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7 月，在美麗而涼爽的金城蘭州召開了全國文學地理學年會，會議規模之大、人數之多令人感慨。參加會議的學者既有文學背景的，也有地理學背景的。就文學背景而言，主要是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學者，當然也有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和外國文學、比較文學專業的學者，但少有文藝學專業的學者。筆者參加會議之后，有些學術思考和感悟，特撰文以期引起學界的注意，對文學地理學學科的發展盡點微薄之力。

文學地理學這門學科雖然在近年來才為學界所認可和熟知，但事實上，在中外的文學創作和研究中，作為“意識”和“方法”的“文學地理”俯拾可見。譬如，《詩經》中的“國風”之說，《漢書》中的“地理志”之說，《隋書》中的“文學傳序”之說，這些都是很好的例證。再比如在學術研究中，也有梁啟超的《中國地理大勢論》、劉師培的《南北文學不同論》、王國維的《屈子文學之精神》、汪辟疆的《近代詩壇與地域》等，這些著述中就有著明顯的“文學地理”意識，甚至可以說是最早的文學地理學研究代表性成果。在當代學界，楊義、曾大興、梅新林、鄒建軍、樊星、李浩、戴偉華等學者，撰文著述，讓文學地理學成為學界所認可的一門學科。事實上，在我們的文學研究中，學者們往往有意無意地運用到了地理概念，用地理學的概念和范疇，甚至是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文學，只是沒有明確稱之為文學地理學而已。面對文學地理學的研究現狀，問題意識的強化和研究范式的革新就成為突破這種格局，讓文學地理學的研究走向深入的兩把鑰匙。

一、問題意識： 打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新格局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們的學術研究對近百年來的思想歷程進行反思，總結成就厘清問題。正是在這樣的一種學術研究背景下，我們的文學研究一方面縱深挖掘傳統研究重點和難點，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反思和重建邊緣學科，或者說是進行跨學科研究。文學地理學就是在這樣的學術場域中，引人矚目。關于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新時期以來較早關注的有袁行霈、金克木等先生。袁行霈在 1982 年-1983 年間在日本講授中國文學等課程的時候，就提出“中國文學的地域性與文學家的地理分布”問題。雖然袁先生的講述還不能算是深入的學術研究，但其先導性意義可謂明顯，是一種問題意識的體現。還有，金克木先生早在 1986 年就撰文指出： “從地域學角度研究文藝的情況和變化，既可分析其靜態，也可考察其動態。這樣，文藝活動的社會現象就仿佛是名副其實的一個場',可以進行一些新的科學的探索了?！盵1]

金先生以四個關鍵詞，即“分布”、“軌跡”、“定點”、“播散”來進行“靶式研究”.他的這種研究很具有啟發性，在呈現問題中梳理問題、解決問題。

1998 年，陶禮天發表《文學與地理---中國文學地理學略說》一文。文章從學科性質、理論架構、研究重心、范圍、對象、方法等方面來探討文學地理學。文章認為： “所謂的文學地理學就是研究地域的文學與文學的地域、地域的文學與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學與地域的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盵2]

陶文的學科意識就是問題意識。我們要建構一個學科，研究一個學科，就應該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在問題意識的導引下聚焦問題。

2006 年 6 月 1 日，梅新林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一篇可以稱得上是文學地理學綱領性的文章《中國文學地理學導論》。該文從五個方面提出了他的設想： 文學地理學是融合文學與地理學不同學科的跨學科研究； 文學地理學并不是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簡單相加，而是彼此有機的融合； 文學地理學之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地位并非對等關系，而是以文學為本位； 文學地理學研究主要是為文學提供空間定位，其重心點在文學空間形態研究； 文學地理學既是一種跨學科研究方法，也可以發展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乃至成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梅文把文學地理學定位為“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點的新興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方法，其發展方向是成長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盵3]

