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他理解的局限性，用自我的方式來理解和表述這個世界。任何事物都沒有一個終極的意義，所謂的“意義”都完全基于不同的理解。在文學和文藝評論中，有誰能說他對于文本的解讀是徹底正確的? 每一位評論家都用他們自己的方法來詮釋文本，建立自己的理論。同時，他們反對甚至攻擊他人的解讀，以維護其在特定領域的權威。
但他們是否意識到，在攻擊他人的理論時，其自身的解讀就不是徹頭徹尾的誤讀? 誤讀并不是評論家們的專利，作者和普通的讀者也難以逃脫。Harold Bloom 就曾大膽地宣言“所有的閱讀都是誤讀”。在很多文學理論中我們都能尋到誤讀理論的蹤跡。盡管評論家們對于如何研究文本有自己的獨特見解，但也難免在為誤讀添磚加瓦。
一
誤讀，據牛津英語詞典的解釋，是指在閱讀、理解或判斷時出現的差錯，但作為一種文學理論，它具有更廣泛的含義。誤讀理論的概念最初由一些美國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家們提出，他們包括 Paul da Man、J． Hillis Miller、Gesffrey Hartam 和 Harold Bloom。他們的作品大多基于 Derrida 和 Barth 的解構理論。
“耶魯四賢”就曾宣稱閱讀就是誤解，誤讀既是寫作，寫作等于誤讀。誤讀的感念可以從閱讀理論和寫作理論兩方面來分析。在提到誤讀理論的本源時，有兩位理論家不能忽視，一位是瑞士語言學家 Saussure，另一位是法國哲學家 Derrida。Saussure 擺脫了以共時法作為語言學研究的傳統，開創了以歷時法研究語言的新局面，并發現了在言語和語言之間的巨大差異。他指出任何符號都是由能指和所指兩部分組成。前者是指文字的語音和書寫的痕跡，后者是指詞的含義。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任意的，并不固定一致。意義就在符號的互異性中產生，也就是說，言語的意義并不直接對應客觀現實。語言是一種獨立的系統，意義并不是由說話者決定，而是由整個語言系統說了算。能指和所指關系的不確定性使我們懷疑，能指是否能夠真正意義上的傳達現實的含義，我們是否能夠通過能指掌握真正的所指。也許這樣的懷疑直接導致了對由一系列能指所組成的文本的誤讀。
Derrida 作為一名解構主義理論家，他提出了“延異”的概念?！把赢悺币辉~的發明是為了傳達符號間本質的差別，即有“差異\\( differ\\) ”又有“延遲\\( defer\\) ”的意思［1］?！安町悺笔莻€空間概念: The sign emerges from asystem of differences which are spaced out with-in the system． 而“延遲”是時間概念: Signifiersenforce an endless postponement of 'pres-ence‘． Derrida 認為語言是一個具有極端形式的差異系統。任何能指都在與所有其他能指的差異中承擔所指的內容。換句話說，符號自身就包含了其它所有符號的痕跡\\( “所指”的散播\\) ，而它的含義也就來自于這些痕跡的自由組合，因此很難將他們確定。同時表達活動總是包含著延遲的沉默，一些所指的不在場，使得意義被延遲。Derrida 認為在寫作和理解的過程中沒有完全的所指，符號只是一系列沒有所指的能指，因此，能指所形成的是不確定的意義，或許我們只能稱之為釋義的過程。意義的不在場，使我們只能擁有一個釋義的過程，而非意義本身［2］。
Saussure 和 Derrida 都否定了能指和所指間的對應關系。語言這種任意的特點使得誤讀無法避免。語言的局限性導致不能完整的表達思想。在落實到文字之前，作者的意圖已經被異化和扭曲。而讀者在閱讀這些文本時，接受的只能是作者的謬誤。
誤讀同時也由修辭\\( rhetoric\\) 的二重性產生。閱讀是一種特定的揭示: 它不僅揭示真實，也暴露謬誤。而修辭的古意是指說服的藝術。De Man 非常關注在修辭論述中的比喻\\( tropes\\) 理論?！氨扔鳌蹦軌蚴棺髡咧复硕运? “暗喻”可以用一個符號替換另一個; 而“轉喻”又能將符號鏈中的某個符號的意義轉變為另一個符號的含義。比喻遍及語言，又具有動搖邏輯的力量，因此比喻否定了語言直接指示功能存在的可能性。De Man表示，正如批評的洞察力源自批評的盲目，所以明確的批判性反思的段落或文學文本中的專題性陳述似乎依賴于對段落中比喻使用的抑制。De Man 也認為是語言和比喻的效果阻止了對現實的直接表述。語言本身的比喻意味著使其不具有直接的指示和表達的意義，故而不存在原始的非比喻性語言，也就是說，語言的指示功能總是被比喻所污染。如果我們將這個觀點用于評論就必然會發現閱讀逃不開誤讀的命運，因為比喻必然會滲透到評論和文學文本之中。寫作和評論性寫作基本上符合我們稱之為“寓言”的文學形象，它是一個符號序列，試圖遠站于另一個符號序列之外尋求它的位置。
