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本學角度審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正統”觀念興起于馬克思身后的那個權威缺場的時代，并力圖通過對經典理論的權威解讀來彌補這一權威的缺場。然而，在后權威時代樹立經典解讀的權威絕非易事，事實是，自馬克思去世之后，有關其文本如何解讀的問題便一直爭議紛起，這種爭議是如此激烈，又是如此影響深遠，以至于劍橋學者德魯·米爾恩明確提出: “解讀馬克思的問題對于馬克思主義而言是極端重要的”［1］\\( P18\\)，“關于如何解讀馬克思的理論是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1］\\( P19\\)。

不過，也正是在上述爭議中，“正統”觀念所竭力營造的經典解讀權威性，如同希臘神話中造成眾神不和的那個蘋果，對它的爭奪構成了一個持久話題。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歷史甚至也因之改寫，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歷史就存在于“正統”地解讀馬克思文本以及挑戰此“正統”、進而建立相關解讀新的可能性的斗爭之中。鑒于“正統”觀念在馬克思文本解讀史上的樞紐地位，重審這一觀念并揭開其復雜的歷史面相，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一

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并非一個嚴整的理論流派，從歷史角度審視，它既包括作為馬克思理論權威闡釋者的恩格斯及馬恩早期追隨者的文學論說，同時也涵蓋了十月革命前后形成的列寧文論，以及受其影響而產生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蘇聯模式”。

將上述這些內容不盡一致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論連接起來的，與其說是某個具體的文學觀點，毋寧說是一種文本解讀觀念———對馬克思文本解讀權威性的自我認可。正如英國學者拉茲所指出的，“正統”分為現實與理論兩種，但無論哪一種，權威性都是其本質屬性，唯一不同的是，作為現實權威的“正統”直接訴諸于某種強制力，作為理論權威的“正統”則首先訴諸于經典傳承的合法性理由。

而以拉茲的觀點反思史上“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論，就不難發現，其經典解讀權威性背后的合法性理由至少包括以下三種:

第一，解讀對象的文本忠實性。在一些學者看來，“正統”即可謂血脈純正，而判斷馬克思主義文論是否血脈純正的最直接的依據便是馬克思文本，因此只要保證經典解讀在文本對象上的自足性，即能保證解讀成果的合法性。早在 19 世紀末，恩格斯便曾指出，對馬克思文本的閱讀“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時候學會按照作者寫的原樣去閱讀這些著作，首先要在閱讀時，不把著作中原來沒有的東西塞進去”［2］\\( P29 ～30\\)。恩格斯這一忠告對后世學者的馬克思文本解讀產生了深遠影響，它使得后世學者堅信: 經過嚴密考證的馬克思文本是馬克思思想傳承最有力的根據，理論解讀只有最終準確返歸經典文1邏輯結果。

然而，從歷史角度看，“正統”理論家對馬克思文本自足性的維護也并非以文本為限從而畫地為牢。美國學者查德·沃克便曾指出: “正統馬克思主義就是忠實于馬克思的原著精神和原始文本”，而在馬克思尚未言及的領域，則可以“對馬克思未完成的計劃做明智審慎的重述和擴展” ［3］\\( P50\\)。事實上，這種重述與擴展在文論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 一方面，鑒于馬克思的文藝論說大多散見于其各式著述之中，對這種理論文本的形式有限性的彌補，勢必要求后世理論家重述這些散見，使之系統化，由此獲得馬克思文藝思想的整體視野。另一方面，鑒于馬克思理論的歷史屬性，有必要對馬克思文學觀點做出擴展，使其適應新的歷史語境與現實需求?？梢哉f，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早期生成，尤其是第二國際“正統”理論家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建設，正是圍繞重述與擴展兩項工作展開的。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堅守自足解讀的“正統”理論家看來，上述重述與擴展仍需審慎地以馬克思文本為依據，由于過于強調對馬克思思想的“接著說”，這便杜絕了通過外求索緣，進而對馬克思觀點所做的必要修改。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葛蘭西在其《“正統”的概念》一文中便曾描述，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意味著理論生長的一切基本要素均無需 反 身 他 求，“不 需 要 來 自 異 己 源 泉 的 支持” ［4］\\( P223\\)。

