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詩歌創作，前后期有較大不同。早期，他多以詩針砭時事，懷古諷今，言辭激憤，風格濃烈; 晚年，多作詩吟嘯謳歌，懷古悼今，意境閑遠，詩風恬淡。南宋陸游與楊萬里對王安石的詩藝稱賞不已，尤其是楊萬里，在詩歌創作上大量師法荊公暮年小詩的流麗風格，清新雋永，別具風神。陸游作詩雖并不模習“半山體”，但其詩強烈的感時憂世與王詩中積極的淑世精神相近，加上祖父陸佃為王門生徒，故對王安石的學者身份與變法舛差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
一 楊萬里得王詩之深婉不迫
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這樣記載: “楊廷秀在高安，有小詩云: ‘近紅暮看失燕支，遠白宵明雪色奇?；ú灰娞椅┮娎?，一生不曉退之詩?！枵Z之曰: ‘此意古已道，但不如公之詳耳?！⑿沣等粏? ‘古人誰曾道?’予曰: ‘荊公所謂“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是也?！⑿愦笙苍? ‘便當增入小序中?！边@段史料透露了兩層信息，一方面，暗合的詩句表明楊萬里與王安石有著相類的藝術旨趣，楊氏因己作與王詩偶合而“大喜”，從側面折射出他對王安石詩藝的認同; 另一方面，能夠迅速從楊詩中挖掘出王詩的因素，也足足反映出陸游對王安石詩歌的熟稔。
確如《筆記》所言，楊萬里對王安石的詩藝多予贊賞:三百篇之后，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曰: ‘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豕艖饒鲈?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 ’折楊柳曰: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
楊萬里認為詩歌“去詞”“去意”后仍有余味，而在詩中流淌著這種不滅余韻的，除了晚唐詩歌，有宋一代，惟有王安石之詩堪當此譽。在詩歌創作中，楊萬里更加直接地表明了對王詩的喜愛:
不分唐人與半山，無端橫欲割詩壇。
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
船中活計只詩編，讀了唐詩讀半山。
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絕句當朝餐。
拋開評價的公正性暫且不論，僅就個人的詩歌旨趣來看，足以證明楊萬里對王安石詩藝的推崇。這種文學上的肯定使他不自覺地在創作中融入了王詩的特征，“犬知何處吠，人在半山行”“青天何處了，白鳥入空無”有著“半山體”的淡遠; “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不是白云留我住，我留云住臥閉身”又與荊公晚年的閑適心態契合。詩人觀察細致，觸物興感，面對湖天暮景，寫下了“坐看西山落湖濱，不是山銜不是云。寸寸低來忽全沒，分明入水只無痕”; 而當晚歸遇雨，又記錄了“略略煙痕草許低，初初雨影傘先知。溪回谷轉愁無路，忽有梅花一兩枝”。誠然，這種收獲與楊萬里偏向大自然對詩思的觸發密不可分，自然景致經詩人裁剪被賦予人格，獲得新生，故有了“老夫問柳柳不知”等人與自然的對話，也就難怪“岸柳垂頭向人揖，一時喚入誠齋集”了。對此，楊萬里曾自負地說: “好詩排闥來尋我，一字何曾拈白須?！焙蟠逡嘤小胺盼?，學力也，似杜甫; 誠齋，天分也，似李白”的知人之論。然而，誠齋并未自恃其才而不加勉勵，“詩吸三江卷五湖，雕瓊為句字為珠”一語道出了學力的重要。楊萬里不但從自然中覓取詩材，而且注重學術的滋養，他承嗣荊公，又加以變革，將江西詩派的“活法”演繹到極致。秉持著這樣的詩論主張，楊萬里創作出“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此等超邁半山的絕句佳什。
