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社會責任是文學理論的原點性問題之一，其既是一個老話題，也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同時更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文學社會責任這一命題之所以成立，在于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精神現象，在社會分工中承擔著特定的功能與作用，而正是因于這些功能與作用的發揮，文學才在社會中取得一席之位，并獲得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文學的社會責任是人們對于文學存在合理性的一種當然訴求，不管坦率承認之，還是刻意回避之，社會責任始終是文學自身的價值追求和不可剝奪的權利。人們對文學社會責任的訴求，賦予文學以意義； 文學對社會責任的追求，顯示出文學的價值。正是在這種訴求與追求的雙向互動中，文學的社會責任得以建構，并隨著時勢的推移而不斷地進行調適和校正。

一、作為文學社會責任話語的政教功能論。

古今中外文學理論批評史上關于文學社會責任的討論源遠流長、連綿不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文學自誕生之初，統治者和思想家們即已認識到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認識到其不僅能夠用于教化、美刺、經國、治世，而且能夠直接參與到現實政治斗爭中并發揮出重要的政治效能。具體到中國古代，文學的社會責任問題主要是通過對文學政教功能的討論而建構起來的。文學的政教功能是中國古人對文學（ 尤其是詩歌） 功用的最初認識。早在《詩經》中，即已有詩人提出詩歌“大諫”以及“究王讻”的功能，①這可稱得上文學社會功用觀念的最初萌芽?？鬃邮侵袊鴼v史上最早明確提出詩歌政教功能的思想家，其以“興觀群怨”、“事父事君”、“授政出使”等為核心觀念的文學政教思想，②不僅為后世的文學功用論奠定了堅實基礎，而且對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學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儒家的文學社會功用觀念，要求文學應服務于社會現實政治，以擔負起“勸善懲惡”、“贊美諷喻”、“經國治世”的社會重任。以此為宗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與批評史上形成了關于文學社會責任話題的龐大話語集群，譬如“教胄子”、“興觀群怨”、“事父事君”、“風教”、“懲惡勸善”、“美刺”、“諷諭”、“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經國大業”、“正心厚俗”、“主文譎諫”、“政化貴文”、“怨刺上政”、“匡主和民”、“補察時政”、“惟歌生民命”、“有補于世”、“有為而作”、“文以明道”、“文以載道”、“明義理、切世用”、“詩道”、“有裨風教”、“輔時及物”、“經世致用”、“熏浸刺提”等等，均屬是焉。

概括說來，儒家關于文學社會責任話題的文學政教功用論，可以細分為三種話語系統： 第一，以“勸善懲惡”、“感善懲逸”為核心的“教化”話語。所謂“教化”,用《毛詩序》的話說即“上以風化下”,用唐初名臣魏征的話說即“敷德教于下”,它作為文學社會功用的重要方面，指的是統治者集團借詩歌以自上而下地對人民推行符合統治者利益的道德倫理教育。先秦時期孔子提出的“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尚書·堯典》中的“教胄子”以及《左傳》中倡導的“懲惡而勸善”等，均是早期詩歌“教化”功能話語的集中表現。作為一種系統的詩學理論，“教化”學說起始于漢代《毛詩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蔽膶W的“教化”功能主要是通過“明道”、“載道”的途徑而實現的。此處所明、所載之“道”,盡管有時也指“自然之道”,但古代思想家多將儒家圣人及經典視做“自然之道”的最好體現，故此處之“道”實即“儒家之道”.《毛詩序》提出“發乎情，止乎禮義”,明確將儒家的倫理道德規范作為詩歌創作遵循的思想原則和基本要求，成為后世“文以明道”、“文以載道”思想的先聲?！拔囊悦鞯馈彼枷朐趧③哪抢镉忻鞔_表述：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雹偬拼膶W家韓愈、柳宗元承接劉勰的“文以明道”思想，不僅將之作為古文運動的理論綱領，而且將之貫徹于散文創作實踐之中，推動了文學“教化”功能理論的發展?！拔囊暂d道”作為“文以明道”思想的發展，在宋代理學家周敦頤的解釋中得到進一步完善。②在“教化”學說看來，文學只有以儒家的倫理道德、性命原則為內容，通過“勸善懲惡”、“感善懲逸”,才能發揮出“事父”、“事君”、“有補于世”、“于世教有裨”的社會功能。第二，以“論功頌德”、“刺過譏失”為核心的“美刺”話語。如果說文學的“教化”功能主要是統治者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且以普通人民大眾為主要面向的話，那么文學的“美刺”功能則主要是詩人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以統治者階層為主要面向，通過或贊美、或歌頌、或諷諭、或怨刺的途徑而實現的。所謂“美”,即歌頌贊美，用《毛詩序》的話說即“美盛德之形容”.后世提出的“頌主上”、“潤色鴻業”等均是對文學之贊美功能的進一步發揮。

所謂“刺”,即文學的諷諭批判功能，用《毛詩序》的話說即“下以風刺上”.一般認為，中國古代文論史上的“美刺”說正式形成于漢代?！睹娦颉芬约皟蓾h學者鄭玄、董仲舒、司馬遷、王充、王逸等均對文學的“美刺”

