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謂朱熹的“詩”學，包括他的《詩》學、詩論、詩作及貫穿三者的詩歌美學“平易”主張，是整合三者并揭橥其詩歌美學主張的研究。朱熹“四書”學體系的建立是儒家思想史上的革命性事件，其實質是對漢以來千年“五經”地位的降次。
這一降次行動是他懷疑進而廢黜漢唐“五經”學的結果，如他以《詩》為里巷歌謠、朝廷宗廟的樂歌而不是漢唐經學體系化的政教美刺工具。但是，朱熹對漢唐《詩經》學的由疑而黜并不代表他對《詩》的廢黜，因為他在對《詩》篇詩歌本體認識的基礎上，又新建了理學化的《詩》學體系。朱熹于《詩經》的思路也適用于他對詩的態度，作為理學家，他和其他理學家一樣也是貶抑詩的，但他卻又是貶而不廢的，這一點表現在他既有詩人的詩論又有千三百首詩的創作上。詩歌美學風格上，朱熹整體是一個“平易”的主張，《詩》三百篇的里巷歌謠、朝廷宗廟的樂歌指向了“平易”，其反復于詩的申說也是“平易”，其詩歌創作的以古體為主則是“平易”主張的實踐。
一、降而不黜《詩》
儒家“六經”之說始于《莊子》，其《天運》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保?］\\(P．531\\)公元前136年，漢武帝設“五經”博士，以行政干預的手段奠定了《五經》千年儒家經典的尊貴地位。公元1190年，朱熹合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四書”，并以之為“《六經》之階梯”［2］\\(P．2629\\)。朱熹“四書”、“五經”的新儒家典籍體系，實質上已是對“五經”的降次。
朱熹降次“五經”，作為“五經”之一的《詩經》當然在被降次之列。就《詩經》來說，朱熹盡管以其為詩而客觀上降低了其儒家思想的承載價值，但他并沒有將其剔除新儒學的理學體系，而是懷疑漢唐舊《詩經》學并加以辨正后，將其化為新的理學《詩》學。
\\(一\\)對漢唐《詩經》學體系的由疑而廢
朱熹降次《詩經》，基本表現是其對千年漢唐《詩經》學的懷疑進而廢黜。欲亡其木先斬其根，就漢唐《詩經》學來說，《詩經》編纂上的“孔子刪《詩》”說和詩篇內容上的“思無邪”說，無疑是《詩經》作為圣經的兩塊基石?？鬃印皠h詩”說的提出者是司馬遷，他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保?］\\(P．1936\\)后為班固、鄭玄等大儒所贊同，遂為千年不易之論。
但朱熹一句“那曾見得圣人執筆刪那個，存這個!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2］\\(P．2056\\)，以傳言之不可信目孔子“刪詩”說，無疑是在動搖漢唐《詩經》學的根本。和司馬遷的孔子“刪詩”說相比，《論語·為政》的“思無邪”說則具有更高的權威性，因為它出自孔子之口，但朱熹一句輕描淡寫的“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2］\\(P．2056\\)，就顛覆了詩篇思想內容純正的權威。朱熹認為就《詩》三百篇的內容來說，不是全部“無邪”而是部分“有邪”:“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竦プx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保?］\\(P．2068\\)朱熹以“思有邪”論《詩》，顯然是在和圣人唱對臺戲，盡管他能夠以“有邪”之詩的作用在于“懲創人之逸志”來自圓其說而維護了圣人的尊嚴。但朱熹的目標不在圣人而在于漢唐《詩經》學。朱熹打擊漢唐舊《詩經》學，炮火集中在了《毛詩序》上?！睹娦颉酚小洞笮颉?、《小序》之分，其內容在于指出詩篇主旨，代表漢唐《詩經》學以美刺解《詩》的體系。漢唐學者為抬高其《詩經》學地位，有《大序》為孔子或者孔子弟子子夏所作之說。朱熹說:“詩《大序》亦只是后人作，其間有病句?！保?］\\(P．2072\\)以“有病句”這樣的低級錯誤，直接否定了圣人所作的謬說，并激烈批評曰:“《詩序》作，而觀《詩》者不知《詩》意!”［2］\\(P．2074\\)這無疑是在說，《詩序》于詩篇主題的理解，是偏離甚遠的謬以千里!朱熹的疑《序》并不孤獨，其前鄭樵已開先河，據朱熹說:“《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后知《詩序》之果不足信?！保?］\\(P．2076\\)《詩序》非圣人作，《詩序》不足信，朱熹這里無疑已經否定了《詩序》對《詩經》的存在價值，而這一認識的直接結果是他的《詩集傳》的廢黜《詩序》以解《詩》:“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缎颉烦鲇跐h儒，反亂《詩》本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卻自分曉。
