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葛翠琳童話世界的特點探析
【引言 第一章】葛翠琳童話的創作溯源
【2.1】葛翠琳童話純美的精神境界
【2.2】葛翠琳作品鮮明的創作風格
【2.3】葛翠琳童話虛實的形象刻畫
【2.4】葛翠琳小說獨特的語言藝術
【第三章】葛翠琳童話的價值與局限
【結論/參考文獻】葛翠琳童話創作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三、 葛翠琳童話的價值與局限
（一）民間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時代的車輪碾過，多多少少都會在文學的土地上留下那車輪碾壓的痕跡，無論是作家、文學作品還是理論研究，其背后都隱藏著歷史時代的影子，也可以換一個角度去理解，作家、作品和理論研究本身就是歷史時代的影子。童話作品也不例外，在作家創作作品的同時，無論是作家，還是作品已經是歷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童話作為傳承文學化的紐帶之一，從中我們不但可以察覺出背后久遠的文化因子，也可以探究出作品創作時代的突破因子。童話在文化的傳承方面非常具有研究的價值。作為中國童話發展的參與者和見證者，葛翠琳獨特的童話作品都帶有明顯的歷史文化烙印。
悠久的民間文化承載著無盡的歷史，為我們的文學創作提供的不竭的資源和動力。美國作家弗吉尼亞·漢彌爾頓說，她繼承了古老的傳統，用故事作為保留傳統的手段，故事在她手里成為了一種魔力，成為一種能源，她將這種魔力和能源傳達給那些閱讀的人。葛翠琳的童話故事也有著同樣的魔力。她曾經吸取過無數寶貴的民間傳統文化，至今，她還可以隨口說出一些民間的謎語、諺語等，例如嘴的謎語，“紅門樓白門檻，里面住個饞小孩”;眼睛的謎語，“開窗閉窗，里面住著一對嬌姑娘”;茄子的謎語，“紫溜溜樹，紫溜溜花，紫溜溜手絹里包芝麻”.不論是在生活和工作上，還是在童話創作上，都可以看到這些寶貴的民間傳統文化帶來的“蝴蝶效應”.葛翠琳在過往的生活中累積了大量的傳統文化知識，她將它們“精挑細選”地溶入到童話世界中，在激發和喚起兒童好奇心的基礎上，讓凝聚著歷史文化的故事在兒童中間不斷地被傳承下去，不但滋養一代又一代的兒童，而且又將傳統的文化以一種潛在的藝術形式被繼承和發揚光大，不斷彰顯中國童話獨特的藝術魅力。
《沉默的證人》是根據北京傳說天安門前的華表改編而成的，故事講述的是老石匠建華表的故事，其中用順口溜將老石匠剛剛雕刻完成的華表形象展現出來“一對挺直的圓柱兒磨出來，上邊精雕細刻，一對石龍盤柱仰天立，張牙舞爪駕浮云，云彩朵朵像花瓣兒，拖著龍須把頭伸?！惫适聦埫枥L的栩栩如生。葛翠琳想要以簡單直接的方式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存在性，可以通過龍這個中國特有的藝術元素的刻畫來證明其存在，這是“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的衍生。
在葛翠琳大量汲取民間營養的基礎之上，她將民間故事進一步地揉捏和拉伸，加入時代的創新元素，童話也就富有了新的文化內涵。
在《抬花轎》中，故事情節的發展將中國悠久的婚嫁風俗文化自然地融入到故事中，但是為了符合時代的審美標準，也符合兒童們的審美情趣，葛翠琳以擬人的小動物作為故事的主人公，通過生動活潑的小動物形象，將童話故事的怪誕離奇展現的活靈活現，為這篇童話增添了許多的新意和意想不到的和諧靈動之美。
