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化的頂級形態，文學是一定文化空間諸要素合力的結果。文化空間的核心要素是意識形態，這是國家推行的觀念體系，對文學藝術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歷史上無數事實證明，官方提倡的學術思想及其研究方法，既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又以不同途徑和方式證明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于是，“學術---意識形態---文學”成為一定時代文學生成的基本模式。中國歷史上國家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存在兩種情形。一方面，在大多數朝代儒學獨享“國學”地位，宋代以來更是如此，國家推廣儒家經典，士大夫終生研習儒家經典，流風所及，整個社會依據國家提供，士大夫示范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有條不紊地運轉。另一方面，我們又很難找到純粹由儒學主導的朝代，思想傾向某種非儒觀念的朝代或人物則比比皆是。對文學理論的影響如漢代 “詩大序”在詩歌的性質、作用、內容、體裁、風格和表現手法等方面體現了先秦儒家對詩樂的重要認識，“抒情言志”、六義、美刺、興觀群怨、“經成厚美移”等觀念就是標準的儒家詩論。但漢代絕非儒學一統的朝代，大致產生于同一時期的 《淮南子》便呈現矛盾色彩，思想以道家為主，雜以儒、墨、申、韓之說，同時又困惑于道家的追求自由和儒家的維護秩序之間。上述兩方面的結合組成傳統中國文學生成的基本文化空間，傳統文學主要建立在儒家思想提供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上，同時各種非儒學說從未退出文化舞臺，個別時代甚至與儒學雙峰并峙，共同刻畫文化空間，成為意識形態和文學創作的基礎，推動文學形成大異于前的風貌，比如近代。
一
“子學”始于先秦，是歷史相當悠久的學問。按 《隋書·經籍志》， “子部”涵蓋儒、道、法、名、縱橫、雜、小說、兵、天文、歷數、醫等多種 “家”,《四庫全書》中，“子部”不僅包括先秦諸子，而且涵蓋秦漢以后諸家著作，包括：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醫家類、天文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小說家類、道家類、釋家類等。后代所謂 “子學”一般遵循司馬談的說法：“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蔽鳚h劉向增補縱橫、雜、農、小說擴充為十家。
這份目錄單顯示諸子百家地位原本是平等的，都是 “（諸）子學”.“獨尊儒術”之后，各學派經過一番博弈，儒家思想逐漸上升為具有支配意義的思想，對這個學派典籍的研究也上升為 “經學”,成為意識形態建構的基礎與核心，在思想領域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非儒學派 “降格”為 “子學”,與蔚為大觀的經學研究相比，“子學”徹底淪為附庸，鮮有問津，直至近代。
近代社會最大的特點在于學術對社會的干預程度遠勝于前，學者的思想不再囿于純學術研究，他們突破傳統儒家學說和國家意識形態，援引各種非儒學派思想為推動國家富強行動提供理論支持。近代文學迥異于傳統的生成模式是知識階層出于社會和政治目的從外部推動生成，這里又有兩種情況，一是文學直接為表現政治主張服務，這是政治宣傳；二是學術為政治思想提供理論支撐，帶有政治色彩的學術思想趁虛而入，國家意識形態遭到空前壓制，民間意識形態如荒野蔓草般瘋長，各種思想、觀念的交鋒左右著文化空間性質與走向。這樣，文學生成模式不再取決于清政府倡導的國家意識形態，近代文學在這一點上至為清晰。近代文學既然在民間意識形態為主導的文化空間中生成，那么學術界的主流價值取向便至關重要了，而近代學術背景有三，一是西方文化大舉進入，二是儒學走向今文學，三是 “子學”興起。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已有太多成果，此不贅。儒學走向今文學是一種內部調整與轉向，仍然是 “經學”,而子學興起造就中國學術史上從未有過的文化景觀，那就是一改此前 “經強子弱”,出現 “經、子并峙”格局。這不是清代官方推動的結果，而是在外敵入侵、國勢衰微的局面下自發形成的 “民間意識形態”.
