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恩指出: “解讀馬克思的問題對于馬克思主義來說是極端重要的”。就此而言，從文本學視角探尋馬克思文藝思想的文本資源及其解讀方式與效果，對于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與創新有著重要意義。
一
在任何學說的承傳歷程中，對經典文本的誤讀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普遍存在。早在馬克思在世之時，已經預感到對他的文本的錯誤理解所帶來的風險，因此他曾尖銳地批評過米海洛夫斯基對《資本論》的“錯誤的解釋”。
與此同時，他還毫不留情地將矛頭對準那些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對他的理論文本進行教條主義解讀的傾向，他冷峻地指 出: “我 只 知 道 我 自 己 不 是 馬 克 思 主 義者?！瘪R克思主義文論史上對馬克思經典文本的誤讀，既源于解讀主體普遍存在且揮之難去的歷史性迷障與“先入之見”，更直接導源于馬克思經典文本的特殊存在狀態: 在馬克思的各種著述中，有關文學的論說雖然不少，但由于其經常散布在一些與文學并不直接關聯的著述中，這便使得馬克思文藝思想具有了突出的文本遮蔽性特征。英國學者柏拉威爾在其《馬克思和世界文學》一書中便曾直言不諱地指出，馬克思對歐·仁蘇的《巴黎的秘密》的分析，是其與青年黑格爾派論戰的“附帶性產物”，而其對拉薩爾《濟金根》的評論是在私人信件中“信筆揮就”的，所以，“馬克思從來沒有寫過一篇完整的美學論文，也從來沒有發表過一篇扎實的正式文學批評”。
事實上，也正是基于這一文本境遇，在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史上，從馬克思、恩格斯追隨者與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的早期嘗試，到其后蘇俄“正統”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強勢崛起，再到西馬學者的多元化理論創新旨趣，及至當今西方后學氛圍中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群體焦慮，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大多傾向于將馬克思文本及其解讀方式問題作為其理論出發點和首要問題，而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的幾乎每一個關鍵歷史節點，都充斥著對相關經典理論文本資源判定以及馬克思文論文本解讀方式的辯難或重申、斷裂或接續。這充分表明，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經典文本資源的分類、判定以及由此形成的文本解讀方式的不同擇取，本身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中一個極為繁難但又無法回避的問題域，以至于英國劍橋大學德魯·米爾恩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讀本》的前言中指出: “‘關于如何解讀馬克思’的理論是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形態的重要部分?！?/p>
返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近 80 年的發展史，學界多次重大論爭，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論有無體系的論爭、文藝人道主義精神的論爭、“兩個尺度”與“美的規律”論爭、“審美意識形態”問題的論爭來看，這些論爭大多都有著深刻的文本學背景，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由于對馬克思文論經典文本抱有“既成”與“在手”的先入之見，這些討論便長期徘徊于理論原理的自行建構層面，對相關理論文本本身的反思考察，在此蔚為壯觀的理論爭鳴圖景中恰恰淪為無關輕重的附帶點染，坦率來講，這種文本學研究的實質缺位狀態，使得在學術亂戰中自清尚且不易，更遑論產生理論的“創新”與“拓展”。
文本學研究維度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無法逃避的基礎性命題。尤其是正確處理“回到馬克思”與“發展馬克思”的辯證關系，其實質就是正確處理相關文本資源以及此文本資源與歷史境遇的辯證關系，因此，無論是新世紀以來對馬克思文論經典文本的“重讀”、“回歸”和“走近”，抑或是近幾年學界熱烈討論的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命題，文本學視野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反思與創新，都將為上述命題的深入推進奠定堅實的文本學根基，進而確保相關研究的持續深入開展。
二
文本學視野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反思研究在國外學術界并不鮮見，其至少包括兩個重要的研究維度: 一是從文本存在狀態角度著眼，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經典文本資源進行整理與性質判定，客觀來講，這一命題的展開，是一個從無到有、由淺入深的漫長過程。從早期來看，盡管如人所說，“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他們的家人、戰友和同志、學生以及其他同時代人曾寫下大量的回憶性文字”，對馬克思恩格斯理論文本的整理與搜集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對馬克思恩格斯文論文本資源的整理，最初仍帶有很強的嘗試性色彩。在這些成果中，由里夫希茨等人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一書，是第一本馬克思恩格斯美學思想專題摘編，由于該書“力圖揭示馬克思真實的美學并進一步發展它時”，“獲得了一個真正歷史的系統方法”，因此正如有學者所作出的評價，該書問世“充分證明馬克思恩格斯是有系統的美學思想的”，它為后世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奠定了較為堅實的文本資料基礎。