第二，解讀方式的規范性。從歷史角度看，馬克思有關文學論說的文本特點，不但給后世理論家平添了重述與擴展的艱巨任務，同時也帶來了因此重述和擴展而造成的經典解讀的主觀化風險，里夫希茨便曾指出: 馬克思有關文學的評述“如同格言一般深刻而重要，也像一切格言一樣，可以隨意地加以解釋” ［5］\\( P52\\)。

也正是基于此，“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不但通過文本，同時也借助無人格的規范來確認其經典解讀的合法性地位。從歷史上看，這種規范來自諸如《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導言》等思想趨于成熟的馬克思文本，并具體體現為這些文本所透射出的馬克思理論的基本原則與觀點，而在這些原則與觀點中，最核心的是馬克思把物質基礎作為真正現實存在的唯物主義論述。由此論述派生出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論模式是多樣的，但其主要模式不外兩種: 一種以第二國際理論家為代表，著重在唯物史觀的燭照下，于馬克思社會構型學說中確認文學藝術的位置、特征與功能; 另一種產生于俄國十月革命前后的列寧那里，著重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框架下對文學能動反映機制的分析。而無論是上述“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哪種模式，均主張在決定、反作用以及辯證統一的邏輯構架統攝下，突出物質現實之于藝術活動的基礎性作用，并將其看做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美學上的“絕對命令”。正如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馬爾庫塞所指出的，“所謂正統，在我看來，是指那種從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體出發去解釋一件藝術作品的性質和真實性，尤其是指那種把藝術作品看做是以某種確定的方式，表現著特定社會階級利益和世界觀的看法?！保?］\\( P188\\)

第三，解讀成果的科學性。在“正統”理論家看來，馬克思理論的內質在于科學性，科學性是馬克思理論權威性的終極根由，對科學性的不斷追求則能保證馬克思文本解讀的終極合法性。

馬克思主義文論史上這種對經典解讀成果的科學性訴求，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在列寧及其影響下的蘇聯文論中均有不同方面的展現，但在第二國際理論家那里尤為突出。事實上，以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堅信近代自然科學的突出進展，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學研究預示一種美好前景———通過實證方式建立起一種文學科學，由此得到文學之謎的終極解答?；诖诵拍?，借助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實證科學觀點對馬克思文本做出符合科學內質的引申和擴展，便成為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文論創新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為史上第一位系統介入文藝研究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論家，普列漢諾夫就曾斷言: “對于社會心理若沒有精細的研究與了解，思想體系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根本就不可能而在文學、藝術、哲學等學科的歷史中，如果沒有它，就一步也動不得?！保?］\\( P272\\)以第二國際為代表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其文藝研究擁有與自然科學并肩的地位，其與自然科學近似的鮮明的方法論要求，反過來加深了后世學者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總體認知，即: 盡管就科學性的內涵而言并無共識，但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價值訴求本身來說，“正統”理論家之間卻表現出突出的一致性，法國學者洛克曼便曾指出: “自恩格斯以來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在堅持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之間有著本質區別的同時，暗示也需要堅持馬克思與西方傳統之間有著類似的區別，這種區別常常被理解為非科學和科學之間的區別?！保?］\\( P14\\)

二

“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論對經典解讀合法性的確立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正如前述，盡管馬克思本人對文學問題不乏深刻洞見，但他的文學思想散見于手稿、著作、政論文章以及私人通信之中，從而給后人對其理論的準確解讀造成巨大挑戰，也是不爭的事實。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正統”觀念的興起，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文本學意義。正如美國學者尼克·奈特指出的: “肯定馬克思主義存在正統，有助于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追蹤和評估概念的譜系，把握其內部概念的聯系?！保?］\\( P90\\)縱觀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史，“正統”理論家對馬克思文本解讀合法性的探索，其實質正是在馬克思文本解讀中建立初步秩序，從而使馬克思的文學論說從人言人殊的模糊狀態轉入穩定推進的理論自覺階段。從歷史績效上看，正是“正統”理論家的上述努力，塑造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的歷史主線，并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知識起點與基本盤?？梢哉f，后世理論家，無論是對馬克思文藝思想的質疑與顛覆、糾正與補充，抑或是執守與篤信，其理論努力大都是建立在對此“正統”觀念的批判、考察與參照之上的。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經典解讀權威性，不但在于其要求經典解讀具有合法性理由，而且還在于其進一步要求該合法性理由是否定一切不服從理由的排他性理由。這是因為: 只有強調自身解讀的唯一性，此解讀的權威性才能得以突顯，而只有通過闡揚自身解讀的合法性并將其他解讀斥為非法，才能獲得自身解讀的唯一性，因此上述合法性理由只有作為排他性理由出現時，相關理論解讀的權威性才能真正確立。

