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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文學論文 > > 梁末文學創作轉變的整體風貌及其文獻價值
梁末文學創作轉變的整體風貌及其文獻價值
>2024-03-18 09:00:01


侯景之亂是梁朝統治走向覆沒的起點,它帶給梁朝的不僅是深重的戰亂和災難,同時還有梁朝文學、文化的轉型。江陵之變不僅結束了梁朝的統治,也開啟了規??涨暗哪先巳氡敝?促成了真正意義上南北文化的融合。在這兩次戰亂的十年中,梁朝以建康和江陵為中心的兩個作家群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轉變,他們創作中的宮體主題也一掃而光,所以,這十年是梁代文學、文化因浩劫而發生巨變的時期,值得我們關注。

長久以來,學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侯景亂梁之前梁代的、江陵之變以后陳代的宮體文學,而很少考察侯景之亂和江陵之變期間的梁代文學創作。筆者所見,僅毛振華《侯景之亂與梁季詩風之變》一文對亂后詩歌創作進行了較為集中的分析,但尚不足以呈現梁末文學、文化轉變的整體風貌。據我們統計,梁朝作于侯景之亂和江陵之變期間的作品,大致有11位作家的44首詩,4位作家的5篇賦,26位作家的117篇文,創作時間是從侯景之亂爆發到陳霸先建立陳朝,作者全都出仕梁朝\\(部分作家后來出仕陳朝、北朝,但他們作于北朝、陳朝的作品不計在內\\)。其中文所占比重最大,如果僅以詩歌來分析,顯然難以呈現梁末文學的全貌?;诖?本文綜合詩文,分析梁末文學創作轉變的整體風貌,同時借以反思宮體文學,兼及梁末文化轉型的意義。

一、亂離中文人命運的巨變

太清二年\\(547\\)八月,侯景起兵叛梁,次年三月攻陷臺城,控制了梁朝政權。在攻城過程中,戰亂、饑疫讓繁華的建康及三吳地區變成哀鴻遍野的廢墟。侯景之亂平定后,蕭繹移都江陵,但內憂外患,三年后,西魏攻陷江陵,對江陵城進行了洗劫性擄掠,至此,梁朝已經瀕臨滅亡的邊緣。身處家國巨變中的建康和江陵作家們,命運發生了根本轉折,大致來說,其人生走向可分為以下四類:

1.殞命于侯景之亂、江陵之變。其中有些在戰亂中被殺,如蕭綱、蕭繹以及眾多的蕭氏子弟;有些餓病而死,如蕭衍、徐摛、庾肩吾、謝舉、褚翔、任孝恭、伏挺、王筠、劉孝儀、蕭子范;有些客死他鄉,如蕭子云、庾仲容、劉之遴、劉孝威;有些則死于梁末諸王內斗,如張纘、蕭綸、蕭韶、蕭賁。

2.侯景之亂后出仕江陵、陳朝。如顏晃、許亨、沈眾、杜之偉、陰鏗、張正見、孔奐等先仕江陵,后仕陳朝;何之元、張種、岑之敬、江總等在亂后出仕各藩王府,后入陳;徐陵出使北朝,后返陳;周弘正、沈炯在江陵陷后出仕北朝,后返陳;周弘讓則是先仕侯景,再仕陳。

3.江陵之變后出仕北朝。如王褒、顏之推、宗懔、劉璠、庾季才、裴政、蕭世怡、蕭圓肅、蕭大圜等人,均是江陵陷落后,作為俘虜入北并出仕于北朝;庾信是奉命出使北朝,以梁朝已亡,遂入仕北朝。

4.部分文人下落不詳。如劉孝先在蕭紀幕府,后出仕江陵,江陵之變后不知所終;劉緩曾是蕭繹荊州府中盛負文名之人,劉邈曾在建康被圍時勸侯景議和,他們并有宮體作品傳世,但其事跡僅止于這兩場戰亂。以上諸人雖為官僚,不過其文集、著作均有史可考,許多人還有詩文存世,因此都可算是文人。其命運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兩方面的歷史信息:

