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讀《賣炭翁》，總是為老翁“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的憔悴模樣而心疼，總是為其不顧“衣正單”卻因賣炭“愿天寒”的矛盾狀態而悲憤。我們往往從詩的意境和意象出發， 品味最多的是詩的感情，卻不免忽略文字背后沉重的歷史。 筆者試圖從賣炭翁的文字內容出發，挖掘《賣炭翁》反映出的歷史事件和制度。

一、“苦宮市”

所謂“宮市”，就是中唐以后，皇帝直接掠奪百姓的殘酷方式。許多“白望”（有的甚至假借其名義）對百姓進行搜刮，用百文錢便可買到價值幾千的東西。 更荒唐的是，百姓的東西被強搶以后，還要付給宮廷看門人過路費和運費，因此《賣炭翁》所描寫的場景在當時不勝枚舉。百姓們為了生計不得已到市場上去賣東西，卻往往是滿載而去，空手而歸。 因此有人評價說：“這是唐建國兩百多年從來沒有的貪暴行為， 的確令人發指。 ”

唐前期，內廷所需基本是供送制，由司農寺、太府寺、太仆寺等諸司供給；或由地方諸州、戚屬百官諸方貢獻；或自給。部分供送物品在京城就地采辦：一種是臨時所需，即時采買；一種是配戶和市，由京兆府屬官主知。

后來，隨著經濟發展，市場繁榮，加之宮廷人數增加，皇族生活日益腐化，內廷對市場的需求極為迫切。 從前采購體制已不能滿足內廷的需要，于是便出現了“宮市”。 宮市始于楊國忠時，并設有專門使者。

“貞元末，以宦者為使 ，抑買人物 ”，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難。 永貞元年（805 年）時，此虐政得以罷除。 然而本詩寫于元和四年（809 年），可見雖然“上有政策”，此類暴行在民間卻沒有絕跡，仍有許多官吏、宦官借著早已失效的“圣諭”強取豪奪———從這種“下有對策”的行為中，唐中后期的衰落腐敗也能略知一二了。

二、“黃衣使者”———宦官當道

唐初時，宦官是嚴禁參與政事的。唐中宗時期，宦者人數增至千人，大宦官開始干政。開元末期，人數達三千余名，五品以上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人還取得三品將軍的職位，高力士和楊思勖便是典型。

歷代宦官們表面上為皇帝排憂解難，美名曰“替減輕皇上負擔”，實際上事事包辦，手握政權，借機排擠忠良,集聚權力、擄獲錢財。 李輔國對代宗說：“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處分?！被实圪x予宦官權力的本意是分擔自身壓力的，而然得寵專權的大宦官們卻有恃無恐，以致后來宦官當道，皇權旁落，皇帝再想將權力收回也難了。 坐擁天下卻無權力可言，皇帝所處境遇，未免尷尬。原本是對寵臣的賞賜重用，卻一步步被寵臣控制，危及生命，惶惶不可終日。無奈天子不知不覺在自己身旁安置了一顆顆“不定時”炸彈，“德宗以后，順宗、憲宗和敬宗，都是死于宦官之手”。

更耐人尋味的是， 代宗鑒于李輔國的極端猖狂，直接威脅到自身安全， 利用另一宦臣程元振將其殺害，程元振得任驃騎大將軍（從一品），宦官仍獨攬大權；唐文宗時期，皇帝又通過仇士良將掌權宦官王守澄除掉，而仇士良利用“甘露之變”，又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上挾天子，下凌宰相，唐朝政治更加腐敗。 皇帝總是千方百計除掉氣焰囂張的大宦官，以為眼中釘拔掉之時便是皇權回歸之時，誰知，這只是宦官間權力的交接———根本原因是皇帝太過信任和依賴宦官，連除掉宦官都要利用另一個宦官，也說明了宦官當時在朝中擔任要職的不在少數。