一路走來，葛翠琳的童話創作歷程中，無論是作品主題的選擇，人物形象的塑造還是語言文字的表達等等，其中的獨創性始終是圍繞著中國文化，曹文軒曾指出：“兒童文學承擔著塑造未來民族性格的天職?！雹偻捵鳛閮和褡寰竦酿B料，童話為兒童與民族的共同發展搭建了橋梁。作為童話作家，葛翠琳肩上帶有強烈的使命感，以傳統的文化作為基點，注重宣揚人文教育，為中國的童話注入更多的本土化、個性化的特點。她在兒童文學的發展中樹立了自己的文化標志，為提升中國童話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
（二）葛翠琳童話的苦難模式
葛翠琳的童話創作在兒童們心中有著重要的位置，同樣在當代中國兒童文學界也有著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是歸功于葛翠琳童話自身所具有的藝術和審美價值。但是，光芒的背后，肯定會有許多人對其創作有一些疑問。對于優秀的作家和作品，我們當然要以更高的審美標準進行評價和反思，這樣是對作者及其作品的尊重。對于葛翠琳和她的童話，爭議點最多的是創作模式的苦難傾向?？嚯y的因素總是縈繞在葛翠琳的童話中，在形象的塑造方面，塑造的多是克服困苦、英勇頑強的形象，在情節的設置方面，角色常常是以苦難的經歷作為慣有的情節發展模式。
在形象塑造方面?！堆├鏄洹分械南愎靡獑拘言浐认录t血湯的石娃，克服種種苦難，以堅強的品格和意志力種出了雪梨；《種花老人》中萬順爺爺是一位養花人，因與王爺訂下一紙契約，萬順爺爺經歷重重艱險終于種出王爺后花園沒有的花；《金花路》中佟木匠一心想要當木匠，雖然笨，但是吃得起苦，經歷了二三十年的刻苦磨練，他終于成為有名兒的木匠師傅；《會飛的小鹿》中從出生就無父無母的小鹿，為了年老體衰的長頸鹿媽媽過上舒服的生活，在各種惡劣的環境中肩負為長頸鹿媽媽送糧食的重擔。葛翠琳設定的形象，雖然在性別、外貌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卻存在一個苦難化特征，都是克服困苦、英勇頑強的形象。故事形象是童話的一個重要的核心，關涉到整個故事的審美效果。在文本的閱讀過程中，這些具有共通性的形象會容易產生被“復制”的感覺，雖然外部形象不同，但是內部相似程度很高，缺少了新鮮感，讀者閱讀后會對原本的閱讀期待值產生影響。
在情節設置方面?！堆┠铩分醒┠餅榱俗约旱膬鹤优c神娘制造的苦難做著抗爭；《野葡萄》中的白鵝女為了找到能治好眼睛的野葡萄，跋山涉水，經歷了各種困難后，終于找到傳說中的野葡萄，不僅治好了自己的眼睛，也治好了其他失明的人；《淚潭》中的白蓮為了能見深山修行的松濤哥哥，依照老僧的安排，白天挑泉水，夜里守香火，終于遠遠地望見懸云洞中修行的哥哥，白蓮為了救出哥哥，孤身跳入懸崖?！兑黄子鹈分行∥浵伭α榱苏业桨子鹈闹魅?，它拖著沉重的白羽毛經歷了重重艱難險阻，最終找到了失主白天鵝?！稌w的小鹿》中小鹿雖然失去自己的親生母親，但是與這位撫養它長大的長頸鹿媽媽有著如親生般的母子之情，小鹿為了長頸鹿媽媽的幸福，也是歷盡了艱辛萬苦。這些童話作品的情節都是以苦難的經歷為依托推動故事的發展，將生活的苦難呈現在兒童面前。在這方面，葛翠琳與曹文軒有著類似之處，曹文軒往往在成長小說中講述少年成長的故事，而少年的成長多是以苦難作為依托，同樣，葛翠琳的童話角色常常也是以苦難作為慣有的經歷。
