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認為:“人們生活,意味著相互交往,進行對話和思想交流,人的一生都參與對話,人與人的這種關系,應當滲入生活的一切有價值的方面。 人真實地存在于‘我’和‘他人’的形式中;個人的真正生活,只有對話滲入其中,才是可以理解的。 ”

這段話充分說明人是一種言語交往中的存在、 對話的存在,言語的交往中即體現著人類生活本身的對話性。 在文學中,“對話”變身為書面語言,它以一種追憶的方式,展現著口頭語言的鮮活性。 可以說,“對話文本自身就是一種有意義的思考方式”,文藝對話作為一種歷史的記憶,未嘗不是透析思想者文藝思想內在底蘊的一個較為新穎的角度。這種優美的形式,其本身就具有獨特的文學價值,“對話形式的美麗是特別有吸引力的”, 吸引著我們的目光和“言說”的欲望。而在古希臘,柏拉圖的文論著作就大都采用對話體裁,對話即是他言說自身文藝觀點并使其言說得以“清晰”的一種有效手段。 在希臘歷史上,這種體裁雖然不是他第一個使用,但柏拉圖把它提出來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靈活地運用于學術討論,并“使這種寫作形式得到完善,所以應該把發明對話并使之富有文采的功勞歸于他”,他因此獲得了像一位“當代小說家那樣的表述自由”,進退自如地表達和闡述自己的思想,引導人們洞悉世界,并且將對話發展成為一種有意義的十分適當的思考形式。關于柏拉圖的“對話”,下面幾個問題值得人們深入探究。

一、為什么柏拉圖“不在場”

閱讀柏拉圖的著作,存在這樣一個困難,就是在幾乎所有的對話中,柏拉圖不作為敘述主體出現, 主導人物或主要發問者都是蘇格拉底,在這里“他無所不是,尤其是柏拉圖的代言人”與哲學化身,而且“以鮮明而突出的品格支配著整個對話錄”,所以很難斷定蘇格拉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柏拉圖自己的看法。 為什么柏拉圖不在場? 這個問題的探討由來已久。

首先,作品指向自身之外的一個淺層原因,不僅因為柏拉圖研究和探索的最初問題即倫理學問題與老師有一致之處, 還在于蘇格拉底在當時是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人物,其外貌、風采、生活方式、道德品質、語言和思想的精辟以及哲學分析的深刻,所有這一切都使同時代人驚異。 蘇格拉底性格中大量獨特的東西對柏拉圖來說是相當寶貴的,加之長期交往對老師的了解,使柏拉圖能夠以蘇格拉底為哲學導師的典范, 以非常鮮明的特征和色彩豐富其對話的藝術內容。

進一步,可以斷見,柏拉圖所采取的相對超然的立場,假他人之口,充分避免了一切肯定、獨斷、說教的作風, 利于創造出一種引人主動參與和積極反思的語境和氛圍。 他的目的在于,通過這些對話對我們進行哲學教育, 使我們認識到默認片面觀點, 掩飾無知的嚴重性, 并喚起獨立思考的意識,對自己通常不嚴密的思想表示不滿,而教育的關鍵是表述與論辯的方式, 從而使讀者接觸問題實質,靠近真理。 有人試圖在內容上區別柏拉圖和蘇格拉底,但價值并非在于此,而是從柏拉圖的對話體系內,我們能夠認識柏拉圖思維與觀念的進展過程,即使早期著作很多不是柏拉圖的意見,但也可以看做是柏拉圖對蘇格拉底觀點及其獨立思考精神的認同,或者就是早期的領悟。 而把柏拉圖所有對話當做整體做立體考察時,我們會發現到晚年柏拉圖認識思維的成熟,以及柏拉圖思想發展的每一個痕跡,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出柏拉圖“體系”的存在,同時該“體系”也是完全能夠被認清的。

