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３日，首屆國家級教學名師，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安徽師范大學教授余恕誠先生因病去世，享年７５歲。余先生執教長達半個世紀，育人無數；他在古典文學研究、特別是在唐詩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廣受稱譽。他與著名唐詩研究專家劉學鍇先生３０年合作無間、傾心磨治的 《李商隱詩歌集解》 《李商隱文編年校注》，都是能代表時代水準的學術精品。余先生本人獨立進行或領銜的 “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研究”“‘詩家三李’研究”“唐詩與其他文體關系研究”“唐代有關吐蕃詩歌研究”，也無不飲譽學林。那么，他窮盡畢生精力所從事的古典文學研究主要是唐詩研究，究竟具有怎樣的與眾不同的特色？又體現著怎樣的深入思考呢？筆者師從余先生多年，受教尤多，本文擬對余先生的古典文學研究思想進行評述。
一、鮮明的時代底色
余先生鄉籍安徽肥西，這里曾是清末淮軍的搖籃，見證過近現代中國的許多重大歷史風云。
生性多感的先生，對所聞、所見、所經歷的一切，不可能無所觸動。
１９４３年日寇轟炸肥西將軍嶺，年僅４歲的他望著不遠處的滿目瘡痍，“眼中冒出怒火”，后來他回憶幼年讀書遭逢國難痛苦心境有詩作云：學唱 《黃河》淚汪汪，黃河百姓最遭殃。后方學子亦何幸，麥收帶饃進學堂。①既沉痛于生活在黃河兩岸慘遭日寇蹂躪的同胞苦難，也為自己于滔天戰火之中尚能 “帶饃進學”感到慶幸甚至愧疚。一個民族在積弱之時所遭受的屈辱，就此即在一個幼小而敏感、稚嫩卻有肝膽的心靈中埋下根來，不僅影響著他幾十年的人生軌跡，也讓他的學術研究充滿了對國家民族的深切關懷。試看先生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發表的論文《唐詩對時代的反映及其所表現的生活美與精神美》中對杜甫 《悲陳陶》的分析：
用鄭重的筆墨大書這一場悲劇性事件的時間和犧牲者良家子的身份，渲染戰場和長安的慘痛景象。讓讀者從戰士的犧牲中、從人民悲哀的心底上，感受到一種悲壯的美。聽著杜甫的長歌當哭，人們就仿佛站在英雄紀念碑前。［１］１５這種對詩歌描寫戰爭苦難感同身受的體驗、如在目前的解讀，很難說沒有他幼年時的記憶在。而文章竭力注意發明杜甫 《北征》《彭衙行》《贈衛八處士》等亂離之作 “一方面很悲，甚至悲得痛入骨髓，另一方面常常帶著某些憧憬或溫存的插曲。在悲感中又有一陣陣溫暖的回流，讓讀者在復雜的感情沖動中，更加激起對美好生活和事物的向往”［１］１５的抒情特色，也可與上引他自己的詩作對讀。有時候苦難也是一種可貴的磨練和補償。余先生講杜甫的詩歌，那么讓人身臨其境，與他自己的經歷確實有著莫大的關系。
余先生１９５１年進入肥西初師學習，后來被連續保送到六安師范、合肥師院，１９６１年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他的青春年華，正趕上共和國十七年雖然屢經曲折但仍然激情燃燒的火熱歲月。今天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或許對那個年代有一定隔膜甚至誤解，但那畢竟是我們這個民族走向獨立與新生的光輝起點，也必然因其無可抹殺的奠基之功彪炳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余先生的學術人生起步于那個年代，理想與浪漫，注定成為一位華枝初放的年輕學者最鮮明的底色。
