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康德認為,一切先知先覺之人都確定自己確實生活在啟蒙的時代,康德所謂"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智".只不過這個啟蒙大任是由先知先覺者自身來承擔,正如魯迅所言,自己肩住因襲的重擔,放后來者到光明之地.黑暗給予人們黑色的眼睛,但,先知先覺者卻用這黑色的眼睛來尋找光明.
18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正是中華大地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這一時期,西方各主要列強正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加快了侵略和瓜分世界的步伐,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逐漸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哈薩克則從一個獨立的民族變成了分屬中俄兩國的主要跨境民族,沙俄最終確立了在哈薩克草原的統治.
嚴復\\(1854-1921\\)和阿拜\\(1845-1904\\)出現在漢民族和哈薩克民族內憂外患的時刻,出現在社會轉型與文化轉型的歷史轉折期.他們二人試圖運用自己的智慧開啟民智,喚醒民眾,以期達到本民族的全面覺醒和奮發圖強.分析兩人啟蒙思考的方式可以了解這兩個民族近代啟蒙之路的交叉性和獨特性.
二、嚴復和阿拜出現的時代背景
近代中國在經歷過和日本的那場戰爭之后\\(甲午戰爭\\),中華民族精神陷入沉重的黑暗中.部分國人開始在黑暗中覺醒并積極尋求救國之路,正如梁啟超在其《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所言,近代以來至"五四"新文化時期,中國在思想上發生過"三期"的變化,甲午戰爭之后,中國思想歷程進入變化中的"第二期",即"從制度上感覺不足.自從和日本打了一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像睡夢中著一個霹靂,因想道,堂堂中國為什么衰敗到這田地?都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那急先鋒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班人.這班人中國學問是有底子的,外國文卻一字不懂.他們不能告訴人'外國學問是什么,應該怎么學法',只會日日大聲疾呼,說:'中國舊東西是不夠的,外國人許多好處是要學的.'這些話雖然像是囫圇,在當時卻發生很大的效力.他們的政治運動,是完全失敗,只剩下前文說的廢科舉那件事,算是成功了.這件事的確能夠替后來打開一個新局面,國內許多學堂,外國許多留學生,在這期內蓬蓬勃勃發生.第三期新運動的種子,也可以說是從這一期播殖下來.這一期學問上最有價值的出品,要推嚴復翻譯的幾部書,算是把19世紀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紹進來,可惜國里的人能夠領略的太少了."換言之,在時局混亂新舊交替的危急時刻,康梁只是模糊地感覺到舊的理論和傳統知識體系已經不能對目前在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一切做出合理的解釋,中國舊有的知識與理論已經沒有能力拯救日益陷落的中國,已經無法再指望傳統上賦予國家的那種順從能夠引領國家走向光明之路,民眾也不能再消極地接受傳統向他們灌輸的東西,或者權威命令他們服從的東西,不管那種東西是什么,"啟蒙要求我們'為自己而思考'---這就是說,一個人必須總是'在自己當中尋求……真理的最高標準.'"這就意味著啟蒙的時代正在來臨.此時的中國"需要從根本上了解西方,中國往何處去,是與世界發展的普遍趨向相聯系的,需要了解這一趨勢,已經日益成為當時的迫切課題,不是別人,正是嚴復,自覺地擔負起時代提出的這個歷史重任."嚴復就是在這種歷史新舊交替的夾縫中出現的,此時的中國固有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即將轟毀或者已經轟毀,而指引人們前進的新的理論新的價值體系還沒有建立,國家的命運處于黑暗時刻,人們的內心處于虛無狀態.正如梁啟超所言,此時出現的最有價值的作品就是嚴復翻譯的幾本書:《天演論》《原富》《法意》《群己權界論》等,這些書像一扇窗,西方新鮮的政治理論和道德體系之風通過這扇窗吹進了沉悶的中國,"嚴復代表了近代中國向西方資本主義尋找真理所走到的一個有關世界觀的嶄新階段,他帶給中國以一種新的世界觀,起了空前的廣泛影響和長遠作用,這種啟蒙影響和長遠作用不只是在戊戌時期和對改良派,更主要更突出的是對后幾代包括毛在內的年輕的愛國者."嚴復通過翻譯西學希望整個中華民族在重要的概念上達到一種相當程度的明晰度,大眾了解到并能體會這些概念的明晰性從而獲得覺悟,但是,當時的國人沒有能力接受嚴復的西學理論,因為它們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太過于超前,聞所未聞.