樂天所寫“黃衣使者白衫兒”，即使宦官跋扈貪婪的一個表現，當然，這只是他們濫用權力、欺壓百姓的一個方面。

宦官專政不是一個偶然，宦官導致王朝衰敗亦不是偶然。 在唐代以前，不乏前車之鑒，而最關鍵的是，無論是明君昏君，無論在盛世亂世，若是及時吸取前人經驗，總結反思，或許能夠減少這類情況的出現。

三、境況凄慘———重稅難交，生計難持

我國古代以農耕經濟為重，重農抑商的傳統延續已久。雖然在唐代，商業繼續發展，草市和夜市的出現便是表現之一，可見商品市場是有發展潛力的。 但試想，若是百姓通過自己耕種就能交稅、維持生活，一般人也就不會從事商品買賣（實際是交換）。驅動人們從事商業的原因一是需要通過副業增加收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二是自己有所富余，吃不完用不完的可以通過市場買賣來賺錢。 在當時的情況下，大多數人是受前者的驅使，走投無路之下才去做賠本生意的。

唐朝前期， 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調制度繼續實行，這個實行了三百多年的制度起初效果良好，人們生活安定，國家收入穩定。 但是，隨著人口增加，國家已經沒有足夠的田地實行均田制，加之土地買賣的限制放松和土地私有制的發展，百姓的永業田還是被豪強和貴族兼并而去，然而租調稅仍無法避免，農民的生活無以為繼，便四處逃亡，國家收入減少，租庸調制也隨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兩稅法，從政策上來看，兩稅法的確著力減輕百姓的負擔，也帶來了從以人頭稅為主向稅地、稅資產的巨大轉變，這為后來的一條鞭法（明張居正）和攤丁入畝（清雍正）奠定了基礎。 實際上，從其實施和執行情況來看并不如人所愿：一方面，實行兩稅法時，沒有進行資產普查，而是根據大歷年間各地的舊稅總數改變稅名，變成兩稅稅額的，因此人民的實際負擔很不合理；另一方面，由于兩稅法是以錢計稅，交稅時又以實物折換，而當時因市場貨幣流通量減少，物價下降，造成了“錢重物輕”的現象，“例如，建中元年（780年）初定兩稅時一匹絹值錢 3200 文，到貞元十年（794年）降到 1600 文，這樣一來，建中元年納一萬錢的稅戶只交三匹多絹就夠了，但在十四年后，必須提交六匹絹”。

同時，從《秦中吟·重賦》中可以了解到，各地官吏“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的殘酷搜刮，已經不按季節、不分時間了。

賣炭翁的故事正是發生在兩稅法實行之后，可見百姓為了按時交租想盡一切辦法，卻難以滿足政府掠奪的大胃口。因此，賣炭翁的凄慘境遇在當時不是個例，從其能夠作為題材反映于詩歌中也說明，老翁的遭遇是有代表性的、普遍的。 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唐朝已經江河日下，由最初的興盛轉而走向衰敗。因為一個民生凋敝的國家，又怎能指望它可以長久維持？ 等待它的，要么是從上至下的改革，要么是百姓揭竿而起，奮起反擊。

發展的實質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這或許是在說，要保持自己“新事物”之地位，就必須不斷吸收和反思。唐王朝由盛轉衰，起于“安史之亂”，更始于玄宗后期，耽于享樂、懶理朝政，不再勵精圖治，盛唐之景從此不再。 大唐王朝也就因此漸漸退居“舊事物”的位置，最終經歷不斷的內亂———五代被宋朝取代———不思進步，不求發展便會退步，遭到時代的拋棄。一個皇帝，親手打造了開元盛世，隨后又造成了八年動蕩，繁盛和衰落，都發生在他這里———短暫幸運———長期的不幸。

詩中見史，以史為鑒。 其實，比“史鑒”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真正將詩史應用于實際生活中，而不是僅僅對其進行總結，牢記于書本，卻忘記了實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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