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羅宗強的文學思想史研究中,“歷史還原”是他反復提及的核心理念。這個理念是針對當今古代文學思想史和古代文論研究中某些對古人的過度闡釋和不當轉化而發的。他反對用現代的理論任意附會、裝扮古人,把古人文學思想不當地現代化。在1999年發表于《文藝研究》的《古文論研究雜識》一文中,羅宗強對古代文論話語的“現代轉換”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認為對于古文論的研究,不能急于“古為今用”,要懷著一顆平常心,以求真為目的,庶幾可以達到“無用之用”:“從文化傳承的角度,弄清古文論的本來面目,也可以說是研究目的……求真的研究,看似于當前未有直接的用處,其實卻是今天的文化建設非有不可的方面……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只要我們以一種嚴謹的學風,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扎扎實實地研究,我們就有可能更快地前進,更快地接近新理論創造的境界?！?/p>
所以他把古代文學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工作稱之為“歷史還原”。羅宗強在為張毅的《宋代文學思想史》作序言時說:“古代文學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的工作,應該是古代文學思想的盡可能的復原。復原古代文學思想的原貌,才有可能進一步對它做出評價,論略是非。這一步如果做不好,那么一切議論都是毫無意義的。我把這一步的工作稱之為歷史還原……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說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但是我以為,不論用何種的方法,都必須極重視歷史的真實面貌?！盵2]5“所謂歷史的還原,就是弄清一種文學思想從萌生到發展的種種表現形態,弄清它產生和發展的前因后果?！?/p>
羅宗強的文學思想史研究采用了很多新的范式,如通過士人心態來鏈接社會思潮與文學思想,兼顧考察作品中的文學思想等,都是他“歷史還原”理念的具體落實。但也有論者提出了質疑,認為羅先生在寫作中是用后設的“純文學”觀念來框架古人:“他在考察中國古代文學思想時,首先有一個理論預設,那就是認為文學是重抒情、重形式、重美,并把這作為文學與非文學區分的標準……盡管他聲稱歷史還原,但是自己又不知不覺地拿著現代人的純文學標尺去衡量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凡和這一標尺相符的,羅先生就認為是重藝術特質,回到了文學本身……如果和這一標尺不符,羅先生就認為是重功利,遠離了文學本質?！?/p>
因此該文作者認為羅先生的文學思想史寫作在“歷史還原”這個理念上存在著“理論與實踐的尷尬”。這涉及當今的一種思潮,即對文學史和文學思想史寫作中“純文學”觀合法性的質疑。本文試結合學術實踐和理論對這個問題闡述自己的知見。
二
羅宗強關于文學思想史的文學觀的確是一種純文學觀,他認為:“從總趨勢看,從主要傾向看,我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發展基本上是一個重功利文學思想與非功利、重文學特征、重抒情的文學思想不斷交替的過程?！盵5]299因此他認為漢人的思想是“前文學思想”,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思想的總趨勢是“沿著文學的藝術特質展開的,重抒情,重形式的美的探討,重表現手段、表現方法”[3]4,是“淡化文學與政教之關系,而回歸他自身”[3]337?？梢?非功利、遠離政教、重抒情、重表現手段、重表現方法,是羅先生文學思想史寫作中隱含的文學觀念。
這種文學觀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史和文學思想史作者們鑒于新中國成立后30年過于政治化的文學史書寫所共同采取的立場。更遠一些來說,這也是20世紀以來逐漸形成并為國人認同的一種文學觀。中國古代的“文學”多指“文章”“學術”,和現代的“文學”有所關聯和交叉的是“文”這個內涵十分寬廣的概念。20世紀以來,在歐風美雨的吹襲下,國人逐漸建立了新的知識體系,文學從史學、哲學中獨立出來。而且在對中西方文學史的考察中,國人注意到,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文學,都大致可以分為雜文學和純文學兩種,如童行白《中國文學史綱》所說:“文學有純雜之別,純文學即美術文學,雜文學即實用文學也?！?/p>