而哈薩克近代思想家阿拜出現的時代背景與嚴復極為相似.18世紀初,沙俄政府就已經開始對哈薩克草原進行侵略.由于國際形勢和國內各種因素的影響,沙俄政府在19世紀加緊了對哈薩克斯坦各個方面的侵略,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一方面沙俄在對哈薩克斯坦進行殖民統治時廢除了哈薩克斯坦以前的傳統的政治統治機構和國家機器;另一方面,中亞各國商品貿易得到廣泛發展,哈薩克自給自足封閉的游牧自然經濟被打破,封建傳統制度開始走向解體.內憂外患之時,哈薩克族人卻表現出愚昧無知與落后懶散.沙俄為了易于控制哈薩克人,在哈薩克族內部挑選了一些虛偽懦弱的部落頭目并以重金收買,來充當他們的傀儡,沙俄先對這些部落頭目進行煽動教化,再讓這些傀儡去挑唆自己的族人同胞,以便更輕易地軟化和殖民哈薩克人;面對封建制度的解體,哈薩克族人還沒有清醒地意識到改變思維方式、放眼世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時正是哈薩克民族精神上的黑暗時刻.
哈薩克思想家阿拜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社會動蕩、矛盾激烈、危機加劇,同時危機與機遇并存的轉折時期---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時期,大凡智者總是會在黑暗中思考民族現狀和民族精神何以如此黑暗并會試圖尋找光明,阿拜就是在哈薩克近代社會和文化轉型階段出現的杰出的啟蒙思想家,在民族最黑暗的時刻尋找光明的人.
賈那布爾先生曾一語中的地指出,一個民族要想在民族之林立于不敗之地,必須樹立兩種意識:首先樹立文化反思意識",由于歷史上多種社會形態文化的祭奠,以及不同的民族脫胎的社會發展階段常常有所不同,因而各民族既有自己優良的傳統文化,又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不適應現階段生產力發展、阻礙社會文明進步的成分和因素.這就需要通過本民族的自覺理性意識,準確地把握民族文化的豐富內涵,對自身的文化傳統進行深刻的反思,以便有效地改造舊傳統文化,弘揚真理,祛除愚昧,戰勝無知,從而使本民族跨入文明、進步的民族行列之中";其次是樹立文化開放意識,一個民族要在社會轉型期長遠興旺地發展下去,必須具備開放的文化觀念,"真正興旺發達的民族,是開放的民族,民族傳統文化只有在開放和創新中才能求生存,才能求發展,文化的禁錮、文化的停滯就意味著文化的衰落."對本民族文化的態度和對他國文明的接受力標志著一個民族啟蒙所能達到的程度,考察嚴復和阿拜對本民族傳統和對他民族文化的態度和選擇,有利于我們了解一個民族啟蒙心智的成熟度.
三、啟蒙的途徑
變革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是眼光向內,除舊布新;一是眼光向外,學習他文化.嚴復和阿拜面對本民族落后的現狀痛苦不堪時不約而同地把目光對準了他國文化,希望通過學習先進的他文化來救亡圖存.
19世紀末的中國,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屈辱的戰爭,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的條約之后,到1900年,又遭到八國聯軍侵華,思想家郝爾德曾把當時的中國比作是"一具周身涂有香料的木乃伊",黑格爾則譴責中國為"守舊落后的化身","當謝林發現中國的神話哲學的時候,中國已淪為了一個半殖民地國家".