合法性理由的排他性，使得馬克思主義文論內部向來存在著種種不盡相同的“正統”觀念的對立與沖撞。在經典解讀的權威性爭奪中，這些“正統”觀念或在諸種排他性理由中各執一端，或在同一排他性理由上互不相讓，相同的是，它們均力圖通過理論上的“嫡庶之爭”來實現對馬克思遺產的唯一合法繼承權。

在此“嫡庶之爭”中，最鮮明的觀點對立發生在第二國際理論家與列寧之間。在第二國際理論家那里，馬克思理論的科學性得到了突出的強調，無論是考茨基還是普列漢諾夫，他們更愿意將馬克思主義文論設定為“沒有價值判斷”的、“描述因果聯系”的、“客觀的和自由的科學”［10］\\( P22 －29\\)，這使得他們認為對馬克思思想的任何發展都是以時代變化為借口。而到了 20 世紀 20 年代前后，列寧則指出，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科學性在于其對文藝創作與接受中革命主體意識的喚醒，并具體表現為其付諸革命實踐的現實有效性，因此在他看來，以普列漢諾夫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將馬克思理論實證化的傾向，是“從庸俗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多于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11］\\( P150\\)。列寧由此感嘆:“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理解馬克思的”［12］\\( P151\\)!

到了 30 年代，隨著“拉普”的成立，經典解讀與政治強力的漸趨結合，使得列寧文藝思想成為馬克思文藝思想在蘇俄時期的權威代理形式，從列寧文藝思想出發，最終形成了蘇聯“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論一脈相傳的理論嫡系———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表面上看，上述“嫡庶之爭”似已歸于沉寂，但其實質卻是以“馬克思到馬克思主義的天衣無縫的連續性”［8］\\( P3\\)，造就了經典解讀從多元交互的排他性向一元均質的排他性團結的異變，即: 如果你不是列寧主義者，你就決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如果你不是斯大林主義者，你就決不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尼克·奈特對此一脈相傳的經典解讀及其背后的權力運作關系有著尖銳批評: “正統性是一種帶有權力的解讀，反過來，又可以增加權力的正統性，權力是不穩定的，所以真理的傳遞讓位于權力的傳遞?！保?3］\\( P25\\)從某種意義上看，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早期形成，既是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回應，同時也是“正統”馬克思主義通過諸多合法性理由，排除“異己”、進而“自我凈化”的結果，伊格爾頓便曾指出，在蘇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過程中，“除了巴赫金一派被趕到地下之外，所有最具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批評都移到了其他地方，進入所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世系”［1］\\( P10\\)。

而從理論觀點來看，20 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正呈現為“正統”通過與“西方”進行劃界，進而實現其理論自清的“夷夏之辯”。這具體表現在:

第一，“正統”理論家固然贊同從馬克思文本視域出發，通過“接著說”來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論，但卻反對西馬學者對馬克思理論命題的轉移和修改。例如，在馬克思文本視域中，對現實主義文學的分析占有突出的理論位置，而馬克思之后的“正統”理論家，也都毫無例外把現實主義當做共產主義社會唯一的美學基礎，并由此拒絕承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突破馬克思時代的文學視域，進而對其他藝術風格進行馬克思主義探索的合法性。第二，“正統”馬克思主義大都強調馬克思文本解讀規范，但在相當長的時期，這種規范導致了對馬克思文本的圖式化套用和援引，這便拒斥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通過借鑒當代文論成果對文藝問題更為深入細致的探討。例如: 形式主義理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十分倚重的重要理論資源，長期以來卻被蘇聯馬克思主義者戲謔為“手法小工”而加以拒斥。拉曼·塞爾登就曾指出: “1917 年的革命鼓勵形式主義者繼續發展一種革命的藝術理論，同時也出現了一種正統的共產主義觀點，這種觀點對形式主義深表不滿?！保?4］\\( P104\\)又如精神分析理論，當馬爾庫塞將之融入馬克思理論并在歐洲社會狂潮中加以運用時，蘇聯的“正統”理論家則認定其否認人的意識的社會制約性，因此將其排斥在馬克思主義文藝心理學之外。第三，對于秉持科學價值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論而言，其“正統”性不但意味著馬克思文本解讀成果的唯一合法性，同時還意味著該解讀成果的唯一真理性。這樣，誰能夠成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誰就壟斷了傳承真理的權力，在此壟斷之外的西馬文論的多元知識取向，則必然被定性為一種錯謬的真理多元主義。事實上，在蘇聯眾多馬克思主義文論教材中，“正統”譜系之外，“西方”只是作為反面陪襯與理論警示才獲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其因蓋源于此。