第一,侯景之亂終結了梁代宮體文學的進程。兩次戰亂以后,以蕭綱、蕭繹為核心的宮體詩人群基本上零落凈盡,除蕭綱、蕭繹之外,徐摛、庾肩吾、劉孝威兄弟、蕭子云兄弟等重要宮體作家也都死于戰亂,徐陵、庾信在南北間奔波,再也沒有創作過一首宮體作品;其他如劉孝先、劉緩等,盡管此前曾是重要的宮體作家,劉緩還因描寫宮女的“橫陳”而聞名,但揆諸情理,當他們面對著家國之難和瘡痍滿目的山河時,應當再也不會去描寫宮女的笑靨和風花雪月的生活了。這也意味著宮體文化的土壤已不復存在,梁朝宮體文學的進程就此終結;其終結的直接起點就是侯景之亂。

第二,江陵之變開啟了南北文化深層融合的大幕。江陵陷落之前,這里匯聚了大批梁末文化精英,成為梁室中興的希望所在,陷落之后,“闔城長幼,被虜入關”,使得梁末文人在侯景之亂后再遭沉重打擊,梁室中興之夢也就此破滅。從歷史記載來看,南方文人同時大批入北,這是第一次。而當這批南方文化精英整體移植于北方之時,也就意味著南朝貴族文化的終結和更深層次的南北文化融合的開始。從此,這批文人在北方政權的更迭中遷轉,在鄉關之思和故國之戀中煎熬,庾信、顏之推就是典型。而庾信之侍奉四朝十帝,顏之推之歷事五朝,在整個中國歷史中也極為罕見。從這個角度來說,庾、顏的遭際、心聲及創作,不僅是入北南士命運的寫照,更是入北南士所推動的南北文化融合的結晶;其直接起因就是江陵之變。

二、亂離中文人創作的巨變

魏征《隋書·文學傳序》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由此可知,從大同初年之后,梁代文學走上了宮體之路,蕭綱、蕭繹是倡導、組織者,徐陵、庾信為重要參與者;魏征還認為,這是梁亡的重要原因。宮體文學一直延續到太清二年侯景之亂的爆發。所以,侯景之亂前的梁代文學,并不是指整個梁代文學,而是指從大同初至太清二年之間的宮體文學。

侯景之亂爆發后,作家的創作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用趙翼的詩句“江山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來描述,可謂恰如其分。但遺憾的是,由于戰亂的嚴重破壞,保存下來的這樣的詩文相對較少。留存詩歌較多的是蕭繹、庾肩吾、陰鏗、張正見、江總,留存賦較多的是蕭綱、蕭詧、沈炯,留存文較多的是蕭綱、蕭繹、徐陵、沈炯??梢钥隙?這些作品遠不是梁末文學的全部,文章也大部分是軍國文獻,但其中反映的動蕩的時事、浮沉的人生、沉痛的感情,卻足以反映出梁末文學創作的深刻巨變。茲分述如下:

\\(一\\)內容上,從宮廷、臺閣轉向軍國時事和愍亂傷懷,視野宏闊,情感深沉

宮體文學是“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卷五三《經籍志》,P1090\\),創作視野局促于花心月影和繡閨深宮,內容狹窄、單薄,風格清淺、綺靡;戰亂發生后,作家心中蓄滿憂患,他們的視野徹底轉向了江山社稷和軍國時事,一掃宮體風貌,作品視野宏闊,情感深沉,可以說,他們曾經熱衷的“新變”和“吟詠情性”的文學理論,在這時的詩文中才得到了真正的實踐。