從柏拉圖的早期對話直到《理想國》和《會飲篇》中,蘇格拉底始終是主要發言人,一直由他領導討論, 重要的思想和理論都是通過他的口來闡述的。 討論的形式也比較生動活潑,一問一答,長篇論述較少,經常有別人插話,諷刺幽默和戲劇性的場面較多。 從《巴門尼德篇》開始,蘇格拉底成為少年蘇格拉底, 原來獨占的主講人地位被巴門尼德取代了。 《智者篇》、《政治家篇》和《蒂邁歐篇》中,蘇格拉底起的作用很小或根本沒起什么作用。

前兩者中,領導對話的是巴門尼德的同鄉、從愛利亞來的客人,蘇格拉底也只是少年蘇格拉底。 雖然在《政治家篇》中,蘇格拉底還是主要對話人,但在《蒂邁歐篇》 中蘇格拉底只是個簡單的提問者,到了《法律篇》便根本沒有他的身影出現了,一次也沒有被提到, 作為主要發言人的雅典客人成了柏拉圖的化身。

如果說,柏拉圖青年期所寫的“最近于蘇格拉底的”對話\\(主要討論倫理學問題\\),即所謂的“蘇格拉底對話”, 更多是為保存對蘇格拉底的紀念,有意識地保存哲學家如實而逼真的形象, 選擇一個消失了的時代作為背景, 借助其形象對哲學家理想面貌做出一種描繪,致力于描繪“本人”缺場的一代人生活和思想的圖像, 或者更確切地表明老師的觀點與態度,是“對于他的方法所舉出的一種例證”,抑或在蘇格拉底的指引下辨明方向,考察各種意見并予以批判,那么到后來,蘇格拉底逐漸隱藏與遁形,則不斷彰顯這樣一個事實,即隨著年齡的增長,柏拉圖哲學思想逐漸成熟與深刻,思考逐步深入與趨于務實, 以及思維逐步超越與拓展。 如《斐利布斯篇》,思想認識的高度與技巧的純熟依然相映生輝,而《法律篇》似乎更傾向于前者。

柏拉圖的文藝\\(哲學\\)思想呈現出“一個逐漸的發展過程”。 《法律篇》在柏拉圖去世前若干年內寫成, 是柏拉圖對有關道德和政治哲學的文獻貢獻的最成熟的一部作品, 也是柏拉圖的最后一部作品,文字質樸,它因沒有蘇格拉底作為對話人物出現這一事實,強化了與其他對話的差別,由此也反觀出柏拉圖一路抗辯與思索為尋找自己立場而做出的辛苦努力。 沒有名字的雅典人,使大家不因熟悉而產生言說顧慮,使自由表達思想成為可能。

當蘇格拉底變成“導師”,對話也“變成為表述已經獲得的現成而又無可辯駁的真理所使用的簡單形式”,直到蛻變為實現教育目的的問答形式,說明柏拉圖尋找自我和發現“自由”的歷程艱難。

正如巴赫金論述的,對話“在進入文學發展階段之后,開初幾乎只是一種回憶體:這是對蘇格拉底實際談話的回憶,是談話的追記,兼以簡要的敘述。

但不久之后, 由于對材料采取了自由創作的態度,這一體裁就幾乎完全擺脫了歷史回憶的局限,而只是保留了蘇格拉底用對話揭示真理的方法,以及記錄對話間以小敘的外在形式。 柏拉圖寫的‘蘇格拉底對話’,就已經具有自由創作的性質了。 ”

另外這種自由創作還表現為身處不同背景, 而且也沒有可能發生對話聯系的人進行的 “時空對話”,不同的“思想”湊到一處使“形象”更加生動。

泰勒認為《法律篇》在風格上區別于其他早期作品的原因應該 “用多年完全中斷寫作最能解釋清楚”。 前 360 年左右,漫游之后,柏拉圖灰心地回到雅典著書講學, 之前在西西里的旅行以及涉入狄翁事件,無疑曾中斷了柏拉圖的寫作活動。 然而,不難判斷,也正是這種中斷,以及中斷那一刻所發生的“失敗”和令人“失望”的事件,促使柏拉圖重新思考現實的各種問題, 以更加現實的眼光來看待政治,使言說與思想變得更加豐富而有力,精神更加堅強而飽滿,不因步入老境而郁郁寡歡。