梅先生在借鑒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綜合創新，提出富有見地的學科建設思路和設想，這對于文學地理學研究的發展，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只有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才能打開研究的新格局?！耙粋€學科，是由針對某一方面對象的、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以及人們長期積累的共同知識、方法、規范等所構成?！盵4]

正是基于對文學地理學學科的一種哲學認識，楊義提出了“重繪中國文學地圖”.他說：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是一個旨在以廣闊的時間和空間通解文學之根本的前沿命題?！档藐P注的是，把地圖這個概念引入文學史的寫作，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價值。它以空間維度配合著歷史敘述的時間維度和精神體驗的維度，構成了一種多維度的文學史結構。因為過去的文學史結構，過于偏重時間維度，相當程度上忽視地理維度和精神維度，這樣或那樣地造成文學研究的知識根系的萎縮。地圖概念的引入，使我們有必要對文學和文學史的領土，進行重新丈量、發現、定位和描繪，從而極大地豐富可開發的文學文化知識資源的總儲量?！盵5]

楊義先生的這種研究，體現了一種自覺而獨立的問題意識。他面對中國文學，以一種理論的自覺反思中國文學研究的地理學問題。

在我們以往的中國文學研究中，缺乏自覺的哲學反思和理論建構意識，所以我們的文學研究往往停留在文本分析和時間段劃分上，未能實現對文學本體的全面觀照。楊義先生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問題意識，在《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方法論問題》中，從“文學時空結構”、“文學動力系統”、“文學的精神深度”三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闡釋，讓我們“認識到文學的研究不只有時間維度，還有空間維度，認識到文學的發展有多個動力系統，文學的精神深度比我們看到的更深。這些認識會給我們的文學研究提供新的維度、新的方法，這些新的維度、新的方法必然會促使我們重繪我們的中國文學地圖，也只有如此，我們繪出來的文學地圖才是博大、輝煌、體面，從而也是完整的?！盵6]

關于文學地理學，楊先生還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他說：“文學地理學為文學系統多層結構分析提供了研究的方法和路徑。首先，從文學地理學的整體性思維考察可以展開一個很大的思想空間，它橫貫了整個中華遼闊的地域。整體性思維具有覆蓋性、貫通性和綜合性，有助于還原文明發展的生命過程。其次，從文學地理學的互動性思維考察相互關系的思維特征，在關系中比較和深化意義，不是對不同區域文化類型、族群劃分、文化層析采取孤立、割裂的態度，而是在分中求和、交相映照、特征互襯、意義互釋。再次，文學地理學的交融性思路交接貫通和融化以求創新。文學地理學以一種新的視角為文學研究拓展了研究視野和方法?！盵7]

楊先生把文學地理學看成是“會通之學”,他把文學與地理學、文化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歷史學、考古學等諸多學科貫通起來研究，獲得了闊大的意義空間。文學研究中的地理空間問題、文化文明源流問題、思想精神流變問題、民族族群演化問題，在這一思路和問題意識的導引下，豁然開朗。這也正是楊先生所說的“會通”的意義。

“其實，在學術研究之中，問題意識及提問題的能力和方式，總是優先于學科化意識的。因為單純追求學科化，或者說學科化優先而問題意識滯后甚至付之闕如，往往會導致一種結果，就是研究者往往會被緊緊地束縛在由自身狹小學科的抽象的理論與概念所編織而成的象牙塔里，而陶醉于建構自己的精致化的學科話語?！盵8]

問題意識的強化，不僅能夠打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新的格局，而且可以讓我們的研究進一步深入下去。譬如，我們研究唐詩，研究李白、杜甫，如果我們對唐王朝極盛時期的疆域不了解，我們就無法理解唐詩中的那種空前的宏大，也不會以詩歌的方式走進詩人創造的精神空間。誠如聞一多所言，我們不僅要研究“唐詩”,而且要研究“詩唐”.中國“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盵9]