客觀來看，堅持對馬克思文本解讀的合法性，必然意味著該解讀一定程度上的排他性，而這種排他性亦能以正本清源的方式避免對馬克思文本的誤讀，從而促進馬克思思想原則在文學領域的確立。不過，由于對上述合法性理由之排他性的片面強調，歷史上“正統”理論家的馬克思文本解讀成果，便在上述“嫡庶之爭”與“夷夏之辯”中呈現出顯著的剛性特征，正如英國學者斯圖亞特·西姆指出的: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一直充滿著爭論，因為各種不同的流派都試圖確立對馬克思的最終解讀，并且伴隨而來的爭論顯然不具備妥協的精神?！保?5］\\( P7 ～8\\)他還同時指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理論的解讀“沒有任何可調整的余地，要么吞咽整個理論，要么被指責為事業的背叛者”［15］\\( P119\\)。

三

“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對馬克思文本解讀的上述排他性傾向，以及由此傾向導致的理論成果的剛性特征，均值得后世學者警惕，這里的關鍵問題在于，馬克思理論是怎樣的理論? 對這一理論的解讀是否具有絕然的排他性? 事實上，如果審慎反思馬克思有關文學的言說，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的文論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開放建構的特點，已然決定了對馬克思文本進行排他式解讀的相對性，這些特點包括:

第一，理論定位的在場性。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指出，理論研究固然首先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但此研究不能懸停于此抽象，而是應從抽象那里辯證地回歸，達到“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16］\\( P18\\)，這是因為，只有通過眾多規定性的綜合實現對事物的具體再現，才能見常人所未及，達到對事物最本真的體認與理解。

馬克思將這種由抽象返歸豐富具體的研究方法稱之為“科學上正確的方法”［16］\\( P18\\)，并將這一方法貫徹于其理論研究的所有領域，文學研究自不例外。事實上，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從文學概念的抽象永恒性出發，看到的不過是此概念所統攝的抽象現實，只有從文學概念于時空規定的“在場性”出發，并將其置于歷史之中，才能讀出此概念的具體內容。

馬克思文學分析的在場性質，決定了馬克思文本只能是一種理論在場生成的富有啟示意義的文本范例，對任何時期的馬克思文本解讀來說，只有從該文本范例出發，在新的時空語境中走向馬克思理論的在場性重構，這種解讀才是有效的。也正是因此，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絕不應滿足于對經典文本的守成式重述和擴展，而是應通過對現實不斷做出新判斷，由此不斷突破經典文本的觀點局限。例如在馬克思時代的技術條件下，許多藝術，尤其是時間性藝術，難以被固化為可資生產與消費的商品，因此馬克思認為: 就僅有的一些藝術生產而言，“這樣一些勞動同資本主義生產的數量相比是微乎其微的量”［17］\\( P106\\)。在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分析中，“可以把它們完全撇開不談”［17］\\( P106\\)，與馬克思的結論不同，當今時代藝術的生產與審美商品化傾向已十分明顯，這就勢必要求馬克思的后繼者不能把馬克思對他那個時代的現實的文本描述當作自己的現實，而應該突破馬克思文本視域，圍繞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對文藝現象提出新的更為深入的理論命題。

第二，理論范疇運作的辯證性。眾所周知，馬克思文本中的諸多理論范疇，包括異化、實踐、意識形態、生產方式、市民社會等均非原創，但在馬克思文本中，這些范疇卻具有獨特的理論意義。正如德里克在其《馬克思主義向何處去?》一文中所指出的，馬克思文本中“社會范疇的具體形式并非像在分析的抽象中那樣，看上去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是由不可化約的多種因素所決定的。在整體性的歷史變化之中，在借以把握整體性的程序形成過程中，這些因素賦予社會范疇以決定性意義”［18］\\( P209\\)。

