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軌\\(約1549－?\\)，字行甫，湖北黃岡人，乾隆間《黃岡縣志·文苑》有傳［1］223。他的詩歌與小說在明萬歷間頗有聲名，不過，以文學研究的眼光視之，其文言小說集《耳談》、《耳談類增》最為重要，兩書除了為通俗文學提供素材之外，還上接蘇軾紀異以抒懷的創作精神，下啟晚明小說家理念的更新與發展。學界對王同軌及其創作雖有一定的研究成果［2］2－5，但仍需深入。本文擬對前賢時俊所忽略的三個方面進行探討，以期方家斧正。
一、王同軌的文學活動之家族背景述要
研究王同軌的文學創作與傳播，不能忽視其家族背景的影響。明中期后，黃岡王家數代科甲，文風相續，成為典型的“科宦—文學世家”。據《皇明貢舉考》［3］一書，自弘治己未科\\(1499年\\)起，王同軌之祖王麟、伯祖王濟，父輩王廷陳、廷梅、廷瞻，同輩王同道6人先后進士出身。而從明初到該書下限的萬歷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200年間所載黃岡籍進士不過32名。另據《黃岡縣志》，王同軌的孫輩王一鳴、同輩王同謙與侄輩王追駿又先后為萬歷十四年、二十九年與崇禎十年進士［1］171－180。進士之外，王家舉人、貢生與監生等亦不勝枚舉，如王同軌本人為例監，其父廷槐為舉人。明制，取得這些功名的人都具備入仕資格，王家由此代有官宦，其中廷瞻更是官至戶部尚書\\(《明史》卷221有傳\\)。借助科宦帶來的思想觀念與教育資源的支撐，王氏家族內部又發展出文學才能，如王廷陳為庶吉士，有《夢澤集》，文名顯于當世\\(《明史》卷286《文苑二》有傳\\)，王一鳴有《朱陵洞稿》，廷陳、一鳴與同軌又都為錢謙益的《列朝詩集》著錄。地方史志又載同軌之子追醇“有才名，著有《漁唱笭箵》、《文通》、《明詩初選》等集”［4］，一鳴之父王追美“有《岣嶁山人集》”［1］222等。由此可見，明中期起黃岡王家科第與詩文并重，顯宦同才人時出，乃明代少有的“科宦—文學世家”之一。這一家族背景，對王同軌本人而言，家族內的詩文風氣正可消解其求仕艱難的心理壓力，家族外積累下來的人脈資源又有助于其士林與文壇交游，《列朝詩集·王江寧同軌》即載王與吳國倫、王世貞、李維禎等交好［5］498，這無疑有助于其進行創作素材的搜集，又有助于其通過名人說項來促進作品的傳播，所以《耳談》得其同鄉李維禎、江盈科等人作序，《耳談類增》又特意復刻于前。
在“享受”家族背景帶來便利的同時，王同軌對家族的文學風氣甚有傳承之功。對其子的庭訓自不待言，對王一鳴更是大力提攜?！读谐娂ね踔h一鳴》載:“一鳴，字子聲，一字伯固……伯固為稚欽之從孫，其族有同軌者，繼稚欽稱詩，識伯固于兒童，時以稚欽衣缽期之。伯固之得名，自此始?！保?］624王同軌科場、仕途不順，僅以例監出身而官終江寧縣丞，于家族的科宦榮光無甚添彩之處，他于家族文學風氣的承上啟下之力，可以居功。
二、王同軌小說的題材影響兼《型世言》本事補錄
就創作本身而言，王同軌的詩作雖頗受錢謙益“作詩不多，自有風格”［5］498的褒揚，但這方面的成就與影響內不能與家族中人王廷陳、一鳴相比，外更不能與同省公安、竟陵諸人相比。真正奠定王同軌文學地位的，乃在其小說創作，連錢牧齋都對此不惜添上一筆，說同軌“撰前后《耳談》，纂集異聞，亦洪氏《夷堅》之流也?！保?］498這里與宋人洪邁同列的所謂“前后《耳談》”，即同軌的《耳談》與繼之增益而成的《耳談類增》，這是他勝過前述族人與鄉賢之處。二書遠播各省贏得讀者的同時，還為晚明大盛的通俗小說提供了寶貴的創作素材與理論先導?！抖劇放c《耳談類增》共記事1419條，規模甚大。風格上，江盈科贊之曰:“事新而艷，詞爽而快?！保?］卷首4使《耳談》在京城出版不久，“金陵、浙、陜皆有板?！保?］卷首6時人張文光甚至夸大曰:“家置一集，紙貴市中”［6］卷首1?！抖勵愒觥犯Τ?，亦被書商索去。
