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理論是盧卡奇文藝思想的重要內容，融于其政治、哲學、美學、現實主義文論等理論之中，雖沒有專門且系統的論著，卻是顯在而鮮明的。有關“盧卡奇文藝思想中的人民性理論”這一課題的研究，最早零星見于20世紀90年代，進入21世紀以后才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僅有數篇論文，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將人民性思想僅作為探討盧卡奇現實主義文藝思想的佐證或輔助資料，并未將人民性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范疇加以研究；二是將人民性視為盧卡奇人道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分支并加以詳細分析、研究。對盧卡奇人民性理論的明確提出并予以研究，迄今所見僅有兩篇。在《論盧卡奇的文學人民性思想》（《文藝理論與批評》，2008年第4期）一文中，馮憲光先生首次將盧卡奇人民性問題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范疇，對其在盧卡奇人本主義思想中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介紹，指出人民性是盧卡奇人本主義文學思想的核心要素，認為盧卡奇的人民性思想在今天仍然有深刻意義，這些理論貢獻均值得肯定。但也不難發現，馮先生的探討多是概括性和總結性的，對盧卡奇人民性理論挖掘的深度與廣度仍留有極大空間。另外一篇是《盧卡奇人學思想中的人民性理論初探》（《寧夏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王銀輝從盧卡奇人民性的理論基點、創作實踐論等層面加以梳理、分析和探討，認為他的人民性理論強調文藝中人民的階級性，以此為理論基點并將其細化，貫穿于馬克思主義文藝實踐之中，既注重從階級斗爭的層面審視文學，又強調從人的解放、自由與全面發展視域下加以把握。關于新時期以來中國文藝界對盧卡奇人民性理論的接受情況的探討，至今仍待填補。

人民性理論凝聚于盧卡奇的哲學、現實主義文論思想之中，新時期以來中國文藝界對它的接受主要是通過兩個方面的論爭來完成的。

一、是否納入馬克思主義范疇之爭

新時期以前，中國思想界將盧卡奇納入“修正主義陣營”①。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理論界開始撥亂反正，摒棄對盧卡奇以往“左”的政治 化的認識。1978年10月，全國西方哲學蕪湖會議上，徐崇溫先生圍繞盧卡奇問題進行專題發言，首先摒棄對盧卡奇“修正主義者”的評價與認識，引進西方學術界對他的全新評價：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在《關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流派和觀點綜述》一文中，徐崇溫針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來歷問題作了詳細介紹，指出法國學者梅洛-龐蒂在其著作《辯證法的歷險》中，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追溯至盧卡奇、葛蘭西等理論家，對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有著深遠意義②。1979年，徐崇溫繼續撰文深入探討并著重突出盧 卡奇的 價值與意義，解析盧卡奇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所產生的作用，簡要評析《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一些理論③，逐漸開啟了新時期中國學界對盧卡奇的研究。

哲學思想的變革同政治的變革是密不可分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后，在“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大討論的推動下，思想界圍繞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問題展開討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引起了中國學者的格外關注，隨著徐崇溫等學者對盧卡奇研究的漸進，盧卡奇成為中國學術界討論的一大熱點，圍繞盧卡奇及《歷史與階級意識》是否納入馬克思主義范疇展開爭辯。人道主義、物化等思想是《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核心問題，是盧卡奇人民性理論的基石和表現，成為當時論爭的重要內容。

論爭雙方分別以徐崇溫和杜章智為代表。以徐崇溫為代表的一方，認為以盧卡奇為“鼻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無論是在哲學世界觀上還是在認識論與歷史觀上同馬克思主義均有著根本對立。這場論爭始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起先徐瑞康、扈穎航、卞正、李德周等先生從哲學層面上探討真理的“物化”內容是由實踐的結果證明的問題，明確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④，為此次討論的深入展開作了進一步的理論鋪墊。1982年，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書中，徐崇溫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同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是完全對立的，明確指出二者在哲學世界觀方面是格格不入的⑤。之所以以盧卡奇為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相對立，不能納入馬克思主義范疇，在徐崇溫看來，是因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股左的激進主義思潮……并不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而是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世界觀，而且其中還包含有相當的無政府主義成份”⑥。徐崇溫從異化理論著手分析，指出異化理論是盧卡奇繼馬克思之后重新確立的一個重要問題，后來成為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研究的一個核心批判范疇，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占有突出地位。盡管他肯定“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為科學認識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作了正確的分析與解答，但他更強調“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同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在思想淵源、性質、范圍和側重點方面質的差異，明確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同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是有原則的區別的”⑦。從人性的視角來審視，徐崇溫認為盧卡奇與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存在著質的區別，《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異化理論是“人道主義社會哲學”,屬于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徐崇溫堅持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唯科學主義等現代西方哲學進行批判，認為它們在思想傾向和理論基礎方面同辯證唯物主義是截然相反、格格不入的，主張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觀點與立場進行剖析、清算，只有如此，才能滿足時代與人民的需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此外，巖淵慶一與張萍的《東歐的新馬克思主義》（《哲學譯 叢》，1979年第1期）、畢治國的《“新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學習與探索》，1980年第1期）、《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1980年第6期）等文，稱盧卡奇為“新馬克思主義”者，亦未能將其納入馬克思主義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