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１９世紀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和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曾說“《詩學》是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學論文，也是迄至前世紀末葉一切美學概念的依據”，“亞里士多德是第一個以獨立體系闡明美學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①盡管事實上由于種種原因，《詩學》的影響力直到１６世紀經過意大利學者的詳盡闡發才逐漸顯現出來，但是它和《修辭學》等相關著作在西方詩學史上的“法典”地位的確是有目共睹。
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②是西方歷史上最負盛名的一對師生。據史書記載，亞氏是柏拉圖學園（Ａｃａｄｅｍｉａ）中最有才華的學生。公元前３４７年，享年８０歲的柏拉圖去世，亞里士多德遂離開雅典去各地游歷。公元前３４２年，應馬其頓國王菲利普之邀，亞氏成為年方１３歲的王子亞歷山大的老師，教授其詩學、修辭學、政治學和倫理學。公元前３３５年，亞氏第二次旅居雅典，在郊區創辦呂克昂學園并執教，大約就是這個時期他撰寫了《詩學》和《修辭學》。
從著述時間上說，亞里士多德寫作《詩學》時，柏拉圖已離世約１２年；從著述形式上說，與柏拉圖公開出版的正式著作不同，《詩學》是亞氏在雅典呂克昂學園授課時的講稿，屬于未公開發表的“對內本”。羅念生說：“《詩學》大概是亞理斯多德的講稿，沒有經過整理，有些論點彼此矛盾，有些論點闡述不清?！对妼W》風格簡潔，論證謹嚴，但有時流于晦澀，其中許多詞句只有亞理斯多德本人和他的門徒懂得，后世的人難以猜測?！雹圩鳛閬喞锸慷嗟碌睦蠋?，柏拉圖對于“詩”的基本態度是明確的，即要將除了歌頌神、贊美好人之外的詩歌和詩人逐出“理想國”，故其詩學思想常常被后人稱為政治詩學。但在《理想國》第十卷中，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對對話者格羅康說：
“我們也可以準許她的護衛者，就是自己不做詩而愛好詩的人們，用散文替她作一辯護，證明她不僅能引起快感，而且對于國家和人生都有效用。我們很愿意聽一聽。因為如果證明了詩不但是愉快的而且是有用的，我們也就可以得到益處了?！雹茉谖鞣焦诺湓妼W史上，直接或間接回應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這一溫和挑戰的名人有好幾位，如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古羅馬的賀拉斯、法國的布瓦洛、英國的錫德尼和雪萊等。然而，其中最著名也最有資格做出回應的，當屬秉持“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觀念的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不僅是柏拉圖的杰出弟子，而且在社會文化環境和知識學術背景上與老師有許多相似之處。古希臘先賢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謨克利特、蘇格拉底等人的思想對柏拉圖有深刻的影響，如果說這些先賢對亞里士多德的影響是間接的，那么老師柏拉圖對他的影響則是直接的，因此他對柏拉圖的理解相對來說一定是最接近原初義的。單獨地審視《詩學》，我們完全可以說，這是亞氏一部獨立的、具有創新性的集大成著作?？墒?，倘若從歷史和整體性角度將亞氏集中論述詩學問題的《詩學》和柏拉圖一系列散見的論述詩學的著作結合起來研讀，就會發現《詩學》其實是一部有“隱跡稿本”、⑤意味特別的獨異文本。有意思的是，《詩學》無一處提到柏拉圖的名字，但卻處處彌漫著柏拉圖的影子。我們幾乎可以說，《詩學》就是學生亞里士多德與老師柏拉圖在詩學思想上展開的論辯性對話。