這一廣泛傳播局面，足見其小說的讀者歡迎度，直接顯示了其創作的藝術魅力。
自1598、1603年兩書相繼刊行之后，王同軌的筆下故事大量地為通俗文學匯編或改寫，展現了其小說魅力的另一面，即豐厚的素材吸引力與再創作張力。于小說而言，龔進輝作《明代小說鈔引〈耳談〉表》［2］108－115，整理、具列《情史》、《筠齋漫錄》、《海公案》與“三言二拍”等11部小說集中篇目取材于《耳談》、《耳談類增》者。筆者據其表統計，計140余則，其中王氏筆下的有些故事被多方一再改寫。
龔表所列小說涵蓋文言與白話，就學界最為著力的擬話本領域而言，王氏小說的素材影響仍有需要加以補全者。呂友仁、米格智先生1991年考證“三言二拍”計24篇小說與“耳談”相關［7］，但直到龔進輝作《明代小說鈔引〈耳談〉表》，近20年間擬話本的另一重鎮《型世言》所受“耳談”的題材影響，一直缺乏系統爬梳與關注。本文現以《型世言》的回目為序，整理王氏小說在《型世言》中的題材回響。
1．《耳談》卷二《諸長公》與《型世言》第二十回
《諸長公》一文，敘諸宏釋盜獲報事。諸氏商船湖上遇盜，遂砍斷搶先入舟的盜魁所持勾船繩纜，斷其后援擒之，復義釋之。數年后再次遇盜，中有其人，乃得保全，并獲厚報［8］35?！缎褪姥浴返诙亍恫粊y坐懷終友托，力培正直抗權奸》敘秦鳳儀科舉與仕途經歷，其中有洞庭湖釋盜、后獲其助的情節。與《諸長公》相比，所擒同為盜魁，方式同為斷繩以絕其援，故該情節可判斷為移接于《耳談》。
2．《耳談》卷八《僧無垢》與《型世言》第三十五回?！渡疅o垢》敘僧人重生報冤事。英山和尚無垢去南京印經，被店主徐文夫婦貪財謀殺，乃轉世為徐子，長大后忤逆不孝，被鄰告官，有司夢得神示，陳年案發，兇手受懲，徐子出家，仍號“無垢”，印經完畢，重歸英山［8］183?！缎褪姥浴返谌寤亍肚笆涝剐煳姆?，兩生冤無垢復仇》，敘無垢印經遭殺、轉世忤逆、洗冤還山事，人物、情事與《僧無垢》相同，當出自《耳談》。
3．《耳談》卷七《大別狐妖》與《型世言》第三十八回?！洞髣e狐妖》敘商人蔣生得狐妖之助而娶親事。蔣至漢陽經商，偶慕美色，為狐妖所惑，殆至于亡，幸為同伴提醒，識破狐妖真身，獲贈靈草三束，以一痊己之病，以一致意中女子癩疾，再以一治其疾而得女為妻［8］167－168?！缎褪姥浴返谌嘶亍堆珊狭季?，蔣郎終偕伉儷》敘商人蔣生婚姻事，故事梗概與《大別狐妖》相同，都是“慕色中病———他人提醒———追蹤識破———撒草致病———救女得妻”?！缎褪姥浴反嘶嘏c鄂人敘鄂地民間故事的《耳談》之間的承襲關系一目了然。
4．《類增》卷四十六《靈哥》與《型世言》第四十回?！鹅`哥》敘猿妖靈哥詐謀遭懲事:靈哥預言一士子科第與官場命運，獲信任后試圖通過其手取得張天師的通天印鑒，被天師識破而除去［6］397－398?！缎褪姥浴返谒氖亍蛾愑峰e認仙姑，張真人立辨猴詐》，正話前半部分敘狐妖為劉伯溫驅逐，后半部分敘猴妖化身老婦人預言陳舉人之仕途經歷，獲其信服后，欲得其力而討張天師之印，反被識破亡身，這一敗亡情節顯見源于《靈哥》。
上為《型世言》小說正話取材于王同軌的“耳談”者。入話方面，《型世言》亦有幾處取于《耳談》?！缎褪姥浴返诰呕刂畤佬⒆訉じ甘?，出自《耳談》卷四《嚴孝子》篇，人物的名姓、尋父事跡與逃亡返鄉的手段完全相同。第二十一回官員魯穆因蛇破案事，出自《耳談》卷六《藍郡臣》篇，兩文所敘發現兇案的關鍵\\(蛇\\)、破案線索與方式都完全一致，惟官員姓名不同耳。同回入話又有郭子章斷案事:被猴子攔道“報案”后，郭設計廣引民眾來圍觀“異事”，暗中放出猴子，由其抓住殺害養猴人的兇手。此為萬歷名臣郭子章的為官軼事，《類增》卷六《郭公猿獄》篇亦敘此事，雖為晚出，而在細節上對稍前的《皇明廉奇公案·郭推官判猴報主》有補充之處，為《型世言》所吸收。