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令編排放前面，驅逐過后面，自作一處?！保?］\\(P．2074\\)鑒于《毛序》對《詩》的負面價值太大，朱熹的《詩集傳》不再以《毛序》為《詩經》有機組成部分，而是另行處置，專門以《詩序辨說》一書辨析《序》說之謬:“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保?］\\(P．2079\\)由于《毛序》是漢唐《詩經》學的標志，朱熹《詩集傳》的廢黜《毛序》，其實質也就是對漢唐《詩經》學內容的廢黜。何者為漢唐《詩經》學內容?美刺政教而已。在朱熹降而不黜《詩》的中間有一個環節，也就是他的視《詩》是詩。這是他以“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2］\\(P．2089\\)評論漢唐毛鄭美刺政教《詩經》學的基礎。正是基于視《詩》是詩，所以朱熹目光犀利地發現并指出，歐陽修于三百篇本義的有所發明在于他的文學功底:“意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保?］\\(P．2089\\)朱熹視《詩》是詩，具體又有里巷歌謠、朝廷宗廟樂歌之分: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歌樂之詞。［4］\\(P．105\\)情感表達是《詩》三百篇第一位的東西，是本、是體，政教美刺是第二位的，是末、是用。但是，漢唐《詩經》學卻本末倒置，說什么“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5］\\(P．16－17\\)?？傊?，因為朱熹視《詩》是詩，故而其《詩》學邏輯是:詩人情感即時直接的抒發并非篇篇具有美刺動機，所以漢唐《詩經》學的政教美刺內容體系是應該廢黜的不科學體系;《詩》篇意義的含混性、能指的多樣性、功用的可擇取性，為新的理學化體系的建立提供了附著的母體。
\\(二\\)建立新的理學《詩經》學體系
朱熹的不黜《詩》，表現在他在廢黜漢唐《詩經》學政教美刺內容后，建立新的理學《詩經》學體系上。朱熹的新理學《詩經》學體系，可以劃分兩大板塊展開論析:一是所謂的正《風》、正《雅》及三《頌》之篇，再是變《風》、變《雅》之篇。
前者以內容的正價值被朱熹做了理學解釋，后者則體現朱熹勸懲以敦風化的詩歌功用觀。所謂正《風》，即二《南》的二十五詩篇，朱熹結合《大學》對其作了周文王政治教化效用的解釋，將詩篇分類比附到《大學》之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上:《周南》前五篇的《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等，體現了“文王之修身齊家之效”［6］\\(P．411\\)［《桃夭》、《兔罝》、《芣苢》體現了“家齊而國治之效”［6］\\(P．411\\);《漢廣》、《汝墳》，則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6］\\(P．411\\);《鵲巢》至《采萍》“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6］\\(P．420\\)，《甘棠》以下則“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辭惟無及于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6］\\(P．420\\);周文王政治教化所達成的最終境界，朱熹說是“其民皡皡而不知為之者”［6］\\(P．420\\)的天下從化卻渾然不知的止于至善。正《雅》又分正小《雅》和正大《雅》:前者朱熹以儒家倫常主要是君臣、兄弟朋友之倫解之;后者朱熹說是朝廷之上的受厘陳戒之辭以發先王之德［6］\\(P．543\\)。正小《雅》，朱熹認為以君臣倫理為內容的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采薇》、《出車》、《杕杜》、《蓼蕭》、《湛露》和《彤弓》等。其中《鹿鳴》是溥泛適用的君臣之義;《四牡》是“勞使臣”［6］\\(P．544\\);《皇皇者華》是“遣使臣”［6］\\(P．547\\);《采薇》是“遣戍役”［6］\\(P．522\\);《杕杜》是勞還役［6］\\(P．557\\);《出車》是“勞率，故美其功”［6］\\(P．557\\)之詩;《蓼蕭》、《湛露》和《彤弓》則是言君主和諸侯之義?！冻ｉΑ吩妼懶值苤x?！斗ツ尽菲獎t以朋友之倫為內容。正大《雅》的先王之德主要是周文王之德，此外還涉及后稷、太王等，其中以文王之德為內容者有《文王》、《大明》、《思齊》、《皇矣》、《靈臺》等詩。文王之德上合“天理”下得“民心”，《文王》詩的“聿修厥德。永言配命”文中的“命”，朱熹釋為“天理”，說“命，天理也?！