正是因為李唐王朝有著這樣父漢母胡的族姓和唐太宗所立的“天可汗”的傳統，才有李白“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保?《少年行》） 這里我們既可以讀出大唐王朝的“四海同一”,也能讀出李白“根”的意識和情結。再比如，中國的神話亦有著明顯的“地理思維”,《尚書》中的《禹貢》就是地理與神話結合的一個很好的例證。還有，《漢書》中的《地理志》，《二十四史》中有十六部中有《地理志》，這些都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人文地理材料?？梢?，問題意識的強化不僅可以激活研究對象，而且具有深化和開拓性意義。關于文學地理學的問題意識，筆者以為，主要包括： 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對象、方法、目的、意義和價值，以及核心范疇； 文學地理學與其他學科，如文化學、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民俗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 文學地理學的理論體系和研究譜系的建構問題； 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本體屬性問題，中西方視野中的文學地理學的差異性問題； 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史、學術史的書寫問題； 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歸屬和地位問題； 文學地理學的教學問題； 等等。這些問題既涉及到文學地理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也涉及到方法論和價值觀問題； 既涉及到歷史意識與當代意識問題，也涉及到文學地理學學科內涵、學科屬性、學科特征等問題； 既涉及到文學地理學關聯中的其他學科，也涉及到該學科自身發展演變的外在形式與內在動因問題； 既涉及到文學地理學書寫與表述話語，也涉及到歷史與邏輯、闡釋與描述、自律與他律等問題?？傊?，由于文學地理學跨學科屬性，使其包含的研究內容很豐富，也很駁雜。我們在這里強調研究的問題意識，一方面試圖凸顯基本研究問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力求做到文學地理學已有研究范式的轉型，可以說是一種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前意識”或者“先見”.

二、范式革新： 建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新譜系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雖然在近年來有許多標志性成果問世，但這些成果相對比較集中，止于幾個重要的學者而已，并未形成蔚為大觀之勢。文學地理學的研究不應該局限于文學研究的地域性、空間性問題，也不應該停留于關于文學的地理想像和描述的層面。文學地理學要獲得新生，就要有現代性視野和品格，就要站在現代學術的前沿，具有世界化的眼光，這樣才能融入到全球化的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洪流之中。面對現有的研究成果，我們應該重新檢視和省思慣有的研究思維和研究范式，探討有關文學地理學研究問題，梳理固有的研究范式，建構新的適應學科發展的研究范式和譜系，從而推動中國文學地理學的研究。筆者以為，要想實現真正的文學地理學的研究，首先要轉變觀念，廓清認識上的迷霧。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既不是純文學研究，也不是地理學概念和范式下的文學解析，它有著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范式、方法和體系。關于這一點梅新林的《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建構》，曾大興的《建設與文學史學科雙峰并峙的文學地理學科》《理論品質的提升與理論體系的建立---文學地理學的幾個基本問題》，鄒建軍的《關于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與發展前景---鄒建軍教授訪談錄》《文學地理學的十個關鍵詞》都有過較為深入的論述。其次，“要盡早建立自己的基礎理論與基本概念，以便從事文學地理學批評的人得到一定的理論指導，并有所遵循”[10].為此，鄒建軍梳理出了十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關鍵詞，即文學的地理基礎、文學的地理批評、文學的地理性、文學作品中的自然意象與人文意象、文學的地理空間、文學的宇宙空間、文學的環境批評、文學的時間性與空間性、文學地理空間的限定域與擴展域、文學地理批評的人類中心與自然中心。再次，要有高度的理論自覺，形成富有解釋力的理論體系。這種理論自覺要充分凸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與文學精神，避免“以西釋中”.我們面對西方理論資源的時候，要注意對理論資源的審視和選擇，要在融通中升華和熔鑄更富有創新性、包容性的理論體系。

