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京都大賦中“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左思《三都賦》”系列可謂典型的“摹擬”文學?！逗鬂h書·張衡傳》稱“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三都賦》左思《自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梢娙叩年P系是《二京賦》摹擬《兩都賦》，《三都賦》摹擬《二京賦》。那么，這些“摹擬”具體是如何操作的呢?張衡是如何在班固的基礎上進行發揮，而左思又是如何超越張衡的呢?這就是本文將要回答的問題。
一、從《兩都賦》到《二京賦》
班固《兩都賦》與張衡《二京賦》實為同題之作，所寫兩都均為長安、洛陽，又設計主客問答，敷衍而成上下兩章，格套相近，這是最顯而易見的《二京賦》對《兩都賦》的因循。但另一方面，《二京賦》的字數較《兩都賦》多出一倍，這又是張衡同班固“競爭”的明證。以下我們就通過結構、內容、素材、辭藻等項目的比較，考察《二京賦》摹擬并超越《兩都賦》的具體方法。
首先，我們來分析兩篇大賦的內容與結構，為方便比較，先言《西都賦》與《西京賦》，后言《東都賦》與《東京賦》。
班固《西都賦》借“西都賓”之口“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先述長安方位與建都之由;次言市郊布局與人物之盛;次言山原果木、珍奇物產;繼稱宮室壯麗、池苑靈異;再敘田獵威武、水嬉逍遙;最后總結:西都形勝，繁華穩固，士農工商，各得其所。張衡《西京賦》首段亦言地理，而敘述為詳;次言定都經過，并引出宮室建設;次言城郭之制，市郊人物;次寫上林苑內植物鳥類;次寫游獵;次寫水嬉;次寫平樂觀雜技;次寫后宮美色;最后由“憑虛公子”發表議論: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儉嗇無謂，耽樂是從。更具體的結構內容我們可通過下表將《西都賦》與《西京賦》進行對比\\(見表1\\):
從表1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西京賦》所述內容與《西都賦》存在大量重合，但結構上亦有別出心裁之處，譬如調整描寫宮室的順序，強調武帝時期宮室的增加，補充平樂觀雜技，等等。這些努力顯然是為與班固的舊作造成區分。然而更主要的是，我們發現張衡《西京賦》似乎有學習“七體”的痕跡。\\(案，“七體”賦始自枚乘《七發》，代有擬作，其文鋪排飲食、歌舞、游獵、美色、輿服等事，七段成篇，意在諷諫。
據《后漢書》本傳，張衡曾作有《七辯》，可見其對“七體”是熟悉的。\\)如果忽略關于長安方位及定都過程的描寫，《西京賦》整齊地羅列了七種“京都之樂”:宮室之麗、市郊之富、物產之盛、田獵之威、水嬉之逸、雜技之奇、美色之眾。其中“水嬉”一節由《西都賦》“游獵”與“水嬉”合寫的一節分出，“美色”一節則將《西都賦》“宮室”一節中描寫后宮及昭陽宮的部分獨立出來了。主題增加無疑為文章篇幅的擴充提供了契機，張衡正是利用這一點將賦體固有的鋪張特征發揮到極致。另外，《西都賦》的主體結構基本是按照從周邊到核心、從自然到人文的空間順序層層推進;《西京賦》則完全以平行的排比為框架，先宮室而后郊野，先聲奪人地表現了京都的繁華奢侈，這種逐次的鋪排也符合“七體”賦的基本結構。
下面再討論《東都賦》與《東京賦》。班固《東都賦》取材近世，立論當時，首段即由“東都主人”提綱挈領，標明文章主題在于敘述“建武之治，永平之事”，蓋言東漢光武、明帝兩朝政治。以下自“往者王莽作逆”至“而帝王之道備矣”，寫光武中興、遷都改邑之功。其后寫明帝諸事，包括依禮建筑、按時狩獵、撫夏綏蠻、宣揚節儉。自“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以下，即進入東西兩都的對比及東都勝于西都的總結。張衡《東京賦》借“安處先生”之口，先駁西京“偏據而規小”，復言東京“宅中而圖大”:自“昔先王之經邑也”至“與黃比崇”，介紹洛陽建城歷史與東漢定都經過。以下仍以明帝朝為主要描寫對象，依次敘述宮室、禮儀、朝會、祭祀、籍田、狩獵、大儺。最后自“于是陰陽交和”以下總結東京之美，樹立仁德樸素的京都觀念。