這便是說，馬克思從不先驗地、抽象地、孤立地使用這些范疇，而是在范疇的辯證運作中接近現實，獲得對現實的客觀認知。

從范疇運作的辯證性出發，不難發現，在馬克思文本中，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等諸多范疇關系，其本身并不生成有關現實的認知話語，而只是此認知話語得以自覺、完善、發展的理論構架，在復雜而變動的現實基礎上，其本身并非某種先驗的、可直接套用的因果律。也正是基于此，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盧卡契便曾提醒人們注意: 在作為研究對象的客體關系中，“如果說相互作用僅僅是指兩個一般不變化的客體彼此發生因果關系的影響，那么我們就不會向了解社會有絲毫靠近”［19］\\( P17\\)。當代美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杰姆遜也曾指出: 邏輯主義的方法把馬克思主義研究禁錮在抽象的范疇框架中，無法把現實問題真正提升到理論高度，結果造成了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的分離，因此“我們必須將術語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比喻表達法從認為它所暗示的那種動力和因果律分離開”［20］\\( P46\\)。

也正是因此，有關馬克思文本解讀的規范性，其本身必須在蘊含不可化約的豐富因素的諸范疇的辯證關系中獲得動態理解，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范疇不是凝固不變的教條，而是動態的、開放的、沒有終點的生命系統?！保?1］\\( P41\\)抽離了歷史豐富規定的馬克思文本解讀規范性，本身固然可以形成一個“在手”的公式和定律，但其本身也將由此失去對馬克思文本解讀的指導意義。

第三，理論價值指向的批判性。眾所周知，馬克思理論具有作為科學理論的內在價值訴求。但在馬克思那里，科學性并不停留在封閉、消極的層面上。馬克思在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時便曾提醒人們，西方古典經濟學將經濟層面事實的直接表現作為科學概念的出發點，其實質是無批判地把它自身的本質、客觀結構當作科學的不變基礎，這樣只會用另一種方式來解釋既成的存在，即借助于另外的解釋來承認它。

與古典經濟學的科學訴求相比，馬克思理論的科學性深植于其理論的批判性之中，此批判性要求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不但應從造成自己的現實活動的客觀邏輯出發，揭示客觀對象的豐富性，更應通過發現現實的矛盾，從而“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22］\\( P75\\)。也正是基于這一點，在馬克思對文學的認知與定位，從一開始便“勸導性”地指向了一種富有詩意的革命圖景，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便曾強調: 資產階級革命的虛偽性在于他們將自身偏狹的革命熱情保持在了歷史悲劇的藝術幻想之中，而 19 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則不能執著于資產階級的舊幻想，因此“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23］\\( P124\\)。

馬克思對歷史本身的革命的理解，使其將文藝的創造性活力深植于剝削與奴役的現實，并將文藝的使命歸結為在人的解放征途中不斷賦予革命以新的形式，由此推動人類歷史的全面進展。與此同時，也正是這一批判價值訴求，賦予馬克思文本解讀以鮮明的獨特性，誠如米爾恩所言: “馬克思樹立了用社會主義方法來解讀其著作的權威”［1］\\( P109\\)，這一“社會主義方法”，使得后世馬克思文本解讀超越了對客觀事實的命定式解說以及對科學性價值的單一性追求，而是力圖通過祈向現實的反思運動，實現解讀成果從科學維度向批判維度的持續價值投射與躍遷，正如英國學者伊格爾頓的描述的: “馬克思主義知識的歷史布滿了自我反思行動，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們力求掌握關于他們的信條可能實現的某些歷史條件?！保?4］\\( P34\\)

四

從馬克思理論定位的“在場性”、理論范疇運作的辯證性、理論價值指向的批判性可以看出，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存在著一些文本、規范、規律所約束不了的東西，這便是馬克思理論的歷史與現實維度，從表面上看，這一歷史與現實維度與文本解讀無關，但深究起來，它卻有力地扼著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之喉! 正如柯爾施指出的，馬克思理論自身完全是它所尋求理解和代表的歷史的一部分，因此最嚴格、最徹底的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學會“把唯物史觀應用于唯物史觀本身”［10］\\( P59\\)?？梢哉f，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所昭示的，不是單純的經典釋讀問題，而是馬克思思想對歷史開放性的希冀，如同每一棵幼苗都力圖超越其所植根的土地，對馬克思文本的每一種解讀都勢必超越文本，并對自身不斷提出新的歷史敘事要求。

