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遇危難之時，為收拾民心，往往以皇帝名義，下詔自責，昭告天下，此詔即為“罪己詔”。它是古代帝王自省或檢討自己過失、過錯的一種文書。其中“罪己”二字取自《左傳》莊公十一年\\( 公元前 683 年\\) “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而從文體學的意義上來說，罪己詔與其它詔書相比，呈現出諸多的不同之處，是一個獨特的問題。今筆者試通過對罪己詔的文本分析，探究罪己詔相對于其他詔書的不同點，并對這些不同點形成的原因進行具體分析。
一 罪己詔的文體特點
《尚書》中的《湯誥》和《秦誓》可以說是罪己詔的最早雛形。而“罪己詔”在正史中的記載最早出現在《舊唐書·李納傳》“及興元之降罪己詔……”; 可是歷史上第一份真正意義上的罪己詔早在漢文帝時就已經出現。中國歷史上頻頻出現“罪己詔”，它們有什么特點呢? 與帝王的其他詔書相比，罪己詔呈現出了諸多的不同之處。
1． 語言惶恐而虔誠。
詔書作為古代皇帝下達的“最高指示”，一般而言都是命令指示的口吻，威嚴而不容置疑，具有法律效力。但是罪己詔不同，它是帝王自我批評的文體，行文語氣大都是惶恐而虔誠的。不同于一般詔書所表現出來的威嚴，罪己詔所呈現出來的是一個為民擔憂，為民解困的帝王形象。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罪己詔中，君王大都直指自己的錯誤。作為“威嚴而不可侵犯”的最高統治者，其虔誠惶恐的姿態可見一斑。漢文帝后二年\\( 公元前162 年\\) 夏，匈奴和親，文帝下詔曰: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 宋理宗于嘉熙四年春\\( 公元 1240 年\\)正月庚辰下“罪己詔”說“朕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萬姓有過，在予一人”; 清順治十一年\\( 公元 1654 年\\)冬十一月壬寅，世祖下詔曰: “朕纘承鴻緒，十有一年，治效未臻，疆圉多故，水旱疊見，地震屢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本鶎⑻鞛娜说湚w結為自己的錯誤。
其次，在罪己詔中，君王大都直接表明自己的內心的憂懼。元鼎五年\\( 公元前 112 年\\) 十一月，漢武帝下《郊祀泰疇詔》，其中說到“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維自新”; 永平八年\\( 公元 65 年\\) 十一月，漢明帝下罪己詔，其中最后兩句是“永覽前戒，悚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康熙十八年\\( 公元 1661 年\\) 七月壬戌，圣祖因地震下罪己詔，說到“悚息靡寧，勤求致災之由”。懼、憂、悚、恐等詞語的頻繁運用，直接表明帝王下詔時的憂懼心理。
最后，帝王的虔誠與惶恐還表現在其對一系列緩解措施的承諾上。像漢哀帝的《遣使循行水災詔》就說到: “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p>
唐代宗的《慎罰寬刑詔》中提到“至今以后，非灼然蠹害，不得輒加非理，所司嚴加糾察以聞?！彼卫碜凇陡瘎罹t》有“發粟以賑貧，蠲租而己責，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死士之家，宜加恤典”等內容。這些緩解措施，為民著想，鞏固了王朝的統治。
2． 內容中反復出現“德”字。
據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統計，中國古代一共有 89位皇帝下過 264 份罪己詔。其中兩漢有 15 位皇帝。今筆者試以漢朝為例，對罪己詔中出現“德”字的情況作一粗略統計，其結果如下表所示。\\( 統計主要依據《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漢書》《后漢書》，詔書名依據《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若《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沒有記載，則詔書名寫“缺”。\\)據筆者統計，兩漢共有十五位皇帝寫過約 79 篇罪己詔。如上表所示，其中涉及有“德”字的罪己詔就有 50 篇。
也就是說兩漢約有 63% 的罪己詔提到了“德”一字。譬如漢宣帝元康四年\\( 公元前 62 年\\) 三月頒布的《神爵集宮苑詔》提到“朕之不逮，寡于德厚”。這些詔書中“德”字出現兩次以上的共有 15 篇。例如文帝二年十一月頒布的《日食求言詔》一共提到了三次德字，分別是: “人主不德”“其不德大矣”“朕既不能遠德”。而據《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記載，漢武帝的《元光元年策賢良制》共有 6 次提到“德”字，分別是: “朕獲承至尊休德”“德潤四?！薄暗聺裳笠纭薄坝衷环俏臒o以輔德”“勸孝弟，崇有德”“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這是漢朝出現“德”字次數最多的罪己詔。這樣的統計結果，充分說明了“德”字在中國古代皇帝罪己詔中出現的頻率之高。