當代西方文論轉向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關于互文性（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也譯為文本間性、跨文本性、副文本性、邊緣性等，是后現代主義思想體系在文本形式研究上的生動體現，其研究成果已被視為學術共同體的共識）的研究。自從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法國批評家克里斯蒂瓦在蘇聯學者巴赫金“復調”理論和“對話”理論的啟迪下正式提出“互文性”概念以來，互文性理論的研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并在流變過程中逐漸匯入兩個大的方向：一個是解構批評和文化研究，一個是詩學和修辭學。前者（美國耶魯學派與文化批評、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的融合）對互文性的理解較為寬泛，主要視之為一種批判的武器，其特征是意義開放而不穩定，被學界稱為廣義互文性和解構互文性；后者（以法國詩學理論家熱奈特和法裔美國文體學家里法泰爾為代表）趨向于對互文性概念做出縝密的界定，努力使之成為可操作的工具，其特征是意義較為封閉而穩定，被學界稱為狹義互文性和建構互文性。⑥在中西學界，對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詩學思想的比較研究已經極為豐贍，本文主要嘗試從當代西方詩學互文性理論與亞里士多德《詩學》文本關系的新角度切入探討，以期推進和拓展古典學研究的現代性視域。
一、《詩學》互文性的理論維度及其特異性
運用互文性理論的基本規律和方法，可以對許多作品進行深層次的解說和闡釋。它與傳統文學研究的差異主要體現為：第一，傳統研究以作者和文本為中心，而互文性理論強調讀者與批評的作用。第二，傳統研究相信文本有終極意義而批評也能獲得最終的求解，而互文性理論則否認文本存在的終極意義，強調文本意義的不可知性或流動性，從而更重視批評的過程而不是結果。第三，傳統研究強調原文本或前文本是意義的來源，互文性理論則重視文本間的互相指涉。傳統的來源—影響研究側重歷時性的展開，互文性理論更看重文本意義的共時性展開。第四，互文性理論突破了傳統文學研究封閉的研究模式，把文學研究納入到與非文學話語、代碼或文化符號相關聯的整合研究中，從而大大拓寬了文學研究的范圍，形成一種開放性的研究視野。
克里斯蒂瓦１９６６年在《語言·對話·小說》一文中提出了深得后現代主義精髓的“互文性”概念，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ノ男缘母拍畲媪酥黧w間性，詩學語言讀起來至少是雙聲的?！?/p>
這段話有三點應當明確界定：第一，標題和行文告訴我們，此處的文本是指文學作品，所謂“任何文本”是有特定范圍的；第二，“詩學語言”不是指詩學理論語言，而是“詩學”一詞的寬泛用法，這里就是指文學語言；第三，“由引語的鑲嵌品構成”和“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是不同的概念，前者可以直接找出“鑲嵌品”，而后者的“吸收和轉化”是內在而隱蔽的。
對互文性理論做出重要貢獻的先驅人物熱奈特，在《隱跡稿本》一書中，按照抽象程度、蘊含程度以及概括程度大體上遞增的順序，列出了五種跨文本（也就是多數學者表述中的“互文性”）關系的類型：一是“文本間性”（即文本的共在關系），二是“副文本性”（即文本的鄰近關系），三是“元文本性”（即文本的批評關系），四是“承文本性”（即文本的原型關系），五是“廣義文本性”（即文本的派生關系）。⑨這里，熱奈特的前兩點與克里斯蒂瓦的“鑲嵌說”大致吻合，后三點則與克里斯蒂瓦的“吸收和轉化說”較為相似?？偟膩碚f，熱奈特列出的五種情形明晰而具可操作性，后來的許多互文性研究成果都是在這個框架下的延展與深入。
這里的現代思維論觀點揭示了文本存在的多元性、實踐性、發展性和辯證性，的確給人以啟迪。然而，對于我們的研究來說，還有幾個需要進一步挖掘和深思的問題。
１．從文學作品到理論著述的輻射