《型世言》第三十三回“殄賊之雷”事，出自《耳談》卷四《余杭崔屠》，而非學界所指王圻的《稗史匯編》［9］，因王圻之文本，本身即抄自《耳談》。
從上述分析可知，《型世言》共有七回小說取材于王同軌之作，共八事，計正話四則，入話四則，這幾則填補了《型世言》本事研究中所剩不多的空白，反映出陸人龍編撰《型世言》時也受到了王氏小說的影響，應予以認可。擴而言之，明清其他擬話本所受“耳談”的影響，仍屬空白，有待發掘。
三、王同軌的小說創作理念及影響分析
為擬話本等提供素材，是王同軌對明代文學發展的表層影響。深層影響則是王氏二書卷首自序、凡例中傳播的小說理念所帶來的啟迪，尤其值得強調的是，他在“常、奇”觀念上的創見———這一點恰恰為學界所忽視。好奇本為人之天性，怪、力、亂、神等夫子不語的內容乃為上至士大夫、下至草民所津津樂道的話題。古代志怪小說，即以好奇為心理動因，多言“神、仙、鬼、怪、妖、異之類”等“非人之耳目所經見”［10］之事?！岸劇庇浰劇翱上?、可愕、可勸、可誡之事”［6］卷首2，其選取的標準也在“奇”上?！抖勵愒觥し怖访鞔_聲稱:“談本以奇耳者也，不奇不耳?！保?］卷首6但他對自己所好之“奇”則有著異于傳統的明確理念與選取范圍，并在兩書卷首中進行了辨析、傳達。
在《耳談·自敘》中，他以“忠孝節義、理數藝文”為“?！?，以民心世態的“力爭心斗，巧偽萌滋”為“歧”、為“變”，并視之為需要以鬼神、教化與國法等手段來糾正的民眾之“病”。由于“京師翼翼，人物湊雜，厥事尤夥”，故札記之，“以識今一代淑詭幻怪事”［6］卷首14?？梢?，他是將可待記之“奇”的選擇范圍轉向身邊世態人情，重在搜求現實生活中異于“常理”的“奇”，而不以神鬼等虛妄之“奇”為“奇”，這無疑會在傳播中刺激作家對“奇”的深化認識。
創作《耳談》時，王同軌所言與“奇”相對之“?！?，尚帶有“綱常、倫?！钡囊徊糠?。到《耳談類增》之時，他所持之“?！币艳D為現實生活的“日?！?，要求從日常中去發掘奇，“奇”的現實主義因素進一步加強。在《耳談類增·自敘》中，他重申人心與生活的復雜多變:民之“智多”、“千變萬化，莫知紀極”而造成“異變之萌而紛紜之故”，所以生活繁復多樣，有很多可視之為“異變”的奇事，要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而不能“以不見為無”［6］卷首5。他進一步說:“今夫耳目所接，千匯萬態，孰能測其故而窮其理?非至異者乎?!”［6］卷首5由于生活中的人情物理還有很多未被揭示，所以作為日常的生活本身就成了略而未察的“至異”。因此，他以《凡例》體例申之曰:“夫奇，莫過于常;而奇，未奇也。常之奇，略而不察也?！保?］卷首6正是因為人們身在“常之奇”中而未識，是以生活之“奇”一旦被拈出，則常中見奇、常之為奇將充分為人體驗，令人驚嘆，所以他才大力倡言:“奇，莫過于?！?，視常、奇為一體。
這些“?！迸c“奇”的觀念闡釋，邏輯自洽、體系自成。他的這些認識，頗具儒家“格物致知”的理學色彩，但其“好奇”，意在驚人耳目而非致知修身，故其為小說家而非理學家。在新的常奇觀念指導下，他婉言“不敢言世外之事”［6］卷首6，而以日常生活為創作對象，從耳目所接中提煉新人耳目的素材，以被漠視的生活為“至異者”，從“?！敝邪l掘“奇”，從“不異”中揭示“異”，將小說領域的常奇觀發展到新的境界。