近代現實處境把與國家、民族相關的一切碩大無朋的問題都推向了必須要在不長的時期內做出選擇的尷尬境地，異?；钴S的思想界則為這種選擇提供多種可能性。后來的歷史事實顯示，最終勝出的是實用的、通俗的、西化的觀念，清代官方默許的 “儒 （樸）學”雖未徹底退出，卻不再具有支配地位，這意味著傳統 “經學”及其連帶的 “國家意識形態”統治地位同時喪失。于是傳統儒學內部產生矛盾，漢學 （樸學）被認為是無關致用的空疏學問，知識界需要更有用的學問和研究方法。對 “用”的一貫追求是中國思想界的共識，形成一個專用詞匯：實學。由于 “用”的含義處于流變之中，實學的含義也因時、因地、因人不同，對某種 “空虛無用”的學問的批判成了學者標榜自身“實學”的基本路數，經過多次破與立，“實學”的含義在清代形成三次轉向[2].第二次轉向矛頭便指向漢學，古老的 “漢宋之爭”又一次被擺上臺面，注重闡發義理的宋學攻擊執著于訓詁考據的漢學對個人知識有所幫助，但無助于提升人格修養和道德建構，是空疏無用的學問。時值清代晚期，一種迥異于前的學術理念呼之欲出。當中國傳統經學、富國強兵的現實需求與似是而非的西方文化知識在康有為身上結合起來的時候，今文經學也就順理成章了。
康有為繼承久已斷絕的今文經學傳統，將 “義理”的方法用于儒家經典的研究，重新振興今文經學，作為變法的理論依據，投機也好，鉆營也罷，在當時整個知識界掀起的波瀾的確如梁啟超所言不亞于 “火山”“颶風”.康有為將傳統經典與西方文化簡單附會，進而與晚清亂局相關聯，幾乎完全拋棄了樸學的科學性，如日本學者佐藤慎一所言：“將外來的事物與中國固有的事物聯結起來，以此使輸入外來事物正當化的邏輯?！盵3]
這種武斷、附會的邏輯在康有為學術著作中極為常見，茲舉一例：撰于1901年的《孟子微》，是康有為發揮 《孟子》一書微言大義的匯總，書中顯示康有為以西方知識解釋孔、孟思想的基本思路，是他武斷附會邏輯的集中展示?！睹献印ち夯萃跸隆罚骸白笥医栽毁t，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
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后可以為民父母?！?/p>
康解釋說：“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權、開議院之制，蓋今日之立憲體，君民共主法也?！笥艺?，行政官及元老顧問官也；諸大夫，上議院也。一切政法，以下議院為與民共之，以國者，國人公共之物，當與民公任之也?！?/p>
在其他著作中，康亦有此觀點：“孟子言治天下，皆曰 ‘與民同之',此真非常異義，全與西人議院民主之制同?！笨梢娺@并非康“一時性起”之言。
康有為煞費苦心想要證明的是西方民主政體并非西方原創，而是來自中國的儒家經典，因此改革變法不需要學習西方，只要回歸經典即可，這樣，他的今文經學不但具有合理性，而且簡直是拯救蒼生不可或缺的靈丹妙藥了。
康有為用這種錯誤的觀點和自己的影響力推動今文經學漢代之后再次崛起，他的高足梁啟超也不遑多讓，一方面是今文經學的狂熱鼓吹者，另一方面又祭起 “子學”大旗，將歷史上處于弱勢地位的 “子學”推向前臺，基本方法與其師如出一轍。
二
梁啟超是近代 “子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煌煌巨著 《飲冰室合集》就有大量篇幅涉及這個問題，《墨子》研究是其中的代表。與魏源、蘇時學、俞樾、孫詒讓等近代“子學”巨子不同，梁啟超作為身兼社會活動家的學者，對社會輿論的影響是他人難以望其項背的，這在客觀上推動了近代 “子學”大爆發。
與此前的 “實學”不同，近代 “子學”的 “經世致用”基本內涵是 “救世”,是富國強兵，而非成就個人德行，甚至不是境界更高遠的 “三不朽”.近代知識分子沒有那么多的閑情逸致，他們需要直接而迅速見效的救國方略。
于是從自身知識結構出發，用轉手販賣到國內的西方文化解讀傳統文化成了知識界唯一的選項，這是今文經學在近代興起的文化語境，又何嘗不是 “子學”復興的原因呢！