嚴復正是在這個歷史階段看透了中國不變則亡的歷史必然走向.他憑借自己海外留學的便利條件,狂覽群書,涉獵西方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并著手翻譯大量的西學作品,在潛心研究西學之后得出結論,中國要想改變落后的狀況,強大起來,必須學習西方,因為西方社會在諸多方面遠勝于中國.嚴復列舉了中西文化之比較---"中國最重三綱,而西方尚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多忌諱,而西人中譏評.……其于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持人力."這段文字被認為是近代中國審視中西文化差異的經典看法.既然如此,中國如欲立于世界之林,必須學習西方,而且要全方位地學習,從根本上學習,標本兼治.嚴復研究得出變革圖強的具體途徑是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
鼓民力就是號召國民改掉不良風氣,比如吸食鴉片煙和女子纏足等,從而達到強身健體的目的;至于開明智,嚴復首先分析了中西學問理念之根本差異:"夫西洋之于學……言學則先物理而后文詞,重達用而薄藻飾.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貴自得而賤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理念是:"且中土之學,必求古訓.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已不知其是."嚴復在分析中西學理差異之后得出必學西學的結論."是故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欲講實學,非另立選舉之法,別開用人之涂,而費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嚴復希望從政府到知識分子都要學習西方,樹立新的學術觀念;至于新民德,這是三件事中最難的一件,因為所謂"新"就是要用西方的文化觀念來影響并改變中國固有的價值觀念;直言之,就是把西方"自由"和"平等"的價值觀注入到中國的傳統價值體系中來.嚴復認為西方之富強是由于"以自由為體,以民族為用",而中國歷來重君主,重三綱,西方的天賦人權論告訴我們,中國要富強,"必自皆得自由始",學習西方的"個性"觀念;嚴復并非要求一個獨立于社會"屬性"之外的抽象"個體",而是要求在"屬性"中凸顯"個性",讓"個性"成為一個制高點,主導著"屬性".屬性是社會性,總是同功利性和普遍性概念相聯系的,"個性"則傾向于超越功用性和普遍性概念之上,而使人成為真正獨立自由的個性.
嚴復在中國傳統文化已經不合時宜的歷史階段提出全面向西方學習的思想觀念,而且不是生搬硬套,而是運用魯迅的"拿來主義",吸收和借鑒他國優秀的文化思想模式.這些開明的思想集中體現在嚴譯作品中.
嚴復如果僅僅只是硬譯達爾文或者孟德斯鳩的作品,也許不能稱之為啟蒙者,可貴的是嚴復在翻譯的同時加入了自己獨到而富有遠見的見解和注釋,并且竭力讓嚴譯作品符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適合中國國情,甚至針對中國社會現狀一針見血開出藥方.正如魯迅所言,嚴復是"做"了一本《天演論》.
阿拜在尋找變革途徑時同樣也把目光轉向他國文化.有人說詩人和藝術家是真正具有個性的人,是真正獨立自由的人.詩人或者藝術家憑借其創造性想象力,能拓展我們的視野,使我們超越日常世俗社會的有限性領域,透過現象看到具有個體特征的東西.阿拜是哈薩克民族最黑暗時刻出現的啟蒙詩人,以詩人的眼光超越日常生活的有限性領域,以此抵達事物的內核和本質:
19世紀后半葉的哈薩克民族要想獲得民族獨立的地位和尊嚴,必須學習他民族先進的文化和思想體系.阿拜首先把目光投向俄羅斯先進的科技與教育.
阿拜認為"俄羅斯的科技是開啟世界的一把鑰匙,掌握了它,世上的事便顯得容易多了",他因此號召哈薩克人學習俄語,"因為智慧、寶藏、科學、技藝,一切均在俄羅斯蘊藏.為了對他們既有所防范,又有所借鑒,應當學會他們的語言,了解他們的教育,掌握他們的科學.