迄今為止，互文性研究的對象都是文學作品，那么它對于理論著述是否適用呢？從現代學術共同體的規則來看，理論著述的文本在融入非作者自創的要素時，要么是直接引用，要么是間接轉述，而這種“引用”和“轉述”其實就是“互文”的特定標識。但是一般而論，理論著述的互文與文學作品的互文存在一些重要的差異：第一，理論著述的互文主要指“內容”，而不像文學作品那樣還包括風格、文字、技巧、結構等“形式”的因素。第二，理論著述的互文應清晰地注明引用和轉述的準確出處，否則就是學術失范或不軌；而文學作品的互文通常要經過批評家的分析、琢磨、闡發才能看清楚。
前面引述過熱奈特概括的互文性關系的五種類型，其中的第三種情況很少引起學者的注意，也沒有被申發過，可它正是我們關注的焦點。熱奈特是這樣具體解釋第三類互文性關系的：“人們常把元文本性叫做‘評論’關系，聯結一部文本與它所談論的另一部文本，而不一定引用該文（借助該文），最大程度時甚至不必提及該文的名稱：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一書里即如此，暗示性地、默不做聲地影射了《拉摩的侄兒》。這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批評關系。自然，人們曾經深入研究過某些批評類元文本，并且把批評史作為體裁來研究；然而我不敢肯定人們是否以應有的關注考察過元文本式關系的現象本身和地位。這種可能性總有一天會到來?！雹獗M管已經話到嘴邊（熱奈特所說的“批評”性例子已經暗示了互文性適用于理論著述的問題），熱奈特卻依舊沒有明確指出，互文性研究是否同樣適用于和文學作品平行的另一大類———理論著述。有趣的是，今天的互文性研究成果已經相當成熟并被寫進了教材類和詞典類書籍，但是將互文性研究方法理性地運用于理論著述的那一天似乎仍未到來。不僅如此，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那就是，熱奈特“完全暗示性地、默不做聲地影射”的說法，意味著在某些特定的理論著述文本中，批評的對象甚至可以類似克里斯蒂瓦在詮釋文學作品互文性時所說的那樣（“吸收和轉化”）非同尋常地不出現。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幾個具有創新性的認識：
第一，互文性研究同樣適用于理論著述；第二，理論著述和文學作品的互文性研究要素不完全等同；第三，極個別理論著述的批評對象是“暗示性”的、潛在的，其互文性與文學作品的互文性類似，也要經過批評家和研究者的分析、琢磨、闡發方能看清楚。
２．《詩學》文本互文性的特點
符合以上第三點的理論著述文本（特別是經典文本）非常少，而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恰好就是這樣的經典文本（《詩學》的互文性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指明人名和文名來源但無具體注釋的引用，二是與潛在的柏拉圖詩學思想的論辯式對話。后者是《詩學》互文性的重頭，具有全局性意義，本文研究的是后者）。按前述的認識和觀點，對亞里士多德《詩學》文本互文性的特點可以做以下分析：
（１）《詩學》作者之一及其話語的缺位普林斯頓大學東亞文學系系主任、國際知名漢學雜志 《通報》主編之一的柯馬丁 （ＭａｒｔｉｎＫｅｒｎ），對《史記》中的“作者”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與先秦時代完全不同，《史記》中的“作者”開始具有清楚的個人意識。這與關于西方自文藝復興以后藝術品作者的身份才開始逐漸明晰起來的研究相類似，瑏瑤\ue583是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對“作者”主體概念的實證性研究，在本質上還是傳統的找出影響、逐漸定性的思維。這可以稱為互文性理論的逆向路徑研究。而哈羅德·布魯姆的名著《影響的焦慮》雖然依舊維護作者的中心地位，但是他的有些話既通俗又深刻———“批評是摸清一首詩通達另一首詩的隱蔽道路的藝術”，“影響，在我看來意味著，不存在文本，只存在文本間的關系”。
因此，西方當代關于“作者”問題的研究其實存在三個維度：一是通過細致的探索，努力確認文本的作者；二是既承認作者的中心地位，又努力發掘作者所受到的影響；三是“作者已死”（?？抡Z），不存在原始寫作，文本是“編織物”。