觀上，讀者極易獲得這樣的認識，楊萬里原來是一個吟詠性情的閑散詩人，下筆多作內蘊淺切、率意而為的詩歌。
事實上，詩人未曾一刻忘懷國事，清人潘定桂即揭示了楊詩易被忽略的風采:一官一集記分題，兩度朝天手自攜。老眼時時望河北，夢魂夜夜繞江西。連篇爾雅珍禽疏，三月長安杜宇啼。試讀渡淮諸健句，何曾一飯忘金堤?楊萬里生前將自己的詩歌 4200 余首編入九部詩集，如方回所言“楊誠齋詩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變”。
雖然當初楊氏未必有以詩記史的意圖，但是九部詩集還是動態地呈現了其行藏用舍。對此，丁功誼先生作《楊萬里各詩集創作時間考證》一文，通過厘清成集時間，使人們可以“更清晰地把握‘誠齋體’形成與發展的全過程，觀照出楊萬里文學思想演變的軌跡”。
潘氏極富見識，短短數句便抓住了楊詩兩個層面的生命力，一是“河北”“金堤”等關乎社稷江山的內涵意旨，二是師法“江西”而作“活法”的藝術追求。這種全面恰切的解讀，正合乎楊萬里本人的詩論，楊氏在《和李天麟二首》其一中曾透露出這樣的主張:
學詩須透脫，信手自孤高。衣缽無千古，丘山只一毛。
句中池有草，子外目俱蒿?？煽诙撕嗡? 霜螯略帶糟。
“句中池有草，字外目俱蒿”即指作詩要兼顧思想內涵與藝術旨趣，既不可失之粗糙，又不能流于空泛，要文質相得。而這種透脫的詩藝追求，不正與荊公晚年的詩歌理解相契嗎? 在《雪后尋梅》中，他托物言志，“詩人莫作雪前看，雪后精神添一半”便贊頌了梅花不畏摧折的傲岸姿態，楊萬里晚年雖多言老病，卻不工愁苦，梅花的精氣神正是詩人的傳神寫照。
荊公晚年對梅花亦情有獨鐘，故有“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此等傳神之筆。論者常將王安石《梅花》與陸游《卜算子·詠梅》并舉，并視二人為論梅的同調中人，他們借花品題，透過梅花的品質傳遞出人的精神，雖然同樣經歷傾軋、誣謗，王氏在擱筆“福建子”后尚能釋懷，綻放淡遠，而陸游卻始終給人留下失意志士的兀傲印象。這是因為王安石雖退居金陵，但政治抱負畢竟得以施展，而陸游卻因不附當權派的主和論調，屢遭打擊，久不見用，讀到“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一句，放翁心聲宛然可見。
的確，古典詩詞的上乘之作大多別有寄托，就像詠梅，有些甚至“更無花態度，全有雪精神”，楊萬里雖注重藝術錘煉，但更看重詩意的蘊蓄，無論是“老農背脊曬欲裂，君王猶道深宮熱”中的悲憫，還是“老去情懷已不勝，愁邊災患更相仍”里的憂患，抑或是“卻是歸鴻不能語，一年一度到江南”的感喟，這種深沉的感時憤世流淌在字里行間。臨終前他曾寫道: “兩窗兩橫卷，一讀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萬古心?！?/p>
這“萬古心”中包孕了國土日蹙的焦灼，貽誤收復的憤懣，怨而不怒，含蘊深曲，綻放出《誠齋集》的耀眼光芒。因此，品讀誠齋詩，只知其雅麗清新的半山一面，實在是誤讀甚深。
而與楊萬里同時的陸游，同樣服膺王安石的詩藝，領悟卻有所不同，對此，楊理論在《中興四大家詩學研究》一書中指出，楊氏偏向自然景物對詩思的觸發，性靈色彩突出。陸游同樣積極走入自然，觸物感興卻不及楊氏幽默詼諧，天真活潑。這是因為陸游還大力提倡生活閱歷對詩歌的玉成作用，此等客觀公允的創作態度必會使之缺少楊氏的獨特與創新。
那么，陸詩與王詩究竟有無交集，陸游對王安石又有著怎樣的認識呢?