蕭綱、蕭繹、庾肩吾、徐陵均有較多作品作于這一時期。如蕭綱在被囚禁時作的《被幽述志詩》,用“恍惚煙霞散,颼飏松柏陰”比喻梁朝承平時代的消散和自己的被幽縶,用“野路黃塵深”象征國家戰亂,用“蒼天空照心”反襯自己不甘、無助、絕望的心態,這與其宮體詩《詠內人晝眠》、《孌童》等相差懸遠,所以王夫之給予了“沉郁慷慨,動人千年之下”的評價。蕭綱另有《圍城賦》、《悔賦》兩文,其中《圍城賦》僅存十句,是蕭綱在建康城被圍時影射佞臣朱異專權誤國之作?!痘谫x》篇幅較長,鋪敘了許多飛揚跋扈而旋起旋滅的權臣如趙高、項羽、劉英、寧喜、梁冀等,以及許多張狂失志之士如楊惲、灌嬰等。我們以為,這是蕭綱在影射侯景,并用歷史上的事例告誡自己,跋扈權臣必將滅亡,國家中興“不遠而復”。所以,《悔賦》應當是在抒寫蕭綱對梁末政局的悔恨,對侯景殘暴殺戮、專權跋扈的批判,同時也勉勵自己戰勝困難、堅信國家中興。如果本賦作于亂前,也許蕭綱會寫出幾多兒女情長的悔恨,但是,因為作于亂后,所以才使本賦轉向了軍國時事,有了強烈的感情和深刻的人生寄托。

蕭繹、庾肩吾也有類似作品。蕭繹《遺武陵王紀》作于侯景之亂平定之后,當時蕭紀從西蜀發兵,進攻江陵,蕭繹企圖用兄弟之情來感化蕭紀,詩中“回首望荊門,驚浪且雷奔”似是寫景,其實是描述三峽地區軍事激化的現實,“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則抒寫骨肉相殘的悲憤。歷史上,蕭繹以兄弟鬩墻而罵名千古,但揆諸情理,無論他有多么狠毒,詩中的悲憤應當是其真情流露。庾肩吾有《亂后行徑吳郵亭詩》,是他逃離建康城、行經吳地的詩作。在詩中,庾肩吾蔑稱侯景為“獯戎”、“雜種”,堅信國家能夠中興,“休問鼎尚重,秉禮國猶存”,言下之意,正朔所在的梁朝不是輕易能滅亡的,并表明日后要“誓雪五陵冤”,即要平定戰亂、灑掃梁朝祖陵。庾肩吾是蕭綱器重的文人、宮體文學的健將,但卻在其生命的最后三年詩風大變,發出了譴責侯景、誓雪國恥的呼聲。事實也證明,庾肩吾在輾轉吳地后奔赴江陵,參與到平定侯景之亂的斗爭中,兌現了自己的呼聲,死而后已。

\\(二\\)風格上,從香艷綺靡轉變為蒼涼沉郁、雄健悲壯

宮體作品無論詩、賦還是文,都“傷于輕艷”\\(卷四《簡文帝本紀》,P109\\),以至于被魏征評為“淫放”、“輕險”,但這些語詞無論如何都不能用來評價梁末作家的亂后作品,因為這些作品或蒼涼沉郁,或雄健悲壯,具有崇高品格。

1.蒼涼沉郁的風格。最能反映這種風格的是那些抒寫亂離情懷、感慨人生命運的作品。留下這類作品較多的是庾肩吾、沈炯、陰鏗、張正見等人。他們都有在侯景之亂中輾轉流離的經歷,所以作品沉郁蒼涼,真實感人。如陰鏗的名詩《晚出新亭》作于太清四年,其時作者剛逃出建康城,在秋暮時分登亭眺望,看見江水浩蕩、暮云低垂,聽到山后的聲聲戍鼓,遂產生了強烈的思鄉之情?!斑h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用黯淡的意象營造出了蒼涼沉郁的氛圍,形象地烘托出了逃難者迷茫、惶恐的心態,是宮體文學時代很難出現的風格。相類的作品還有蕭繹的《幽逼詩》四首。這是蕭繹的絕命詩,其中“西陵最可悲”一語隱含著對自己一生努力經營荊州、企圖中興梁室而成空的悲嘆,“終非封禪時”則暗含著對自己平定侯景之功的緬懷。這比陰鏗詩更為沉郁、悲涼,應該是梁末作家最凄苦的心聲,當然也可看成是梁末最沉郁的作品之一。