通過比較，我們發現《東都賦》與《東京賦》內容雖有交叉，結構上卻存在很大區別?！稏|都賦》主要從建筑、狩獵、安定、節儉四方面頌揚洛陽之治，與《西都賦》中描寫市郊、山林、宮室、游獵的四段大致形成呼應。而《東京賦》主要鋪陳宮室、禮儀、朝會、祭祀、籍田、狩獵、大儺七事，正好與《西京賦》所述宮室、市郊、山林、游獵、水嬉、雜技、美色七事構成對應關系。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這種對稱結構本身就是張衡對班固的摹擬，只不過他借鑒“七體”，將所寫事物條分縷析，從而使這種結構變得更加嚴謹有致。
關于《二京賦》對《兩都賦》素材與辭藻方面的借鑒，李善《二京賦注》引《兩都賦》的條目給我們提供了一部分重要的參考材料:
以上見《文選》《東京賦》及注。李善《東京賦注》引班固《兩都賦》僅此五條。對比之后，我們發現，在素材與辭藻方面，張衡《西京賦》摹擬班固《西都賦》的程度遠遠高出《東京賦》對《東都賦》的摹擬程度。
當然，這摹擬之中亦存在細微的變化，譬如《西都賦》作“重軒三階”，《西京賦》作“三階重軒”;《西都賦》作“左墄右平”，《西京賦》作“右平左墄”，這似乎都是張衡在“有意為之”。但無論如何，基本可以認定的事實是，《西京賦》較多地體現了大賦寫作中因循前人的一面，《東京賦》則代表著后世賦家不斷求新的沖動。那么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張衡與班固同為東漢人，他們對“西都故事”的可靠認知只能憑借前代史料，而這些史料基本是固定不變的，因此，在班固完成《西都賦》之后，張衡并沒有太多的新素材去補充它，只能采取沿襲的策略。較之于其他騁辭大賦，京都賦文學自始至終都在追求“征實”，而排斥虛夸和賣弄。
張衡《西京賦》的寫作正反映了京都賦文學的這種“征實”思想，《西京賦》并非不想超越《西都賦》，但由于題目和材料的局限，它必須恪守“史家”的風度，保持字句的“有據可依”，而不能通過刻意編造達到創新的目的，它寧愿只在辭藻上作些細微的調整。另一方面，在《東京賦》的寫作中就不存在題材局限的問題，張衡對東都洛陽的了解是耳濡目染的，不需要依靠過多文獻資料，況且他所生活的時代比班固要晚，對時政的認識自然與班固不同，所以沒必要因襲《東都賦》的觀點，盡可發揮才思，去追求針對當時社會的諷喻效果。
二、從《二京賦》到《三都賦》
左思“摹《二京》而賦《三都》”的“摹擬”與張衡“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的“摹擬”意義明顯不同。首先，左思《三都賦》中的“三都”乃是三國時期的成都、建業、鄴城，完全不同于張衡《二京賦》所寫的長安、洛陽，這就注定了《三都賦》在材料上很難對《二京賦》有所借鑒。其次，《三都賦》打破班固《兩都賦》以來的對稱格局，創造了“三足鼎立”的敘述模式，因此在結構安排上必然不能依賴《二京賦》舊有的框架。茲將《三都賦》具體內容及結構整理如下:《蜀都賦》先略言蜀國歷史、地貌;以下按照前、后、東、西的方位順序介紹蜀地山川、物產，篇幅占全文三分之一強;繼而描寫都城，包括宮城戚里、市井豪杰、水陸宴游，篇幅約占全文三分之一;最后寫蜀地神怪、人物，并總結“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秴嵌假x》開篇先駁蜀都“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進而盛稱吳國史、地，詳述江海景物、林圃特產，篇幅約占全文三分之一;繼言都城風光，亦包括宮城戚里、市井豪杰、水陸宴游，篇幅近全文的二分之一;最后介紹吳地人物、列仙，總結“西蜀之于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耀，而與夫尋木龍燭也”?！段憾假x》貶蜀、吳之傾覆，闡揚魏都之德治，首先介紹開國歷史及疆域范圍;其次詳細描述宮城府寺、館舍戚里、街衢市廛，篇幅占全文三分之一強;以下稱道魏國政教之美，一則罷戰休兵、安邦睦鄰，一則順時明禮、傳業禪祚;最后介紹物產及人才;以下則進入“釋二客競于辯囿者”的議論部分。我們不妨通過列表觀察《蜀都》《吳都》《魏都》三篇賦的結構特點\\(見表2\\):
