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洋人的炮火轟開了古老帝國衰朽的國門，中國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自此以后，“中國問題”便成為一個沉重的話題。朝野上下，有識之士無不對之念念不忘。無疑，救亡與啟蒙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為了解決中國問題，域外的大量理論資源一時間蜂擁而至，它們與中國舊有的知識工具同臺競技、相互博弈?？梢哉f，這樣的格局一直延續到今天。所不同者，中國問題的內涵在歷史行程中不斷更新、積淀，知識界也不再盲目推崇旅行的理論，甚至有不少學者呼吁，必須要有與中國崛起相配的、自己的理論原創。
不過，需要給予提醒的是，討論中國問題時，應該充分意識到其中的復雜性，尤須擺脫那種形而上的理論化迷思，尊重男男女女洶涌如潮的切膚體驗； 應該妥善處理好中國文學體驗與域外文學理論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不能以特殊性否認乃至對抗一般性的價值； 應該致力于理論啟蒙，致力于融會貫通后的自然創新，放棄原汁原味式理論原創的幻想，進而消除因其不可得而引發的焦慮與怨恨。
一
中國問題與中國命運息息相關，它所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譬如，國際關系、國有企業、思想解放、收入分配、信仰危機、環境惡化、社會輿論、物價、就業、人口、腐敗，等等。事實上，這些問題已經深刻地形塑了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刻骨銘心地影響著他們對現實的切身感受。讓人納悶的是，有學者竟然把類似的立足于現實感受來說的問題統統斥為膚淺的問題，認為只有經過“穿越”,它們才能成為所謂“真正的中國問題”.我曾經撰文批評這一說法將中國問題給狹隘化了，并強調把生活經驗上升到理論高度固然重要，但沒有必要把現實感受與理論問題截然對立起來.讓人始料未及的是，這個批評竟被指責為以現實經驗否定了理論概括的意義。而理論概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覆蓋了“任何問題的思考”,其最終目的是通過“簡化”,“把很多充滿生機的東西過濾掉，使留存的東西更適于理論的一般性”,即是說，達到“本質性”①.盡管論者在表態時反對“本質主義”,言之鑿鑿。遺憾的是，只是表態而已，一俟分析問題就又故伎重演。
這其實還是思維方式、思維范式的問題。就論者追求的理論概括而言，就算經過千辛萬苦，最后找到了那個明艷的本質，然而，跟付出的那些代價---舍棄無數生機---相比，這究竟值不值得？ 如果舍棄了無數充滿生機的東西，那個干巴巴的教條又有多大意義？ 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有一張桌子，按照上述尋找本質的做法，那就一定要從桌子后面找出它的本質來才善罷甘休。至于諸多帶有體溫的細節，譬如，這張桌子花費主人多少錢，哪里買的，主人如何看重它的收藏價值，因為它惹出了多少悲歡離合等等，就都必須毫不吝惜地割棄。相比之下，反本質主義者會說，桌子沒有什么固定不變的本質，不要再做無用功了。關系主義者會說，我們應該費心考察桌子所處的關系網絡，而桌子的性質就蘊含在它與周圍事物---譬如，椅子、床等---的關系之中。另外，把它放倒，桌子可以充當椅子的角色； 平躺其上，桌子又暫時發揮了床的功能。
這個時候，本質性的東西又在哪里？ 以此類推，我們應該矚目于那些活生生的中國問題，是否要經過“穿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考察中國問題的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糾葛。唯其如此，我們才能更為全面而透徹地弄清中國問題，進而思考解決中國問題的對策。
不言而喻，當我們描述中國問題時，實際上不自覺地沿用了習得的知識圖譜。這些知識的確有助于人們認識中國問題，但應當明白的是，既有的描述已然隱含了特定的價值取向，而且，它會與生生不息的經驗之間不斷地出現不和、摩擦、沖突、對抗。所以，當舊描述無法有效應對新經驗時，就沒必要、也不能硬撐著，甘做某一簡略模式的殉道者。
雷蒙德·威廉斯就此指出，“為了充分地描述經驗，我們所需要的術語必須在根本上是起作用的，然而我們創造的每一種新的描述似乎都迅速轉變成了對象，因而既很難闡明經驗，也很難忠實地保持其原貌。最關鍵的是，每一種描述以及提供的每一種解釋都是一個發展中的變項?！?/p>