……學習其他民族的語言和科技,便可以與他們競爭,獲得平等的地位和尊嚴,不再依賴于他們."這正如當年嚴復對于中國命運的思考一樣,學習他文化,目的是"師夷長技以自強",或者"師夷長技以制夷".阿拜痛心地發現,平時被哈薩克人譏笑的粟特人、諾蓋人和俄羅斯人都發展起來了,只有哈薩克人還自欺欺人地活在祖先的榮耀里,止步不前.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其他民族都在競相學習,不甘落后、務實苦干、奮發圖強,而哈薩克人卻不思進取,無所事事,"無憂無慮"地生活著.
阿拜希望民眾能對自己的"無憂無慮"感到憂慮,并愿意為擺脫這種"無憂無慮"的境地行動起來.康德曾說人"處于不成熟狀態是那么安逸",所謂"不成熟狀態"就是一種未被啟蒙的狀態,也就是阿拜所言的"無憂無慮"的狀態.阿拜希望哈薩克人能把目光投向俄羅斯文化,思考俄羅斯強大的原因,思考哈薩克草原為什么會被俄羅斯霸占著,思考眾多哈薩克民眾為什么心甘情愿給沙俄統治當傀儡.
除了學習他文化這個途徑之外,阿拜把自救的希望還寄托在真主身上,這是漢民族和哈薩克民族在啟蒙進程中體現出的不一樣的民族文化心理模式.用阿拜的話說哈薩克族要想進步,"既要相信真主的護佑,還要依靠自己的雙手".
《阿拜箴言錄》中有很多片段涉及到對真主的論述.阿拜認為,哈薩克人人都應該有信仰,"所謂信仰,是對超絕萬物的、獨一至尊的、實在的真主的崇拜,是對真主降示使者傳達人間的喜信、警告的順服",而且信仰一定要真誠、卓越,一個沒有信仰或者對真主敷衍了事的人是不會得到真主的庇護和祝福的.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就是自接受真主的啟示開始傳教起就堅信自己的信仰是唯一的真理的,而且歷經各種考驗和磨難之后依然堅信信仰的正確,并為之奮斗,最終完成了真主交予的使命.阿拜呼吁眾人要用最誠摯的心去接近獨一的至高無上的真主,因為對真主的崇拜就是對真理的崇拜,"你當明白你是真主的仆人,作為一個穆斯林,你當成為一個完全的馴服者".有學者指出,"選擇宗教作為推行自己進步思想的工具甚至是依據,也是一種無奈、一種悲哀了.他對于宗教的這種矛盾與調和的態度,我們在后來的哈薩克族偉大作家,如阿合提、艾塞提等人身上都可以依稀看到,可以說直到一個世紀以后的唐加勒克才真正擺脫了宗教的影響,把辯證法思想和無神論思想運用于創作, 為哈薩克族社會的變革、為哈薩克族人民迎接歷史的新曙光掃除一大思想障礙."既要學習他文化,還要對真主保持真誠而卓越的信仰和崇拜,這是阿拜在民族黑暗時刻給出的救亡圖存的途徑和方式.比較而言,阿拜作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在進行思想啟蒙時有和漢民族相似的啟蒙思考,同時還表現出哈薩克傳統文化的宗教色彩.
四、結語
漢族思想家嚴復和哈薩克思想家阿拜出現在本民族歷史進程中最黑暗的時刻,這個時刻真正覺醒的人不多,大多數人都被黑暗所迷惑,在黑暗中沉睡不起,少數早醒的先行者孤獨地走在時代的前面,雖然不被眾人理解,甚至遭到誹謗,但他們始終堅信光明終會到來,只是在一個不知道的時刻,正如雪萊所言"如果冬天已經來臨,春天還會遙遠嗎"
參考文獻:
[1] 阿拜.阿拜箴言錄[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 馬勇.嚴復學術思想評傳[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