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謠是一種民間創作的大眾文學，屬于民間文學的一種，主要傳播形式是人際間口頭相傳，是民眾參與時政的一種表達方式，分為讖謠與風謠，其中風謠分為美謠與刺謠兩種。而政治民謠包括風謠與具有政治預測性的讖謠。風謠中美謠是指正面歌頌朝廷或者官吏及與民實惠的相關制度等；刺謠是指對朝政黑暗或者官場腐敗、官吏魚肉百姓等罪行的揭露與諷刺。明代社會問題凸顯，這給民謠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題材，借助這些民謠，可以側面反應明代社會現實。這些民謠散見于《明史》《明詩綜》《一統志》及一些筆記等文獻中，在時間分布上呈現出階段性特征：以明代前期相對較少，中后期逐漸增多；地域分布上也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京畿與江浙一帶；內容主要反應明中后期、京畿與江浙一帶社會的不穩定性。從某種程度上看，明代民謠可謂是明代社會政治生活的晴雨表。
一、傳播者的不確定性
傳播者，是指傳播從誰出發的問題，即傳播按照誰的利益和需要來確定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將明代政治民謠的傳播者與明代其他傳媒形式的傳播者加以比較，方能凸顯政治民謠傳播主體的特征。明代傳媒形式分為官方與民間兩種。官方報紙指“邸報“”塘報”“告示”等，“邸報”有很多其他稱呼，如“京報”“朝報”等。內容主要是皇帝諭旨、官吏任免和大臣奏疏，以及一些軍事、社會新聞。閱讀對象主要是朝廷官員和士大夫，作為了解時事的一種手段；“塘報”和“告示”是行政職能產物，前者是地方向中央匯報軍情的傳播載體，后者是中央向地方傳達指示的方式。明代民間新聞活動主要有兩種：一是從事抄寫官方報紙而獲得盈利的個人行為；二是一些民間的報坊，報坊人以“報貼”等形式將信息傳達給讀者。這些民間報坊在一些小說與筆記中有所記載，如于滇行《谷山筆塵》載曰，“報房賈兒博錨珠之利，不顧緩急，當事大臣，利害所關，何不力禁”。這些新聞傳播活動，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傳播者相對比較明確，如“邸報”“告示”傳播主體就是中央政府，而民間報坊的傳播主體是報坊主。
與上述種種新聞傳播活動相比，民謠傳播主體具有不確定性的特點。民謠是一種集體創作，由你一言我一語逐漸豐富起來，故而在傳播過程中很難具體確定其傳播主體。例如，有些民謠能普遍反映民意訴求，傳播者就是人民大眾。這類政治民謠相對較多，有些也確實引起中央注意。在明代，報紙等傳媒手段尚未普及，信息的上傳下達仍然不夠通暢，民謠仍然是無形的傳播媒體以及民意的傳送載體。而有些民謠的傳播者卻又是統治階級本身，他們偽造民謠，以掌控民間輿論。還有一種情況是：某民謠最初是由人民大眾發起，但傳播過程中受到統治者的利用，那么傳播主體就呈現出模糊狀態，很難具體界定。故而要對歷史文獻中的明代政治民謠進行客觀分析，分清哪些能代表人民大眾的普遍訴求和真正心聲，哪些是統治階級為了自身利益而偽造的民謠，這樣才能更加客觀地認識民謠中反映的明代社會政治百態。
二、傳播內容的廣泛性
明代政治民謠的傳播內容非常廣泛，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反映時事
有些民謠關心朝政大事，揭露官員不作為的事實，他們以幽默的語言諷刺朝政弊端。例如，《明史·五行志三·蘇州謠》載，“丞相做事業，?？奎S、菜、葉；一朝西風起，干鱉”。諷刺丞相張士信，指責他作事專用三人：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此將三人姓氏合起來剛好是“黃菜葉”。句中“一朝西風起，干鱉”表現出民眾對張士信此種做法的不滿。再如，《明史·劉吉傳·成化時民謠》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其中的“三閣老”是指萬安、劉翊、劉吉“，六尚書”指尹旻、殷謙、周洪謨、張鵬、張鎣、劉昭。他們均是明憲宗時期內閣、六部大臣，因為當時宦官汪直當政，做什么決定都要看汪直顏色行事，所以有此稱呼。此外，民謠涉及農民起義，如《明季北略·李巖使小兒歌》載“，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叫大小都歡悅”。此民謠是民眾對李自成的稱頌，也間接反映了明代民眾對賦稅沉重的厭惡。
（二）品評人物