換言之，要始終意識到： 已有的描述會固化，會成為知識的對象，與固守一個僵化的教條比起來，有效才是描述的最大美德，而在熙來攘往的經驗撞擊下---畢竟，所有的描述都是“與我們的部分經驗相匹配的，但是在其他部分的經驗那里，它們同樣也會不斷地碎裂”,這種效力有可能減弱、部分喪失或完全喪失。于是，在舊描述與新經驗的往復商談后，修訂的描述或新的描述就應運而生。仿照威廉斯的口吻，我們對中國問題的思考也是在抽象化與現實經驗之間展開的一場漫長搏斗。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我們需要范圍廣泛、靈活多變的概念性思考，抽象使這種思考成為可能；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的思考要有相關性，我們還需要來自現實關系的持續壓力，需要一種能夠賦予描述過程以實質內容的實際的共同生活”.也就是說，在抽象化時，需要尊重中國問題的真實性與復雜性，這就意味著抽象的動力不是來自本質的威懾，而是來自新問題與老問題之間互動帶來的壓力。此時此刻，負責任的學者理應探究它們何以產生、它們的淵源、它們之間的關系； 探究為了解決老問題而給出的新舉措解決得怎樣，又導致了什么新問題； 探究它究竟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還是立足全局、究其根本； 探究它宣揚要實現的目標有否可能完成，它實現那一目標將要付出什么樣的代價，等等。這些剖析的視野是動態的過程與多面的關系，而非固著的狀態。
不難看出，哪一個才能真正觸及中國問題，對中國問題進行充分的省思。
理論化、抽象化本身很有必要，但它不必兀兀窮年，唯不變的本質是問，癡迷于冶煉出形而上的理論鐵律或純粹的絕對程式?！瓣P于一個社會的真相，似乎要在決策系統、傳播與學習系統、維持系統和生育與養育系統之間的實際關系中去發現，而這些關系總是異常錯綜復雜的?！?/p>
絕對程式勢必要把上述各種各樣的關系抽象化、簡單化，拋開各種充滿生機的變數。而要想真的直面中國問題、中國經驗，就需要銘記： “沒有什么形式是可以‘永久不變’的，這樣各種變化的形式就成了人們關注的中心?！?/p>
可想而知，如果對此不聞不問，一意孤行，那么，結果只能是簡單或暴虐，并不如煙的往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譬如，天安門城樓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莊嚴宣告人們耳熟能詳，歷史自此沿著光明的、線性的目的論方向歡歌向前。認識中國問題肯定不能僅僅滿足于復述這樣的宏大敘述，還需要考察整體的樂觀氛圍之中，還有哪些微妙的情緒，譬如，歡喜中夾雜的向往、投機、漠然、懷疑、擔憂、恐懼，等等。嶄新的時代里，知識分子的那些不宜明示的情緒如何隱藏？ 在其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又得到了怎樣的表達？ 這些經驗又怎樣歷經淹埋最后重見光明？ 等等。審視已逝的歷史需要這樣關系式的思維，審視正在運行的當下中國亦是如此。
二
晚清以來，域外傳入的大量理論資源共時式地平面鋪開。就文學領域來說，它們始而在“文學革命”的大旗下精誠團結，一同攻擊雕琢、陳腐、艱澀的封建文學，繼而在新文學內部為爭奪話語權而掀起“為人生”“為藝術”之爭。緊接著，“革命文學”勃然而興，文論的左翼化力量從此漸趨強大，直至最后陷入極“左”的陷阱。在這個過程中，西方文論從最初的“盜火者”一變而成被壓抑者，甚至是談者色變。因此，應該在極“左”文藝難以為繼這一大背景下，來看 20 世紀 80 年代西方文論在中國的波瀾再起，它以再啟蒙為旨歸，與“五四”時期的啟蒙思潮遙相呼應。如此的歷史契機給中國文論打上了濃重的西方色調。歷史無法重頭再來，我們也不可能緊閉家門、拒絕“睜眼看世界”.作為學者，應該做的是研究如下問題： 哪些歷時的西方文論資源被大量引入？ 它原來的發言對象是什么？ 與中國原有的什么理論資源產生了共鳴？ 國人的接受與它在原產地的形象有何差異？ 有沒有對它或有意或無意的誤讀？ 這樣做的原因又是什么？ 就西方某個流派的文論而言，對中國文論、文學究竟有哪些具體的影響？ 理論在旅行中釋放了怎樣的能量？
如此等等。這些都是文學理論、比較詩學中很有意思的重要課題，需要沉入歷史語境，進行扎扎實實的梳理。
談到西方文論與中國文論的關系，有學者認為：20 世紀西方一些重要思想家的理論有不少直接來源于中國古代文論，如海德格爾之于老莊、龐德之于意象、布萊希特之于戲劇理論等。由此，他結論說，中國文論的很多理論與范疇具有全球的普適性---狹隘的民族自尊心導致這推理的跨度明顯太大。眾所周知，20 世紀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一邊倒式的。無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還是 80 年代，或是 90 年代以至于迄今為止，西方文化往往是如潮水一般闖入國門，而中國文化一直以來則基本上處于雌伏狀態。因此，重要的可能還不是為了挽回一些顏面，而去信誓旦旦地宣揚“中國古代文論其實是西方當代文論或隱或顯的思想來源”.照此來說，當后者傳到中國時不是又返祖歸宗了嗎？