“文革”之前，余先生的學術論文大概有四篇，其中討論李白的，一是 《讀 〈李白欣賞 “池塘生春草”〉一文后》，發表在１９６３年３月３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二是 《天才的詩人，驕傲的狂士》，是一篇長文，原也被 《光明日報·文學遺產》錄用，遺憾的是，因政治風云突變，文章后來未被刊出。盡管如此，這兩篇唐詩論文與當時學術界熱烈討論李白、盛唐氣象、少年精神、人民性的浪潮密切呼應。他所發明的李白的“天才”與 “驕傲”的兩方面個性特質，也很明顯能看出１９６２年調整之后社會情緒重新獲得舒展的強烈時代印記。設若沒有恢弘時代大潮的鼓蕩觸動，沒有對于時代大潮的敏銳把握與細膩感知，恐怕就很難有這兩篇論文的寫作?！拔母铩币院?，已至不惑之年的余先生迎來學術研究的豐收期。這個豐收，首先是以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研究為發軔。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是中國社會在浩劫之后空前活躍的一個時期，余先生不是一個盲目跟風的人，但能夠將那個時代特有的熱烈氛圍，化作審視古代作家作品的積極動力。試看他幾篇重要論文的發表時間： 《唐詩所表現的生活理想與精神風貌》 （１９８２）、 《戰士之歌與軍幕文士之歌———從兩種不同類型之作看盛唐邊塞詩》 （１９８５）、 《地域、民族與唐詩的剛健氣質》（１９８７）。這三個年份，都是改革拓荒進程中的重要時間節點。而我們再來看論文中那飛揚的文字：
人們的精神、情思，不是像秋水般的沉靜，而是像春水般的不安于平地，尋找浩瀚的海洋。
在那春潮般漲滿的生活江面上，煙云繚繞，浮動著一種熱烈的情緒，一股深情的期待和展望。［１］８這些文士在獨處和思念家室時情調并不低弱，而當眾人會集在一起時，更能激發意氣：
……多么興會淋漓，豪氣縱橫！他們有感于時光流逝，功業未建，但不嘆老嗟卑，感傷唏噓，而是表現出積極奮發的人生態度。豪飲、大笑和“豈能貧賤相看老”的感慨，都基于一種對前途、對生活的信念，有著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堅強心志。他們懷抱功名欲望，但不加隱諱，顯得開朗而有進取性。透過這些作品，不難覺察到，感應著盛唐的時代精神，這些富于血性的男兒脈管搏動得多么有力?。郏保荩玻玻惯@是論文嗎？是的。但這更是詩！孤立地看，這樣的論文語言，或許顯得突兀，然而當我們充分注意到，那是一個朝氣蓬勃、懷抱大開的歲月，便會了然：這實在是受時代芬芳之露澆灌，綻放的一朵學術雪蓮！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中國文壇，朦朧詩的異軍突起，這也給余先生的學術研究帶來啟發。１９７０年代中期起，余先生和劉學鍇先生合作從事李商隱詩文的整理工作，但在一開始，難免受到束縛，《李商隱詩選》初版本 《前言》中，無論觀點還是文字表述，還有比較明顯的 “文革”痕跡。①到了１９８６年的修訂本中，情況則有了重大改變，大幅增加了對義山更具審美藝術特征詩歌的甄選與分析，尤其是修訂本 《前言》中增寫的 “以心象融鑄物象”與 “朦朧的詩境與凄艷的色調”兩 節，其 靈 感 明 顯 來 自 于 當 時 的 朦 朧詩。②這些新見，使對李商隱詩歌成就的認識上升到新的高度。多年以后，余先生在一次學術講演中曾經如是分析李商隱詩史地位在當代被重估的原因： “這是因為到了改革開放以后，李商隱詩從審美上特別受到人們的重視，李商隱詩在體現文學本體、詩歌本體這一方面是能夠和前面幾個大 師 （按，指 李 白、杜 甫、 韓 愈） 相 抗 衡的?！保郏玻荩玻埃懊翡J地把握住詩人的接受與時代之關系，同時又將這個時代所傾愛的特質精到地揭示出來。這是他學術研究始終充滿生機與創造的動力源泉。
學術研究緊扣時代主潮，其末流常常是陷入趨時跟風，甚至失去判斷，丟掉立場。在這一方面，我們不是沒有深刻教訓。且這種教訓，并非只在１９７８年前存在，新時期以來同樣難免。其中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對新中國成立頭三十年的古典文學研究成績，評價過于簡單化、標簽化?！丁霸娂胰睢闭摷分?，有這樣三篇論文，頗值得重視：一是 《“詩家三李”說考論》，二是 《李白出生于中亞碎葉的又一例證》，三是 《論２０世紀李杜研究及其差異》。