文本是修辭虛構的產物。文本的語言具有虛構和修辭的特質，兩者都帶有不確定、不真實，甚至是欺騙的性質，因此文本和語言的修辭不可能是真實的顯示，只能是謬誤，而虛構和修辭的特質也并不會減弱文本的文學功能。De Man 同時認為一個文本如果排斥或拒絕誤讀，那它必然會喪失它的文學功能，一個文本應該允許和鼓勵誤讀。
解構主義理論家們給予互文性極大的關注?；ノ男岳碚撜J為文本不是由單一作者獨立完成的一個閉合的實體，而是吸收和重創了其它的文本。用 Krestiva 的話說，文本是一幅引文的馬賽克畫。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的，存在于互文產品的序列中，與以前和以后的文本具有緊密的聯系。沒有一個文本是獨立完成的。在 Bloom 的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和 A Map of Misreading 中，他認為每一個文本都是互文文本，都是基于其它文本的。
它們間的關系存在于“誤解”\\( “誤解”應該包括誤讀、誤會、誤釋\\) ，因此，他也認為所有的閱讀都是誤讀，閱讀不能顯示內在的客觀含義?；ノ男詫е挛谋緝群x的泛濫，當其它文本被帶入一個新文本中時，它們自身所涵蓋的意義也被同時攜入到新文本中。在小說中，我們經常能看到被借用的材料，例如古代故事、歷時文獻、民間傳奇，甚至時事新聞。
這些文本或材料都具有各自的意義，當它們被帶入新文本時，仍舊發揮著它們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故而新文本就充滿了各種不同的意義。由于存在不同的意義，因此讀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或方法進入文本并形成對文本的個人解讀。同時，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其中的一個解讀比另一個解讀要更加出色。讀者不可能同時擁有所有的解讀，也不可能有足夠能力作出明智的選擇。文本中所含的大量不一致的解讀使讀者面臨一個兩難的境地，而這個兩難境地就是有文本中意義的泛濫所造成的，因此，讀者很難得出一個明確的解讀。而每一個解讀又總是既揭示又隱藏了文本真實合理解讀的缺失。
由于語言和修辭的不確定性，以及文本自身的特質，使其處于一個矛盾的境地，同時在不斷的解構中，最終成為一個屬差的雜合體。
二
誤讀可以分為三種: 作者誤讀自己的文本，評論家誤讀作者的文本和一般讀者誤讀他人的文本。對于一般讀者來說，在閱讀歷史文本時，更容易產生誤讀。
在精神分析評論中，學者們用精神分析的原理證實了閱讀過程和文學反應之間的原動力。精神分析學家們認為閱讀的樂趣得之于文學文本將讀者無意識的意愿和恐懼轉變為可接受的文化性的事物。文本為讀者和作者提供了一個實施共謀的合適場所，兩者深陷于對文本不可救藥的錯覺中。Norman N．Holland 發展了精神分析理論。他對閱讀過程投入了很大的關注，他從不認為文本是一個可以從讀者那里得到保護效果的穩定的實體。Holland 把讀者的功能放在顯著的位置，并提出了交易理論來解釋讀者和文本間的關系。根據其解釋，整個閱讀交易可以被分成四個步驟，即讀者初次遇到文本\\( 充滿期望的等待\\) ; 選擇一個可以被帶入文本的欲求;在文本中獲得該欲求的回應\\( 一種典型的錯覺\\) ; 將此欲求釋為該文本的主旨。Holland指出在讀者自由聯想和他們的個人相似主題\\( 包括他們的個人生活經歷\\) 間有緊密的關系。他也認為在讀者閱讀時，他們往往將從生活中所獲得的個人心理體驗消融在所讀的文本中。這樣，他們會在文本中無意識的建立起一個他們自己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在他們的頭腦中已然存在。讀者對于文本的解讀顯然是他們自身恐懼、需求和欲望反射的產物。因此文本到底說了什么并不是他們所要關心的，他們所關心的只是文本中是否回應了他們的欲求。