3． 向臣民和“上天”罪己。
詔書是古代皇帝給他的臣民下達的“最高指示”，是具有法律效應的。毫無疑問，臣子和百姓都是帝王詔書的接受者。而罪己詔則和一般的詔書有所不同，它的接受者不僅包括了臣民，還包括了“上天”。帝王在罪己詔中不僅向臣民承認他的錯誤，更是向上天表明自己的虔誠，以消除災異。在一定程度上，罪己詔可以說是皇帝向上天的一份述職報告甚至是檢討書。
嘉靖三十六年\\( 公元 1557 年\\) 四月，因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均受火災，明世宗下罪己詔:朕本同姓之侯嗣，初非王子之可同，惟皇天寶命所與，暨二親積慶在予。夫自入奉大統，于茲三十六年。昨大遭無前之內變，荷天恩赦，佑以復生。此心感刻，難名一念，身命是愛，但實賴臣勞之一語，而原非虛寂之二端，天心丕鑒，朕心朕忠，上天明鑒。昨因時旱，禱澤于雷霆洪應之壇，方喜靈雨之垂，隨有雷火之烈，正朝三殿一時燼焉，延及門廊，焂刻燃矣。仰惟仁愛之昭臨，皆是朕躬之咎重。茲下罪己之文，用示臣民之眾。吁! 災祥互有，感召豈無? 凡在位者，宜同祗畏之情，首體相關，未有幸樂之肆，必盡代勞之直，當竭國民之念，上承天戒，以佐爾君，下撫生靈，務令安遂，其圖協恭，勿乃我棄。故茲詔示，咸使知之。
在這份詔書中，世宗因為三大殿均受火災而誠惶誠恐，多次向上天表明自己的忠心，希望上天能夠明鑒，“朕心朕忠，上天明鑒”。他虔誠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仰惟仁愛之昭臨，皆是朕躬之咎重”，并且向上天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諾“當竭國民之念，上承天戒，以佐爾君，下撫生靈，務令安遂”，希望上蒼不要放棄他“其圖協恭，勿乃我棄”。
又如清仁宗《月朔日食詔》，寫道:月朔曰食，月望曰食，天象示儆，就惕時深。朕躬有闕失歟? 剿捕邪匪，余孽未盡，其應靖以兵威，或迪以德化歟?
政事有不便于民者，或一時行之，曰久則滋流敝歟?
在這份詔書中，嘉慶皇帝指出日食、月食的出現，是上天的示警。對此他很擔憂，不斷地向上天詢問: 是自身行為過失而造成的嗎? 圍剿暴匪的余孽是以武力鎮壓還是以德化人更好呢? 那些不便于民的措施是否是因為政策只是一時有效，久了就開始有弊端呢? 仁宗皇帝一次次地連續發問，試圖探究天意。
二 罪己詔文體特點形成的原因
為什么罪己詔會呈現出與別的詔書如此之多不同之處? 這主要涉及到三對關系: 君與民的關系; 君與德的關系; 君與天的關系。
1． 君與民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中，“君”與“民”是一對特殊的矛盾，兩者既相互對立、排斥又相互聯系、依存。一方面，君王統治著百姓，處于政治主體地位，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另一方面，百姓又能對帝王的政權產生一定的影響，民心的向背往往能決定帝王事業的成敗。所謂“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敦懹^政要·論政體》一文中說: “君，舟也; 人，水也;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形象地說明了“民”對于帝王統治的重要性?！爸孛駩勖瘛笔冀K是歷代王朝或實際上或名義上的基本政治原則之一。而“罪己詔”作為帝王昭告天下的反省文書，能夠在危機關頭增加民心力量，鞏固帝王的統治。因此作為籠絡人心的一種手段，罪己詔必須要表現出強烈的“親民”“罪己”意識，這就決定了它不能像其他詔書一樣用一種指示命令的口吻來彰顯帝王的權威，而是要用一種惶恐而虔誠的語氣拉近與百姓的距離，塑造出一個為民擔憂、為民解困的帝王形象。
像陸贄代唐德宗起草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就是一篇以情感人的杰作。這篇公文以德宗的口吻痛切陳詞、自省自責，起到了非同凡響的效果。它成功地安撫了民心，化解了一場政治危機，甚至連號稱王的田悅等幾位叛將也都紛紛主動去除王號，上表稱罪。據《舊唐書》記載: “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痹谶@篇《奉天改元大赦制》中，陸贄以德宗的口吻虔誠而惶恐地承認自己的錯誤，痛自引過，直言無忌。文中所提很多內容都是與帝王以往“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形象大相徑庭的。像“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一句以帝王之身而謝罪天下。又譬如“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于黎庶”