從表2對比中可以看出，《蜀都賦》與《吳都賦》內容比較一致，結構上基本形成對稱關系，只不過《蜀都》更偏重山川物產，以突出豐饒險固，《吳都》更偏重都會宴游，以體現富貴豪奢?！段憾假x》則別具一格，詳言都城，略言物產，又增設直接陳述道德政教的部分，越出了傳統京都賦的表現領域。如果同之前班固的《西都賦》、張衡的《西京賦》比較，我們可以說，《蜀都賦》與《吳都賦》先言山澤、后言都市的結構更接近《西都賦》，而《魏都賦》先言都市、后言山澤的結構則更接近《西京賦》。左思之所以這樣布置，不僅僅是為了尋求行文的變化，他的目的恐怕還在于突出魏都的正統地位———“三都”之中，只有魏都是真正的“都城”，最具有京都氣象;而蜀都、吳都只能依靠山澤物產取勝。
《三都賦》所描述的基本內容也與《兩都賦》《二京賦》有著相似之處，譬如宮室、園林、市場、游獵、水嬉、典禮等等，這些到左思的時代已經成為京都大賦的寫作套路。然而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班、張賦里，關于宮室的描寫無疑是重中之重，但在《三都賦》里，有關宮室的敘述就要簡略得多，即使《魏都賦》中，對宮室的鋪陳也是有節制的，而府寺衙署、館舍戚里、街衢市廛卻成為可與宮室并列的描寫對象，這不能不說是京都賦文學發展至魏晉時期的新變。
這種內容上的調整主要是由漢魏之際都城格局演變的客觀原因造成的?！皾h代的長安、洛陽的布局，實際上是繼承了戰國和秦的都城的特點，都城作為一個整體是皇帝專用的，宮殿占至高無上地位，并可在都中任意拓展?！币虼?，兩漢都城在空間上是以宮室為主導的。
吳建京\\(今鎮江\\)、武昌、建業三都，蜀建成都，往往都是隨機應變，利用州郡治所因地制宜。譬如曹操定都鄴城\\(見圖2曹魏鄴城\\)，“在規劃上并沒有作大的改動，只是把舊州治改為宮城，把州治東的居住區改為戚里，就形成了宮城、戚里占北半城，居民區占南半城，其間以穿城的東西大道為界的格局。從整體上看，曹魏鄴城是因襲漢代州郡一級城市的規模體制，而不是按帝都體制重新規劃的”。在這種狀況下，三國都城中宮室占據的范圍必然縮小，從而也就影響到左思《三都賦》的內容安排。
在素材和辭藻方面，從晉人及李善《三都賦注》中，我們搜集左思在素材與辭藻上參考《兩都賦》《二京賦》的條目如下:
1．“兼六合而交會焉?！崩钌谱⒃?“六合，已見《西都賦》?！?br>2．“豐蔚所盛，茂八區而庵藹焉?！睍x人注曰:“班固《西都賦》曰:郊野之富，號為近蜀?！?br>3．“沛若蒙汜之涌波?！崩钌谱⒃?“蒙汜，見《西京賦》?！?br>4．“常曄曄以猗猗?！崩钌谱⒃?“曄曄、猗猗，已見《西都賦》?！?/p>
……以上見《文選》《蜀都賦》及注，共11例。
1．“巨鰲赑屃?！崩钌谱⒃?“《西京賦》曰:巨靈赑屃?！?br>2．“虹蜺回帶于云館?！崩钌谱⒃?“《西都賦》曰:虹蜺回帶于棼楣?！?br>3．“陳兵而歸，蘭锜內設?！睍x人注曰:“《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锜?！?br>4．“習御長風?！崩钌谱⒃?“《西京賦》曰:長風激于別島?！?/p>
……以上見《文選》《吳都賦》及注，共14例。
1．“魏都之卓犖?！崩钌谱⒃?“《西都賦》曰:卓躒諸夏?！?br>2．“嘉祥徽顯而豫作?！崩钌谱⒃?“《西京賦》曰:備致嘉祥?！?br>3．“暨圣武之龍飛?！崩钌谱⒃?“《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br>4．“肇受命而光宅?！崩钌谱⒃?“《東京賦》曰:漢初弗之宅?！?/p>
……以上見《文選》《魏都賦》及注，共26例。
通過排列、比較，我們看到左思在創作《三都賦》時對之前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特別是《二京賦》顯然存在素材與辭藻上的“摹擬”，但這個“摹擬”的程度卻遠遠無法與《二京賦》對《兩都賦》的摹擬程度相比。
首先，由于題材本身的差異，《三都賦》對《兩都》及《二京》的摹擬主要局限在辭藻方面;而就素材來說，班、張賦并不能為左思賦提供太多寫作依據，左思更需要的是那些直接描述蜀、吳、魏三地的文獻資料，譬如楊雄《蜀都賦》。其次，“三都”之中，《魏都賦》借鑒《兩都》《二京》的成分最多，這又為我們在上文提到的左思有意樹立魏都正統地位的觀點補充了一條證據。而在《蜀都賦》《吳都賦》里，關于“都城”具體形制的描寫都不甚詳細，兩賦的敘述重點不是“人文”，而是“地利”，因此它們所需要的素材、辭藻也就與傳統京都賦有一定差異。