處在人類歷史軸心期的古希臘出現的《詩學》，展示的是一種復雜的異見狀態：一個活靈活現的人與一個不在場之人的論辯式對話組成了一部理論著作。這部著作的行文看起來是一個人在富有邏輯地論述問題，而實際上是兩個人在一問一答、難分難解地論辯詩學難題。這里邏輯性與豐富性的統一，恰恰說明不在場之人其實是問題的引領者和自成體系的理論家。很清楚，《詩學》的作者實際上是兩個人：署名的亞里士多德和不在場的柏拉圖。由于《詩學》的獨特發明（既沒有對話者，也沒有對話者的語言，不存在詞句抄襲和觀點剽竊），即使從今天的所謂“學術規范”角度去看也絕對沒有詬病的可能；這是一種以論述為名行論辯式對話之實的高超的理論互文性類型。
（２）《詩學》論辯式對話與柏拉圖對話的差異《詩學》是一部千古一絕的、獨特的“對話錄”，其互文性正是通過潛在的論辯式“對話”實現的。將《詩學》的對話文本與柏拉圖的對話文本加以比較，可以發現兩者之間明顯的差異：
①對話者的顯與隱。柏拉圖對話錄的對話者往往是：
Ａ．固定的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盡管這里的蘇格拉底與柏拉圖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Ｂ．不固定的同時代的一個或多個著名人物。兩者各自發表不同或接近的觀點，“發送源”一目了然。而亞里士多德《詩學》的對話者是：
Ａ．署名的亞里士多德，Ｂ．潛在的老師柏拉圖。因此表面看來這是一個人的論述而不是尋常的對話。
②對話的主題。柏拉圖的相關對話錄體大量多，其主題往往除了詩學和美學，同時還包括其他內容。而亞氏《詩學》的對話主題是單純而集中的詩學問題，特別是悲劇的寫作問題，或者說是通過悲劇寫作的具體問題來闡發一般的詩學和美學問題，涉及藝術屬性、藝術創作和藝術接受諸方面。
③對話的形式。柏拉圖對話錄的形式是有問有答式；亞氏《詩學》是暗中回答特定問題，采用直陳其事、不求回應式。
④對話的體裁屬性。關于柏拉圖對話錄文體的屬性有過許多不同的見解。由于柏拉圖的對話錄是對蘇格拉底與他人對話活動的摹仿，按照亞氏摹仿是藝術的“首要原理”的觀點，應當屬于“藝術”的范疇，但是難以具體命名。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它們具有生動、形象、對話的特質，也就是戲劇作品，故有“戲劇詩人柏拉圖”的說法。而《詩學》的文本特征決定了它屬于理論著述的范疇。
⑤對話的語言風格。柏拉圖極其蔑視古希臘的智者，否認他們在詞語上的努力和教授方式，可是他自己的對話作品卻充滿文學性和反諷意味，處處講究修辭。而亞里士多德盡管寫過《修辭學》專著，可是其著述語言卻十分樸素、簡潔。
《詩學》講究邏輯，語言平實而嚴肅、直白而不求文飾。這雖是亞氏著述一貫的特色，但因為其潛在對象的針對性，所以這里還是呈現出一種對照、反襯、回應的互文意味，言下之意便是：你用藝術的手段論述理論問題，我則用理論的方式論述藝術問題。在形式上這可以稱為邏輯性對詩性或哲學對詩的對位性互文。
３．《詩學》文本互文性的成因
《詩學》之所以具有這些互文性特點，主要有以下幾種原因：
（１）呂克昂學員的心知肚明后人單獨閱讀《詩學》文本，會認為這是亞氏一個人的獨白。但實際上，聆聽《詩學》的，是對亞氏理論的論辯對象清清楚楚的雅典呂克昂學園的學員，他們與亞氏是同時代人，潛在的互文文本完全可以通過參照和聯想來加以補足（柏拉圖的許多對話錄當時都是公開本）。
（２）特定的師生關系亞里士多德秉持“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立場，但老師柏拉圖畢竟是影響深遠的前輩人物，因此在呂克昂學園的學員面前不便直接挑明，故存心不記、不說。
（３）政治詩學與創作學之異柏拉圖的相關對話錄被稱為政治詩學或“心靈詩學”；而《詩學》從表面看一直在談創作問題，如處處提及論辯對象則有不對等之嫌。
（４）講稿自身的特性《詩學》為集中型講稿，對象是學員，為了達到教學要求，具有自身的語言邏輯和層次，盡管事實上是在論辯，但是難以做一一對應性的文字表述。尤其重要的是，《詩學》是對內的非完成性著作，并未進行過整體性的編輯和加工。
（５）古希臘對文本附加信息未有說明的要求古希臘對理論著述尚沒有關于“注釋”、“引用”和“參考文獻”等使用方法的具體明確的要求。
