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文學地理研究方興未艾，不過，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文學家籍貫地理和本土文學地理，而對文學家的活動地和創作地關注不夠。相對于籍貫地，文學家活動地的文化環境與其創作的關系更為直接。文學創作活躍之地往往是國都或區域政治中心，這些地方也是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集中了各種學術資源和社會信息［1］，對周邊地區具有很強的輻射力和帶動性。要研究文學與地理的關系，就不能不關注文學創作地理，而文學創作地理格局往往是時代政治文化格局的一個縮影。
一、東漢文學創作地理整體格局
為考察東漢文學創作地理整體格局，筆者先對今存東漢詩文創作地分布情況作了統計，具體是嚴可均《全后漢文》中，創作地可考的東漢文共1676篇。逯欽立《全漢詩》所錄創作地可考的東漢詩歌有177首。在今人整理的漢魏古籍及相關著作中\\(俞紹初《建安七子集》、趙幼文《曹植集校注》、中華書局本《曹操集》等\\)，尚有未為嚴可均《全后漢文》收錄的創作地可考的東漢文337篇，未為嚴可均《全漢詩》收錄的創作地可考的東漢詩67首。檢索嚴可均《全三國文》、范曄《后漢書》、袁宏《后漢紀》等古籍，發現嚴可均《全后漢文》漏輯的創作地可考的東漢文49篇。據不完全統計，今存創作地可考的東漢文共2062篇，創作地可考的東漢詩共244首。
把現存創作地可考的東漢詩文分州、郡統計，詩文總數在10篇以上的有18個郡國，即河南\\(文1178、詩64\\)，魏郡\\(文329、詩48\\)，潁川\\(文86、詩11\\)，河內\\(文14、詩4\\)，弘農\\(文12、詩2\\)，陳留\\(文35、詩6\\)，沛國\\(文9、詩3\\)，南陽\\(文23、詩8\\)，這些郡國均在中州;京兆\\(文52、詩6\\)，扶風\\(文14、詩1\\)，漢陽\\(文24、詩3\\)，隴西\\(文11、詩5\\)，這些郡國均在關西;北海\\(文23、詩0\\)，涿郡\\(文14、詩3\\)，巴郡12\\(文3、詩9\\)，蜀郡\\(文10、詩7\\)，會稽\\(文13、詩3\\)、南郡\\(文21、詩7\\)。除此之外，其他產生作品較多的郡國還有汝南\\(文8、詩1\\)，山陽\\(文5\\)、常山\\(文6\\)、吳郡\\(文3、詩5\\)，武都\\(文9\\)，敦煌\\(文6、詩2\\)。
需要說明的是，除了建安時期，東漢文人詩一直不發達，本文統計的“詩”絕大多數是民間歌謠，各地民間歌謠的多寡反映的不是當地文人詩創作情況，而是當地吏民關注現實和參與歌謠創作的活躍程度。盡管上述各組數字會稍有誤差，但足以反映東漢文學創作地理概況。詩文數量在50篇以上的依次是河南、魏郡、潁川、京兆。河南是京都所在地，魏郡是漢末曹魏政治中心鄴城所在地，潁川是建安中漢獻帝許都所在地，京兆則是西都長安所在地。從詩文創作地所屬文化區看，中州居首\\(約占總數的90%\\)，關西次之，在巴蜀、齊魯、吳會、河北\\(常山、涿郡等\\)、西北諸地也產生了較多作品。括而言之，東漢詩文創作地主要在各個時期的政治文化中心。
換句話說，東漢文學創作地理的第一個特點是文學創作中心與政治文化中心合二為一。第二個特點是詩文創作活躍之地，作者絕大多數來自外郡，這也是政治優勢和文化優勢共同作用的結果。
洛陽成為京都以后，四面八方的鴻儒文彥及青年學子都向京畿匯集，借政治和文化上的優勢資源，河南郡很快成為全國詩文創作中心。中州人口眾多，多富庶大郡，弘農、潁川、陳留、河內環拱京師，南陽既為帝鄉又扼南北交通之咽喉，故而，無論是政治地位、經濟地位，還是人才優勢和文化優勢，中州均非其他地區可比。
三輔、陳留所出詩文，本土人創作的比較多，原因或有三條:本土文化積淀深厚，政治地位比較特殊，文學名家眾多。三輔是秦與西漢的京畿和西漢皇陵所在地，東漢皇帝常到此祭祀先帝;漢獻帝初，董卓挾天子徙居長安四五年，其時多有詔令奏疏產生。三輔多士，東漢三輔文學名家就有馮衍、杜篤、傅毅、班固、馬融等，他們在故鄉各有創作。陳留鄰近京師，自秦至漢，名臣甚多，東漢中期以后，文學家泉涌而出:蔡邕、路粹、阮瑀、邊讓等皆以文學馳名天下。諸多政治文化因子相互作用，造就了三輔、陳留堅實的文化基礎，人們政治參與意識比較強，這也是兩地時政類歌謠比較多的根本原因，而兩地文學家在入仕之前，或仕為郡吏之際，或退隱鄉里之后，都有名作傳世，本土文學創作也因此比較活躍。