就現有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成果來看，學科的“單向度割裂”之感較為明顯。文學出身的研究者往往注重文學地理學的文學研究，而地理學出身的研究者更多地關注地理環境、地理空間等地理要素。還有一些學者，他是學歷史，或者是歷史地理的，所以他的研究視角是歷史地理，以歷史地理的方式介入文本世界。這些因素往往造成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割裂之感”,主要表現為： 文本世界中，文學內容與地理內容之間的割裂；文學立場與地理立場之間的割裂，導致研究方法與研究所得結論之間的割裂； 研究目的與研究價值之間的割裂，導致研究意義的迷失。面對文學地理學這一獨特的研究對象，我們往往缺乏圓照性的通觀，讓自己的研究失之偏頗，難以令人信服?；谶@樣的原因，筆者提出文學地理學研究的范式革新問題，試圖建構一種有效解讀文本的研究譜系。這種研究譜系的建構要充分尊重文學地理學學科的豐富性、復雜性，也要突出學理性，要對以往的研究理論、范式、概念、方法等進行體系性、譜系化的整合。這樣不僅可以避免研究中容易出現的斷章取義，割裂文本，也能促使整體性研究視域的生成，從而提煉出重要的理論主題、方法論意義，以及普遍的研究規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對象就是作家作品。我們對作家作品進行解讀分析時，應該更多地關注作家對自然的觀察、對自然的表達、對地理空間的認識，以及由此而形成作家獨特的觀念和視界。

這樣的文本細讀才能發現以往的研究中被遮蔽的東西，才能凸顯出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正是基于對中外作家作品、地理環境、作家群落等具有較為明顯的地理元素的考察和研究，楊義提出了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一氣四效應”,以及六個“貫通”、“十大命題”之說。所謂“一氣”就是要“使文學接通地氣,恢復文學存在的生命與根脈”.[11]

四個領域與四種效應“一是區域文化類型與七巧板效應,二是文化層面剖析與剝洋蔥頭效應,三是族群分布與樹的效應,四是文化空間的轉移流動與路的效應.”[12]

六個“貫通”即為“古今貫通、漢族少數民族貫通、地理區域貫通、陸地海洋貫通、雅俗諸文化層面貫通、文史哲諸學科貫通?！盵13]

十大命題： “（ 一） 在展示率先發展的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輻射力的同時，強調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文化的邊緣活力.（ 二） 在解釋南北文化融合時，揭示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之間的太極推移的結構性動力系統，由此揭示中華文明數千年不曾中斷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奧秘。（ 三） 在探討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太極推移的過程中，揭示巴蜀與三吳是兩個功能有別的太極眼.（ 四） 華夏文明的發育而擠壓西羌、三苗分別從西線或東線向南遷徙，使云貴、湘西、川西發生了文化剪刀軸效應，并延伸出茶馬古道一類剪刀把,這些都對當地民族的文化、文學狀態產生了深刻影響。（ 五） 將英雄史詩《格薩（ 斯） 爾定位為江河源文明,既有高原文明的原始性、崇高感、神秘感，又存在于東亞文明、中亞文明、南亞文明的結合部，藏族文明、蒙古族文明的結合部，帶有混雜性、流動性、融合性的特征。（ 六） 與研究中國新疆與中亞的西域學相對應，探討了對中國東北、沿海、臺灣以及朝鮮半島、日本列島文化聯系進行研究的東域學.（ 七） 提倡海洋區域文化研究。（ 八） 開展主要經典和主要作家的文學地理學個案研究。（ 九） 激活、深化和拓展對中國文化之根本的先秦諸子學的研究，將人文地理學、先秦姓氏制度的方法，置于與文獻學、簡帛學、史源學、歷史編年學、文化人類學同等重要的地位，對先秦諸子及其相關文獻進行生命分析和歷史還原，廓清和破解二千年來學術史上遮蔽了的，或沒有認真解決的許多千古之謎。（ 十） 這些命題匯總起來，就指向重繪中國文學（ 或文化） 地圖的總命題?！盵14]