孕奁涞?，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于天理”［6］\\(P．654\\);《皇矣》篇詩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以“帝之則”為“天理”，言文王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6］\\(P．668\\);《思齊》篇的“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朱熹解為“性與天合”，“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于法度。雖無諫諍者，而亦未嘗不入于善……所謂性與天和是也”［6］\\(P．664\\);朱熹還進而主張，王道政治的“循天理”，其旨歸在于得民心，故而《靈臺》篇“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文，朱熹解釋為“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不召而自來也”［6］\\(P．669\\)。文王的“敬”德:《文王》篇的“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朱熹解為“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6］\\(P．347\\)，《大明》篇的“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文，朱熹解為“恭慎之貌……所謂敬也”［6］\\(P．347\\)。至于三《頌》倫理學，朱熹曾曰:“《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里面有多少倫序，須是仔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保?］\\(P．503\\)朱熹變《風》變《雅》的懲戒之用思想，立足是詩篇內容的非“中和”:“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保?］\\(P．347\\)變《風》內容的非“中和”，朱熹說“‘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只是說正詩，變《風》何嘗止乎禮義!”［2］\\(P．2072\\)并指出具體篇章曰:“《桑中》諸篇曰‘止乎禮義’，則不可?！薄啊渡Ｖ小酚猩醵Y義?”［2］\\(P．2072\\)若說變《風》中非“中和”之詩對于接受者的作用在于“懲”的話，朱熹則認為變《雅》主于“戒”:“皆一時賢人君子閔世病俗之所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閑邪之意?！保?］\\(P．351\\)變《雅》是有識之士秉持中正良心而有感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鑒戒之作，就詩篇來說:“《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召以后作?！保?］\\(P．344\\)
總之，朱熹降而不黜《詩》，廢黜漢唐《詩經》學美刺政教的體系，建立新的理學化體系的根基是視《詩》是詩，即不以《詩》篇為高深難測的圣人意旨而是普通詩篇看待進而理解之，用朱熹自己的話說就是當做今人作的詩看待:“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保?］\\(P．2083\\)甚至當做自己作的詩看待:“讀《詩》正在於吟詠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保?］\\(P．2086\\)朱熹視《詩》是詩，主張將其看做今人甚至自己作的詩來看待，那么他又是怎樣看待詩、古今詩人詩作的呢?他自己的詩作又是一個什么情況呢?
二、貶而不廢詩
作為一個理學家，朱熹和同時代的其他理學家一樣，對詩也持貶抑態度。詩歌是文學的基本樣式，貶抑文學邏輯上也包括貶抑詩歌。他們以文學\\(文辭\\)為鄙陋:“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保?］\\(P．32\\)以文學是道德余事:“力有馀則學文?！保?］\\(P．80\\)甚至有作文“害道”、“玩物喪志”、文人為“俳優”之說［8］\\(P．44\\)。具體到詩，朱熹曰:“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保?］\\(P．3333\\)又曰:“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保?］\\(P．3333\\)又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保?］\\(P．3334\\)但朱熹又不像有些理學家那樣完全否定詩的價值，而是持貶而不廢的態度和做法，這和他對《詩經》在經典中的地位的降而不黜是同一的思維和處置模式。朱熹的不廢詩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被明代文征明譽為“詩人之言”的詩論，二是親力親為地創作了千三百首詩并以之名家。