至于王同軌“好奇”著書的行為，除了文人的志怪心理之外，還有黃州\\(黃岡\\)的人文傳統影響。這點從其同時代人的評價中即可知曉。李維楨為《耳談》作序曰:“蘇長公直道不容于朝，小人摘其文字附致其罪，竄逐禁錮，備嘗險阻。于是使座客為悠謬之談……長公謫黃久，流風遺韻，猶有存者。行父黃人也，是編其有所昉乎?此文士不遇之一征也?！保?］卷首2鄭仲夔《玉麈新譚·雋區》卷八載湖北友人之言:“王行甫同軌在官，每日令吏胥門役人各陳奇事數則，勒為常規”，也聯系與黃州有莫大關系的蘇軾暗示道:“昔蘇子瞻每令人說鬼，其人無以應，則曰‘姑妄言之’，行甫亦此意與?”［11］李、鄭之語，從創作心態方面揭示了王同軌與蘇軾的異代相通之處，即紀異而抒懷。不過蘇軾關注的是言鬼言怪，王同軌則關注現實世相，從“?！敝械廊酥吹赖摹捌妗?。甚至可以說，王同軌搜及素來被士流輕賤的“吏胥門役”階層，除其高祖的出身影響之外，也應視作是他為了擴大“?！钡默F實素材來源而付出的實際行動。
王同軌對“?！迸c“奇”的辯證認識，對小說題材關注方向的改變，可以從晚明諸人論說中看到呼應與發揚?！杜陌阁@奇序》中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為奇，而不知耳目之內，日用起居，其為譎詭幻怪非可以常理測者固多也”，反對“向耳目之外索譎詭幻怪以為奇”［12］卷首1的創作方式。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觀序》說:“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指出常心、常理、常行等因少見而足以為奇，被人“相與驚而道之?！保?3］230這些正是對王同軌所主張的從“?！敝邪l掘“奇”的呼應。凌氏以“非可以常理測者”為奇，“奇”的標準與《耳談》的闡釋相近，而淡化了王的綱常色彩。笑花主人針對晚明世相，視符合“傳統”為“?！?，近于《耳談》時的理念;因“?！迸c澆薄時俗相異，“?！蹦朔礊轳斎硕恐捌妗?，這種“常奇一體”的定位與《耳談類增》相似，但又強化了王氏所放棄的道德色彩。兩人的具體論述雖與王同軌有異，但仍然可以看出他們繼承了王氏以現實為“?！?，從現實之“?！敝邪l掘“奇”的文學理念，甚至用語都甚為相近。明末凌蒙初等人的“常奇觀”在今人的小說理論發展史上是重要篇章，而王氏的先導之功，雖昭然若揭卻少人提及。
除“?！薄捌妗敝嫱?，王同軌還有明顯的通俗意識，他從接受角度出發，指出:“民不可正說者也!帝典孔訓，炳若日星，而皆聽之藐藐。語鬼神之事則懾，語德報則喜?！保?］卷首5這種從民眾思想水準與接受習慣出發的創作理念，馮夢龍有相近的回應，《警世通言·敘》中指出村夫稚子、里婦估兒“以前因后果為勸懲”，所以在“通于里耳”的小說傳播過程中，“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不通俗而能之乎?”［13］227中古之后，佛道的鬼神、因果等觀念與先秦的善慶惡殃觀念匯融，士民以禍福為勸懲。
王同軌、馮夢龍先后指出小說作為俗文學的藝術魅力，從受眾的角度揭示了文學的感染力與教育功能實現的方式，王同軌的啟迪之功隱隱可見。
綜上所述，王同軌為明萬歷間湖北重要作家之一，是黃岡王氏科宦－文學世家中承上啟下人物。家族之外，他的《耳談》與《耳談類增》遠紹蘇軾，為晚明興盛的擬話本創作提供素材之外，其所倡導的從日常生活發掘“奇”的理念與辨析，提高了凌蒙初、笑花主人對“奇”、“?！钡霓q證認識，促進了晚明小說家對紛繁多樣的世態人情的關注與發掘，進一步推進了晚明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之重視世情的轉向?？梢哉f，王同軌為明代文學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文學成就與意義不容忽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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