二、《詩學》互文性的古今內涵
法籍美國學者里法泰爾認為：互文性分析的基本任務，是考察互文性在文本中留下的、可供讀者感知的異?！昂圹E”。這里的“痕跡”即指涉端倪之意，它既是一個靜態的概念（否則就無法辨認），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因人而異）。以“當下”的視角，可以從三個方面撿出《詩學》中存在柏拉圖互文“痕跡”的形態與主題：第一，并行互融的互文。所謂“并行互融”的互文形態，是指《詩學》中暗含著一種對柏拉圖相關思想基本認可的承繼關系，是哲學上“揚”的含義和立場。其主題主要包括：（１）邏輯性、整體性、有機性等理性意識，（２）藝術與上層貴族的關系等。第二，延伸發展的互文。所謂“延伸發展”的互文形態，是指《詩學》中暗含著對柏拉圖相關思想的進一步推進，是哲學上“揚棄”的含義和立場。其主題主要包括：（１）藝術與摹仿的關系，（２）藝術與虛構的關系等。第三，對抗悖謬的互文。所謂“對抗悖謬”的互文形態，是指《詩學》中暗含著對柏拉圖相關思想的反對和顛覆，是哲學上“棄”的含義和立場。這部分的主題較為豐沛，包括：（１）藝術作品、現實世界、理式世界的關系，（２）藝術分類的原則，（３）悲劇與史詩的優劣，（４）悲劇的效用，（５）靈感與技藝等。當代互文性理論十分復雜，學者們從各個角度對互文性展開了有時幾乎是對立的言說，如所謂的穩定說與非穩定說、歷時說與共時說、封閉說與開放說等。但是，正如對互文性適用于理論著述的忽略一樣，盡管有學者指出了互文性理論與影響研究的關鍵差異是從主導性的影響走向了平等的對話，從注重作者與文本的關系走向了注重讀者（接受者）與批評的關系等，可是在具體分析時并沒有結合讀者（接受者）的多重性、多維性，因而難以指出解決問題的出路。后結構主義的互文理論甚至有一種“虛無”或“無邊際”的傾向。筆者比較贊同這樣的一些理解：互文性是“讀者對一部作品與其先前的或后來的作品之間關系的感知”。（里法泰爾）“互文性是拓展封閉的文本概念的一種方法，它使人們能夠思考文本的外在性，但又不因此而放棄文本的封閉性?！保ɡ┗ノ男愿鼜娬{一種性質或動態過程（克里斯蒂瓦），擯棄了存在不變本質的本質主義觀點。
如果將《詩學》與柏拉圖在詩學重要問題上的互文指涉一一列出并加以對照就會發現，兩者之間的緊密勾連和交織幾乎就是一部古希臘詩學思想大全。然而從前文分析可以推知，古希臘呂克昂學園的學員眼里的《詩學》指涉“痕跡”一定與今人有異，這主要是由讀者群的遷移及其引發的一系列差異導致的?；ノ男岳碚摷覀兊姆N種異說紛見，可以從這個向度做出圓融的解釋。這里，筆者嘗試根據辯證的思維方式，從“讀者”群“遷移”的角度，對亞里士多德《詩學》互文性的古今內涵問題進行較為深入的解讀與闡釋。
１．《詩學》互文性的古希臘內涵
盡管古希臘并沒有互文性概念，然而一旦從現代思維論向度確定《詩學》文本的互文性質，我們就可以推想性地理解《詩學》互文性的古希臘內涵。不過，在討論此問題之前有必要先確定一下《詩學》原初接受者的身份。在呂克昂學園聆聽亞里士多德講授“詩學”理論的是些什么人？他們是邊聽邊記呢，還是人手一份亞氏的講稿？這是一個較少為人提起的話題，但是對于我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說《詩學》是“對內本”，是有依據的；說接受者就是學員，也毫無疑問。但是學員的“專業”是什么？羅念生認為，亞里士多德把屬于創造性（制造性）科學的詩學與修辭學作為學員于學業將完成時才學的功課，這兩門功課的目的在于訓練門徒成為詩人和演說家。但亞氏的門徒中只有忒俄得克忒斯成了悲劇詩人。
然而有學者持完全不同的觀點，認為亞氏通過《詩學》要培養的其實是政治家。由于古希臘時代戲劇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政治家只有懂得戲劇，才能更好地從事社會實踐活動。