自文翁在蜀興學，其后，蜀中文風日盛，先有司馬相如、王褒等先漢文豪，續有楊終、李尤等后漢文彥，漢末又有一大批關中和中原的文士入川，巴蜀文學就在一個相對溫潤的環境里自由生長。巴蜀自古好歌，而漢廷重視民間輿論，巴蜀人論議時政和地方官吏的歌謠得以進入官方視野，這是東漢巴蜀歌謠留存較多的重要原因。東漢巴蜀文章主要作于兩個時段:一是建武初公孫述稱帝成都時。二是漢末劉璋割據蜀中時。作者正是這兩個集團的文士。
東漢文學地理版圖上，荊州北部以南陽為中心的江漢地區也是群星璀璨之地。南陽是光武帝和眾多東漢功臣的故鄉，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備受政策優待，學術文藝快速發展，文學英才層出不窮，劉珍、張衡、延篤、左雄、朱穆等皆享譽文壇。張衡今存作品，包括《南都賦》、《二京賦》在內的半數作品都撰于任南陽郡主簿時。延篤晚年講學故里，今存《仁孝論》及5篇書信皆作于故鄉。東漢時，南郡、江夏郡的經濟、文化乘帝鄉東風而較快發展，到了中后期，兩郡人才輩出，胡廣、蒯越、黃香等文化家族群體崛起。初平元年，劉表為荊州牧，招攬天下名士，此后二十余年間，荊州學派譽滿天下，以王粲為代表的荊州文士集團創作了不少名篇佳作。
齊魯儒學發達，俊才蒸蒸，但齊魯文學家大多長期生活在中州。今存東漢齊魯詩文主要是孔融和鄭玄的作品。漢末中原戰亂，北海鄭玄回到故土，留下《戒子益恩書》等文。魯國孔融常年宦游中州，獻帝初任北海相，在郡6年，作了不少教令文。
涼州文學創作最活躍的時段是兩漢之際，時隗囂割據隴右，廣納賢才，隗囂、班彪、鄭興等文學名士齊聚西北，翰墨飛采，創作甚盛。此后，因為戰事，崔骃、皇甫規、傅燮等文學家先后客宦涼州，而漢陽趙壹、敦煌侯瑾長居本郡，以漢陽、武都為中心的涼州文學因而時現光彩。
二、洛陽:東漢文學創作中心
作為國都，洛陽所擁有的人才優勢和文化優勢，郡國無法望其項背。東漢朝廷尊經崇文，公卿百官，功臣外戚，無不尚文，這些富貴卿士及其賓客、掾屬聚集京洛，構成龐大的文化人群。東漢文以詔令、奏疏、碑銘居多，而名篇多為在京文士因國政和時事而創作。國都優勢造就了洛陽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富于活力的文化生態也使其自然成為天下矚望的文學創作中心。
東漢大多數文學名家曾任職蘭臺、東觀，諸多名儒如盧植、尹敏、孔僖、楊彪等也曾著作于東觀，他們的創作旺盛期也大都在任職宮中之時。蘭臺和東觀都設在宮中，是國家藏書、校書及著述之所。漢章帝以后，國家圖籍盛集東觀，眾多文學名家匯集于此。
東觀文士一面校讎典籍、著作《漢記》，一面從事文學著述，許多經典文章誕生于此。班固在蘭臺、東觀長達16年，今存作品33篇，創作地可考者22篇，其中《兩都賦》《答賓戲》《燕然山銘》等8篇名作均是此期所作。蜀郡文學家李尤入東觀后，才情高漲，“召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懷戎頌》、百二十銘，著《政事論》七篇，帝善之”［2］750。李尤今存作品90篇，絕大多數作于任職東觀時。吳郡高彪，“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令帝異之”［3］2650。
蜀郡楊終今存文4篇，3篇作于任職蘭臺時。東觀文士常奉詔作文。永平中，在蘭臺的班固、賈逵、楊終及太學生傅毅與百官奉詔同作《神雀頌》、《漢頌》［4］308－312。班固、賈逵、傅毅等人奉章帝詔作連珠文，連珠體因此興盛。東觀文士每每隨帝巡狩，獻作賦頌。東漢巡狩文大都出自東觀文士之手，班固、馬融、張衡等皆有此類文章。當然，東觀文士也參議朝政，作了大量奏議文。東觀文學典雅繁縟，引領一代文學風尚。