明代政治民謠對朝政人物的品評有歌頌也有諷刺。首先是對為官廉潔者的贊美，如《明詩綜·貴州民為楊純謠》中的“鄰水楊，但愿年年巡貴陽”，又如《一統志·溫縣百姓為沃墅歌》中的“田野辟，沃公力。衣食足，沃公育”。但是，民謠中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更多的還是諷刺。上至皇帝、中央官員下到地方官吏均有涉獵，如《聞紀》：載，“兩字得尚書，何須萬卷書”。諷刺憲宗皇帝封官加爵的隨意，事件是指當時憲宗因為舌頭生病不便于說“是”，而他往日準奏之時都要稱“是”，施純便揣摩圣意，建言改為“照例”，憲宗大喜，“遂轉純禮部侍郎，未幾，進尚書，加太子少?！?。又如，《清芬集·時人為馬士英謠》載“，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這首民謠諷刺了馬士英賣官的丑惡行徑，揭露了當時政治黑暗。
（三）關注民生
賦稅徭役一直是農民最為苦惱的問題，文學史上也有不少作品揭露這一制度給民眾帶來的傷害，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說》等，民謠也不例外。這是歷史客觀事實決定的。宋元以來，土地兼并問題非常嚴重，到了明代，已到了無法遏止的地步。土地兼并的結果是大量土地被官僚、地主所擁有，而這些官僚與地主經常逃避賦役，那么他們逃避的結果便是普通百姓的賦役負擔日益加重。明代政治民謠便有涉及此問題，如“天上鬼車叫，城中放紙炮。不知其甚來，朝廷要納鈔”，又如“糧逐水，田逐馬”。沉重的賦稅讓普通民眾根本無法生存。
（四）批判制度
明代社會出現很多弊端，有些是制度層面的問題，這些在歌謠中也有所反映。例如，景泰年間，官僚機構過于臃腫，位列三公的就有三十多人，六部中尚書每部兩人、侍郎每部多至四人，更不用說下面的都御使之類的官員。當時就有民謠對此種用人制度表示諷刺，“滿朝升保傅，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再如，明代科舉制度，其考試等級的嚴密和八股文章的模式化嚴重限制了士人的進取方式。對此，《蚓庵瑣語·檇李諸生為學使喬某謠》曰“，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這反映了科舉猶如獨木橋，由此進入仕途異常艱難。
三、傳播效果的兩面性
對于傳播效果，李正良曾指出，“傳播者在受傳者接收后產生不同程度的反應，在思想、情感、態度等方面發生某種變化。這種反應或者變化就是傳播效果”。傳播效果根據不同的標準可分為不同種類，若從民眾利益出發，按照傳播效果的性質分為正面效果和反面效果。從此標準出發，明代政治民謠具有傳播效果的兩面性。
一方面，政治民謠在明代社會中主要發揮了操縱和指導社會的功能。從某種程度上，政治歌謠是明代社會的一面鏡子，從一個側面反應了明代社會政治、民生等問題。中國歷代統治者不敢忽視民謠的社會作用，這也跟中國古代流行的“民本”思想相關，孟子曾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唐太宗李世民也說過，“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唐太宗認識到群體力量不容忽視。在《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一書中提及到社群在決策中的作用時指出，“人際影響比任何一種媒介都更為經常、更為有效”“在基本群體中，人際影響對保持內部意見和行動的高度一致非常有效”。民眾具有從眾心理，他們往往“傾向于相信大多數，認為他們是信息的來源而懷疑自己的判斷”“越相信群體，自己的信心也就越弱，也就越有可能尊從”。明代統治者對這種民眾輿論表現出來的民意不敢忽視，因為民謠不脛而走，體現一種無形的壓力，統治者往往也要認真傾聽民聲，采集歌謠，以順應民意。
另一方面，統治者往往利用政治民謠的這種特征，偽造民謠，為自己的利益捏造聲勢。這是民謠所表現出來的負面效應。比如，歷史中的預測性民謠，往往出現在社會變動、改朝換代之時。這些民謠目的是為了統治階級的政治目的營造聲勢，以此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在明代建國初期，燕王朱棣奪取皇位、英宗復辟等重大歷史事件發生時，往往有民謠提前通過某種神秘的方式進行預測。得民心者得天下，尤其是在中國古代社會，馬背上可以取得天下，但不一定能治理天下，惟有順應民心，才可以取得長治久安。毋庸諱言，明代政治民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監督朝廷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作用，但也不能夸大這種作用。因為有些歌謠是否真正表達民意還有待進一步核查，有些歌謠本身有以偏概全的缺陷，故對明代政治民謠的認識要采取客觀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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