\\(一\\)“詩人之言”的詩論
朱熹論詩材料于《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有輯，另有明人所輯《晦庵詩話》以及今人《宋詩話全編》本《朱熹詩話》。朱熹的詩論，文征明《晦庵詩話序》的評價可謂公正之論，一曰朱熹“未始不言詩”，再曰“其所為論詩，則固詩人之言也”，指出朱熹不但論詩，而且還是很專業的詩論家。此以《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為據考察，發現朱熹論詩時間跨度大、品評詩人多且有明顯的側重。以時代順序，朱熹品評的詩人詩作有:周代論到《關雎》詩，漢代論到樂府，漢魏論到曹操、曹丕詩，六朝論到陶淵明、謝靈運、劉琨、鮑照等詩人及其詩作，唐代論到杜甫、李白、韋應物、李隆基、韓愈、李賀、劉叉、白居易、劉禹錫、王維、孟浩然、寒山詩等，宋代論到石延年、楊億、蘇舜欽、梅堯臣、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秦觀、劉季孫\\(景文\\)、覺范、參寥、張耒、蘇轍、崔鶠、潘大臨、李清照、與魏玩\\(魏夫人\\)、曾文清、張栻、劉叔通、江文卿、方伯謨父子、黃子厚、徐思遠、程克俊、趙昌父、徐斯遠、韓仲止、劉淳叟、上官仲恭、楊廷秀詩。自周至時下，跨度兩千年，品評詩人自曹操起五十余，可謂多矣。但朱熹于各代又不是均衡用力而是有側重點的，五十位詩人中唐前詩人僅六人，可見其側重的是唐宋詩，這也合情合理，因為中國詩歌發展到唐宋，才真正走向了它的成熟和高峰。唐宋詩中，他重點論及的是李杜詩和蘇門詩人黃庭堅詩及江西詩派詩，因為它們在中國詩史上有重大影響，地位突出，任何論詩者皆不得回避，盡管可以有不同看法。朱熹的詩歌理論主張也是在評論這些詩人詩作時表達出來的，如他的多面向的詩歌風格論。
朱熹能辯證地看待詩人的詩風，并能對詩人作心靈洞悉，如他一面說陶淵明的詩“平淡出于自然”［2］\\(P．3324\\)，一面又說陶淵明骨子里豪放，只不過“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2］\\(P．3325\\)。
李白詩以豪放著稱，但朱熹卻看到其也有“和緩”之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2］\\(P．3325\\)朱熹還談到了性格氣質和風格的一致關系，他說唐明皇詩風的“飄逸氣概”源于其性格氣質的“資稟英邁”［2］\\(P．3325\\)，石延年的胸次極高為人豪放則導致了其詩風的“雄豪而縝密方嚴”［2］\\(P．3329\\)，李清照詩的雄風豪氣，源于他們性格中乾乾剛健的大丈夫氣概:“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燥猩?，至死薄殷周?！猩⒎菧涞脟?，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2］\\(P．3332\\)性格氣質和詩歌風格的關系外，朱熹還有風土人情和風格關系的理論，他說:“某嘗謂氣類近，風土遠;氣類才絕，便從風土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后來皆做出婺州文章，間有婺州鄉談在里面者，如呂子約輩是也?！保?］\\(P．3335\\)但他認為性格氣質、風土人情兩者對詩歌風格的影響又不是同等的，是前者重要于后者的。朱熹還有詩人詩作的淵源論，除蘇黃江西詩人的淵源外，他還具體論到了某些詩人:他說李白詩是在學《文選》，“李太白終始學《選》詩”［2］\\(P．3326\\)，李白的古風學陳子昂《感遇詩》，并說“多有全用他句處”［2］\\(P．3326\\);他還以家學淵源論詩，說某人“是某人外甥，他家都會做詩，自有文種”［2］\\(P．3335\\)，又說徐思遠詩較好是有家學淵源的，他是“程克俊之甥，亦是有源流”［2］\\(P．3331\\)。朱熹還以虛靜論創作，認為作不出好詩是因為“心里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里鬧，如何見得”［2］\\(P．3333\\)。虛靜是做一切事情的必備心理狀態，作詩當然也不能例外。朱熹的詩論盡管是專業的“詩人之論”，但有意無意也會露出理學的馬腳，如:“人不可無戒慎恐懼底心?！