這種苦難化傾向對于葛翠琳來說既有利又有弊，是一種矛盾的存在。利的一面是形成了葛翠琳式的童話風格，在孩子們心中加深烙印，形成思維的定式，看到一篇童話，可以輕易地分辨出是葛翠琳的童話作品；弊的一面是童話作品出現風格單一化現象，少見新的突破和亮點。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野葡萄》到二十一世紀的“山林童話三部曲”,葛翠琳在童話創作方面一直堅守自己的創作理念與創作風格，讓大讀者和小讀者可以從紛繁的童話中認出她的作品。在文本閱讀慣性上，葛翠琳實現了一種成功?！恫伤幣?、《種花的老人》、《金花路》、《會飛的小鹿》等等，無論故事的場景是在自然中，還是在生活中，故事的精神都是在困苦磨難的文本內容中升華。隨著時間的不斷沖刷，她的這種創作模式被小讀者和大讀者接受和認可，這已經是一種成功，但是從成功的一面恰恰反觀出她的問題。
葛翠琳童話作品的苦難傾向，很大程度是來源于她自己的人生經歷。孩提時代的苦難生活，反右和文革浩劫的苦難生活，過往的艱苦經歷早已在有形和無形中浸染著她的思維和情感意識。在創作中，會自然地流露出苦難意識，使得作品籠罩在一層灰色、憂郁的氛圍中。
或許這種苦難的情節模式是葛翠琳創作童話的初衷，她肩負著培養祖國未來的重擔，希望借助童話引導和塑造兒童克服困難、英勇頑強的意志與品格，這是值得贊揚的，但是，如果融入過多的苦難教育，對于兒童來說也許過于急了一些。兒童畢竟是一個自由娛樂發展的人，但這不是說要一味地追求快樂，但是也不意味著過早承擔苦難的經歷，太多強大品質的生硬灌輸會加重孩子們成長的心理負擔。這些苦難的情節模式或許也是她童話創作的潛意識使然，在葛翠琳的心理是是急于希望兒童們擁有好的品格，希望他們成長為祖國的棟梁之才，在自己的潛意識中有深厚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她創作童話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會將經歷苦難的故事流露于筆端，但是這些的“無意識”也許會讓兒童們過早承載太多憂郁壓抑的東西。她童話情節的苦難傾向，會造成她童話作品的局限性，并且縮小了她文學藝術的發揮空間。
【題目】葛翠琳童話世界的特點探析
【引言 第一章】葛翠琳童話的創作溯源
【2.1】葛翠琳童話純美的精神境界
【2.2】葛翠琳作品鮮明的創作風格
【2.3】葛翠琳童話虛實的形象刻畫
【2.4】葛翠琳小說獨特的語言藝術
【第三章】葛翠琳童話的價值與局限
【結論/參考文獻】葛翠琳童話創作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三、 葛翠琳童話的價值與局限
（一）民間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時代的車輪碾過，多多少少都會在文學的土地上留下那車輪碾壓的痕跡，無論是作家、文學作品還是理論研究，其背后都隱藏著歷史時代的影子，也可以換一個角度去理解，作家、作品和理論研究本身就是歷史時代的影子。童話作品也不例外，在作家創作作品的同時，無論是作家，還是作品已經是歷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童話作為傳承文學化的紐帶之一，從中我們不但可以察覺出背后久遠的文化因子，也可以探究出作品創作時代的突破因子。童話在文化的傳承方面非常具有研究的價值。作為中國童話發展的參與者和見證者，葛翠琳獨特的童話作品都帶有明顯的歷史文化烙印。
悠久的民間文化承載著無盡的歷史，為我們的文學創作提供的不竭的資源和動力。美國作家弗吉尼亞·漢彌爾頓說，她繼承了古老的傳統，用故事作為保留傳統的手段，故事在她手里成為了一種魔力，成為一種能源，她將這種魔力和能源傳達給那些閱讀的人。葛翠琳的童話故事也有著同樣的魔力。她曾經吸取過無數寶貴的民間傳統文化，至今，她還可以隨口說出一些民間的謎語、諺語等，例如嘴的謎語，“紅門樓白門檻，里面住個饞小孩”;眼睛的謎語，“開窗閉窗，里面住著一對嬌姑娘”;茄子的謎語，“紫溜溜樹，紫溜溜花，紫溜溜手絹里包芝麻”.不論是在生活和工作上，還是在童話創作上，都可以看到這些寶貴的民間傳統文化帶來的“蝴蝶效應”.葛翠琳在過往的生活中累積了大量的傳統文化知識，她將它們“精挑細選”地溶入到童話世界中，在激發和喚起兒童好奇心的基礎上，讓凝聚著歷史文化的故事在兒童中間不斷地被傳承下去，不但滋養一代又一代的兒童，而且又將傳統的文化以一種潛在的藝術形式被繼承和發揚光大，不斷彰顯中國童話獨特的藝術魅力。