其中，第一篇是對毛澤東欣賞三李的傾向提出藝術上的合理解釋，第二篇是從李白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詩中 “鄉關渺安西，流浪欲何之”兩句所提示的信息，為郭沫若提出李白出生于中亞碎葉的說法尋求內證。這兩篇論文的更重要意義，在于通過具體問題的討論，肯定毛、郭的藝術判斷力。他曾多次跟我說，郭老的書當然有很多問題，但有些看法是不好輕易否定的。同樣的，他可以通過對中唐詩壇分野的深入分析，徹底否定史學家范文瀾眼中一條并不客觀的中唐詩歌演進軌跡，但這并不會導致他因噎廢食，連范老贊揚李商隱駢體文藝術成就的卓見也一概抹殺，他本人對范老的名著 《中國通史簡編》也是服膺有加。在我的記憶里，他對郭、范，以及許多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都很欽佩，常常贊揚他們是真正的大家。他公開聲明：（２０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雖然在推行中存在 “左”的教條主義傾向，但歷史唯物主義本身是科學的，對它的曲解或假借其名號的某些功利主義的做法，并不能損害它的光輝。［２］１０３如， 《論２０世紀李杜研究及其差異》一文，從２０世紀中國政治史、外交史、學術史的全局高度對李杜研究百年得失進行觀照，客觀評價各期研究的進步與不足。如他肯定１９６２年紀念杜甫誕生１２５０周年的論文， “許多出自著名學者之手”，（不少）“均有獨到之見”［２］１０７；又如實指出新時期以來關于杜甫的一般的藝術研究，“對８０年代以前的思路和框架未有大的突破，在杜甫這樣的大家面前，尚顯比較細碎，缺少大氣包舉，有深刻新鮮之見的著述。［２］１０７這些看法，容或引起年青一代的不解，但實在又是一個仁厚的老學者，經過全面回顧與慎重考量之后，所得出的中肯之論、懇切之論。
社會主潮與學術變遷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相依相存的關系，或許還值得進一步考察，但無可疑問的是，能否善于抓住那些積極的正面的因素，以先知春暖的自覺與敏銳，真正做到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從而大大將學術向前推進，在我們這樣一個人民共和國，確實檢驗著一個人文學者的眼界與擔當。
二、宏大的學術氣象
余先生的唐詩研究，在諸多領域，如文化背景、文藝心理、詩歌遷變、文體關系等，都做出了令人矚目的重大開拓。若以歷時性的眼光看，無論是關注的焦點，還是論說的方式、甚或語言的風格，他前后期的研究也有明顯不同?？傮w而言，早期更有情采，晚年更顯樸質；早期追求渾融，晚年看重分析；早期思致發越，晚年人書俱老。但是貫穿始終、體現在他論著中的，則是一種既大氣包舉，又細致深入的宏大學術氣象。
余先生一生，特別是晚年，反復強調古典文學研究要有大格局、大氣象，要關注大作家、大制作，以及文學史的大問題。讀其論著，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他善于拈大題目，總是自覺站在文學史全局的高度提出與審視問題。請看其三部專著中對研究對象全局意義所進行的概括：
重點結合唐代文化精神對形成有關風貌特征的原因進行深入探討，以見唐詩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與我們民族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所具備的積極健康的精神氣質密切相關。（《唐詩風貌》）本書研究唐代詩歌與其他各體文學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推進的關系……這對唐詩史與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對協調文學園地中多種文體的發展，自覺將其作為系統工程加以建設，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唐詩與其他文體之關系》）三李詩歌既各有特色，又有一些很重要的相近之點。閱讀研究他們的作品，不僅可以看到他們詩歌天地的豐富多彩和各自在藝術上的巨大獨創性，同時也可以親切感受到三李文脈的潛通，進而亦可能對中國詩歌演進獲得某些更為深微的認識。（《“詩家三李”論集》）無論是考察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還是研究文體互動及其文學意義；無論是辨析三李詩歌各自的藝術獨創，還是發明三李文脈內在的相近相通，他都注意將所研究的對象，置于宏大的文學坐標系中加以衡量定位，這樣做，最終又是為了加深對文學史全局的認識。