在一段長久的時期內,柏拉圖本人發生了變化,他對話錄中的哲學面貌和理解也發生了變化。 文論也和其他藝術表現手段一樣, 意味著對個人生活經歷的再解釋。 在某種程度上,文論的發展也可以看出柏拉圖生活、經歷與思考發展的全過程。

關于兩部作品的形式差異,布魯姆認為在《法律篇》中幾近拋棄問答式,或許不是因為問答式變得程式化并趨于沉悶枯燥。他進一步認為《理想國》與《法律篇》這兩部對話的“形式差異反映了分別參與兩部對話的角色間的差異以及由此而來的兩部對話的根本意圖的差異”。 《理想國》中與蘇格拉底談話的同伴是兩個有些微理論天資的年輕人,蘇格拉底必須得說服他們放棄為政治雄心操勞的生活,而皈依一種哲學的生活。 《法律篇》中雅典陌生人擔負的是一項有限的使命, 即為一個可能而又低等的生活秩序立法, 他的同伴是毫無理論資質的老人,且心智狹隘。 雅典陌生人并非為了勸服他們皈依什么,而是他們中的一個人握有陌生人沒有的權力,其修辭旨在使他的意見不容變更的談話同伴對他非同尋常的法典變得有接受能力?！胺ㄒ榔浔拘允仟毎资降?而不是對話式的;法意味著沒有商量,也不應該被商量;因此,法的表述不容過多的闡釋。 ”

可見,“對話的意圖決定對話的形式”。

后期對話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原來的戲劇性場面大為減少,對話往往由兩個人進行,其中之一為主講人,長篇大論地發表他的理論\\(更像是論文或演說稿\\),另一個人不過簡單提點問題而已。 《斐利布斯篇》中的蘇格拉底不同于以往的蘇格拉底,他已沒有什么譏諷或幽默。 普若第庫斯與蘇格拉底并未進行什么爭論, 蘇格拉底一直在滔滔不絕地講話,而普羅塔庫只是表示同意或提問。 從中可以看出, 暮年的柏拉圖是想把精力集中于他想要解決的問題。 也許在此刻,此岸的世界對他來說變得更為重要, 他要回到塵世中實現他看到的某些理想。 有“第二理想國”之稱的《法律篇》的調子已沒有《理想國》那么高了,對現實“多少作了某些引人注目的讓步”, 比較著重于政治法律教育各方面的實際的具體的問題, 并以數學方式精確地確定下法律的細節。 在詩和一般藝術的問題上,態度也稍微緩和一些, 不再呼喊清洗文藝, 驅逐詩人,轉而強調詩歌檢查制度,作為“那一類逗笑的娛樂的規章”,看似已然冷靜了許多。 對于放棄詩性思維和講故事的方式, 柏拉圖自己做出這樣的回答:“我必須擁有某些與我先前的論證不同的武器,盡管有些可能是相同的。 ”

二、為什么是“對話”

柏拉圖沒有如先人那樣采用詩歌或警句的形式寫作哲學, 也未如其學生亞里士多德那樣采用學術論文的方法闡述思想。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是“對話”? 為什么只是“對話”?

原因如下:首先是深受其師蘇格拉底的教育風格和論辯方式的直接影響。 在城邦民主制度衰落的背景下,蘇格拉底見巧言令色風靡雅典,真理不彰,人心陷溺,為匡正頹風,他試圖通過知識來挽救雅典,宣稱“知識就是美德”。 他熱衷于討論和批評,和一種“共同探討”的教育方法\\(這種教育不包含任何獨斷教條\\),在任何一種場合如雅典的集市、運動場和大街上和各種人交談,討論各種社會問題,特別是道德問題,刺激人們的求知欲,讓他們認識到自己是無知的。 他的教授也常采取討論的形式,他反對書籍和長篇演說;理由是那使他“一下子無法領會文章或講話的全部內容”,文字書籍容易養成思想的懶惰,強不知以為知,而且可以滋生誤解。他不因知得“有”而“書寫”,一生“述而不作”。 柏拉圖 20歲,父親把他帶到年逾六旬的蘇格拉底那里,從此忠實地跟隨蘇格拉底并認真地學習 8 年之久。蘇格拉底的論辯方法直接為柏拉圖所繼承和發展。

