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左翼文藝理論建設受左翼文化大潮的影響，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肇端。經歷觀點、概念的引進、提出，理論的探討、闡釋，形成了左翼文藝的初期形態"革命文學".以此為基礎，經三十年代"左聯"文藝時期的矯偏、補充和四十年代延安文藝時期的充實、強化，使中國左翼文藝理論與中國左翼政治革命理論緊密結合，建立起一套涉及文藝的性質、思想、創作、管理等方面的完整理論體系。這一具有中國政道文化特色和左翼政治色彩的文藝理論體系，主宰了此期中國文藝發展的總方向，成為中國現當代文藝思想理論的主流。在左翼文藝理論建設的三個關鍵時期，郭沫若、周揚、毛澤東的文藝理論不僅有思想邏輯的承續性，也代表著中國左翼文藝理論的主流話語，影響深遠。

一、建設初期郭沫若首倡四大左翼文藝主張

學術界論及中國左翼文藝思潮和文藝理論建設時，往往以早期中共政治家的倡導、呼吁為生發的源頭和理論建設的基礎。實際情況是，1923 年后，中共負責宣傳和青運工作的惲代英、鄧中夏、蕭楚女、沈澤民等人在《新青年》、《中國青年》等黨、團刊物上呼吁文學要參與革命，成為激發民眾革命的工具。其呼吁的目的和提出的觀點，是考慮開發利用政治以外的工具作政治革命的補充手段，并不關涉文藝本質與規律方面的創作觀念、藝術理論的探索與建設。他們的倡導未在文壇引發足夠的關注和討論，影響極有限。這批共產黨人中，屬于文學家和文學理論家的只有沈雁冰和蔣光慈。而他們最早發表的具有左翼思想特征的文藝論文是《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論無產階級藝術》.這兩篇文章涉及的主要是蘇俄文藝領域的話題，并非針對中國文藝現實提出的建設性意見或理論主張。與他們不同的倒是主張個性主義文藝的創造社核心成員郭沫若率先站在左翼立場上，對文藝的本質、作用、創作等做了富有左傾思想特征的探討和倡導。

郭沫若早期的文藝觀受西方浪漫主義和表現主義影響。這兩種思想本身包含著積極革命、傾向社會主義的左翼特色。在郭沫若思想基因層，受中國文治文化影響，文學政治本位觀、文學社會功利觀等意識深厚。新舊文化激蕩時，他的思想在經世致用、文以載道的文道觀作用下，必定積極思考文藝的終極問題，自然而快速地轉向反個人主義而取群體主義、反藝術至上而重文藝社會功利的左傾革命方向。他從建設不同于"五四"個性主義新文學的角度，在 1923 年率先提出了文學"要反抗資本主義毒龍","要在文學中爆發無產階級精神"[1]（ P. 285）.這些言論透露出文藝觀的左傾苗頭。其后，郭沫若相繼發表了《藝術家與革命家》、《文學之社會性》、《孤鴻》、《盲腸炎與資本主義》、《< 文藝論集 > 序》、《社會革命的時機》、《著了火的枯原》、《革命與文學》、《文藝家的覺悟》、《英雄樹》、《桌子的跳舞》、《留聲機器的回音---文藝青年應取的態度的考察》等一批具有左翼思想特征的文藝論文，闡述他對文藝階級論、文藝大眾化、文藝工具觀等方面的思想、意見。這些文章既顯示了他從信奉"藝術至上"的個性主義文學轉向革命的左翼文學立場，也成為中國左翼文論的雛形，引發和推動了中國左翼文藝思潮的第一波熱浪---"革命文學",促進了有關文藝為無產階級大眾、為社會主義革命等左翼文藝理論的生發和探討。

初期階段的郭沫若無疑是中國左翼文藝理論建設的領軍人物。他的左翼文藝觀主要反映了他在文藝本體、文藝性質和創作方法諸方面倡導的四大文學主張---文藝的階級論、工具論、大眾論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論。這四大主張，是中國左翼文藝理論構成的四大支柱，成為中國左翼文藝理論系統的主體思想。

首先，在文藝的功能和屬性方面，郭沫若提出具有深遠影響的文藝階級論和文藝工具論。他基于馬列主義的階級論觀點，肯定文藝是社會階級和集團意識的表現。他將文藝與階級的覺醒和斗爭聯系起來，強調文藝的精神內旨---意識形態性質，主張文學要具有階級反抗精神。在其《藝術家與革命家》、《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創作的態度》、《文藝之社會使命》等論文中都表達了這一階級論的文藝反映觀。要求文藝要超越它的純粹性和非功利性，突出其政治功能和意識形態的政治傾向性。這類最早建立的革命文藝理論話語為其后來的文藝本體論、文藝表現論和文藝創作論的左翼文藝思想打下了基礎。到 1926 年郭沫若進一步將此主張發揮和明確： "革命的文學，是替被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無產階級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學點醒出來，無產階級的苦悶要望革命文學實寫出來"[1]（ P. 315 -321）.由此，在中國文壇倡導起"革命文學"理論。文藝的"階級論"符合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文藝實現其社會功能的政治需要，是左翼意識形態介入文藝思想的核心表達。并在后來的"革命文學"運動中得到進一步的強調和鞏固，成為左翼文論意識形態的核心成份，在文藝創作中不斷被給予充分的表達和運用。