另外，與左思同時代的晉人《三都賦注》也特意對左賦描寫手法上的“創新”之處作了說明:《魏都賦》“云雀踶甍而矯首，壯翼摛鏤于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于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于寸眸，萬物可齊于一朝?！倍魏笞⒃?“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觚稜而棲金雀?！缠B之棲也，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棲非所睹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翥騫于甍標，感愬風而欲翔?！锁P之住有定向，而風無一方，則不宜言愬風也。但鳥跱則形定翼住，飛則斂足絕據，踶則舉羽翮用勢，若將飛而尚住，故言云雀踶甍而矯首也?！醢陡嗜x》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目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窺泉?！瘲钚邸陡嗜x》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喙獭段鞫假x》說臺曰:‘攀井干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靈檻而卻倚，若顛墮而復稽?！瘡埡狻段骶┵x》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栗而竦矜，非都盧之輕蹻，孰能超而究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悚懼，雖輕捷與鬼神，由莫得而自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得意之謂也。異乎《老子》曰‘若春升臺’之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八方之究遠，適可以圍于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而當情也?！痹谏鲜鲞@段文字里，注家先分析了《魏都賦》描寫建筑物上飛鳥脊飾的特點，認為班固《西都》、張衡《西京》對這一事物的寫法均有失真之處，沒有把握好鳳鳥“若將飛而尚住”的姿態，左思則別出心裁，描寫真實而形象。接下來注家又總結了漢賦中關于臺榭的鋪陳，認為前代賦家往往從臺榭的高聳著筆，寫登臺者驚懼惶恐，不足以體現“王公大人”的雍容氣度，而左思跳出窠臼，化用《老子》“如春登臺”\\(《老子》第二十章\\)之義，將登臺一事描寫得從容莊重，突出了魏都政教和諧、神人允洽的帝京風采。
三、漢晉京都賦“摹擬”的意義與內涵
賦體文學中向來存在著一種“摹擬”之風，同題材或者同體式的作品陳陳相因，由此便引起創新派批評家的不滿?！叭绾檫~《容齋隨筆》中《七發》條就贊揚枚乘《七發》，而對傅毅《七激》以下咸加貶抑;贊揚東方朔《答客難》及揚雄《解嘲》，而譏崔骃《答旨》以下為‘皆屋下架屋’。朱熹《楚辭集注》則以王逸《章句》中東方朔、王褒、劉向、王逸等的作品‘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而削去?！?/p>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公平地看待賦體文學中的“摹擬”現象?這一現象背后又包含著怎樣的文學史意義?首先，正如周勛初先生在《王充與兩漢文風》一文中所論，賦體文學中的“摹擬”傳統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漢代經學重視承襲的規矩。前漢經學重師法，后漢經學重家法，皆強調傳承與因循，這種風氣蔓延到文學創作中，便形成為后世詬病的“摹擬”文風。錢穆先生在《兩漢博士家法考》一文中曾將經學家法總結為“章句”二字，所謂“章句”者，即“具文飾說”、牽引附會。