n文《斗雞》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粐娨恍选?，即所謂懼也?！保?］\\(P．3327\\)這里就對“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詩句做了理學“戒慎恐懼”內容的解讀。朱熹盡管以學詩為第二義，但他還是給出了學詩的正確路徑:“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保?］\\(P．3333\\)他批評學詩走了彎路者曰:“不去學好底，卻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峣崎底?！缃鼤r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保?］\\(P．3334\\)這也是朱熹貶而不廢詩的表現。
\\(二\\)以詩名家的創作成就
朱熹的貶而不廢詩，還表現在他以詩名家，有和詩圣杜甫相當的千三百首詩的創作成果上。朱熹詩歌創作在當時已天下有名，并以此被胡銓舉薦朝廷，據《鶴林玉露》甲編卷六:“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保?］\\(P．112\\)他的詩在歷史上也屢獲好評，宋人李涂就贊其為“《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10］\\(P．95\\)，明人胡應麟《詩藪》則說朱熹古體詩南宋第一。今人錢穆《朱子新學案》說朱熹如果不是一個理學家，也肯定會以詩人而名垂青史。
看來，朱熹盡管貶詩，但他已確然在詩歌創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朱熹的詩歌創作和他的詩論是基本一致的。在詩體方面，他創作上貫徹了提倡古體而批判今體的主張，其詩作幾乎全為古體，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上文胡應麟就將其評為南宋第一。他主張詩人詩作的淵源，而他的古體詩作也有家學和師承。朱熹的父親朱松好詩而推崇古體。朱熹自己為其老師劉子翚的詩集所作的跋文“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11］\\(P．3968\\)所流露的褒贊之義，不難得出他的古體詩創作會受其所敬重師尊的影響的結論。朱熹主張詩歌創作“適情”說，他的詩篇多是有感而發的即時之作，而非為做詩而做詩的苦“做”之得。朱熹的詩作可分為應酬贈答詩、感事抒懷詩、詠物寫景詩、理趣理學詩等。應酬贈答詩在朱熹詩作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由于這部分詩沒有多少社會價值，也多不是哲理感悟的名篇，故而影響不大。說其價值不大，也并非說這類詩一點兒積極價值也沒有，其實，這類詩中的某些篇章，還是有可以稱道之處的，如《雨中示魏惇夫兼懷黃子厚二首》就向讀者展示了友情之可貴。還有一些游覽酬唱之作如知南康軍時對山水勝景的描寫及其游覽之樂的再現也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朱熹的詩有較大社會價值的是那些感事抒懷詩，感事抒懷詩為有感于事的即事命筆之作，如紹興三十一\\(1161年\\)欣聞南宋軍民取得抗金勝利的消息時，他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與興奮寫下的《感事抒懷十六韻》、《聞二十八日報喜而成詩七首》，有感于民生疾苦的《杉木長澗四首》，還有自己身心處境的心理寫照的《夜坐有感》、《病告齋居作》等。詠物寫景詩是朱熹詩作中的又一大類，多為對物對事即時地有感而發，如《邵武道中》是行役游子悲情的書寫，《夜聞子規》則是孤寂之感的傾訴。這類詩中最應引起注意的是他吟詠梅花之作，有《梅花兩絕句》及組詩《十梅詩》的《江梅》《嶺梅》《野梅》《早梅》《寒梅》《小梅》《疏梅》《枯梅》《落梅》《賦梅》等，朱熹是在通過梅花不同情狀的詠嘆以自況自己即時的心境。朱熹的理趣理學詩是歷來最受關注的一類，這當然是由于其理學宗師的身份所造成。理學詩是宋代詩的一類，是理學家以詩的形式闡發理學的內容，如邵雍的《伊川擊壤集》。朱熹理學詩的代表是“病中默誦《四書》，隨所思記以絕句”［12］\\(P．5\\)的《訓蒙絕句》百首，由“隨所思”之語可見也是他“適情”詩論主張的貫徹，因而在創作的緣起上具有些許的詩性。