而著五四運動以來對歐洲浪漫主義文學重抒情性的純文學的介紹,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純文學觀逐漸為文學史寫作者們所認同。在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后30年以階級意識形態為標準的階段后,人們又繼續認同這種作為“人學”的純文學觀。
在這種純文學觀逐漸成為優勢話語的復雜過程中,雜文學觀雖然由于其局限性而被拋棄,但人們也一直在反思這種新的純文學觀是否和中國古代文學的實際情況相符。在當今的學術界中,這種反思仍在繼續,上文提到的對羅宗強的質疑就是一例。
又比如,基于對古人的文學觀念的同情理解,現在學者們越來越認識到應該注意古人的文體觀念,因此對于古代文體學的探討越來越多了。吳承學在《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緒論中說:“本世紀以來,我們的文學史研究主要是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對中國古代原來非常重要的一些文體形態相當忽視。
因為從現在的眼光看,古代許多重要的文體形態是‘非文學’的文體形態,但是在中國古代實用文體形態與文學文體形態是渾成一體的。因此,我們的古代文體史研究,一定要從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的實際情況出發,避免以西方的文體形態分類學的框框來套用,削足以適履?！?/p>
[6]2如此看來,似乎純文學的文學史觀的合法性處于危險的邊緣了,似乎還原古人的雜文學觀念和文體分類是“歷史還原”的更具有合理性的訴求。但如果以古人的雜文學觀來進行文學史和文學思想史寫作,就辜負了20世紀以來辛勤建立純文學史觀先驅者們的苦心了。純文學史觀是現代知識體系的一部分,拒絕純文學觀實際就是拒絕文史哲分立的現代知識體系,這和文化走向的大勢是相背的。試問按此邏輯,哲學史、心理學史、倫理學史的觀念也要拋棄嗎?如果不能,為何文學史獨然?馮友蘭在編寫《中國哲學史》時曾說:“哲學本一西洋名詞。
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盵7]1中國文學史為何不能如此呢?
而且這種新的純文學觀可以在古代文學傳統中找到對應物,從而形成由古至今連續不斷的一條脈絡。
在政教和載道的正統文學觀外,古代文學一直存在著重抒情、重自我的“文學性”傳統,如陳伯海認為,昭明太子《文選》“沉思翰藻”的遴選標準以及陸機《文賦》中所說的“緣情綺靡”,都可以成為和現代純文學觀鏈接的“文學性”觀念。20世紀以來新文學觀建立的過程,其實也是對這種傳統重新發現的過程。20世紀以來的文學史書寫,受古人的各種話語影響甚大。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重抒情重自我是普遍的人性,中國古人又何嘗沒有抒情性的傳統呢?港臺古典文學界所提出的中國文學“抒情傳統”論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所以“純文學”觀不能說完全是舶來的。
其實文體學研究者的初衷也并不是反對以純文學觀來書寫文學史和文學思想史。吳承學在《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的緒論中區分了文體學研究和傳統的文學史研究的不同使命,他說:“在文學史研究中,文體史是有一定獨立性的研究領域。文體史研究在價值取向以及理論、方法等方面,不僅應該有別于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也應該與一般文學史研究有所區別……文體史與文學史的視角有所不同,其價值判斷也有所不同,有些作品在藝術方面水平并不高,在文學史上地位不高,但也許在文體形態方面有獨到之處,在文體史上就有獨特的地位?！彼?文體學研究誠然很必要,但并不妨礙傳統的文學史和文學思想史有自己的價值取向以及理論、方法,也不妨礙當代研究者有自己的文學觀念。
三
從詮釋學上來說,當代的文學史和文學思想史研究從當代人的文學觀念出發是必然的。海德格爾認為“解釋”必然具有一種“先行掌握”,“任何解釋工作之初都必然有這種先入之見,它作為隨著解釋就已經‘設定了的’東西是先行給定了的,這就是說,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視見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給定了的?！?/p>
[9]176所以當代人在試圖還原歷史時,必然會帶有自己的歷史性所帶來的“偏見”。伽達默爾繼承了海德格爾的看法,而且認為“前見”是理解的條件,“偏見”不能被視作一種阻礙,而完全可以是合法的,是此在的時間性和歷史性賦予解釋者的生產性的積極因素。伽達默爾認為:“時間距離并不是某種必須被克服的東西。這種看法其實是歷史主義的幼稚假定,即我們必須置身于時代的精神中,我們應當以它的概念和觀念,而不是我們自己的概念和觀念來思考,并從而能夠確保歷史的客觀性。