“章句”一旦繁瑣，遂造成“后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百萬言，后進彌以馳逐”\\(《漢書·藝文志》\\)的局面。在賦體文學、特別是京都賦的創作中，后代賦家對前代賦家的“摹擬”也正遵循了兩漢“章句”經學漸趨繁復的傳承模式，在賦作規模與辭藻上逐步擴充，專以恢弘華麗取勝。本文中所涉及的從班固《兩都賦》到張衡《二京賦》、再到左思《三都賦》的發展序列即清晰地體現了這樣一個由簡而繁的變化過程。
其次，賦體文學中的“摹擬”傳統雖深受經學影響，然而文學創作中“摹擬”現象畢竟同經學中的因循之風有所區別。兩漢經學因循之風的起因在于門戶之見，其目的乃是維護一家之言的權威;而賦體文學中的“摹擬”傳統實際上更源于該文體本身的創作機制，其目的主要是文學競爭。從“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毛詩傳》\\)到“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兩都賦序》\\)，先秦兩漢時期，賦體文學的寫作始終處在以實現個人價值\\(包括政教意義與文學地位\\)為目標的“競爭”\\(或者說是一種“攀比”\\)當中。無論“為大夫”還是為“言語侍從之臣”，賦體文學的創作都與賦家個人的利益和成就息息相關，而賦體文學的創作正如權衡這種利益和成就的標尺，成為了當時文人競賽的重要形式。因此，在這種創作機制下，只有同題材或同體式的創作才能體現出這種競賽的公平性與挑戰性。正是這個賦體文學本身的創作機制催生了賦體文學的“摹擬”傳統，而其“摹擬”的目的從一開始就并非因循、而是創新。所以我們說，后代賦家每一次“屋下架屋”事實上都是對前人的超越，無論客觀效果如何，他們的主觀目的無疑都是創新。
以上兩方面的探討向我們勾勒出漢晉京都賦“摹擬”現象中因循與創新并存的事實。就《兩都賦》《二京賦》《三都賦》三篇京都賦作品而言，張衡之“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屬于同題材的摹擬。在內容結構上，張衡賦學習班固賦的對稱格式，同時將并列結構擴大，以增加文章的規模。在素材辭藻上，《西京賦》多因襲《西都賦》，《東京賦》則自出心裁，體現了對班固賦“摹擬”之外的“超越”。而左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在文學層面屬于不同題材的摹擬，這種摹擬局限性較大。在結構與內容上，《三都賦》遵循了班、張以來京都大賦的基本套路，同時又積極翻新，首先打破對稱格式，將“兩都”改造為“三都”，其次結合客觀歷史條件的變化，改造東漢“君主本位”的“京都”觀念，增益了大量“君主”之外的新鮮元素，譬如《蜀都賦》《吳都賦》對自然博物的樂此不疲，《魏都賦》對官寺閭里的面面俱到，這些都使得《三都賦》寫作視野更加開闊，看起來似乎更像是“三國賦”。在素材與辭藻上，班、張賦給《三都賦》提供了部分創作資源，但遠遠無法滿足左思的需要?；蛘哒f，至少在辭藻方面，左思本來就懷有超越班、張的決心，他的“體物”不再像張衡摹擬班固那樣作一些字句的調整，而是要尋求新的立意，這同魏晉時期漸趨活躍的文學思潮多少是有所關聯的。
以上本文討論了漢晉京都賦中的“摹擬”問題，主要就張衡擬《兩都》而賦《二京》同左思擬《二京》\\(寬泛地說，亦可兼及《兩都》\\)而賦《三都》這兩次京都大賦創作史上著名的“摹擬”事件進行分析，梳理京都大賦擴充體制、改造結構、變幻辭藻的具體操作辦法，透視賦家在繼承中尋求創新的“競爭”心態。
通過討論，我們發現，《二京賦》對《兩都賦》的摹擬是一種較為“規矩”的摹擬;而《三都賦》對《二京賦》的“摹擬”則顯得“空泛”許多，賦家更主要的是在“京都賦”文學的總框架內自由發揮，并非專門借鑒《二京賦》或者《兩都賦》。因此我們說，張衡與左思的京都賦創作雖一律名曰“摹擬”，實際上卻具有不同的涵義，切不可一概而論。如果說張衡主要是在文章規模上對班固構成超越，那么，左思之于張衡則是全方位的創新，從而樹立起更加靈活自由的京都賦寫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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