筆者重墨例舉楊義的文學地理學研究，就是想通過楊先生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案例來啟示我們，為我們的研究提供思維、觀念、方法論方面的幫助。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應該返回思想發生和生命沉潛的大地，凝聚“地氣”,提升對歷史、文化、文學等過程的解釋能力，形成富有學理性的話語系統和學術體系。這種系統和體系的建構就是學術研究“正能量”,能夠激活文學中內蘊的文化和精神及生命的活力，直抵人們的心靈，成為我們與世界學術對話的“源頭活水”.

我們強調“問題意識”和“范式革新”,就是想改變一般意義上所說的“以地理的方式”來研究文學。中華民族文學是博大的，也是精微的； 是整體的，也是多樣的。要想呈現這樣的文學地圖，就不僅僅需要時間維度，更需要空間維度。在時間和空間雙重維度的層面上才能更真實地展示中華民族文學源流、要素、性格，以及生命過程。譬如對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王》的研究，我們就不應該局限于業已形成的說唱部本，而應該把眼光投向廣闊的雪域高原，勘探不同的地區說唱的不同的格薩爾，甚至是流傳到蒙古族的《格斯爾》。對于流傳千年，穿透蒼茫歲月而凝聚成的具有原型性藏民族群體智慧的《格薩爾王》的研究，發生學的追蹤、文本的生命分析固然重要，但人文地理學的視角也不失為一個有效的破解之法。這樣多維度的研究，才能真正走進作為活態史詩的格薩爾，才能激活藏族文化的“邊緣活力”,也才能真正彰顯出《格薩爾王》的價值和意義。

文學地理學是一門上通天文、中合人文、下接地氣的學科。面對這門學科研究現狀，我們強調問題意識和范式革新，就是試圖系統整合現有的研究資源，形成新的研究問題域，實現理論創新的自覺。這種理論創新的自覺，要求我們重視學科間性問題、解釋與對話問題、本土視域與世界視域問題，以及歸納與演繹問題。

這些問題共同形成了文學地理學的論域?！皩W科的根本特點，在于體現人類認識的公共性”.[15]

我們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從學科的角度催生一系列熱點問題的形成，從而促進文學地理學的學術創新與話語轉型。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既要強調學科自性，也要打破學科邊界，走向學科間性，融入到大的學科生態之中。學科交叉和學科邊界的模糊是文學地理學學科發展的契機和學術生長點?？傊?，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想要有所突破，就需要強化問題意識，需要不斷革新研究范式，在科學性與整體性思維的統領下，尋找理論主題、基本規律和方法論原則。

參考文獻

[1]金克木。 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J]. 讀書，1986,（ 4） .
[2]陶禮天。 文學與地理---中國文學地理學略說[A]. 費振剛，溫儒敏主編。 北大中文研究（ 創刊號） [C].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85.
[3]梅新林。 中國文學地理學導論[N]. 文藝報，2006 -6 -1.
[4][15]李德順。 什么是哲學？ ---基于學科與學說視野的考察[J]. 哲學研究，2008,（ 7） :37、37.
[5]楊義。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與中國文學的民族學、地理學問題[J]. 文學評論，2005,（ 3） :5.
[6]楊義。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方法論問題[J]. 學術研究，2007,（ 9） :135.
[7]楊義。 文學地理學的三條研究思路[J]. 杭州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2,（ 4） :1.
[8]黨圣元。 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形態化的問題意識及其提問方式[J]. 貴州社會科學，2012,（ 9） :101.
[9]司馬光。 資治通鑒[M]. 中華書局 1956:6247.
[10]鄒建軍，周亞芬。 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十個關鍵詞[J]. 安徽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 2） :35.
[11][12][13][14]楊義。 文學地理學的信條： 使文學接通“地氣”[J]. 江蘇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3,（ 2） :16、16、23、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