此時滯留北朝的徐陵,文章風格也沉郁悲涼。為了求得北齊仆射楊愔等的同情、通融,以贏得返回梁朝的機會,徐陵創作了《與齊仆射楊遵彥書》和《在北齊與宗室書》兩文。其中《與齊仆射楊遵彥書》成了六朝駢文的代表作品,是“亙古常新、傳誦人口的名篇”,文中的“向漢之悲”、“思鄉之夢”最為感人,在華美的語言、頓挫的音節中凝練著蒼涼沉郁的悲情,可與庾信的“暮年詩賦”并駕齊驅。

值得一提的還有梁朝作家的亂后賦作。應該說,宮體賦最能代表宮體文學香艷綺靡的風格,可是,亂后賦作卻從主題、情感到風格均有大變。除前文已述及的蕭綱《圍城賦》、《悔賦》外,還有蕭詧《愍時賦》、沈炯《歸魂賦》、江總《修心賦》。

《愍時賦》是蕭詧在投靠西魏后有感于傀儡政權時慨嘆家國命運、自恨無能為力的賦作,《修心賦》是江總在太清四年流寓會稽龍華寺時感傷身世、時局的作品,《歸魂賦》記述了沈炯經歷江陵之變、被西魏擄掠后返回陳朝的心路歷程;尤其是《愍時賦》和《歸魂賦》,在鋪寫中夾帶著強烈的家國情感,痛定思痛,沉郁蒼涼,足見時局對作家心靈震撼之深、之巨。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這樣的心靈震撼,他們賦作的視野何以會從女兒情長轉向家國命運,賦作的感情何以會從蒼白轉向濃郁、深沉,且轉變得如此迅速、徹底。從發展角度來說,這組賦還開啟了庾信《哀江南賦》和顏之推《觀我生賦》之先聲,值得重視。

2.雄健悲壯的風格。這類風格的作品大多與描寫軍容相關,詩歌如蕭繹《藩難未靜述懷》中“霜戈臨塹白,日羽映流紅。單醪結猛將,芳餌引群雄”表達英雄歸心、軍力強大的豪邁,蕭圓正《獄中連句》中“水長二江急,云生三峽暗”反映了他在獄中對三峽地區軍事矛盾激化的揣想,庾肩吾《登城北望》中“誓師屠六郡,登城望九嵕。山沉黃霧里,地盡黑云中。霜戈曜壟日,哀笳斷塞風”抒寫作者登城看到軍容顯盛時的悲壯情懷;文章如蕭繹《馳檄告四方》以及回答王僧辯勸進的四篇令文等,或抒發壯懷激烈,或鋪寫心緒茫茫,我們都能感覺到沖突于其中的情感洪流,形成文章壯盛的氣勢和雄健的風格。

三、梁末文學作品的軍國文獻價值

侯景之亂是梁朝矛盾的總爆發。亂起后,梁軍紛起勤王,但除蕭綱諸子及蕭綸之外,其他人均各懷鬼胎,如蕭繹坐鎮荊州,不急父兄之難,先誅弟侄,導演了梁末諸王相互殘殺的悲劇;蕭紀盤踞西蜀,“據雍、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卷五五《蕭紀傳》,P830\\),以保存實力為先;蕭統諸子以襄陽為根據地,擁眾逡巡,自結聯盟,等待時機。