以讀者為中心的文學批評理論指出文本的含義并不是它自己產生的，而是產生于文本與讀者的互動中。文學文本中充滿著需要讀者去填補的空白。讀者也毫不客氣的將他們的聯想去填補這些空白，所以當他們在閱讀一個新的文本時，他們必然將其頭腦中早已存在的文本帶入到新文本中。先前所存的文本或許互相抵觸，但無論這些前文本有多么的不同，它們構成了讀者的個人知識。讀者已有的知識通常來自于先前的閱讀、個人生活經歷或者是整個社會的共識。HansＲobert Jauss 借用了自然科學中“規范形式”的概念來解釋為什么同一時代的讀者對于文學會形成相似的觀點。Jauss 認為讀者的閱讀或者作者的寫作都受到共識\\( 或規范形式\\) 以及同時代文學規范的制約當然這些共識包括對于文學本身的看法和文學的自身背景。正是基于這些共識，讀者們形成其個人的期待版本，而期待版本又使他們在閱讀新文本時帶著事先形成的觀念，所以廣泛來講，誤讀對于讀者來說是難以避免的。MartinHeidegger 指出超越歷史和時代的純客觀事物是不存在的，對所有事物的認識必然和先念并肩而行，并受其深刻的影響，因為任何先念都是人思想的反映。同時人的思想又總是受歷史條件的制約，故而對任何文本的理解必然是歷史性的。Hans Geory Gadamer 發展了 Heidegger 的理論，強調歷史條件對于讀者的成型效果。作為歷史性的存在，人都被銘刻上了時代的歷史痕跡，因為擺脫不了主觀意志，人不可能以公正客觀的視角去考察過去，因此，人們總是以有限的當代視角去審視歷史。先念和歷史條件的因素使人無法了解文本的真正含義。
當我們在考察誤讀理論時，還得考慮到Foucault 的話語理論。Foucault 認為話語\\( 尤其是強勢話語\\) 在不斷的塑造和再塑造我們的思想。話語以外無物可存，話語以外事物也不具有任何意義。事物只有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才是真實的，才具有意義。每一個時期，話語都產生一系列主客觀的認知模式，它們因時而異，彼此也沒有必然的聯系。作為生活在話語中的人，其思想受到話語的控制，所以在閱讀任何文本時，必然會為話語而影響，正因為如此，只有當文本的內容和含義與時代的話語相一致時，它才可能為人所接受，那如何來閱讀古人的文本呢? 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話語和語境，現代人可以用現在的話語去理解古人的文本嗎? 在對于世界和社會現象方面的理解上，古人和現代人之間定然存在巨大的差別，所以對于現代讀者來說，在閱讀古人的文本時誤讀也就在所難免了。Foucault 也指出話語意味著力量，強勢話語對整個社會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為了維護其權威，有意識的誤讀一些文本也是常有的事，而文本中的不同聲音被扭曲和誤讀來迎合強勢話語的需求，這也是為什么對于同一條新聞會有不同的版本。
三
誤讀也可被認為是一種創造性行為。如果誤讀不僅是指在閱讀中出現錯誤，也是讀者和作者無法回避或者無法復原文本真實意義的行為，那么誤讀也就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創造性行為。
Harold Bloom 認為，從第一位真正的“獨立”詩人 Milton 以來，詩人們意識到他們遭受了“遲來”的困頓: 他們害怕他們的詩歌教父已經使用完了所有可獲得的靈感。他們經歷著俄狄浦斯的仇恨和顛覆父權的極度渴望，這種對于反抗精神的抑制激發了各種防衛策略的興起。沒有一首詩歌是孤立的，它總是存在于與其它詩歌的聯系中。為了繼續這種被延誤的寫作，詩人們必須奔赴靈魂的戰場，去贏得一份自我的聯想空間，這就意味著以“誤讀”大師來創建新的釋義，這種“詩意的玩忽職守”為詩人們創造了所需的空間來傳達他們自我真實的靈感。失去了對前人文本意義的反抗性歪曲，傳統必將扼殺所有的創造力?！懊恳粋€詩人都在為創造性的誤讀他們的前人而奮斗! ”\\( Harold Bloom\\)從 Bloom 的話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誤讀的創造性力量，這不僅針對詩歌作者，也包括其它文本的作者在內。如果一個作者想要創造新的事物，而不是對于前人亦步亦趨，那他就應該以嶄新的方式來閱讀前人的文本，找到突破口，并以此為契機來創造自我的寫作空間?；蛟S，誤讀對于作者來說是將前人的影響降到最低的最佳方法。文學創作也幾乎是基于對前人文本的誤讀和扭曲。無論怎樣艱難的嘗試，作者不可能跳出歷史和傳統的牢籠，唯有對前人文本的誤讀和扭曲，或許才能達到其創作的成功。
誤讀作為創造性行為，它可以產生“靈感”，給我們帶來創造性思考，得出具有創造性的批評。越是誤讀越能創造; 誤讀得越深創造力也越強。評論性寫作也如同文學寫作一樣，具有誤讀的性質，批評作為對文本的近距離考察，給我們展示了一幅文本的“誤讀地圖”。因而，只有基于誤讀評論家們才能為考察文本拓展的空間，為我們提供新的視角并揭示文本的不同含義。對于評論家來說，誤讀并非壞事，而是一種創造性行為。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批評需要誤讀。
參考文獻
［1］趙一凡，張中載，李德恩． 西方文論關鍵詞［M］．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211．
［2］陳曉明． 德里達的底線［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