上述馬克思理論的歷史與現實維度，構成了馬克思文本解讀中的一個逆反性事實———對馬克思文本解讀的真功夫，恰恰在馬克思文本之外，僅在馬克思文本解讀的合法性理由具有接駁于歷史與現實的開放性質之時，這種合法性理由才真正具有在馬克思文本解讀中的權威意義。也正是因此，當代學人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必須沖破企圖穿越時空的非歷史迷障，以清醒的歷史意識，促使“正統”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文本解讀的合法性依據從排他性理由復歸為一種開放性共識。

而在此復歸過程中，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必將蘊含以文本解讀的忠實性、規范性、科學性為基點，同時又在實踐中活化這些基點的開放建構的性質: 首先，對馬克思文本的忠實，并不排斥對馬克思文本結論的修改。美國學者凱爾納便曾指出: “歷史唯物主義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歷史的理論，因此它的范疇需要隨著新的歷史條件和環境而修改和發展，修改正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生命之所在?！保?8］\\( P27\\)從文學領域來看，馬克思文本的這種“可修改”性意味著，人們不應被動接受馬克思有關文學的有限文本資源，消極采納馬克思有關文學的成言與成見，而應以馬克思文本作為在場理論之范例的啟示性，打開認知未來的通道，主動構建在新的語境和斗爭中可以運用的文學傳統和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其次，規范地解讀馬克思文本，絕非機械運用馬克思所提示的原則與方法，進而使研究對象停留在抽象層面，正如恩格斯所提示的: “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保?5］\\( P688\\)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歷史也一再表明，將馬克思文本中的原則和方法靜止化，使其失去特定歷史內涵的具體性，則會將馬克思有關文學的觀點從開放的智識簡約為封閉的立場，由此將相關研究演變為一種重復性遠大于創造性的工作，并最終導致馬克思理論精神的失落。最后，“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論對馬克思文本解讀成果的科學性要求，只是其價值訴求的一個方面，如果經典解讀成果脫離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原則與現實維度，那么這種科學性追求必將異變為一種知識學層面的孤賞與自戀，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其結果只能使“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種保護被贊同的論點而不是解放被剝削大眾的理論”［15］\\( P143\\)，“一種削弱其存在理由的意識形態”［15］\\( P142\\)。也正是因此，“正統”所包含的解釋永遠不會是同樣的，在后世解讀中，就必須坦然面對“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論隨時而變、隨勢而異的多樣性面孔。

基于這種開放性共識，需要我們謹慎處理歷史上對馬克思文本的“非正統”解讀，一方面，必須秉持馬克思文本解讀中的“正統”觀念，由此排除某些罔顧歷史的“非正統”解讀方案，避免馬克思思想傳承中的理論走形; 另一方面，更要認識到，所謂“非正統性”并非都是某種飄忽不定的干擾力量，它同樣可以作為構成性要素，為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從歷史上看，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二戰后以亞非拉美等地方經驗為支撐的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發展，便充分地印證了這一點!

總而言之，對馬克思經典解讀對象的辯證發展性、解讀過程的動態開放性、解讀成果的多元豐富性的守護與堅持，應是馬克思主義“正統”觀念的本有之義。誠如奈特所指出的: “存在一個固定的，不可變 化 的 馬 克 思 主 義 正 統 是 令 人 難 以 置 信的”［9］\\( P86\\)，一種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文化，不但能夠，而且必須比它繼承的經典來得博大、多樣且富有包容性，通過幾個排他性理由來營造“唯我獨馬”的馬奇諾防線，其實質恰恰是迷失于經典解讀中抽象的正統性，其結果只能是主張一種經典解讀的權威性而非真正擁有! 須知，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其終極目的并非穿透文本，而是穿透歷史本身，除非從歷史與現實維度出發，對馬克思文本進行動態、開放、多元的解讀，否則我們在馬克思的理論遺產中必將收獲寥寥，乃至一無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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