平亂后,蕭繹定都江陵,引得眾議紛紜。江陵陷落后,王僧辯、陳霸先為爭權而內斗,剩下王琳獨力支撐,直到陳朝建立。在這個力量交爭、矛盾匯聚的時代,梁末文人已不可能再優游卒歲,而是過著一生中最為揪心的歲月,同時也為戡定戰亂、中興國家而奔走、思考。他們用文筆記錄當時的重大政治事件,其中四個系列的文章分別反映了四個重要事件,有著積極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

\\(一\\)反映蕭氏兄弟鬩墻而斗、勤王不力之事

主要有蕭綸《與湘東王書》,蕭繹《與武陵王紀書止蜀軍東下》、《與武陵王紀書》、《又與武陵王紀書》、《與諸藩令》等五篇。其中蕭綸《與湘東王書》反映了在建康城被圍時,蕭繹坐擁強軍卻逡巡觀望,攻殺蕭譽、逼反蕭詧,這引起了蕭綸的不滿,遂寫信規勸;蕭繹《與諸藩令》是告誡其他藩王務必服從自己,莫效蕭譽、蕭詧,其他三篇書信是在叛亂平定后,蕭紀從西蜀發兵準備與蕭繹決戰,蕭繹寫信勸止。事實上這些書信都沒有起到實質作用,最終蕭繹擊潰了蕭綸,攻殺了蕭紀,但這組文章卻真實記錄了這些梁朝要員的痛苦心聲,尤其是蕭綸的書信痛陳利害,情文并茂,清晰地呈現了他拯救時局的努力和面對兄弟鬩墻的悲憤。蕭綸也留有宮體作品,但這篇書信與其卻有天壤之別。

\\(二\\)反映梁末群臣勸蕭繹登基稱帝之事

主要有徐陵《勸進梁元帝表》,沈炯《為王僧辯等勸進梁元帝初表》以及《第二表》、《第三表》,蕭繹《答王僧辯等勸進令》、《下斷勸進表奏令》、《又答王僧辯等勸進令》等七篇。由于蕭繹在平定侯景之亂的過程中表現出了較高的謀略,所以在戰局初定后就成了眾望所歸的繼承人選。應該說,古代皇帝登基之前的勸進程序大都近于虛偽的鬧劇,梁朝君臣勸進蕭繹亦如此,不同的是,蕭繹登基還帶有較濃的悲壯色彩,蕭繹本人也極力渲染這份悲壯以鼓勵士氣,所以,今天我們閱讀這些文章,還是頗受感動。尤其是蕭繹《答王僧辯等勸進令》一文,十分精彩。當時蕭繹為蕭綱舉喪完畢,他用寥寥數筆,不僅抒寫了父兄被害的悲憤,而且引用周武王、漢高祖的故事,鼓勵群臣共赴國難:“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

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既聞來儀?!彼拼酥?辭氣慷慨,把駢文長于用典和氣勢磅礴的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其實,不僅是蕭繹文,即從徐陵等人的文章也可以看出,在當時的情況下立新的國君是多么迫切。因此,這組文章有著積極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遠非宮體文學可比。

\\(三\\)反映定都江陵與定都建康的論爭

主要有徐陵《勸進梁元帝表》,蕭繹《議移都令》、《將歸建鄴先遣軍東下詔》等三篇。平亂后,蕭繹君臣圍繞著定都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雖然最終結果是定都江陵,但從江陵被圍后,朱買臣要求斬主張定都江陵的宗懔、黃羅漢“以謝天下”\\(卷八《梁本紀·梁元帝紀》,P244\\)的事來看,定都之爭十分激烈。后世學者也多認為定都江陵是蕭繹敗亡的原因之一?,F存這三篇文章就是當時定都之爭的歷史見證。從文章來看,徐陵急切盼望著國家能確立政權核心,所以他認為不必東下建康:“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