外戚幕府也是文學名士匯集之處，大批奏記諷諫幕主之文隨之而生，幕府文士集會又往往催生出大量交游應酬之作，如碑誄、薦士文、頌贊文等。漢章帝以后，外戚干政現象逐漸凸顯。干政外戚權勢威赫，文學名士多入幕為僚，外戚幕府文學因而成為京都文學一大景觀。
章帝、和帝之世，外戚幕府文學快速興起且臻于極盛。章帝初，舅父馬氏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保?］857建初中，杜篤被車騎將軍馬防任為從事中郎，隨馬氏戰亡于西羌。杜篤之后，又有傅毅進入馬防幕府。七八年間，馬防幕府文學創作甚是活躍。和帝初，竇憲專權，開府納士，文學名家再度薈萃外戚幕府。史載:“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骃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時“憲府文章之盛，冠于當世?！保?］2613其后，和熹鄧后稱制，鄧騭為大將軍，馬融、楊震、朱寵等名士入其幕府，而馬融為一代文宗。馬融與鄧氏存在政見的、文化心理上的隔膜，但他有《廣成頌》奏呈鄧氏，《與竇伯向書》也作于鄧騭幕府。
順帝立，安定梁氏興起。后父梁商為大將軍，所辟僚屬多為名儒。其中，李固擅奏議，今存文19篇，其中《奏記梁商》《奏記梁商理王龔》作于梁商幕府。商子梁冀繼任大將軍，僚屬亦多文學名士，如崔寔、趙岐為文學大家，張奐、朱穆工文章，楊賜善奏議。惜梁冀幕府之作，僅存朱穆奏記3篇。
靈帝中平中，何進為大將軍。兩次黨錮之禍使得俊士寥落，時逢黃巾軍擾亂各地，漢廷急需士大夫集團的支持，何進招攬賢才臻于極致，史稱“幕府初開，博選精英，華發舊德，并為元龜”［3］2646。劉表、鄭玄、荀爽等名士皆被征召，文學家陳琳、孔融、邊讓亦歸幕下，蔡邕與何進及其幕府文士也多有交往。何進幕府文學盛極一時。
縱觀東漢外戚幕府文學，梁冀幕府持續最久，何進幕府文學名士最多，但創作之盛不及竇憲幕府。竇憲幕府正值盛世，班、傅、崔等文士也正值盛年，他們創作了一批聲壯氣雄、彰顯大漢威德的名作，也創造了東漢文學創作的第一個高峰。京城公卿幕府也是文學淵藪，奏議文章多出其間。東漢公卿大都是飽學之士，僚屬亦多能文之輩，他們都是京洛文學輝煌的創造者。
三、從獻帝都許到曹氏治鄴:漢末文學創作中心的兩次轉移
建安元年，曹操迎獻帝于潁川許縣，文學創作中心旋即轉移至此。史稱“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3］2653。奔許士人中，文學名士甚多，有荀彧、荀悅、鐘繇、繁欽、孔融、楊修、禰衡、路粹、劉禎等。一時間，許都文學繁茂?？兹诓艢飧呷A，《后漢書》本傳說:“及獻帝都許，征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保?］2264俞紹初《建安七子集》錄孔融文45篇，詩7首。其中文19篇、詩2首皆作于許都?？兹谠谠S之作，尚有六言詩3首［4］及《孝廉論》等4文［6］211－212。潁川荀氏諸子也攀龍附鳳。史載:“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保?］2058荀悅的《漢紀》《申鑒》及論文數十篇大多作于許都。荀彧今存文5篇，其中3篇作于許都。
曹操幕僚也是許都文學創作的主將。路粹少學于同郡蔡邕，約在建安三年遷丞相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同為曹操典掌文書［6］400－402。路粹常草擬詔令文書，在許之作應該不少。繁欽卒于建安二十年［6］449，文學創作旺盛期也在許都?！秲愿敗吩?“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于汝、潁。欽既長于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說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主簿卒?！保?］建安中，繁欽為曹操典掌文書，在許之作數量不菲，惜散佚殆盡。曹操文學創作高產期也在許都。中華書局整理的《曹操集》載操詩26首，文153篇，其中有詩2首、文27篇作于許都，詩文總數冠于在許諸子之首。楊修在許之作今存《許昌宮賦》和《司空荀爽述贊》。