二 陸游得王詩之直抒胸臆
陸游《入蜀記》曾九次提到王安石的詩，涉及風物冠名，如小軒木末，土山培塿得名于王詩“木末北山雪冉冉”，“溝西顧丁壯，擔土為培塿”，亦兼及史地考證，陸游親臨諸地，如謝安墩、瓜步山、牛渚、天門山等等，形勢皆與王詩記載吻合，王氏治學之謹嚴對陸游影響極深。最高的評價莫過于卷三游九華山一則，“九華本名九子，李太白為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惟王文公詩云: ‘盤根雖巨壯，其末乃修纖’，最極形容之妙”。
在《老學庵筆記》中，陸游另有十處言及王詩，其中八處是對王安石詩歌或詩學的正面之論，這些記載足以彰顯陸游對王安石詩藝的認同。在卷十中，陸游先后將白居易、晏殊與王安石三人對蟬聲的歌詠進行對比，得出的結論是“三用而愈工”;在卷八中，王荊公化用顏廷年“微音遠矣，誰箴予闕”，一變而為“子今去此來何時，后有不可誰予規”“師其意不師其辭”，陸游譽之“青出于藍”。
然而，認可并不意味著必作贊歌，有時，查漏指正一則更能反映論者對詩人成就的真正理解，二則也能彰顯論者的學術襟懷，而陸游就是這樣胸懷坦蕩的學者，對王詩既樂道其長，亦不掩其失。如《筆記》卷四借曾幾之口指出荊公之于淵明，師其辭不師其意，稍顯不足; 卷八稱贊韓駒“推愁不去還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一聯，熔鑄王安石與劉禹錫詩句，而愈加工整。不獨對王安石，對自己的父親，陸游亦有著公正的評判。如《筆記》卷八記載了陸宰與晁以道對黃庭堅《乞貓詩》有著不同理解，結果是陸宰所解有誤，《筆記》中便留下了“偶不扣之為恨”的實據。
和楊萬里一樣，陸游對王安石的詩藝也十分贊賞，常?；猛蹙??！叭f里因循成久客，一年容易又秋風”出自“萬事因循今白發，一年容易即黃花”; “即今禾黍連云處，當日帆檣隱映來”源自“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有時，甚至僅一字之改，如“莫作世間兒女態”出于“更作世間兒女態”。雖然化用王詩成句，但是，陸游并沒有沿襲“雅麗精絕”的半山詩風，而是另辟蹊徑，在南宋風雨飄搖的局勢中，奏響了愛國主義的悲歌。時事跌宕成為陸游創作的不竭詩材，這種取材傾向貼近王安石早期的詩路，尤其與王氏的政治諷喻、詠史懷古之作不謀而合。荊公詠史詩“最于義理精深”，這與王氏的學養修為、人生志趣以及時代土壤等密切相關?？墒?，陸游的時代，王業偏安，國境日蹙，民族矛盾尖銳，于是，“生希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贈醉侯”“閉門種菜英雄老，彈鋏思魚富貴遲”“時平壯士無功老，鄉遠征人有夢歸”“屬櫜縛褲毋多恨，久矣儒冠誤此身”，這些詩句承載著匡時濟世的濃烈情緒，噴薄而發，與王安石精研義理、千帆竟過的淡泊心境截然不同。
不僅與王氏殊異，即使與楊萬里相比，同樣感慨國土淪陷，楊詩僅止于悲歌謳吟，陸詩的郁怒情緒卻更加凸顯，故而頻頻發喟殺敵報國的雄歌，“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丈夫不虛生世間，本意滅虜救河山”“丈夫無成忽老大，箭羽凋零劍鋒澀”，便是怒火迸發的出口。況且，南渡之初，萬事草創，外交上和戰不定，內政上分歧亦多，士人心態極為復雜。當壯志難酬時，陸游不得不借助“新亭”“遷都”“遺民”等意象表現世運盛衰、山河興廢。只不過，陸游的情緒貌似不可遏制，但卻一直收束在成熟的用典與對偶中，正如劉克莊所言“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
同樣精于對偶，半山的形式或許更加工嚴，但是放翁的節制更為難得，體現了宋人作詩高度理性的精神。雖然筆底怒翻波瀾，可是，章句之學并非志向，經世致用方為夙愿，在這一點上，楊萬里與陸游心意相通。二人相比，陸游更渴望政治抱負的實現，這也為他能夠客觀評價王安石的人格與治績奠定了基礎。
三 二人對政治家王安石的不同態度
相比起對文學家王安石的交口稱贊，人們對政治家王安石卻是聚訟紛紜。陸楊二人身歷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歷時八十年。前四十年，南宋一朝承接北宋黨爭余蓄，呈現出“黨元佑”與“主安石”的分歧，王安石的聲譽在蔡京一黨的庇佑下尚得以保全。而在后四十年里，飽受壓制的元佑學術抬頭，它以濂洛道學與蘇黃文學相結合的方式對荊公新學進行前所未有的清算，一時間，王安石的吏治、學術甚至心術被全面否定。是時，楊萬里也步入其間，討伐王氏: “王安石相神宗，有‘祖宗不足法’之論，創為法度，謂之新法，天下大擾?！?/p>
