為文學作品表現的主題. 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民族的危機、國家的動蕩牽動了包括女性在內的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 此時文學創作的新女性形象不再是"五四"時期只局限于個人狹小圈子、 只注重追求個人愛情和婚姻的女性,而是自覺投身于時代的洪流中的、在社會政治活動中展現時代風采的新女性.
茅盾于 1929 年和 1930 年分別創作和出版了小說《虹》和《蝕》,在這兩篇小說中,茅盾塑造了一批時代的新女性形象. 《虹》中的梅行素有著美麗的容顏、活潑的性格和強健的精神, 當她遇到了有著堅定信仰的革命者梁剛夫后,心中"久蟄的愛戀"被觸動了. 小說的后半部梅行素放棄出國, 最終在上海的工人運動中找到了事業與愛情的統一.
《蝕》 中的孫舞陽是一個在個人生活上無畏世俗、 天真浪漫,在革命工作中也盡職盡責、臨危不懼的新女性. 當革命遇到危機時,她首先想到的是同志的安危,并勇敢地幫助、掩護同志們脫離險境. 雖不能說孫舞陽在革命中如魚得水、輕松自如,但她卻是將自強、自立、自尊的自我意識同為社會、為民眾的革命意識緊密融合在一起. 除茅盾的小說外,丁玲此時的創作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丁玲上世紀40 年代的作品《在醫院中》塑造了陸霞這一角色. 陸霞已經擺脫了"五四"時期"莎菲"的個人苦悶,盡管個性難改,但已走進了革命的隊伍,并在認真勤懇的工作中實現了自己的價值. 在巴金的小說《新生》中,張文珠曾引用《圣經》的話"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象征著女性從容鎮定地參加革命,并以女性無私的愛去感召、拯救他人的新女性品格. 除張文珠外,巴金還塑造了《滅亡》中的李靜淑、《野祭》中的章淑君、《愛情三部曲》中的李佩珠等一系列有著堅定革命信仰的時代新女性形象.
由此可見,投身革命,積極參與國家救亡,確實是大革命至新中國成立期間時代新女性的必然追求. 這一批戰爭時期的新女性為"五四"叛逆女性輸入了革命時代的血液,她們大多果敢、堅強、勇往直前,一旦踏入革命行列便會顯示出堅定的革命意志. 這種堅定的革命信念表現在愛情的選擇上時往往最注重伴侶是否"政治正確". 這雖然顯示了時代女性的價值追求,但略顯刻意失真.
第三步:走進社會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 中國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男女平等,女性也獲得了"半邊天"的美譽,她們普遍走出家庭,投入社會. 毛澤東的"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到"等話語成了這一時期新女性的標準. 自建國后至改革開放的女性形象多是為人民服務、為集體作貢獻的時代"鐵姑娘". 這一時期對時代新女性的要求是"位卑不敢忘憂國",以天下為己任,爭做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顆螺絲釘,將自身的一切奉獻給黨和國家.
1959 年,李準創作的小說《李雙雙小傳》塑造了李雙雙這一時代的典型形象.李雙雙本是十分普通的農村婦女,整日忙于操持家務、生兒育女,然而,隨著農村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勤勞大膽的李雙雙走出家庭,響應黨的號召,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集體勞動中,并最終成長為一個熱愛集體、敢于同舊習慣作斗爭的新女性. 胡萬春的小說《"一點紅"在高空中》里的主人公阿珍,本是個有些嬌慣的姑娘,外號"一點紅",經受了錘煉和成長后,最終融入到集體之中. 就連茹志鵑的小說《如愿》里的何大媽也感慨道:"活了 50 歲,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 自己做好做壞, 和大家,甚至和國家都有了關系. "鐵姑娘、娘子軍成為這一時期最富有藝術魅力和時代影響力的人物,王汶石的《黑鳳》講述了干勁沖天的姑娘黑鳳如何靠展示自己同男人一樣的體力和強者的姿態最終贏得大家尊重的故事. 張雅歌的詩歌《我就是愛飛》 更是直接道出:"我怎不愛飛呵/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航向/婦女能頂半邊天/在我們時代男女都一樣/她們真的成了新社會要求的鐵姑娘. "這些時代新女性的塑造有力地證明了在那個火熱的大生產的時代里,女性不再是小鳥依人的被男性保護的對象,她們有信心、有熱情同男性同胞進行賽跑. 作家們懷著欣賞和敬意塑造了一批時代的女英雄形象,但這些過度剛毅的鐵姑娘也在一定程度上泯滅了自己的女性意識,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第四步:走進自己
20 世紀 80 年代,迎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又掀起了一個高潮.這個時期的女性不同于 20 年代的女性,將矛頭直指封建家庭,只追求個人的愛情自由和個性解放;也不同于革命時代的先輩,投身于時代大潮,俠骨柔情;更不是建國后要與男兒比高下的"假小子""鐵姑娘".這一時期的新女性追求的是愛情、婚姻與社會生活相結合,追求愛情婚姻的美滿與事業的成功.
在陸星兒的小說《啊,青鳥》中,作者將青鳥作為幸福的象征,塑造了一個堅強上進的女青年榕榕的形象. 榕榕與丈夫舒榛原本一同在農村插隊, 但后來舒榛考取了大學,便不再珍惜榕榕,甚至瞧不起她,夫妻感情漸漸冷淡.
面對這樣的處境,榕榕沒有自暴自棄,她深知"沒有平等是不會有愛情的",遂不辭而別,之后更是憑著自己的勤奮考上了大學. 生下孩子后,她獨自挑起了生活和學習的雙重重擔,不僅完成了學業,還成功翻譯出了《青鳥》一書. 榕榕憑借奮斗,不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和價值,還重新得到了舒榛的尊重與愛情,榕榕終于又抓住了那只象征幸福的青鳥. 在張辛欣的小說《在同一地平線上》中,作者塑造了一對曾經熱烈相愛的青年夫婦,妻子為了家庭和丈夫放棄了自己最后一次報考大學的機會,本以為會獲得丈夫的感激與體諒,沒想到等待她的只有生活中的不平等和精神上的苦悶,最終,她選擇沖破家庭的束縛,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 同樣,張潔的小說《方舟》也塑造了幾位因不能把握家庭與事業平衡而導致婚姻失敗的女性. 在小說中,張潔認為, 當代女性的幸福應該是一種婚姻、 事業融洽共促的狀態,為了家庭拋棄事業或是為了事業犧牲家庭,都是不明智的選擇.
當代新女性的解放大大超越了之前數十年塑造的新女性形象.與之前的女性相比,這些當代新女性解放的步伐大大加快,解放的內容也更加廣泛.這一時期的作家注重表現的是女性更高層次的解放,不僅是在家庭中,而且是在社會上獲得解放;不僅在地位上,而且在事業上獲得解放. 可以說,當代女性的覺醒達到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最高潮.
埃賴娜·西蘇說:"婦女從遠處, 從常規中回來了:從'外面 '回來了 ,從女巫還活著的荒野中回來了 ;從潛層 ,'從文化'的彼岸回來了;從男人們拼命讓她們忘記并宣告其'永遠安息'的童年回來了. "[2]女性生活在這個變動川流不息的大千世界里,要想在這個世界里尋找并確立自我的人格與價值,既不能靠天賜,也不能指望別人的給予;不僅必須靠自我的奮斗來實現,還必須靠不斷總結前人之路來實現. 通過對文學作品中出現的新女性形象的分析探究,希望可以給仍在進行且不會停息的婦女解放之路提供一些借鑒與反思.
參考文獻:
[1]魯迅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法\\)埃萊娜·西蘇.美杜薩的笑聲[A].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