建安前八九年間，許都文學創作盛況空前，成為一時之文學中心。曹操移政鄴城后，荀悅、孔融等仍留在獻帝身邊。漢末，袁紹、曹操先后控制冀州，治于鄴城，鄴城文學也隨之分為兩個時期。自初平二年袁紹統治冀州到建安九年曹操破鄴，此為袁氏鄴城文學時期。
自曹操攻下鄴城到曹丕稱帝，此為曹氏鄴城文學時期。建安中，曹操治鄴，“挾天子以令諸侯”，漢末政治中心實在鄴城。曹氏時期的鄴下文學乃漢末文壇亮麗的風景，不少建安文學名作誕生于此。袁紹占據冀州后，青、并、幽三州陸續歸其所有，一時間，鄴城人物鼎盛，追逼許下。陳琳為袁紹掌管文書，作有《為袁紹檄豫州》《武軍賦》《答張纮書》等。興平元年\\(194年\\)，應劭入鄴，創作了《漢官儀》《風俗通》、駁議三十篇等大量作品。大儒盧植、鄭玄也被請至鄴城。上述4人外，謀略之士沮授、田豐、審配也在袁氏麾下，沮授存文最多，今存5篇，悉為上呈袁紹的奏議。
曹氏入鄴，丕、植兄弟登上文壇，四方文學名士匯集鄴城，以鄴城為中心的漳河流域成了北方詩文創作的中心。當時文學盛況，鐘嶸《詩品》描述道:“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保?］曹氏父子登高好賦，游獵常歌，追隨者亦俯仰相和，鄴下文學創作活躍非常。史云:“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保?］352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建安中，魏文帝從武帝出獵，賦，命陳琳、王粲、應玚、劉楨并作。琳為《武獵》，粲為《羽獵》，玚為《西狩》，楨為《大閱》?！保?0］當此之時，丕、植以王子之尊，諸子以貴賓之屬，飲酒高會，著文賦詩，相遇甚歡。曹丕《與吳質書》回憶說:“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并載，以游后園?！保?］383鄴下文學之盛由此可見一端。
三曹及建安諸子的詩文，作于鄴城者甚多。繁欽今存詩8首、文22篇，創作地可考者的3篇文章全作于鄴城。徐干在鄴，?！拜d筆而從”，作有《序征賦》、《西征賦》等。曹植的《離思賦》與《東征賦》，曹丕的《感離賦》，曹操的《征吳教》《原賈逵教》《戒子植》等，皆作于鄴城。陳琳、阮瑀在鄴，同為司空軍謀祭酒，軍國書檄，多二人所作。在鄴諸子多有游宴贈答或同題共作的詩文。七子文集中的《寡婦賦》《鸚鵡賦》《行女哀辭》等大批文章皆鄴下唱和之作。劉楨存詩13首，僅鄴下贈答之作就有9首。楨今存文8篇，其中4篇作于鄴城。匯集鄴城的文士尚有繁欽、路粹、楊修、邯鄲淳、仲長統、潘勖等，悉以文采馳名，各有作品傳世。
建安才士匯聚黃河北岸，鄴城文學出現了空前絕后的輝煌，但好景不長，隨著曹丕稱帝而移都洛陽，鄴下風流隨即星流云散。
四、南遷中州士人與襄陽及交趾的文學輝煌
荊州屬楚，交州為百越所居。與中原、關中相比，荊州大部分地區人煙稀少，經濟落后，交州更甚。漢末北方戰亂，中原人士紛紛南遷，在荊州襄陽、交州交趾聚集，中原文化隨之南傳，荊襄、交趾的文化快速發展，兩地遂成區域文化中心，文學創作也群花綻放。初平元年\\(190年\\)，劉表任荊州牧，治有方略，荊州為之暫安。干寶記載說:“時天下尚亂，豪杰并爭:曹操事二袁于河北;孫吳創基于江外;劉表阻亂眾于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3］3317劉表崇尚學問，“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3］2421。建安元年\\(196年\\)，劉表在荊州辦學，“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新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闿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保?］137一時間，襄陽以學術文藝盛名天下。當時，“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杰也?！保?］376流寓荊襄的中州文學名士頗多，有禰衡、王粲、繁欽、邯鄲淳等，謀略之士如徐庶、司馬徽、諸葛亮等也朋匯于此。劉表帳下還有不少荊州本土才俊，著名者有宋衷、韓嵩、蒯越、劉先等。以中原人為主的天下名士匯聚荊襄，荊州學術文藝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成為堪與昔日洛陽比美的文化重鎮。