1904年，梁啟超在 《新民叢報》連載 《子墨子學說》和《墨子之論理學》 （后來合為 《墨子微》出版）。梁啟超對“墨學”的闡釋以全新的 “義理”之學取代了傳統的 “考據”之學，把今文學 “經世”風格發揮到極致。
1920年以后，整理出版 《墨子學案》、《墨經校釋》和 《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書，對墨學多有討論。梁啟超之所以對 “墨學”表現出如此熱情 （集中于 《飲冰室合集·專集》三十七至四十），原因是在他看來墨學具有挽救民族危亡的 “奇特功效”,他說：“今舉中國皆楊也?！瓎韬?，楊學遂亡中國！
楊學遂亡中國！今欲救之，厥惟墨學，惟無學別墨而學真墨?！?/p>
梁啟超的墨學研究顯然與康有為的 “附會”邏輯不同，不是佐藤慎一所謂士大夫借墨學 “斷定 ’西學‘之源流存在于中國”,更非出于證明 “引進西方的自然科學或機械技術，這絕不是模仿西方，而是拿回自己本來就具有的東西”這樣的目的，[8]而是企圖從墨學的 “兼愛觀”和楊朱的 “利己觀”出發辨明存亡之道。他對墨學的基本認識也著眼于社會改造，他說：“革除舊社會，改造新社會，就是墨子思想的總根源?！?/p>
另外，墨學非常契合梁啟超的 “新民”思想，這實際上是近代社會下層啟蒙運動。在塑造“新民”的方法上，梁啟超十分注重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思想資源，在 《清代學術概論》中，他說：“好 《墨子》，誦說其 ’兼愛‘、’非攻‘諸論?！睆南挛?“啟超屢游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钡日f法來看，[10]梁啟超 “好墨子”是由來已久的事。而 “墨教之根本義，在肯犧牲自己，……我族能繼繼繩繩與天地長久，未始不賴是也?！?梁啟超 “新民”邏輯并不深奧，戊戌變法的失敗使他認識到把國家富強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賢相身上的錯誤，于是轉而寄希望于普通國民，在 《新民說》
中任公將理由闡述為 “內治”和 “外交”兩方面：從 “內治”來說，有什么樣的國民便有什么樣的政府，因而只有國民 “新”,政府才能 “新”,國家才能 “強”;從 “外交”說，當時民族帝國主義盛行，只有國民團結，方能抵御外侮。這就產生了塑造 “新民”的現實需求。在這樣的現實需求刺激下，梁啟超大力發掘墨學思想，而墨學所標綱領，雖有十條，其實只有一個根本觀念，就是 “兼愛”.梁啟超試圖以墨學的 “兼愛”觀照亮國人蒙昧的心靈，完成他的“新民”之夢。既然目的如此，那么闡發墨學 “義理”自然是梁啟超的主要任務了。
雖然起點一樣，但與魏源、蘇時學、孫詒讓等清代“子學”前輩們固守書齋，純然依靠透過一絲縫隙滲入的社會思潮，結合自身傳統學術素養，想象著西方文化的前世今生不同，梁啟超們走上中國現實社會，借助處于形成期的近代大眾傳媒，宣揚與魏源們沒有本質區別的 “子學”觀念，不同之處是梁啟超們利用 “子學”致力于時代賦予他們的 “啟蒙”使命，僅此一點即使其具有鮮明的近代性，所屬的傳統士人隊伍也成長為典型的 “近代知識分子”.正是這批典型的近代知識分子，塑造了典型的近代文化空間，其靈魂不再是傳承千年的儒學，而是糅入西方文化，被賦予 “致用”內涵的 “子學”,其使命亦不再是傳統的 “教化”,而是近代 “啟蒙”.“致用”的 “子學”賦予以其為核心的文化空間的東西當然只能是 “致用”,在 “致用”文化空間中生成的文學必然也是 “致用”的，于是近代文學生成呈現出前述線索：學術---意識形態---文學，不清楚這一線索就無法解釋近代文學。