巴赫金認為,“對話”的形成源于“蘇格拉底關于真理及人們對真理的思考都具有對話本質的這一見解。 他把用對話方法尋求真理,與鄭重的獨白對立了起來;這種獨白形式常意味著已經掌握了現成的真理?！胬聿皇钱a生和存在于某個人的頭腦里的, 它是在共同尋求真理的人們之間誕生的,是在他們的對話交際過程中誕生的”,思想的生存領域是不同意識之間的對話交際。柏拉圖正是以文字延續或者保存了這種“尋求真理”的方式。

還有一種不容忽略的可能, 就是基于柏拉圖本人所堅信的學習求知方法, 他認為真正值得認識的東西僅靠聽‘講’是無法學到的,“學習”科學知識的惟一正確方法在于實際參與, 在于同思想高明的人一道切磋,在于發掘科學的真理。 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看來“真理不像一種經驗的對象,它必須被理解為是一種社會活動的產物”,真理不能只靠思考者的獨自努力而被把握, 而是一種辯證的思想的產物, 要在人們相互的提問與回答中不斷地合作而獲得。 在他們那里,哲學由理智的獨白轉變為一種“對話”,當然這里所說的“對話”更應該理解為“尋找”和“審視”自己的一種態度和方式,文本形式的對話為這種探究提供了一種深入問題真正核心并發現真理的“新的眼光”與“指向”。人的知識和新的思想都包含在這種循環的問答活動中。

還有一種可能, 似乎是源于希臘傳統文學的滋養, 特別是受到阿里斯托芬那種融戲劇因素與嚴肅內容為一體的戲劇表現手法的啟發。 古希臘戲劇對西方哲學和自然科學影響至深。 英國數理邏輯學家 A.N.懷特海說:“希臘人對自然的看法本質上是戲劇的。 ……他們認為宇宙的結構方式就像一出戲劇中的情節那樣, 完全是為了體現出一般觀念都歸結到一個目的……自然就是一場戲,每件東西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

對話是直觀到達的事情,作為戲劇最根本的呈現方式,對話本身就顯現著強烈的戲劇性。 布魯姆則將《理想國》當成一出戲劇來看并有所發現, 認為柏拉圖的書更接近于劇本而非論文。 依柏拉圖看,阿里斯托芬是蘇格拉底不共戴天的指控人之一,而“柏拉圖很喜歡阿里斯托芬,這一點頗發人深省”。 傳說柏拉圖曾勸塞拉庫薩的狄俄倪索斯閱讀《騎士》,以便從中了解雅典政治生活。 在柏拉圖的《會飲篇》中,“這位戲劇家的演說詞,顯示了把兩位偉大的理想家聯合起來的同心之結”。

三、“對話”的現代意義

柏拉圖著作“無疑是命運從古代給我們保存下來的最美的禮物之一”,作為藝術品,無論如何都是值得人們重視的。柏拉圖及其對話影響著西方歷史的每個時期,正如波普爾所評價:“柏拉圖著作的影響,不論是好是壞,總是無法估計的。人們可以說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圖的, 或者是反柏拉圖,可是在任何時候都不是非柏拉圖的。 ”

柏拉圖對話的戲劇性、時間性所顯現的“顯-隱”、“有-無”的悖論式相關,使其“對話作品”為西方思想提供了無限闡釋的可能, 它是可以依靠自身跨越時間與歷史的真正的作品, 而不像那些主題鮮明、結論明確的“知得”文章,一旦被“看穿”,其文命也便隨之而消亡了。 這或許也是柏拉圖流傳久遠且不斷被“回歸”和“注釋”的原因之一。 不如亞里士多德那樣以他的獨立體系所闡述的概念“雄霸了二千余年”, 柏拉圖的理論內部充滿了矛盾, 但又以其思想的開放性對后人有著無窮的啟迪,這或許與“對話”的方法有很大關聯吧。