《唐詩風貌》與 《唐詩與其他文體之關系》，均為余先生十年一劍傾心磨治的學術精品，兩書所涉及的范圍很廣，但在具體論述之外，那些全景式概括，更顯宏大氣象。 《唐詩風貌》首章，在前人揭示基礎上，大筆如椽地勾勒了 “唐詩一個方面的重要特征———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廣與唐人在將豐富的生活體驗化為精神產品時超勝于其他時代的詩美”［１］１，次章則從地域和民族兩方面的因素著眼，發掘唐詩 “姿態萬千而皆內秉剛健之質” 這 個 “又 一 方 面 帶 總 體 性 的 風 貌 特征”［１］２９。同樣， 《唐詩與其他文體之關系》一書，設若不是緒論和結語兩部分既 “是全書精神所聚，亦全書精粹所在”①的重要提煉，我們恐怕也難從理論和全局的高度，認識到 “諸體相輔相成，相互生發，對成就一代文學繁榮所起的巨大作用”［１］１。
中國文學煙波浩淼，但真正具有永恒藝術魅力，真正具有深遠歷史價值的內容，并非漫無邊際。余先生的學術研究，總是異常嚴格和審慎地選擇研究對象。清人吳喬 《西昆發微序》云：“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義山?！?/p>
認為唐代具有開拓性的大詩人，只有李白、杜甫、韓愈、李商隱四家，甄選不可謂不嚴苛，但這個看法自有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合理性。余先生一生所討論的作家，唐代下功夫最深的是 “三李”和杜甫、韓愈，唐代以外，則延伸至屈原、宋玉、司馬相如、阮籍等，全為中國文學史上的標志性人物。他始終認為，要想準確把握中國文學的發展脈絡與精神內涵，關鍵是要抓住歷代已經被公認的代表性作家，讀深讀透，深味細察。
當然，強調關注大作家大作品，絕不意味著余先生對文學史上的一般作家懷有偏見。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說：“藝術家本身，連同他所產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個包括藝術家在內的總體?！保郏常荩矗狄恍┮话阕骷?，雖然被大作家的光環湮沒， “但要了解那位大師，仍然需要把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的周圍”［３］５。反過來，要客觀深入地發明一般作家的價值，也只有將他們置于和大作家大作品以及文學大勢相參照的位置。初唐時期的宮廷詩，總體成就不高，“未出現一流作家和太多的佳作”［１］５１，這是符合事實的判斷。但一則初唐宮廷詩始終處于演進之中，其積極的能夠展示新朝健康精神狀態的質素應當被足夠估計，未宜與齊梁詩的淫褻萎靡混為一談。尤為重要的是， “宮廷詩苑始終以其匯集著大量高層人材，聯系和溝通多種方面的創作而居于中心地位”，且與四杰、陳子昂等宮廷外詩人形成有益互補，從而才能最終推動詩壇走出初唐 “百年徘徊”②的困頓而迎來盛唐的大潮涌起。同樣，晚唐詩壇除李商隱、杜牧、溫庭筠等少數人，人數眾多的學賈島的一派，詩思局促、境界狹窄，他們的作品自然難免在整體上給人以“沉淪”①的印象。但如果充分注意到他們強烈而自覺的藝術精品意識，注意到 “窮士詩人的歌唱”，也是時代社會條件以及當時士人們貧寒處境與凄苦心態的折射，就能給窮士詩人在晚唐詩歌演進的大勢中以合適的定位。因此，在面對總體水準不高的研究對象之時，如何能點鐵成金，化出高遠的立意。