對此進行仔細分析顯然是十分必要的。首先，亞氏的呂克昂學園一定與老師柏拉圖的學園有某種相似之處；其次，亞里士多德本人并不是戲劇實踐家，主要的志向和研究對象也不是藝術，他絕對不可能用很大精力和很長時間來辦一所專門培養戲劇家（詩人）的學校。要使培養對象將來既是“詩人”也是“演說家”似乎也是不可能的。聯系到亞里士多德為馬其頓王子亞歷山大開設的課程中包含有詩學，也可以發現一些理解的線索。這樣的話，最有可能的就是，還是如先師一樣，亞氏期望培養未來的小至“教育家”或“政治家”，大至“哲學家”。但是作為一個學業完整的畢業生，應當掌握詩學和修辭學這類當時成為成功的管理者所必需的知識（戲劇演出是古希臘城邦公民的功課，城邦的告示和通知等也都會在演出或競賽前后發布。在一個文盲居多數的時代，需要修辭加以優化的演講也是對管理者的基本要求）。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這是在完成了理論性科學（數學、物理學、形而上學等）和實踐性科學（政治學、倫理學等）以后的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學習階段，即創造性科學（詩學、修辭學）的學習階段。通過這樣的分析就可以明白，《詩學》不是類似于今天戲劇學院編劇專業的教材，其開設和傳授實在是有著更加實用也更加宏遠的目的?！翱傊?，《論詩術》（即《詩學》———引者注）明顯關乎古希臘的城邦‘詩教’，絕非討論一般意義上的‘文藝創作’———如今不少學者喜歡從現代所謂‘戲劇學’的角度來繹釋《論詩術》，結果不僅非常吃力，而且最終一無所獲?！?/p>
如果按照互文理論家們大略一致的思路，將互文性研究的著眼點放在“讀者”身上，那么，“讀者”群的“遷移”就是形成《詩學》互文性內涵諸多變化的關鍵因素。亞氏時代雅典呂克昂學園的學員（“讀者”群）眼中的《詩學》與今天的研究者（“讀者”群）眼中的《詩學》是既有聯系也有區別的。這是一個由相對穩定、歷時、封閉逐漸走向非穩定、共時、開放的“遷移”過程，這個過程沒有也永遠不會完結。從互文性理論的角度看，呂克昂學園的學員們眼里的《詩學》即是一個互文性質的文本，他們的課堂學習或者散步時的師生對話（“逍遙學派”的特點）一定是有趣而意味深長的，因為學員們對《詩學》的聆聽和理解必然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或影響：
（１）公元前３３５年前后古希臘的歷史、政治、社會、藝術狀況（文化空間）；（２）古希臘戲?。ū瘎?、喜劇、薩提爾?。┑幕竞透呒壷R（感性和理性）；（３）柏拉圖之前民間和先賢關于藝術的一系列說法和思想（復雜而纏繞）；（４）柏拉圖關于藝術的一系列說法和思想（智慧與矛盾）；（５）老師亞里士多德關于藝術的一系列說法和思想（學習的重點）；（６）側重于城邦治理考慮的相關思想觀點（學習的最終目的）。
這里值得重視的是：
第一，古希臘屬于人類社會的早期，歷史、政治、社會和藝術都處于萌芽但又極為生動的階段。因此，學員作為讀者自然會將教材文本與外在文化空間文本聯系起來思考和理解，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因為受時代和地理（與外部聯系不發達）的局限，參照系較為缺乏，其作用是相對穩定的。
第二，亞里士多德的時代處于希臘戲劇高潮過后的尾聲階段。因此，亞氏可以以集大成的態勢來對希臘戲劇做出總結。盡管一些最著名的戲劇家，如埃斯庫羅斯、歐里庇得斯、索?？吕账?、阿里斯托芬等早已去世，但是學員讀者一定會具備較為豐富的關于古希臘戲劇的感性與理性知識。
然而由于悲劇和喜劇等本身就萌發于古希臘，“前無古人”可比，因此順著老師的思路，讀者對戲劇的認識和理解只能在當時的藝術門類內部展開（如戲劇與史詩、戲劇與抒情詩等）。由此可見，盡管有讀者的參與，《詩學》文本的互文性在古希臘也是較為穩定和封閉的，而且主要是“歷時”（戲劇藝術的發端、發展、繁盛、尾聲）的。
第三，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到的人名（包括理論家、詩人等各種職業）共有４６個，提及的作品（包括理論著述和藝術作品）共有４９部。這是老師直接提及或展開分析的情況，并不包含學員們可能已經具備的詩學知識。但是考慮到《詩學》接受者的特點，這種知識的范圍應該也是有限的。
第四，最有意思的是，盡管亞氏在《詩學》中提到的人名數高達４６個，可是卻一次也沒有提到最重要的柏拉圖。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出于某種特定的原因，學員讀者一定是深明《詩學》的針對性的，學員與教師之間不僅彼此存有默契，而且一定預先對柏拉圖的詩學思想有著相當的了解，否則一切就無法進行，也難以理喻了。不在場的柏拉圖其實時時刻刻出現在《詩學》接受者的面前并且發出自己的聲音，是毫無疑問的。從時序上說，柏拉圖在前，亞里士多德在后，明明白白。所以，柏拉圖雖然潛在、無名，但是兩者的關系呈現出較為穩定、封閉、歷時的狀態。