功能有不同程度的論及。如鄭玄認為，“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 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③； 司馬遷在陳述其寫史目的時稱： “唐堯遜位，虞舜不臺，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雹堋懊来獭闭f到唐代得到進一步發展。經學家孔穎達指出，“夫《詩》者……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于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于詠歌?！雹菔穼W家劉知幾強調，“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于周詩； 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雹拊诖?，他們闡明了文學之“美刺”所適用和發生的不同境況： 凡遇政治“醇和”,出現“善政”,則“美”就能夠“載于周詩”、“被於朝野”; 凡人民遭遇“慘黷”,政治“不道”,則會出現“怨刺形于詠歌”、“惡存乎楚賦”的不良局面?？梢哉f，文學之“美刺”,特別是“刺”之方面，代表了中國古代詩學的優秀傳統，它借詩歌揭示、批判社會中的不公正現象，體現了社會責任意識強烈的詩人對底層民眾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第三，以“補察時政”、“匡主和民”為核心的“經國治世”話語。曹丕認為文章乃“經國之大業”①，這可以說是文學“經國治世”功能的最直白表述。文學的“經國治世”功用，主要是通過“觀風”而實現的?！坝^風”之說始于孔子。②“觀”之對象，即鄭玄所釋“觀風俗之盛衰”,或如《禮記·王制》所云“陳詩以觀民風”; “觀”之目的，既有如何休所說通過“觀”以“不下堂而知四方”和“不出牗戶盡知天下所苦”之用，③也有如班固所說“知得失，自考正”④之途?？梢哉f，借“觀風”而知百姓生活情狀、民心向背、政事得失，進而調整統治政策，緩和社會矛盾，引導社會和諧發展，是古代統治者實現“經國治世”目的的重要途徑。隨后出現的諸如劉勰提倡“政化貴文”,魏征提出文學要能夠“經緯天地”、“匡主和民”,劉知幾所云“觀乎國風以察興亡”⑤，白居易強調詩歌要“補察時政”,以及清代顧炎武、王夫之等倡導要發揮文學的“經世致用”功能等，可以說均是文學“經國治世”功能話語的集中體現。

二、重提社會責任： 文藝創作亂象與文藝批評的失語。

文學政教功能論作為文學社會責任的古代話語形態，貫穿于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始終，并使文學特別是詩歌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那么，眼下我們重提“文學社會責任”這一問題，目的何為、意義何在呢？ 毋庸諱言，在當下的社會領域中，出現了種種社會責任感下降乃至缺失的現象，這一情況在文學領域同樣存在，甚至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一些文學家對于創作自由與文學的社會責任、名利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關系的認識，出現了選擇上的偏差，導致了文學創作和批評中社會責任感、使命感的淡漠與弱化，甚至喪失殆盡，成為當前文學發展中的一個突出的文化癥候，造成了較為嚴重的社會后果和惡劣的社會影響，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自 20 世紀 80 年代末以來，在種種特定的社會現實和文化思潮的影響下，尤其是在文學“躲避崇高”⑥、“躲避理想”的影響之下，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對于文學社會責任的堅守逐漸松懈，創作中出現了明顯的反社會責任、非道德化的傾向，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將寫作興趣集中在對所謂人的原始本能---暴力和性等毫無節制的展示和把玩上，男女作家們各顯身手，競相使用所謂的“酷語”、“穢語”和“色語”,逞勇斗狠于種種令人毛骨悚然的自虐、砍頭、剝皮、挖心、甚至凌遲的細節描寫，賣淫、嫖娼、手淫、窺陰等病態敘事亦比比皆是。在當時的美術創作中，滿臉淫笑的潑皮、艷俗肉感的女體、形式各異的性器官，也堂而皇之地涂抹在畫布上，陳列于大庭廣眾之前。在影視屏幕上，血腥殘暴的場面，恐怖刺激的鏡頭，大膽露骨的性行為，亦可以隨處而見。更有甚者，在所謂“中國的行為藝術年”的 2001 年，前衛藝術家們非但突破了人類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和道德底線，而且公然向文明人的生理和心理極限挑戰，竟當眾表演起割肉、放血、吃死嬰、玩尸體、鉆牛肚子等駭人聽聞的把戲，此等將“暴力美學”發揮到極致的一系列“壯舉”,不僅令國人驚悚，而且也使一向喜歡立異標新的西方先鋒藝術家們瞠目結舌。⑦荒唐的行為總是伴隨著荒唐的思想而來，2000 年春天，在北京誕生的民間詩歌刊物《下半身》中的“宣言”,可以說將這些“無知無畏”的藝術家們的流氓心態暴露無遺： “我們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們都這樣了，我們還怕什么？”①這和早先“痞子文學”的領軍人物王朔的那個著名的宣言“我是流氓，我怕誰”②相比，真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面對這股文藝創作上的美學濁流，我們的文藝理論批評更多地選擇了“失語”,更有甚者推波助瀾，將其譽為一種“美學啟蒙”、“人性覺醒”而盛贊之。正是由于這種對于創作自由的絕對化的理解而導致的創作心態扭曲，以及理論批評的“不作為”,使得一批作家，其中包括一些原本很有責任感且不乏藝術天分的作家們，出現了精神迷失、情感錯亂的心理、文化雙層面病候，他們無所顧忌，什么都敢寫，什么都不忌諱，想怎樣寫就怎樣寫，結果使當時的文學寫作在社會責任感方面以驚人的速度下墜、墮落，原本應當成為人們的精神養料和情感寄托的神圣的文學，終于淪為情緒、語言排泄物和文化垃圾，成了一時刺激人們神經的精神鴉片和飲鴆止渴的慢性毒藥，迎合了跨國文化、藝術資本進入中國的政治、文化意圖。20 世紀 90 年代盛行一時的這種所謂“還原生活寫作”、“零度寫作”、“原生態寫作”、“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等等文學現象，為當代中國文學史提供了一種完全喪失了文化恥感的特殊的景觀，而其中所體現的社會責任感的喪失，也是再明白不過的事實，90 年代的文學嚴重貧血癥正是由此而引發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