《沉默的證人》是根據北京傳說天安門前的華表改編而成的，故事講述的是老石匠建華表的故事，其中用順口溜將老石匠剛剛雕刻完成的華表形象展現出來“一對挺直的圓柱兒磨出來，上邊精雕細刻，一對石龍盤柱仰天立，張牙舞爪駕浮云，云彩朵朵像花瓣兒，拖著龍須把頭伸?！惫适聦埫枥L的栩栩如生。葛翠琳想要以簡單直接的方式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存在性，可以通過龍這個中國特有的藝術元素的刻畫來證明其存在，這是“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的衍生。
在葛翠琳大量汲取民間營養的基礎之上，她將民間故事進一步地揉捏和拉伸，加入時代的創新元素，童話也就富有了新的文化內涵。
在《抬花轎》中，故事情節的發展將中國悠久的婚嫁風俗文化自然地融入到故事中，但是為了符合時代的審美標準，也符合兒童們的審美情趣，葛翠琳以擬人的小動物作為故事的主人公，通過生動活潑的小動物形象，將童話故事的怪誕離奇展現的活靈活現，為這篇童話增添了許多的新意和意想不到的和諧靈動之美。
一路走來，葛翠琳的童話創作歷程中，無論是作品主題的選擇，人物形象的塑造還是語言文字的表達等等，其中的獨創性始終是圍繞著中國文化，曹文軒曾指出：“兒童文學承擔著塑造未來民族性格的天職?！雹偻捵鳛閮和褡寰竦酿B料，童話為兒童與民族的共同發展搭建了橋梁。作為童話作家，葛翠琳肩上帶有強烈的使命感，以傳統的文化作為基點，注重宣揚人文教育，為中國的童話注入更多的本土化、個性化的特點。她在兒童文學的發展中樹立了自己的文化標志，為提升中國童話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
（二）葛翠琳童話的苦難模式
葛翠琳的童話創作在兒童們心中有著重要的位置，同樣在當代中國兒童文學界也有著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是歸功于葛翠琳童話自身所具有的藝術和審美價值。但是，光芒的背后，肯定會有許多人對其創作有一些疑問。對于優秀的作家和作品，我們當然要以更高的審美標準進行評價和反思，這樣是對作者及其作品的尊重。對于葛翠琳和她的童話，爭議點最多的是創作模式的苦難傾向?？嚯y的因素總是縈繞在葛翠琳的童話中，在形象的塑造方面，塑造的多是克服困苦、英勇頑強的形象，在情節的設置方面，角色常常是以苦難的經歷作為慣有的情節發展模式。
在形象塑造方面?！堆├鏄洹分械南愎靡獑拘言浐认录t血湯的石娃，克服種種苦難，以堅強的品格和意志力種出了雪梨；《種花老人》中萬順爺爺是一位養花人，因與王爺訂下一紙契約，萬順爺爺經歷重重艱險終于種出王爺后花園沒有的花；《金花路》中佟木匠一心想要當木匠，雖然笨，但是吃得起苦，經歷了二三十年的刻苦磨練，他終于成為有名兒的木匠師傅；《會飛的小鹿》中從出生就無父無母的小鹿，為了年老體衰的長頸鹿媽媽過上舒服的生活，在各種惡劣的環境中肩負為長頸鹿媽媽送糧食的重擔。葛翠琳設定的形象，雖然在性別、外貌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卻存在一個苦難化特征，都是克服困苦、英勇頑強的形象。故事形象是童話的一個重要的核心，關涉到整個故事的審美效果。在文本的閱讀過程中，這些具有共通性的形象會容易產生被“復制”的感覺，雖然外部形象不同，但是內部相似程度很高，缺少了新鮮感，讀者閱讀后會對原本的閱讀期待值產生影響。