第五，呂克昂學園的學員在學習了理論性科學和實踐性科學以后，實際上已經在整體觀念上受到了老師亞里士多德帶有傾向性思想的深重熏陶，《詩學》作為最后階段的課程自然也打上了亞氏思想深刻的烙印。老師的講授時時在比較分析（對象或明或暗，暗的更重要），但是也時時在帶有引導性地宣講自己的藝術立場。
第六，呂克昂學園的學員們內心都明白，除了極個別人可能成為詩人外，學習詩學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治理城邦。因此詩學對他們而言，主要是一種方法而不是專業方向。這種心態是較為奇異而值得后世好好研究的?！对妼W》的原初讀者是未來的教育家、政治家甚至哲學家的一個依據是，亞氏以“哲學”為標準比較了“詩”（戲劇詩、史詩、抒情詩）與“歷史”，認為詩比歷史更高、更具普遍性，并更有哲學意味。
２．《詩學》互文性的當代內涵
經過兩千多年的變遷，《詩學》變得越來越“厚”了，這是因為，對當代接受者而言，各種情形有了很大的變化，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絕大多數的“讀者”不再是未來的教育家、政治家或哲學家。
隨著歷史的發展，詩學和修辭學在政治治理中的作用已經不再那么重要。今天的《詩學》研究性讀者一般會受到如下這些因素的影響：
（１）公元前３３５年前后直至今天的歷史、政治、社會、藝術狀況（世界的文化空間）；（２）古希臘戲劇的總結性知識及后人對之的實踐、爭論和發展（極為豐盛）；（３）迄今為止關于藝術的浩如煙海的思想和理論（眾說紛紜和經典學說并存）；（４）柏拉圖關于藝術的一系列說法和思想以及后人的理解和態度（未有定論）；（５）亞里士多德關于藝術的一系列思想和說法以及后人的理解和態度（未有定論）；（６）多從美學、藝術與寫作角度考慮的相關思想觀點（藝術創作和學術研究的目的）。這里的“讀者”群“遷移”所帶來的變化對《詩學》互文性的作用體現為：
第一，今人在研讀《詩學》時，除了通過史料了解該文本誕生時的歷史等情況（由于種種原因而導致對原初意誤解的可能性依舊存在），在思想上必然還會受到較為明確的后世以及更為新鮮的當下元素的影響和滲透。這就使得關于《詩學》整體意義的評價充滿了歷史進階的復雜性，呈現出一個極為多元、開放的世界文化空間。
第二，今人在研讀《詩學》時，因為有頗多的參照系（包括各種譯本和日積月累、汗牛充棟的 “副文本”）和藝術實踐，所以對古希臘戲劇的認識更加立體和豐富。古典與近代、現代、當代的比照，希臘戲劇與其他藝術類型的比較，都使得今人對《詩學》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局限性有了品頭論足的資本（盡管自以為是的誤判，如對古希臘悲劇不重性格的批評、認為三一律發端于亞氏等比比皆是），但是無人敢言自己的理解是最接近真相的。
第三，今人在研讀《詩學》時，關于詩學和藝術的學問、知識、思潮、人物等的了解，至少存在這樣一些維度：柏拉圖之前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后世各代的、當下的。同時，經典論述與層出不窮的新觀點或互相滲透或各執一詞。但是，這里不存在主次的絕對律令，互文性研究將所有這些元素視為一個渾整的總體。
第四，今人在研讀《詩學》時，盡管有西方詩學史論的大致指引，但由于柏拉圖觀點的內在矛盾性，以及讀者自身的文化、政治和宗教等因素的影響，他們對柏拉圖詩學思想作為理解《詩學》的參照系的認識與態度往往是大相徑庭的。就這個意義來說，筆者的研究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
第五，今人在研讀《詩學》時，自然首先將其視為一個基本自足的“母本”（盡管有多處佚失），可是在亞里士多德研究已是顯學的今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肺腑之言已經深入人心），他們一定會將亞氏的詩學理論與其老師柏拉圖的詩學理論放在一起探討、辨析，從而體會到內在的互文意味。這里最值得關注的是，對今人而言，柏拉圖在前、亞里士多德在后，這種師生和時序關系已經不那么明顯和重要了。理論著述的互文性研究所注重的是思想和理論的潛在勾連和批評關系。