20 世紀中期以后，隨著蘇聯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教條化，歐美學者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文本學的輯錄與分析又一次引起人們的注意。法國學者弗萊維勒編選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與藝術》、英國學者柏拉威爾撰寫的《馬克思與世界文學》一書等，可謂是這方面研究的進一步拓展。與此同時，以德國學者呂貝爾為代表的“馬克思學”研究，在學術界也引起了彼時人們對馬克思文本的濃厚興趣，而其后洛克曼、麥克萊倫、艾爾伯等人的著述，力求通過對馬克思文本的共時性分析與比較，對相關文本性質、類型及其歷史影響做出探尋，尤其是其對馬克思、恩格斯文論思想之關系的文本學考察、對馬克思文藝思想與西方藝術之關系的分析，均突破了既往文本研究重于文獻搜集和整理的局限，提升了文本學視野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學理內涵。
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經典文本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命題，是對馬克思文論文本解讀方式的反思與判定，正如有學者指出的: “以不同的解讀方式面對馬克思的文本，就會產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論圖景”。
而對馬克思文本解讀方式的探討，則一直伴隨著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始終。事實上，在被馬克思贊譽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恩格斯便曾明確指出: 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就是要把理論問題與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實現無產階級乃至全人類的解放緊密聯系，從而使馬克思文本解讀的成果自覺地參加人們改造社會的歷史進程。由于恩格斯對馬克思文本解讀的價值規定性的判定來自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自身，英國學者米爾恩指出: “馬克思樹立了用‘社會主義方法’來解讀馬克思文本的權威”。
恩格斯之后有關馬克思文論文本解讀方式問題的具體探討，是與上世紀初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密不可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普遍認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文本解讀的缺陷，就是將馬克思文本自足性作為相關研究的出發點，進而呈現出以馬克思文本的內在解讀為基點、建立一種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科學的理論努力。葛蘭西在其《“正統”的概念》一文中便曾尖銳指出，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正統性”往往意味著理論生長的一切基本要素都包含在自身之中，它“不需要來自異己源泉的支持”，也不需要有“某種其他的唯物主義哲學和唯心主義哲學的支撐”。
與“正統”馬克思主義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強調馬克思文本的非自足性。西方馬克思主義開創者盧卡奇在其《什么是正統馬克思主義?》一文中強調，“正統馬克思主義并不意味著無批判地接受馬克思研究的結果。它不是對這個或那個論點的‘信仰’，也不是對某本‘圣’書的注解”。
盧卡奇對“正統”馬克思主義文本觀的批判，深深影響了其后西馬學者對馬克思文論文本的認知。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馬克思主義美學批判》一書中便強調指出，其寫作的目的就是“對流行于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正統觀念提出疑問，以便對于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研討做出貢獻”，而在梅洛·龐蒂的《辯證法的歷險》、詹姆遜的《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伊格爾頓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相關著者對馬克思主義“正統”觀念也多有質疑，他們大多認為，由于“歷史唯物主義是一般的歷史科學，因此，在理論上它沒有能力建構具體歷史實踐的‘局部的’科學: 確定地進入科學性，需要拋棄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自足的世界觀的信念”，并使得馬克思文本解讀向其所置身的西方思想觀念領域開放?！恶R克思與自然概念》一書作者施密特就曾指出，當我們要解決一些馬克思的理論不能完全回答的問題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辦法就是“用現代資產階級的理論學說來‘充實’和‘完善’馬克思主義”。