文藝本體觀的工具論，是實現文藝"階級論"的重要途徑。郭沫若思想中傳統文道觀形成的文藝"工具論"意識，在其"個性主義文學"時期就有所反映。所謂"藝術是提高人類的工具"[1]（ P. 81）、"文學是批評社會的工具"[1]（ P. 262）都在強調文藝的工具性質。在與中國政治革命、階級意識發生聯系后，其"工具觀"直接要求文藝家要"替被壓迫階級說話",文藝要充當無產階級政治斗爭的武器，要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留聲機".他將列寧的"齒輪和螺絲釘"說[2]（ P. 647）,翻版為"留聲機"說工具觀，將中國左翼文藝導向蘇俄模式的普羅列塔利亞文藝方向。中國左翼文藝的本體觀，從此以"政治工具"、"宣傳工具"的面貌出現，為文藝屬性的左傾意識形態的規定性鋪平了道路，為中國左翼革命提供了文化價值的引導和文化理論資源。

其次，郭沫若在文藝表現論和創作論方面，提出了文學的"大眾論"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論"主張，規定了左翼文學的表現內容和表現形式應取的策略和范式。文學應如何表現階級的訴求和利益，實現其載左翼政治斗爭之道的工具價值，這涉及到文藝創作立場的問題，這是左翼文藝思想的一個根本原則。二十年代后期，文藝界對"大眾"的定義極寬泛、籠統。郭沫若最先為"大眾"的內涵開啟了階級分析的眼光，將"大眾"確定于"無產階級工農兵大眾".在《革命與文學》中，還要求文學家們： "到兵間、民間、工廠間"去，深入無產階級工農兵群體，寫出"表同情于無產階級的文藝".

在"革命文學"興盛時，郭沫若極力主張建立無產階級產業工人的"普羅列塔利亞大眾文學",以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為核心，進行無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和文學革命。"大眾文藝"代表了左翼文藝的創作立場和文藝價值取向。此主張在三十年代左聯時期有過熱烈而長期的討論和實踐，不僅是那時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中心口號，也促成了"左聯"文學的革命現實主義發展趨勢。在延安文藝時期，毛澤東的文藝理論又給予了進一步具體和細化，明確表述為"工農兵文學"的總方向，成為中國現代文學長期以來自覺遵循的一種思想性、指導性、政策性的創作原則。

當二十年代各種現實創作方法此消彼長、糾結不清時，郭沫若將革命文學的創作目標鎖定在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特色和創作方法的現實主義文學目的上，最先提出左翼文學的必然路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他強調"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學","是同情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1]（ P. 323）,"在形式上是現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1]（ P. 311）.這一主張在思想內容上明確了左翼文學的性質和任務，在藝術形式上限定了左翼文學的創作方法，反映了郭沫若左翼文藝觀借助馬列思想后，從思想精神到藝術追求對傳統文道觀的超越。恩格斯強調現實主義文學要反映"工人階級對他們四周的壓迫環境所進行的叛逆的反抗[3]（ P. 462）,肯定現實主義文學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郭沫若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現實主義創作觀時，做了進一步的發展---將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以集體主義的革命浪漫主義取代個人主義的浪漫主義； 將負載了階級、集體、革命、斗爭的政治意識和現實反動意圖的革命浪漫主義與控訴階級壓迫、表現底層痛苦的批判現實主義結合，形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觀念內涵。此前，蘇俄的左翼文藝理論家盧那察爾斯基、高爾基等人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觀有所闡釋，但郭沫若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主張，是在蘇俄尚未將其納入自己文藝理論的規范體系，中國正在提倡現實主義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還未注意到代表理想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時。郭沫若最先意識到革命與文藝、生活與文藝、理想與文藝的結合形式，要求"無產階級是傾向社會主義的"[1]（ P. 327）,而提出革命文藝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主張，代表著左翼文藝現代精神的覺悟和文藝革新意識的萌發。這一主張占據了中國左翼文藝理論的制高點，在中國左翼文藝理論建設中被充分汲取和發展。毛澤東的文藝理論核心就是強調"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

"左聯"時期周揚最大的文藝理論成就，正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詳盡介紹和深入闡發。

雖然郭沫若提出此主張時，沒有作詳盡的方法論表述和準確系統的理論體系說明，但引起了左翼文壇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構想和探索，并在以后的理論建設與創作實踐中獲得了補充和完善，促成中國左翼文學逐漸形成其代表無產階級文學的理想模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

二、中期階段周揚對左翼文藝理論的完善與鞏固

1930 年"左聯"成立后，中國左翼文學理論迎來一個更具時代性、先進性的建設階段。"左聯"的思想承接了郭沫若時代"革命文學"的精神主脈，將文學的階級性、大眾性和工具性等，作為左翼文藝批評和創作的標尺。"階級論"意識貫穿著"左聯"的理論綱領，在此基礎上不斷推進、拓展中國左翼文藝理論的構建內質和形態，形成了左翼文藝批評的政治批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