楊氏反對盡棄祖宗法度，主張針對現實將“大壞之壞”的毒瘤切除，對于“補而未全之壞”的缺陷，則可以紆徐改革，不可倉促操切。好在楊萬里只是客觀糾正王安石變法的理論失誤與實施弊端，并沒有上升到人身攻擊的偏狹層面，但是，卷土重來的道學派卻沒有放過王安石，其踐踏、攻訐之勢推助了兩宋黨爭的惡性循環。雖然有學者意識到這種畸形斗爭的不良后果，意欲彌合兩派矛盾，但都是杯水車薪，幾無效果。對于黨派傾軋，陸游深感痛心，“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原亂后儒風替，黨禁興來士氣孱”“大事竟為朋黨誤，遺民空嘆歲時遒”，這些詩句無不蘊含扼腕之痛。
在這樣的背景下，陸游對王安石卻依然多加維護，即使是在論述王安石尋常的賞玩癖好時，他也不允許別人對荊公有著聲色之徒的誤讀。在古代，竹根以其天然的韻致受到文人的偏愛，王安石得到了友人耿憲竹所贈的竹根冠，“愛詠不已”，作《和耿天騭以竹冠見贈四首》歌之，其中“玉潤金明信好冠，錯刀剜出蘚紋干”描摹了竹根冠的物態，而“無物堪持比此冠”“不忘君惠常加首”更是道出了賞愛之情。對此，陸游卻不忘鋪墊“王荊公于富貴聲色，略不動心”的前提。事實上，作為宰相的王安石的確無暇有所嗜好，南宋朱弁在《曲洧舊聞》中就曾澄清王氏喜食獐脯一事。王安石因思慮國事，席間無意吃光了距離自己最近的菜肴獐脯，屬下竊以為得宰相口味偏好，幸虧王妻命人更換菜品，荊公同樣一掃而光才得以辟清。那么陸游此處對王安石的回護，除了他本人對王安石人格的認同，恐與其家學淵源亦關系密切。
陸游祖父陸佃，是王安石“絳帳橫經二十秋”的弟子，對荊公學問極為仰慕。陸佃嘗記荊公講學情形，“淮之南，學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學，予獨疑焉。及得荊公《淮南雜說》與其《洪范傳》，心獨謂然，于是愿掃臨川先生之門。后余見公亦驟見稱獎，語器言道，朝虛而往，暮實而歸，覺平日就師十年，不如從公之一日也”。荊公講學，掀起“諸生橫經飽余論”的盛況，堪與胡瑗比美。
陸佃出于王門，卻不支持新法。熙寧三年，王安石主政事，垂問陸佃對新法的態度，陸佃的回答堅定有力，“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這樣回答，一方面肯定了王安石變法的初衷，維護了師道尊嚴; 另一方面客觀評價了新法實施的擾民傾向，指斥其弊端。關于陸佃的為人，安石得勢，他并不淪喪附議; 安石失勢，亦不避之不及，而是率眾祭奠。正因如此，北宋當局兩次羅織黨人名單，陸佃都榜上有名，第一次與新黨同列，第二次卻入舊黨名單，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陸佃雖不支持新法，但在《〈神宗皇帝實錄〉敘錄》中卻有這樣的表述，“既而儲積如丘山，屋盡溢不能容，又別命置庫增廣之”，“迨元豐間，年谷屢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余財羨澤，至今蒙利”，這些細節無不是對王安石的聲援，生動記載了新法聚斂生財的作用。關于這一點，張祥浩、魏福明認為“絕不能說起到了改善人民生活、發展生產或者說富民的作用”，卻“必然是向人民搜求的結果”。
畢竟，“天下財力日以困窮”的窘況是否改善，歸根結底是以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為標尺的。要之，陸游與楊萬里詩歌的藝術觸角深植于不同的土壤，故其感發差異極大。就承襲王安石詩風來看，楊萬里偏向晚期王詩的“深婉不迫之趣”，陸游則更欣賞早期王詩的“直道其胸中事”。但是，對于王安石的“博觀而約取”，二人都深為贊同。劉克莊即言: “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當為一大宗?！?/p>
陸游在《答陸伯政上舍書》云: “詩者果可謂之小技乎? 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詩乎?”縱然“所慕在經世”的抱負郁郁不得抒，但其攬轡澄清之志已然通過九千多首的驚人產量，實踐了人能的極致，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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