在上述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中，阿爾都塞是絕無僅有的一位對馬克思文本性質與解讀方式進行系統反思并頗有建樹的理論家。在他的《保衛馬克思》以及他與巴里巴爾合著的《讀資本論》中，阿爾都塞對馬克思文本問題表達了大致三個重要觀點:其一，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的思想存在著一個“認識論斷裂”，斷裂的位置就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由此馬克思文本必然劃分為兩個部分: 1845 年斷裂前的“意識形態”理論部分以及 1845 年斷裂后的“科學”理論部分。其二，阿爾都塞提出了馬克思文本解讀過程中批判性的“征候閱讀法”。其三，阿爾都塞還提出了馬克思文本解讀的標準問題?！斑\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研究馬克思，不但對于理解馬克思，同時對于建立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都是絕對的前提條件”。
阿爾都塞突出的文本學視角與方法，對后世馬克思主義文論經典文本資源判定與解讀方式論說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
我國馬克思主義文論長期以來著重經典理論文本的內容闡發，文本學研究視域在學術界便長期處于被遮蔽的尷尬境地。在國外馬克思文本學研究的影響下，國內哲學界越來越重視“文本學解讀”的研究，使之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生長點。
與之相比，國內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文本學研究尚處于相對滯后狀態，可以說這一論斷是基本符合事實的。也正是基于此，有必要從文本學角度審視馬克思主義文論諸問題，由此彰顯文本學研究之于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與創新的重要性意義:
其一，長期以來，國內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對馬克思文本資源始終處于“感性直觀”的、文獻學輯錄層面的初級狀態，缺少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經典文本性質、類型、特征的判定及對其學術史影響的研究，這導致了不少學者對馬克思主義文論整體合法性的持續質疑。而對于文本學研究來說，其“主張在文獻編輯與考證的基礎上，對原典文本進行新的闡釋”，因此其對文本的自覺反思意向，使得相關研究中一些被遮蔽的關鍵問題，重新敞亮在我們的學術視域中，成為深化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重要契機。從文本角度的表現來看，馬克思主義文論經典文本資源同樣不是渾然一體的構成，而是形式上的“多樣性”與“本質上的連續性”的辯證統一，這樣，探究馬克思文本、恩格斯文本以及其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理論文本之關系，乃至上述多種經典文本資源在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過程中的功能與作用，也構成了一系列左右馬克思主義文論創新發展的文本學問題。
其二，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文本學研究，并不局限于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經典文本的考證與分析，而是應當同樣關注經典文本的解讀原則、解讀方式及其歷史效果等問題。在這里，由于“文本所蘊含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間的顯性邏輯中呈線性地自行布展開來的，它需要閱讀主體通過自身的解讀來歷史性的獲得，于是，讀者的‘支援背景’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解讀過程”。
這樣，有關馬克思文論經典文本的研究，本身也必然具有較為明顯的闡釋學色彩，也正是基于此，國內學者馬建輝明確倡議:現階段我們需要“在馬克思主義文論經典文本釋讀上做一些扎扎實實的推進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建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闡釋學，以確立起其基本的闡釋理論、闡釋邏輯和闡釋原則”。
然而，這里必然涉及另一個前提性問題，那便是馬克思的理論是否和闡釋學理論有內在的相容性，換言之，闡釋學理論是否能夠直接被用來解讀馬克思的相關文本?
從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直接套用西方闡釋學理論來對馬克思文本進行解讀的做法恰恰是成問題的。因為在闡釋學那里，“理解的任務首先是注意文本自身的意義”，因之“詮釋學是關于與‘文本’的解釋相關聯的理解程序的理論”。
而就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來看，文本是介入理論的方式，而理論是介入歷史與現實的方式，由于“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因此與西方闡釋學不同，馬克思有關文本解讀的價值立場并不停留在文本意義自身，而是努力實現著文本意義探求與現實價值的歷史性接合，也正是因此，在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經典文本解讀方式進行文本學反思的同時，不能忽視對闡釋學方法本身作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批判反思，須知，馬克思經典文本的解讀不僅是闡釋學層面的文本意義的還原或申發，而且還應是介入歷史建構與現實改造的重要方式。只有運用基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哲學觀之上的文本學研究方法，才能科學地分析與評價馬克思主義文論經典文本的歷史流變與解讀效應，從而把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學術創新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與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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