第六，今天的《詩學》“讀者”主要是文藝理論或戲劇專業的研究者和學生，雖然《詩學》可資借鑒和參考的東西很多，但是它對治國理邦幾乎不起作用。讀者之所以研究《詩學》，是出于對美學、詩學、藝術的興趣與愛好。同時，今日的研究性讀者面對的是《詩學》文字中的亞里士多德，其眼界與心理感受與直接面對老師明顯具有傾向性演講的呂克昂學園的學員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在互文性理論的啟示下，《詩學》向今日讀者展現出了時序失范、傾向不再、寬容開放的風貌。
三、結語
回到本文開頭引用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對《詩學》的評價，我們發現，在互文性理論（反對根深蒂固的原創性、獨特性、單一性、自主性觀點）看來，對于今天的讀者而言，這里所謂“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學論文”、“一切美學概念的依據”、“第一個”“獨立體系”、“雄霸了二千余年”等說法，其實是過于簡單化了，也并不準確。第一，《詩學》在本質上是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就一系列詩學問題的對話，其思想與學術洋溢著古希臘的時代精神。不理解那種神只時代的特性，就會在許多問題上做出南轅北轍的誤判。第二，從以上的分析中已經看到，《詩學》幾乎就是條分縷析地回應著柏拉圖的“挑戰”，但是這里的回應是有層次的，既有“并行互融”、“延伸發展”，也有“對抗悖謬”，兩人的觀點和思想非但不游離而且盤根錯節地交織在一起。第三，由于《詩學》的內部講稿性質和佚失等原因，留下了許多碎片化造成的疑難問題有待逐漸解決。
借用法國學者羅蘭·巴特的說法，《詩學》在當代的互文性意義恰恰體現在它的“可寫性”上。他在《Ｓ／Ｚ》一書中將文本劃分為兩大類：第一類被稱為“可寫的文本”（ｗｒｉｔａｂｌｅｔｅｘｔ），它“賦予讀者一種角色，一種功能，讓他去發揮，去做貢獻。
第二類被稱為“可讀的文本”（ｒｅａｄａｂｌｅｔｅｘｔ），它“使讀者無事可做或成為多余物，‘只剩下一點點自由，要么接受文本，要么拒絕文本’”。在實踐中，抽象地將文本劃分為“可讀的”與“可寫的”是很困難的一件事?！翱勺x”與“可寫”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實是一物之兩面，而翻動的“手”就是讀者以及它所蘊含的時代、主體、技術、工具等因素。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對呂克昂學園的學員來說，《詩學》的意義是相對穩定的、可讀的、難以書寫的。但是對于兩千多年后今天的研究性讀者而言，《詩學》的意義則是相對開放的、活躍的、可寫的：潛在的柏拉圖處處浮出水面，與亞氏唇槍舌劍、難分難解；歷來對柏氏亞氏詩學思想的詮釋充塞于《詩學》的字里行間，異說紛呈，刀光劍影；當代的新思維新方法把闡釋的維度推向了極為廣闊的領域，瞬息萬變，各領風騷。薄薄的《詩學》文本在互文性的大海中被浸潤得極其飽滿。當然，從古希臘到當代，其間實際上存在許許多多接受層級，《詩學》對于不同層級的讀者而言，其互文性都是有差異的。
本文的研究只是初步的，如果我們在文學作品互文性（目的在探求“文學性”）研究的已有基礎之上，從歷史性、有機性、辯證性出發，總結出一套具有特定方法、概念、范疇、標識、術語等的理論著述（尤其是古典理論著述）互文性研究體系，從而進一步對文學作品互文性與理論著述互文性的關系及異同做出完整的、科學的解釋，并將研究推進到文本母體與文本變體、作者中心與讀者遷移、意義的確定與不確定、接受美學與互文研究的關系、比較詩學與互文研究的關系、傳統文藝學與互文研究的關系等有待開發和深入的課題，那么，互文性研究的疆域將在新的意義上獲得全方位和立體性的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