登封岱岳,猶置明堂;巡狩荊州,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毖韵轮?可以定都江陵。蕭繹《將歸建鄴先遣軍東下詔》在定都問題上的態度則比較委婉,表面上看他似乎即將移都建康,其實那只是安撫王褒、周弘正等主張定都建康者的幌子,在骨子里蕭繹并不想東下建康;但是,詔書命令“遣軍東下”,即派王僧辯率軍東下、駐守建康,這使得江陵守備空虛,直接導致了江陵被西魏迅速攻破的現實。蕭繹在江陵被圍時曾給王僧辯寫信求援:“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這話可與其詔書相印證,說明戰略錯誤是蕭繹敗亡的直接原因,而非定都江陵。

\\(四\\)反映王僧辯在北齊軍逼之下接納蕭淵明之事

主要有徐陵《為貞陽侯與太尉王僧辯書》六文、《為貞陽侯與荀昂兄弟書》、《為貞陽侯與裴之橫書》,王僧辯《與貞陽侯淵明啟》兩文,裴之橫《答貞陽侯書》,佚名氏《為王太尉僧辯答貞陽侯書》兩文、《代陳司空答貞陽侯書》等十四篇。蕭繹被殺后,梁朝無主,北齊趁機武力護送蕭淵明回國,企圖逼王僧辯接納蕭淵明,以建立聽命于北齊的傀儡政權,王僧辯怯于北齊軍威,答應此事。而陳霸先則不同意建立傀儡政權,遂襲殺王僧辯。這十四篇文章正反映了蕭淵明與王僧辯、陳霸先之間斗智斗勇、來回交涉的情形。作為文人的徐陵,充分發揮他駢文高手的作用,為蕭淵明盡忠盡智、奮筆疾書,可以說,徐陵贏得“一代文宗”的稱號,是從撰寫軍國文書開始的。后來徐陵投靠陳霸先,霸府文書基本出于徐陵,這也真正奠定了他“一代文宗”的地位;而在宮體文學時代,由于有蕭綱、蕭繹、庾信等人,徐陵還難以一枝獨秀。從這個角度來說,徐陵是接受了戰亂的洗禮,文學創作才得到升華,進一步說,如果不是家國浩劫帶來的精神洗禮,徐陵、庾信等人也許只能是著名的宮體作家,而不能成為六朝駢文的巨匠甚至集大成者。因此,梁末時局的風云動蕩帶給國家的是災難,而帶給文學、文化的則是深刻變化。

四、梁末文學創作轉變的意義

\\(一\\)為宮體文學提供借鑒,成為反思宮體文學的素材

宮體文學是以蕭綱為首的梁代作家對文學發展的積極探索,但其結果卻是消極的、失敗的,以至于罵名千古。是戰亂刺痛、震撼甚至洗滌了作家的心靈,所以他們亂后的創作不約而同地轉向描寫家國時事和亂離情懷,視野宏闊,沉郁蒼涼。在歷史評價中,宮體作家罵名千古,似乎創作宮體作品完全是出于作家自身的原因,可是,梁末宮體作家創作的轉變卻說明,當生活發生巨變時,他們便立即掃除了原來的宮體風習,這說明生活才是創作的根本源泉,宮體文學之產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特定的生活。進而我們會問:所謂“特定的生活”又是如何產生的?在我們看來,就在于特定的人文、歷史和思想條件。宮體文學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現象,其產生原因復雜多樣,應聯系思想、文化、歷史進行多角度解釋,而不能歸因于某一點,詳參拙著《蘭陵蕭氏家族及其文學研究》中關于宮體詩的論述。這是梁末創作的轉變留給我們的基本思考。

應該說,梁末文學創作轉向了一條正確的道路,甚至可以推理,如果這些作家有著充裕的時間,很有可能會誕生一批高品位的優秀之作,遺憾的是,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沒能走出侯景之亂。但無論如何,應該對梁末文學創作的轉變給以肯定。張溥云:“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窮形盡態,模范是出?!?/p>