更是讓人感受到了德宗的悔恨之深。而這種所呈現出來的強烈反差能使臣民感受到帝王自省自責的深刻，從而最終起到收攏民心的效果。
2． 君與德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社會，帝王享受至高無上的權威，但同時他亦需要符合這個權威。德行就是其中的條件之一。一方面，古人認為上天的眷顧與君主的德行是息息相關的，上天只會眷顧“有德之君”，如果君主失德就會被上天所遺棄。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帝王必須用自己的德行來證明上天所授予他權位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道德可以說是古代帝王奪取、鞏固政權的基本手段之一，亦是拉攏民心的重要工具?？鬃釉浱徇^“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心拱之?！碧铺谠凇兜鄯丁防镆舱f過“若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身安; 若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且成遲敗速者，國基也; 失易得難者，天位也?？刹幌г? ”所以，不管真心還是假意，帝王往往將“德”一字貫徹于其政策始終，極力把自己塑造成一個道德的典范，來獲得臣民的認同。
正因為“德”在帝王統治中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罪己詔作為帝王昭告天下的文書，在反省自身錯誤時，自然也離不開它。漢明帝《日食求言詔》說“朕以無德，奉承大業”，漢安帝《求言詔》提到“朕以不德，尊奉大業”; 晉愍帝《攝政遺詔》說“朕以寡德，奉承洪緒”……罪己詔頻繁出現“朕既菲德”“乃朕失德”“朕以涼德”等套語，它們并不一定是君王真正承認自己的“失德”，更主要的是呈現給臣民一個“真心”悔改的帝王姿態，用以籠絡民心。在這樣的狀況下，君主所承認的“失德”，實際上恰好證明自己對“德”的重視。而這種“自謙自省”“知錯就改”的姿態也正是君王德行的最好體現。它構成了君王魅力的一個重要因素。
3． 君與天的關系。
提到君與天的關系，就不得不涉及“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天譴”三個概念。古人認為天與人是一個密切相關的整體，兩者可以互相感應。天被賦予絕對的權威，能干涉人事，預示災祥。反之，人的行為也能感應于天。唐·陳子昂《諫政理書》說: “天人相感，陰陽相和?！倍熳幼鳛槿碎g的管理者，是上天所選擇的代理人，他代替上天行使權力，管理百姓。同時，上天會對皇帝治理天下的成效有所反應。
當其感覺到人間失序時，就會降下災異，即所謂的“天譴”，以此來警醒人間的統治者?！稘h書·董仲舒傳》記載其對策語云: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遣告之; 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本C上所述，“天命”對“君主”而言就像把雙刃劍，既賦予至高無上的權力，也給與相對的責任。
正是由于“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天譴”等觀念的影響，古代帝王所下罪己詔，其文本的昭告對象不僅包括人間的臣民，更包括了“上天”。這也是罪己詔語氣虔誠而惶恐的另外一個原因，即它是向上天的一份“檢討書”，所以必須表現對天的尊敬與虔誠。實際上，無論帝王對上天究竟有沒有畏懼之心，他都必須把上天作為罪己詔的接受者之一，展現給臣民一個“自罪”的姿態。而這種“自罪”恰好地表現了他的“自尊”，印證了帝王作為“天子”與“上天”所保持的獨特的聯系，從而最終證明君王權力的合法性。也就是說“罪己詔”通過把上天作為文本對象而變相的限定了“歸罪”的資格。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罪己詔中頻繁出現“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永思厥咎，在予一人”“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等語句，它強調君王作為責任者的唯一性，但帝王并不會真地為此“引咎辭職”。
綜上所述，罪己詔的文體特點主要表現在語氣的惶恐而虔誠，“德”字的反復出現以及包含“上天”為接受者三方面，而這三方面又反映了“君與民”“君與德”“君與天”三對特殊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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