《老子》第六十三章云：“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背删陀嘞壬甏髮W術氣象的，視野的宏闊之外，論述的深入細致、委曲周詳，也是關鍵所在。他的唐詩研究，不僅見解得透，而且挖掘得深、發散得開。
對于研究對象的深入挖掘首先體現在作家心理研究上。余先生對于作家心理，甚至是最幽僻最隱微處心靈痕跡的捕捉，都是那樣敏銳細膩。
對李商隱多感復有情的性格心理揭示，以及由此而探討義山朦朧多義詩歌風貌的內涵與表現，早已成為新時期李商隱研究的佳話。其實不獨李商隱，他對其他一些重要作家乃至某一時代社會總體心理的分析，同樣令人嘆服。 《杜甫在肅代之際政治心理的變化》 （《文學遺產》１９９２年第２期）一文，從五個方面展開分析杜甫這段時間內的政治心理，特別是分析杜甫顛沛隴蜀與流落江湘兩個時期的心境與詩境，十分精彩。而 《變奏與心源》（《江淮論壇》１９９０年第３期）一文談韓愈精神狀態的 “躁勁”，亦鞭辟入里：
作為一個有多重身份的地主階級實干家兼思想家，韓愈親歷許多復雜的矛盾斗爭，在心底激起種種撞擊：正與反，是與非，利與害，廉與貪，進與退，出世與入世，妥協與堅持，勇敢與怯懦，莊嚴與滑稽，崇高與卑下……彼此互不相讓，轟車曷不已，其心境千象百態，與外部世界同其光怪陸離?！翱癫ㄐ纳嫌?，驟雨筆前來”，他在寫詩時感受和表現之間的 “距離”大大縮短了：一方面把切身的感受表現出來，一方面還常常在這種感情中過活，故而矛盾刺激的沖突性還相當強。
進而從多個方面和層次具體展示韓詩的矛盾沖突與躁動不安，使人們對于韓愈詩歌耳熟卻未必能究其詳的 “不平則鳴”風貌，對于韓詩何以能當起大變唐詩的聲名，終于有了一個深入的了解。
又如一般易被籠統認識的盛唐時代心理，余先生說：
具有 “盛唐氣象”的詩可以分兩類：一類是感動激發，希望趁時而起，建功立業；一類是理想與現實矛盾，針對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發出的怨懟之詞。感激與怨懟看似相反，但實際上聯系非常緊。感激而望建功立業，遇挫即成怨懟。所以在具體作品中，兩者常常交織在一起，感激與怨懟，盛唐人所注入的情感是非常充沛的。［１］８１對于前人一直有一般性認識卻又難以協調各種矛盾的 “盛唐氣象”概念，余先生在繼承宋人嚴羽以及當代學者林庚的有關論斷基礎上，抓住 “感激”與 “怨懟”這一組既對立又統一的關鍵詞，從多個層面進行創造性發揮。這恐怕不僅有助于客觀全面地認識盛唐時代心理，也應該是我們考察中國文學中各種復雜問題所應該秉持的正確態度。
文學史中的很多問題，前人不是沒有揭示，時賢也非沒有共識，但往往沒有深入展開。在這一方面，余先生則做得十分出色。 《唐詩風貌》中，對 “生活美和精神美”的論述，將生活分為日常生活、士大夫生活、邊塞生活，以及苦難但又有 “美的成分、素質與品格”的生活等多個方面；將精神分為豪壯開闊的胸襟、執著的精神、軒昂的傲氣、對祖國和人民命運的關懷等方面，每一方面又進一步有細分。如，李白與長江的關系，從長江的自然與人文兩方面予以觀照，人文方面又細分上中下游的不同文化與文學傳統……研究唐詩與其他文體之關系，其思維縝密性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又如詩與文的關系，過去人們更多注意韓愈的 “以文為詩”，余先生則不僅細致分析了 “以文為詩”的內涵，而且強調文之影響詩，不獨只有散文，也應充分注意駢文。他以李商隱為個案，探究駢文與詩歌的關系，在錢鍾書 “樊南四六與玉溪詩消息相通”觀點基礎上，從對偶、用典、句法、章法等多個方面探究駢文對于玉溪詩風的影響。杜甫所受賦體影響，胡小石 《北征小箋》已有 “化賦為詩”的揭示，但余先生從 “詩史與賦筆”“解構與變體”“賦之描寫與詩之比興”“鋪敘與諷刺感慨相結合”等四個方面，全面探討杜詩對辭賦藝術傳統的繼承與創新。這不僅解決了杜詩研究的一個具體問題，也有助于進一步理解杜甫的巨大藝術創造力。