又何懼西方文論的大舉入侵呢？ 重要的是考察西方文論進入中國之后，經歷了怎樣的接受與嬗變，而不是簡單地扣個“盲目追隨西方文論”的大帽子了事。應當指出的是，這里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在“洋務派”那里就已經運用嫻熟。不同的是，它是為洋務運動造勢，針對那些反對洋務論的人所做的辯護。正如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所言： “‘西學源于中國’說也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也好，都表露了儒家學說的完全性已有了破綻，并顯示出中國已從天朝上國的睡夢中驚醒過來。西洋的文明即使源出中國，但卻由西洋人去發展，中國今日不得不把它學回來。不論怎樣自吹自擂，說什么中國之學為本、為道、為體，而西洋之學為輔、為法、為器、為用，說什么中國為主人，西洋為仆人，今天卻不得不學習此仆人之文化?！?/p>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引進西學的心態才逐漸蔚然成風。這啟示那些關注當代中國經驗的學者去思索同樣的問題，而不是一味拒斥外來之物。
在“西學源出中國”看來，西方思維模式給我們帶來了滅頂之災，它共有三宗罪： “學科化”,“體系化”與“范疇化”.其實，它們相互關聯、密不可分。
先看學科化，伊格爾頓在其《二十世紀西方文論》中指出，literature 在西方也不過幾百年的光景。而作為一種建制的文學學科在中國的時間則更短，它是伴隨著現代大學教育---京師大學堂---的創辦而得以立為一門學科的。擴展開來說，“作為特定建制的藝術和文化領域的興起，與人文科學取得其特定地位一樣，是相當晚近的事”.而之所以會有諸多的分科，也跟現代社會知識的日益復雜化、不同的研究共同體擁有不同的分工、科學的示范效應等因素直接關聯?！叭缃?，如果我們想對我們自己和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獲得一種充分的理解，我們得依賴于把我們和大量學科聯系起來的傳遞洞見的復雜之鏈。這是一項極為復雜的事業，決非單單人文科學所能勝任”.就是說，學科化是歷史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那么，即便是受了西方思維的影響，文學學科化又何罪之有呢？ 關鍵在于，學科化之后有沒有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洞察文學、文化、歷史與社會的奧妙所在。近現代以來，科學精神成了現代性的高標，其他諸多學科也唯科學之馬首是瞻，這里會產生兩種結果：
一是合理吸取科學的體系化、系統化、范疇化等思考問題的方式，二是將這種學習推向極端、成了唯科學主義?；厥走^往，不管是在“五四”時期還是20 世紀 80 年代，我們的文論都曾走過科學主義的岔道。盡管如此，不能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反對“科學主義”不是要拋棄“科學精神”.體系化、系統化的思路運用到文論中來，是要求把文論當作一個由眾多因素構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整體，而范疇化則要求對所使用的術語給出相對準確的界定。古代文論尤其是其中的詩論部分，比較注重直觀印象與體悟而分析性較弱，對其進行體系化、范疇化起來有時候不免削足適履。譬如，華裔美籍中國文學研究學者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就是一個例子。但近現代以來，在吸收域外文論資源的基礎上，中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論話語與文論體系。應該說，當代文論話語的成形得益于如下因素： 國家意識形態的介入，高等教育的普及，文學理論課程的開設，當代文學批評的應用，大眾媒體的散播等。在承認古代詩論富有濃厚詩性的前提下，也不得不看到，它那種“懶散的、印象主義式的思維習慣的羈絆”對今天需要“更加細致地求索”的我們助益無多.三域外的文論曾經大量涌入中國，現在還在大量涌入中國。于是，有人斷言，這就是中國出不了“大師”的根本原因。多數學者整天都在忙于圍著洋人團團轉，說得好聽點兒是“引進”,說得不好聽是“販運”“推銷”人家的理論。這樣的日子有意思嗎？
難道學術界不該好好反省，換一種“活法”嗎？ 一連串的抨擊與質問，聽起來義正詞嚴，但令人疑惑的是，每當我們自以為占據了道德的制高點，做痛心疾首狀時，有否把文論旅行的問題給簡化了？ 或者說，能否實現邏輯的自洽？ 魯迅先生曾經批評過一種表面慷慨激昂實則荒唐透頂的論辯： 我是愛國的，而你反對我，所以，你是賣國賊，應該被踏翻在地.問題是，推論的前提是否成立？ 就算可以成立，事情有否簡單到二元的勢不兩立？ 簡單到或 A或 B? 有沒有亦此亦彼的可能？ 稍稍在邏輯上自我質詢一下，就不難明白類似宣言的可笑： 現在，你們大多數人搞的那一套都不行了，得看我（ 們） 的了，該中國哲學登場了。問題在于，按照什么樣的標準，說別人的路走不下去了？ 要不要看看那條路上的理論是否還有闡釋的效力？ 將要登場的中國理論具備不具備這樣的效力？ 是理論的商標重要，還是闡釋的效力重要？ 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完全自主”的理論問世之前，有沒有可能阻止文論的旅行？ 如果不能阻止的話，是不是（ 至少） 要分配一部分學者研究研究旅行的文論？ 旅行的文論當然沒有長腳，不會自己跑到中國來，是不是要考察一下引進的具體情形？ 譬如，撇開那種挾洋自重者或生吞活剝者不論，其中有否“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旅行而來的文論是不是就可以為審視并解決中國問題提供參照系？