其實,徐、庾文章與唐人最近的是他們的后期詩文,而其后期詩文的開端正在侯景之亂以后。所以,梁末文學的轉變有著較深遠的文學史意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梁末文學創作的轉變是被動的,甚至是被迫發生的,而不是作家的主動選擇、積極思變;蕭綱等人主動選擇的宮體文學是一條不歸之路,而被動走上的卻是一條通向未來的文學大道。

\\(二\\)梁末文學創作轉變與文化轉型

梁代后期形成了香艷、軟媚的文化品位,當時文化雖然號稱全盛,但骨子里卻缺少積極、剛健的發展動力;這樣的文化方向,如果沒有變革,那必然是死路一條。因此,梁末已經處于南方文化發生變革的邊緣。侯景之亂摧毀了原來文化的發展基礎,也必然帶來文化的轉型。遺憾的是,限于文獻,我們只能通過文學創作的轉變來推理梁末文化的轉型。

梁末文學創作的反思特征,可以證明梁末文化的轉型。比如庾肩吾在《亂后行徑吳郵亭詩》中堅信能平定侯景之亂,蕭綱在《悔賦》中追悔梁末政治決策的重大失誤,沈炯在《歸魂賦》中將個人命運置于家國命運的背景上,痛陳心路,反思生平,都體現出鮮明的反思特征。更有甚者,前引許多書信、軍國文獻等,嚴肅思考時代政局,積極探尋拯救國家的方略,這比起宮體文學的思理蒼白來是明顯的進步。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侯景之亂以前沒有人反思,比如亂前的賀琛、蕭介、傅歧,分別對梁朝的積弊和侯景南投問題有著清醒的認識,但相比之下,梁末的反思卻形成一股思潮;盡管這些反思來得有點倉促、被動,可畢竟進步了許多,可看成是梁末文化轉型的表征。

我們還可以從梁亡后的一些信息來推理梁末文化的轉型。梁朝的滅亡成了遺民心里的沉重痛楚,即使他們再次出仕,對于梁朝仍難釋懷。如庾信、顏之推,雖身仕北朝,卻魂牽故國,其《哀江南賦》和《觀我生賦》在敘及梁亡時,沉痛、憤慨之情溢于言表。蕭綱之子蕭大圜,身仕北周,卻抄寫蕭衍、蕭綱文集,編纂《梁舊事》30卷,顯然是對梁朝覆亡的反思。另據《隋書·經籍志》載,作于侯景亂后或梁亡后,反思、記載梁朝故事的著作尚有何之元《梁典》30卷,陰僧仁《梁撮要》30卷,蕭韶《梁太清紀》10卷,姚勖《梁后略》10卷,蕭世怡《淮海亂離志》4卷,《梁太清錄》8卷\\(作者不詳\\),劉仲威《梁承圣中興略》10卷,《梁末代紀》1卷\\(作者不詳\\),謝吳《梁皇帝實錄》5卷,《天正舊事》3卷\\(作者不詳\\),《皇儲故事》2卷\\(作者不詳\\)。此外,《北史·裴政傳》載裴政有《承圣實錄》10卷\\(《隋書》本傳載為《承圣降錄》10卷\\)。盡管這些著作已亡佚,但從題目可知,其中至少有九部是關于侯景之亂后的梁朝歷史的。這批著作既是遺民情結的體現,也是侯景之亂后梁代文化反思特征的延續。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大亂之后必有反思,是文學乃至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

遺憾的是,梁末文化的轉型是短暫的。陳朝建立后,延續了宮體創作和佞佛風習,回到侯景之亂前的文化發展方向上來。但這并不能抹殺梁末文化轉型的意義,從理論上看,梁末文化的轉型是唐代文化到來前的曙光。這也正印證了金克木先生的話:這“標志著一個長期文化時代的開端而不是結束??磥?可以承認梁代及其前后是中國文化發展中的關鍵時刻之一”。

參考文獻:
[1]毛振華.侯景之亂與梁季詩風之變[J]求索,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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