具體問題的深入論證之后，能否進一步提煉升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也考驗著一個學者的宏觀把握能力。余先生的論著中常常有一種特有的兼論模式，譬如收在 《“詩家三李”論集》中的 《政治對李杜詩歌創作的正面推動作用———兼論中國詩歌高潮期的時代政治特征》 《詩歌：從韓愈到李商隱———兼談文學演進中的穿透與移位現象》等篇，而體現在文章具體論述中的例證就更多。譬如從李白所受長江的沾溉，引申出中國文學的 “江山之助”；李商隱詩接受傳奇小說影響，其是其非，人或有見，但余先生卻贊同紀昀評李商隱 《隋宮》詩，“是晚唐別于盛唐處”，為詩史 “升降大關”（《玉溪生詩說》上）的判斷，指出 “從總體上提高到詩史升降大關，并由此途徑來加深對文體間交融互動和中晚唐詩歌演變的認識，無疑是十分重要的”［２］２６９?？梢?，著眼于文學史發展全局，以宏通的視野指導著深刻的論述，又力求從具體對象中抽繹出普遍結論，是他學術研究的基本追求。
在他晚年的論文中， 《中晚唐詩歌流派與晚唐五代詞風》，注定是新時期以來討論詩詞關系最為妥帖周詳細致公道的論文之一。請看 《文學評論》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后記》的評價：（本文）是一項古典詩詞關系覃思精研的優異成果……余先生在這里，深思熟慮后先鑿開一口通 “風”的活眼。從 “中晚唐詩風”與 “晚唐五代詞 風”的活眼切 入，再 細 辨 “風 色”，躡“風”追影，即從兩 “風”的通貫、重迭、遞進及演化關節探尋中晚唐詩派在詞體構建過程中的影響，最后夾入 “情境意味”與兩 “風”在審美感知上氣格異同的甄別，這樣詩與詞在文體建構上的質性演化圖像就浮現出來了。
這段飽含感情、富有詩意的 《編后記》，正是對余先生學術研究特色的精到概括。 “覃思精研”“深思熟慮”，有層次，有首尾，既具體又宏觀，既元氣淋漓又毫發無遺，正是這多方面的特質，構成了余先生宏大開展的學術氣象。
三、堅定的作品意識
２０世紀八九十年代有幸聽過余先生上課的本科生，都一定會津津樂道于他一字一句講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講 《長恨歌》的場景，甚至用了一節課的時間講不完一首寥寥二十字的《春曉》。我也曾親眼目睹他為王維的名篇 《送元二使安西》寫的講義，３００格的稿紙寫了滿滿２０頁 （頁眉、頁腳處還布滿了密密麻麻的補記）。在他看來，文學史的串講，只有融入到對作品的具體分析中，才能真正具有意義。
對于作品的突出重視，強調對名家名作進行精細的思想與藝術分析，不僅從不間斷地貫穿于余先生的全部教學活動中，在學術研究中也同樣如此。他的研究，總是立足于通過對具體作品的深度解讀闡發，來獲得實事求是的結論。無論是正面支持前人或提出自己觀點，還是從反面指出某些看法的不足，他都無一處不憑作品說話。他的論著，一個引人矚目的特色，就是包含著極為豐富密集的作品信息。以至于時過境遷之后，他的某些具體結論，或許只為專業工作者所關注，但那一段段詩意紛披的文字表述，精彩入微的作品解讀，依然能在讀者的腦海中留下鮮活感人的印象。
如有關唐詩與其他文體關系的研究， “面臨的是種種復雜而隱蔽的文學現象，并涉及到文體學、風格學、語言學、音韻學等多方面理論問題”［４］３。解決這些困難，最重要的辦法也只能是緊扣作品，以堅實的作品證據作為支撐。余先生有關賦與唐詩語言、賦與唐代古近體詩關系的探討，以及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李商隱等具體作家對辭賦藝術經驗的繼承發展的探究，全是通過大量作品來說明問題。唐詩與傳奇小說的相互影響，從大的文化層面考察背景，固然必要，但根本上還是需要從作品出發。 “詩歌在傳奇小說中的修辭功能” “唐傳奇的 ‘詩化’及其表現”“中晚唐小說影響于詩歌的具體體現”等章節，不僅通過列舉了大量作品，證實詩歌與傳奇兩種文體互相存在于對方肌體內的實際，尤為精彩的，則是對這種文體互動在藝術上的重要作用，予以深入細致的發明。他不僅通過李商隱詩歌，研究小說影響詩歌的具體表現，而且以 《李章武傳》《柳毅傳》為例，探討了唐傳奇的 “詩化”特征，認為唐傳奇 “重視抒情、情節凝練，善于通過環境布局來營造氣氛，意境空靈，文字簡約含蓄，從而形成為中國古代文人文言小說（有別于民間 ‘說話’、現代小說以及歐洲小說）的普遍特點和努力追求的藝術境界”［４］２３６。