此時，哪怕研究者“言必稱希臘”,只要他能把這個“希臘”給真正說清楚，是不是也有其一番不可小覷的作用？
毫無疑問，域外的文論有其生長的現實語境、文化傳統、理論譜系，那么，如果用它來看中國問題的話，會不會因為“錯位”而產生令人擔憂的“理論的幻覺”? 換句話說，看到的只是西方理論中虛構的中國問題，而不是真正的中國問題。在討論這些之前，我們首先務必祛除那種可以一勞永逸解決中國問題的奢望---因為中國問題涉及方方面面，它們相互關聯、犬牙交錯，舊的問題可能解決了，但新的問題又會冒出來，舊問題與新問題之間往往也有藕斷絲連的糾纏。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文論，都不過是描述中國問題的暫時工具。關鍵在于，它能否帶來新的視野或新的視點。
中國問題是特殊的，但這種特殊是建立在與俄國問題、日本問題、美國問題、法國問題等等相互比較的基礎上的，絕非來自某種神秘本質的規定。在這個關系網絡中，如果與同樣遭受殖民侵略、殖民統治并爭取民族自立、自強的國家相比，與同樣經歷現代性的諸多國家相比，中國問題又有其一般性。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在這之前，盡管改朝換代式的游戲間歇上演，但通過“階級斗爭”推翻壓迫勢力、建立人民共和的理念卻前所未有。馬克思主義看到的階級壓迫是虛幻而非真正的中國問題嗎？ 率先走向現代的國家遇到過環境污染、權力腐敗、人性墮落、文化低俗等等問題，這些恐怕也是中國問題的重要組成板塊。先行的國家用什么方式解決這些問題？ 積累了哪些可供我們學習與借鑒的經驗與教訓？ 就學術界而言，?？碌囊幱柵c懲罰、話語與權力等理論引入后，整個社會的運作機制、特別是意識形態的把戲尷尬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路治龅碾m然不是中國問題，但得出的結論卻具有一般性，持續啟發著人文社會諸多學科的研究。而文化研究傳入中國以后，文學作品接受的慣習被撬動，閱讀者的感受經常被刷新。能把這些從中國文學作品中得出的新感受排除在真正的中國問題之外嗎？
現今，任何理論都很難放之四海而皆準，甚至準確到枝枝節節。在難以逆料的現實經驗沖擊下，文學理論也需要不斷地進行調適，否則，難免會膠柱鼓瑟或緣木求魚。而且，任何理論也不能奢求一家獨霸，而必須和思想場域中的其他理論進行對話、辯論。換句話說，理論同樣形成了一個繁復交錯的關系網絡，它們在相互聯系、相互區別中界定彼此的方位與身份。正是上述雙重的壓力共同塑造出一種新的理論---也即是說，它是融會貫通后的自然生成，既吸收了理論的一般性，又具備直面中國問題的特殊性。舉例來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時，還有其他形色各異的非馬克思主義在程度不同地傳播，譬如，其時知識界認作“社會主義”來介紹的新思潮---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合作主義、泛勞動主義等等。在仔細對比、分析、辨別并經過多輪激烈論戰之后，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才最終轉向了馬克思主義。而這個馬克思主義在其后的革命過程中也遇到了嚴峻的現實考驗。多次失敗的事實證明，仿照蘇聯式的從大城市發動起義取得革命成功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經過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共產黨人終于摸索出一條獨具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歷史啟示我們，原汁原味的理論套用會有麻煩，而原汁原味地原創，煉出一塵不染的理論公式則是偏執。如劉小楓所言： “建構中國的社會理論，靠支配中國思想界一百年的民族性比較的辯護心態（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 ,肯定會落空”.原創的焦慮必然會誘發同等乃至更大規模的怨恨，這是一種狹隘的民族自尊所孕育的怨恨。顯然，一竿子把外來文學理論全部否決，并大力宣揚冰清玉潔的原創，不過是這種怨恨之情的變相抒發罷了。該來的總是要來的，為了更好地探究中國問題，與其這樣自怨自艾，不如坦然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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