近代文化空間借助西方文化之力打破的一是儒學對意識形態的統治，這一趨勢體現在學術和文化空間層面上是子學的興起，形成 “經、子并峙”格局，體現在文學上一方面是語言的西化趨勢；另一方面是文學屈從現實壓力的實用趨向，既成全了近代文學，因為它扭轉了傳統文學專注于內心世界的局面，開創了全新的創作領域和審美范式，為后代文學所繼承，以低水平創作占據重要文學史地位，大概無出其右者了；同時又毀了近代文學，因為文學本應以其獨特的美學特質和作用與現實拉開一定距離，不能全然委身于現實，否則文學便不成其為文學。一如近代子學面對西方文化采取的本能反應，既成全了近代學術，又毀了近代學術。無論對與錯，“實用”精神一經形成，便處于近代文化空間的核心位置，進而推動傾向 “實用”的意識形態最終形成。
在此文化邏輯支配下，近代文學如學術一樣，將 “實用”擺在第一位，如典型體裁小說創作完全顛覆傳統文學觀念，至少呈現兩方面突破，一是語言之俗，二是啟蒙之用[11],無論理論主張還是創作實踐，都有大量例證，前者如黃遵憲 “我手寫我口”,裘廷梁 “廢文言而崇白話”,尤其是梁啟超，從多方面提出語言文字通俗化主張，“言文分而人智局也”,“國惡乎強？民智斯國強矣，民惡乎智？盡天下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币灾掳自捇驕\近文言小說成為時代最暢銷作品，時人驚嘆 “十年前世界為八股世界，近則忽變為小說世界，蓋昔日肆力于八股者，今則斗心角智，無不以小說家自命?！?/p>
后者仍以梁啟超主張為核心，“譯著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p>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p>
其他如康有為、傅蘭雅、徐念慈等人都大力鼓吹小說在開啟民智上的巨大作用。梁啟超所謂 “小說”包括戲曲，雖然這類政治目的明確的小說數量并非最多，在當時卻有著最大的影響力。
在文化名人的大力倡導下，兼有近代大眾傳媒提供的商業化創作實踐平臺，一種迥異于傳統文學的近代 “新文學”迅速崛起，從體裁、題材、創作手法，到創作目的、審美范式、流通模式等各方面都出現本質不同。一時間，政治、狹邪、公案、言情、艷情、科幻、翻譯等各類作品風起云涌，在客觀效果上形成多方面啟蒙價值，最核心的當屬現代政治與 “人情 （性）”啟蒙，或者概言之為 “開啟民智”,如梁啟超所謂 “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15]借助梁啟超在言論界的巨大影響力，小說中傳達的近代政治、社會等理念滲透進其他題材中，在其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推動中國近代文學形成，成為促進近代社會變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結語
近代文學研究長期不被重視，在傳統研究者看來，這個時代的文學因創作水平低下而不具研究價值。這是受狹義文學觀念主導所致，很大程度上將文學從其所屬的文化空間中剝離出來研究，即便能意識到文學與文化空間其他要素之間的聯系，批評實踐中卻往往大而化之，由大的時代背景直接過渡到文學，二者間廣闊的中間地帶各種糾結在一起的復雜因素，以及與文學關系更密切的意識形態及推動其形成諸要素卻被忽略。作為文化的頂級形態，文學本身就是文化空間諸要素合力的結果，是作家處理文化空間諸要素之間關系后流淌筆端的結果。近代的特殊性在于社會現實對文學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在那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即便淪為工具文學也必須做出回應，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也是傳統文學難以企及的社會作用，如果說傳統文學是書齋文學的話，那么近代文學就是社會文學，近代文學的價值在于實用性，而非藝術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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