正是由于堅定不移地從作品出發，所以即便是對于一些流行已久的論點，他往往也能指出其明顯的錯誤。對李清照 《詞論》中 “樂府” “聲詩”二詞的詮解，就是立足作品與文學史發展實際，對前人 “深度誤解”進行的典型糾正。李清照 《詞論》既是理解其詞學觀點的主要依據，也牽涉到詞體起源的重大文學史問題，歷代學者都十分重視。余先生則憑借他對唐代文學發展實況成竹在胸的深厚學術背景，遍檢 《全唐詩》、《全唐文》、兩 《唐書》、 《舊五代史》等典籍，指出在唐人語境中， “聲詩”主要的所指都與音樂有關，尤其是 “跟音樂機構相關的用例最多，也最為鄭重嚴謹”［４］２９８。至于 “樂府”，則對它的淵源做了回溯，特別是考察了玄宗年間中央朝廷音樂譜制的興盛，最終得出結論：
李清照 《詞論》中 “樂府、聲詩并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按最正常的解釋即是指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教坊音樂與詩人們的聲詩創作，為歷史上最繁盛的時期。舍此正常解釋，而作其他詮解，是難以成立的。［４］２９９他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觀點，縱然是后來面對多方商榷，依然不改己見。這個底氣，無疑是因為他對自己不妄談空頭理論，一切從作品出發的研究遵循，有著自覺地堅守；無疑是因為他對自己正確理解作品、準確把握文學史實際的能力，有著十分的信心。
劉學鍇先生在 《唐詩風貌·序言》中曾稱贊該著說，“（書中）更有許多對具體作品的深刻獨到感悟和文采紛披的詩意表述?！贝_實，余先生的論著，在具體的結論之外，那些夾在論述中間的作品賞析，同樣值得關注。試看他對劉禹錫《踏歌詞四首》其一的分析：
女郎連袂結伴，用情歌挑引男方，這在中原地區是見不到的。從月出唱到霞升，對方卻躲而不見。所見者卻是紅霞映樹，鷓鴣雙鳴。情郎和環境都似乎在作弄女子，但這些又并不構成什么實質性的痛苦，相反使得這幕愛情喜劇格外曲折和富有情味。［１］１１詩歌本已寫得活潑，這段分析文字也顯示出對女主人公嬌羞心理的悠然心會。再看其分析盛唐詩人王灣的名作 《次北固山下》：
首聯 “客路”二句，一開始就形成開展的、向前行進的氣氛，詩人眺望眼前的山水，帶著欣賞的意味。而 “青山”、“綠水”實際上已經透露了一種季節特征。頷聯寫出長江下游水勢浩淼、風帆高舉的情狀……腹聯寫殘夜還未消盡之際。
海上一輪紅日已噴薄欲出；舊年還未過盡之時，春天的氣息已經預先進入大江。雖是一年將盡，且又在旅途之中，然所表現的卻是一種光明展望、辭舊迎新的情緒。尾聯寫年節將到之際對故鄉的懷念，但沒有客愁，而是借歸雁鄉書，把詩人的心理空間擴展至唐時繁盛無比的東都洛陽。
詩在闊大的境界中有一種和樂的氣氛、雍容的氣度。那種殘夜中已見紅日涌現、舊年中已有春氣潛入的景象，詩人雖可能只是寫一時感受，但無意中對于盛唐時代具有一種象征意味。［１］７８既有對作品本身的細致品讀，也有對其時代象征意義的合理而又有情韻的聯想生發。這些文字，即便離開具體的討論語境，獨立出來，不也是富有感發與啟發性的優秀的鑒賞小品么？
近年來，有關古典文學研究，首先是唐詩研究，到底是應側重于從外圍的 “文化學”或 “背景”研究入手，還是以更加貼近文本內部的 “文學藝術分析”為根本的爭論，一直紛紜不斷。其實，在余先生看來，無論哪一種研究，只要是為了解決文學問題，只要是有助于更深入闡釋中國文學，都是有益的。內與外并無明顯軒輊。關鍵是能否緊扣作品，是否堅持一切從作品出發，又一切以作品為歸結。
余先生一生從事唐詩風貌研究、唐詩與其他文體關系研究，可被視作較為重視 “談藝術”的一類學者，但他也不會畫地為牢，對其他研究方法簡單排斥?！丁霸娂胰睢闭摷匪盏淖詈笕撐?，分別談四六、辭賦、小說等文體對李商隱詩歌的影響，重點自然是談藝術，但分析 《回中牡丹為雨所敗》詩 “體物和抒情融合得更為緊密”［２］２２８的藝術特質，不忘提及義山 開 成 三 年（８３８）落選博學宏詞科，轉赴涇原幕府的人生遭際；探究李商隱四六技巧純熟精湛的原因，又指出他少時受四六高手令狐楚、崔戎的 “憐愛器重”，后又因兩度任職秘省，得有機緣大量閱讀古籍，因而 “大有所獲”［２］２３８，打下了扎實的駢體文功底；至于認為 “李商隱把雜記小說乃至史書中的奇事異聞運用入詩，非獨處于個人好尚，亦是當時整個文化背景、文學潮流使然”［２］２５２，就更是將文學現象納入 歷史背 景 考察的有見之論。