柏拉圖樹立起了對話體的典范, 柏拉圖的對話是希臘文學中一個卓越的貢獻。 對話首先在希臘人那里聲名遠播,后來又波及拉丁人,許多思想家都采用過這種形式,從西塞羅到圣·奧古斯丁和馬克羅比烏斯, 還有意大利布魯諾, 法國狄德羅等。 英國的休謨和貝克萊,也寫了幾篇更有現代意義的對話。 但是這些對話顯然缺乏深度,沒有戲劇的特征, 原因或許在于戲劇曾扎根于古代雅典文化這片沃土。 學者馬魯說,許多人摹仿柏拉圖,但是他們的摹仿常常顯得很笨拙, 因為抓住原型的摹仿的實質總是比機械地因循程序遠為容易。 談到蘇格拉底辯證法時,黑格爾認為,現在的一些對話篇,“沒有內在根據來支持這種形式, 所以必然成為冗長的和令人厭倦的”。 柏拉圖的對話是一種兼有詩和哲學特點的東西, 但它首先只是它自己,而不是詩和哲學的簡單糅合。

巴赫金將“蘇格拉底對話”視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體裁的源頭。 “蘇格拉底對話”作為言語體裁的一種,它在思想、對話、形象等要素上奠定了“莊諧體”的基礎且與小說發展史上“狂歡體”線索密切相連。

蘇格拉底的對話者全是思想家, 包括那些所謂的“普通人”,對話中“事件”所帶有的戲劇性使對話在歐洲文學史上第一次塑造了思想家式的主人公,而“對話的原初形式是在追尋真理的過程中探索種種可能。 在循著任憑問題的軌跡時,我們必須容忍差異和‘它性’。 ”

這種可供容忍的“它性”形成了文化的民主基因。

柏拉圖對話從日常話題入手,以故事、神話為論證依托, 具有直觀形象的審美表現力, 寓雅于俗, 提升了普通人的思想觀點和看法。 它是一種“理智助產術”,文學家和藝術家所要做的就是“助產”與“催化”的工作。 它啟示并召喚這樣一種教育思路與行為:先傾聽讀者與接受人的心聲,然后才能有的放矢,有針對性地逐步加以提升、引導和激發讀者憑借自己從靈魂深處發現真理。

套用愛德華·薩丕爾的話說, 柏拉圖的對話“有充沛的表達潛力,足以使現代文明人的語言黯然失色。 ”它將深奧的哲理形象化,這為后來文學藝術界把深刻的精神傳輸給大眾提供了良好的啟示。 柏拉圖在獨特的陳述中將前人的理論發展了。

柏拉圖對話\\(尤其早期文本\\)對當前的哲學和文學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它向人們展示了現代教育可能切入的途徑,即:任何思想的交流都不能通過灌輸的方式來完成, 要使人們在習以為常中產生懷疑,在理所當然中發現問題,不斷激發交流過程中主體覺悟的自主性, 促使人們進行有效地思考與關注,亦即教學的平等性、引導性和情境性。 海德格爾曾針對蘇格拉底對話所反映的哲學教育的教學意趣這樣說道:“真正的老師讓人學習的東西只是學習。 所以,這種老師往往給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 學生在他那里什么也沒有學到,因為人們把獲取知識才看做是學習”,把獲取獨立思考的能力,體驗思想的樂趣看做是學習。

當歷史進行到 20 世紀末期時,對話批評又在中國興盛起來, 并釀成一派蔚為壯觀的景象,比如,阿正的《世紀對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中國學者訪談錄系列》、中國文聯出版社的《中國當代大學者對話錄》系列和翻譯作品美國拉瑞·金的《未來訪談錄》以及當代西方學術對話著作都屬此列。 由此可見,“柏拉圖并不是一個古董,他乃是現代任何真正想從事哲學研究的人都必須與之對話的永遠活著的哲人。 實際上,研究柏拉圖的現代意義,人們從胡塞爾、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及德里達等人的論述中完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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