事實上,重要的問題在于把時間距離看成是理解的一種積極的創造的可能性?！盵10]384時間距離所造成的“前見”其實恰恰為解釋者提供了一種特定的“視界”,解釋的意義就在于將自己的視界與前人的視界融合,這就是“視界融合”。伽達默爾還認為:“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一體,或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一種名副其實的詮釋學必須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實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這樣一種東西稱之為效果歷史”[10]387。每一代解釋者面對歷史流傳物時都通過這種視界融合達到新的效果歷史,而這隨即又變成下一代解釋者面對的歷史流傳物,這樣就形成了一種闡釋學循環,這樣流傳物即解釋對象的意義在歷史的流轉中就會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正如童慶炳所說:“由于不同時代解釋者觀念的不同,對同一部歷史文本意義的構設和解說也就不同,那么這個歷史文本的意義就不斷增加,最終成為一個永遠不斷增加的意義鏈?！盵11]330這才是詮釋的真諦。
羅宗強注意到了歷史還原的復雜性,充分認識到現代闡釋學和新歷史主義對于歷史和文本難以完全還原的理論對于古代文史研究的啟示。他認為,歷史還原的困難,一是史料方面的問題,另外是主觀因素不可避免的介入。在2005年的《我們如何進入歷史》的講座中,羅宗強對史料的龐雜、真實性和缺乏情況進行了充分估計,提出要小心面對史料,這是還原歷史困難的一方面。另外他也認為在研究中主觀因素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者要有自己的主見:“很多歷史學家都說,研究歷史,切忌主觀因素的介入。說主觀因素的介入,是史學家之大忌。
我對于這個說法頗不以為然?！啊蔽覀儽仨毣氐皆?但我們又不可能完全回到原典籍。我們不可能用古人的思維方法。思維是時代的產物。我們的思維,是現代社會培養起來的?！薄拔覀冇梦覀兊乃季S方法,去理解歷史,去對歷史作出我們的解讀,去再現,去重構,這就是我們的主觀,是我們的主觀介入?！盵12]322純文學觀是屬于這個時代的思維方法,我們不可能回到古人的思維中去?？梢?羅宗強也認識到哲學詮釋學中所說的作為效果歷史的合理前見的積極意義,他提出要用現代的思維去“重構歷史”:“歷史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因此“任何對于古代的研究,都存在一個重構歷史的問題”[12]317。
羅宗強在這里所說的“重構歷史”和他一向主張的“歷史還原”的研究理念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辯證統一的。因為“前見”的本體性存在,所以“歷史還原”必然是“重構歷史”。而“重構歷史”如果建立在合理“前見”的基礎上,就是“歷史還原”。所以“歷史還原”和“重構歷史”辯證統一的關鍵在于詮釋者的“前見”是否具有合理性。伽達默爾區分了“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產性的前見”與“阻礙理解并導致誤解的前見”[10]382。從上文的論述來看,“純文學”觀念顯然是無法拋棄也不需拋棄的生產性的前見。那些在中西方比較中運用不當從而歪曲了古代文學原貌的理論運用,才是“阻礙理解并導致誤解的前見”。羅宗強的“歷史還原”所反對的只是歪曲歷史,而不是合理地重構歷史,關于這一點上文已有論述。而羅宗強也在反復強調“重構歷史”不等于主觀臆斷,而是要在史料的基礎上盡力還原歷史的原貌:“我們重構歷史,不是以我們想當然去重構,不是用我們今天的理論,我們今天的理論框架去任意地重構。我們必須根據歷史提供的條件,去進入歷史?！盵12]321文學思想史的詮釋就在“歷史還原”和“重構歷史”的張力中展開。同樣道理,近些年來古代文論研究界提出的“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的主張和“還原歷史”的研究理念也并不矛盾。童慶炳在論述“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時也一直將“歷史優先原則”作為古代文論研究三個策略中的第一位,他強調古今對話要“把古人作為一個主體并十分尊重他們,不要用今人的思想隨意曲解他們”[11]3。
綜上,從哲學詮釋學“效果歷史”的角度來看,以當代的文學觀念來梳理古代的文學流傳物不僅是必然的,也是應然的。歷史寫作的觀念應該以當今時代所需要的觀念為出發點。所以,不論是從實踐還是理論角度來說,對古人文體觀念的體察是必需的,但這主要是文體學研究的任務,不應以之束縛中國古代文學史和文學思想史的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