盡管余先生對于文學的外部研究的態度，是辯證開放而非機械排斥，但是對近年來某些外部研究存在過于空泛、零碎的積弊，也持有高度的警惕。他始終認為：
文學研究特別是詩歌研究，對于實際的閱讀、寫作和文化建設來說，最關緊要的是對文學作品藝術生命的把握，是要揭示作家作品的美學價值。［５］因此，他的許多論文，如早年的 《地域、民族與唐詩的剛健氣質》 《戰士之歌與軍幕文士之歌》等文，盡管也可被視為廣義上的文學外部研究，但是其圍繞、針對與要解決的中心問題，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詩歌作品。他的著名論文 《李白與長江》，稍微處理不好，很有可能會變成空洞、生硬的文化概念的堆砌，但是經過其匠心獨運，卻成了學者眼中 “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典范之作”（曾大興語）。何以能及此？我認為，理論上的高屋建瓴固然不可或缺，但是對作品的突出強調，一切以作品出發，才是成功的關鍵。李白受長江上游縱橫家文化影響，若只做泛泛之論，自無不可。但他則舉 《南陵別兒童入京》《永王東巡歌》
《上韓荊州書》《上安州裴長史書》 《上安州李長史書》 《為宋中丞自薦表》 《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等多篇詩文，發明其與趙蕤 《長短經》的關系。李白豪放詩風受莊騷、辭賦藝術經驗沾溉極大，并非難察，但究竟如何體現？他則以李白多篇詩賦為例，從氣魄、體制、語言、甚至章法句法等多個方面細致揭示李白對前代藝術傳統的繼承發展。長江流域自然景觀影響李白，他則同樣是通過大量作品，證實其對長江的親切，證實了長江 “寬廣浩瀚、充滿活力、清明透徹、奔騰不息”的總特點， “與李白胸襟闊大、精神飛越、不 受 羈 束、 追 求 不 止 的 主 體 精 神 特 征 相 契合”［２］２２?？梢娭挥猩钊刖唧w作品，以李白為個案，中國文學所受 “江山之助”，才算有真正的落實。
結語
余先生年輕時十分推崇魯迅的名言： “戰士在戰場上，大學教授在課堂上?！彼e五十年心力，執著耕耘在古典文學教學科研的百花園中，開拓了一片片沃土、藝植出一株株蕙蘭，其不懈的追求至老仍不稍減。我知道他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完，還有很多計劃有待展開，但現在都已無從說起了。坦白說，有些事情、有些工作，隨著他的離去，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可能真的是難以為繼的。好在他留下了這一篇篇的論文，這一部部的論著。文如其人，那充滿著智慧、滲透著情感、體現著功力的文字中，自有其真精神在，值得用心、用真情去體會。
參考文獻：
［１］余恕誠．唐詩風貌［Ｍ］．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余恕誠．“詩家三李”論集［Ｍ］．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４．
［３］丹納．藝術哲學［Ｍ］．傅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６３．
［４］余恕誠．唐詩與其他文體之關系［Ｍ］．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２．
［５］余恕誠．加強本體研究，多向拓展貫通［Ｊ］．社會科學戰線，２０１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