漢末荊襄所出詩文，王粲最多，禰衡或次之。王粲今存篇章半數以上作于荊襄?！兜菢琴x》即是登襄陽城樓而作。俞紹初《建安七子年譜》載，王粲在荊州作的詩歌還有《贈士孫文始》《贈蔡子篤》《贈文叔良》等，《三輔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為劉荊州諫袁譚書》等文也作于荊州。禰衡初入荊州，“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3］2657，后來，禰衡被劉表送與黃祖，祖亦善待衡，“衡為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3］2657。禰衡在荊州的文學創作應當很富贍，惜亡佚嚴重，唯《鸚鵡賦》《吊張衡文》幸存。諸葛亮的《隆中對》也是荊州文學名作。獻帝末，魏、蜀、吳反復爭奪荊州，控扼襄陽，荊襄也因此出現一批關于戰事的書函奏議。
曹操迎獻帝都許，中原士人南徙潮流暫停，流寓荊襄的士人陸續踏上北歸之路。建安十三年\\(208年\\)，劉表亡，曹操得荊州，除諸葛亮、李彥等少數荊州名士隨劉備入川外，寄寓荊州的中原士人大多回徙，荊襄文學隨即黯淡。交州地處五嶺與南海間，地荒人稀，文明不昌。漢獻帝《賜士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保?］732建安中，士燮為交趾太守，兄弟據有交州各郡，二十余年疆場無事，羈旅之徒，皆蒙其慶。士燮曾入太學，從潁川劉陶研習《左氏春秋》，“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9］731。寓居交州姓名可考的名士有許靖、袁忠、薛綜、桓邵、桓曄、袁沛、袁徽、許慈、劉熙、劉巴等22人，除二劉外，其余20人全部來自中州。中原文士在交州，以切磋學問為雅事。許靖，字文休，汝南許劭兄，二人主持的“月旦評”盛名天下。
桓邵、桓曄乃漢明帝師桓榮之后，世代名儒，亦善文學。劉熙經學深厚，其《釋名》一書飲譽今古，寄寓交州之時，程秉、薛綜、許慈等皆從熙學，諸子三國時俱至高位。南遷中原士人久歷播越之苦，常相互扶持，許靖即是典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贊許靖說:“自流宕以來，與群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9］596。中土士人避難交州，得士燮樂儒好客，賓主唱和，朋友應答，必有創作，奈時局動亂，歷史悠隔，僅有許靖的《與曹公書》
和袁徽的《與尚書令荀彧書》等少數作品流傳至今。
漢魏之際，交州作為益州、荊州、揚州的南鄰而被曹操、劉表、劉備、孫權等交相爭奪，寓居之士多罹其患。中原群士寓居交州，前后不過數年，交州文學卻因之燦爛。隨著中原士人的離散，交州文學重歸沉寂。這種局面要等到西晉末中原衣冠南渡之后才有所改變。
綜上所述，東漢一代，詩文創作地大都不在文士籍貫地而在其活動地，而文學創作中心基本上是各階段的政治文化中心。東漢文學創作中心從一個到多個的變遷，正是東漢王朝從統一穩定到分崩離析的反映，它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文學與世推移、文學格局常隨政治格局變遷而變遷的基本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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