在情節設置方面?！堆┠铩分醒┠餅榱俗约旱膬鹤优c神娘制造的苦難做著抗爭；《野葡萄》中的白鵝女為了找到能治好眼睛的野葡萄，跋山涉水，經歷了各種困難后，終于找到傳說中的野葡萄，不僅治好了自己的眼睛，也治好了其他失明的人；《淚潭》中的白蓮為了能見深山修行的松濤哥哥，依照老僧的安排，白天挑泉水，夜里守香火，終于遠遠地望見懸云洞中修行的哥哥，白蓮為了救出哥哥，孤身跳入懸崖?！兑黄子鹈分行∥浵伭α榱苏业桨子鹈闹魅?，它拖著沉重的白羽毛經歷了重重艱難險阻，最終找到了失主白天鵝?！稌w的小鹿》中小鹿雖然失去自己的親生母親，但是與這位撫養它長大的長頸鹿媽媽有著如親生般的母子之情，小鹿為了長頸鹿媽媽的幸福，也是歷盡了艱辛萬苦。這些童話作品的情節都是以苦難的經歷為依托推動故事的發展，將生活的苦難呈現在兒童面前。在這方面，葛翠琳與曹文軒有著類似之處，曹文軒往往在成長小說中講述少年成長的故事，而少年的成長多是以苦難作為依托，同樣，葛翠琳的童話角色常常也是以苦難作為慣有的經歷。
這種苦難化傾向對于葛翠琳來說既有利又有弊，是一種矛盾的存在。利的一面是形成了葛翠琳式的童話風格，在孩子們心中加深烙印，形成思維的定式，看到一篇童話，可以輕易地分辨出是葛翠琳的童話作品；弊的一面是童話作品出現風格單一化現象，少見新的突破和亮點。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野葡萄》到二十一世紀的“山林童話三部曲”,葛翠琳在童話創作方面一直堅守自己的創作理念與創作風格，讓大讀者和小讀者可以從紛繁的童話中認出她的作品。在文本閱讀慣性上，葛翠琳實現了一種成功?！恫伤幣?、《種花的老人》、《金花路》、《會飛的小鹿》等等，無論故事的場景是在自然中，還是在生活中，故事的精神都是在困苦磨難的文本內容中升華。隨著時間的不斷沖刷，她的這種創作模式被小讀者和大讀者接受和認可，這已經是一種成功，但是從成功的一面恰恰反觀出她的問題。
葛翠琳童話作品的苦難傾向，很大程度是來源于她自己的人生經歷。孩提時代的苦難生活，反右和文革浩劫的苦難生活，過往的艱苦經歷早已在有形和無形中浸染著她的思維和情感意識。在創作中，會自然地流露出苦難意識，使得作品籠罩在一層灰色、憂郁的氛圍中。
或許這種苦難的情節模式是葛翠琳創作童話的初衷，她肩負著培養祖國未來的重擔，希望借助童話引導和塑造兒童克服困難、英勇頑強的意志與品格，這是值得贊揚的，但是，如果融入過多的苦難教育，對于兒童來說也許過于急了一些。兒童畢竟是一個自由娛樂發展的人，但這不是說要一味地追求快樂，但是也不意味著過早承擔苦難的經歷，太多強大品質的生硬灌輸會加重孩子們成長的心理負擔。這些苦難的情節模式或許也是她童話創作的潛意識使然，在葛翠琳的心理是是急于希望兒童們擁有好的品格，希望他們成長為祖國的棟梁之才，在自己的潛意識中有深厚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她創作童話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會將經歷苦難的故事流露于筆端，但是這些的“無意識”也許會讓兒童們過早承載太多憂郁壓抑的東西。她童話情節的苦難傾向，會造成她童話作品的局限性，并且縮小了她文學藝術的發揮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