不惟如此，朱熹的理學詩還多以其形象性而給人美的享受，如《克己》是以“拂垢鑒”喻“克己”的理學修養功夫，《曾點》詩的“曾點氣象”胸次的春游過程的描寫等無不如是。當然，朱熹理學理趣詩中的精品之作，還是那盡人皆知的《觀書有感二首》和《春日》一首。其實，我們分朱熹的詩作為應酬贈答詩、感事抒懷詩、詠物寫景詩、理趣理學詩等類別，只是為了研究需要的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嚴格說來這并非完全符合朱熹詩作的現實，因這四種之間其實是相互滲透而互有彼此的，如應酬贈答詩、詠物寫景詩中也會有理學理趣的內容，詠物寫景詩中也有應酬贈答之什，如《十梅詩》，正所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無論怎樣，有一點是不變的，即即時有所感有所悟的“適情”之作始終是朱熹詩作的主導面。道學是嚴肅的，抵制異端邪說的侵襲于隱微之間是醇儒內在的基本要求，故而朱熹《近思錄》專辟“異端之學”一卷，以楊、墨、申、韓、佛、老之學為異端而佛老為害尤甚。朱熹在正規場合批佛老不遺余力，但在他的詩作中，卻時不時有佛老思想的流露。就是這個時不時的流露，恰可是朱熹“適情”為詩主張的證據:《讀道書作六首》流露戀仙羨道之意，《聞蟬》詩“悄悄山郭暗，故園應掩扉。蟬聲深樹起，林外夕陽稀”以適聞蟬聲而以蟬鳴反襯環境的靜寂，給人蟬與禪諧音雙關的聯想，禪味十足。
朱熹反對“做”詩，寵愛古體，主張詩應是“適情”之作，其實都和一個因素有關，即他于詩歌風格上所提倡的“平易”詩風，因為所有這些，和“平易”詩風的提倡存在著內在的甚至是互為因果的關聯。朱熹提倡“平易”詩風，這是他論詩時反復申說的觀點，而這種觀點其實也適用于他的《詩》學，或者說，他的《詩》學中也貫穿著他的“平易”的詩學思想，這一點可以從他以歌謠解釋《詩》三百詩篇來證明:十五《國風》是里巷歌謠，《雅》《頌》之篇是朝廷、宗廟的樂歌。故而可以說，“平易”是朱熹的“詩”美主張。
三、“平易”的“詩”美主張
在“詩”的美學上，朱熹整體上是一個“平易”的主張。他批評程子以義理解《詩》有深化《詩》義之嫌:“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保?］\\(P．2089\\)批評了張載的言行不一:“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粰M渠解詩多不平易?！?‘橫渠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卻不平易?！保?］\\(P．2090\\)批評呂祖謙:“伯恭說詩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某說，皆直靠直說?！保?］\\(P．2092\\)而他自己以“平易”解釋《詩》三百篇最直接體現是謂之以歌謠、樂歌。朱熹詩論也反復地標舉“平易”，以“平易”衡裁歷代詩人詩篇。
再者，他的詩歌創作也體現其“平易”的詩美主張。
\\(一\\)以歌謠、樂歌解《詩》
朱熹的以歌謠、樂歌解《詩》指的是他以里巷歌謠說《風》詩和以朝廷、宗廟樂歌說《雅》、《頌》之篇。以里巷歌謠說《風》詩，他曰:“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保?］\\(P．105\\)認為它們是下層男女的“相與詠歌”。朱熹又以正、變別十五《國風》，其中《周南》、《召南》由于是“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遇于淫，哀而不及于傷”［4］\\(P．105\\)的“中和”之音，故而為正《風》;其他十三《國風》由于“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4］\\(P．105\\)，“所謂先王之‘風’”的“中和”之音于此而變，故為變《風》。是為朱熹的《風》詩“里巷歌謠”說。從他的“里巷歌謠”說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二《南》正《風》詩篇是“中和”的治世之音;變《風》詩篇是亂亡之世的“淫亂”之音。作為“里巷歌謠”，《二南》詩篇也是抒情的詩歌，只不過是“中和”之音而已。從情感類型看，據其《詩集傳》可分贊美、贊嘆之情，男女情感，和樂之情三類。抒發贊美、贊嘆之情者，如《關雎》篇贊美后妃之德，《樛木》篇贊美后妃不妒忌而能團結眾妾，《螽斯》篇贊美后妃不妒忌而能子孫眾多，《兔罝》篇贊嘆即使兔罝之人也是國家棟梁的社會現象，《麟之趾》篇贊美公之子信厚，《鵲巢》篇贊美諸侯夫人的貞靜純一，《采蘩》和《采蘋》篇贊美諸侯夫人能夠守婦道、盡祭祀之禮，《甘棠》篇贊美召伯，《羔羊》篇贊美大夫節儉正直，《小星》篇贊美夫人不妒忌，《江有汜》篇贊美夫人能悔過，《何彼秾矣》篇贊美王姬能敬且和、執婦道等。抒發男女情感的詩篇，根據抒情主體和客體的不同，又可細分為思夫之情、反抗之情、單相思之情和懷春之情等，其中思婦詩最多，涉及的主體也較寬泛。思夫之情者，如《卷耳》是太姒思念文王之詩，《草蟲》是大夫妻思念大夫之詩，《汝墳》和《殷其雷》是民間婦女思念丈夫之詩。表達反抗之情者有《行露》和《野有死麕》，朱熹認為兩者的共同點在于都是青年女子表達反抗無禮男子強暴的激烈情感?！稘h廣》表現了一青年男子看上一年輕女子，因為女子貞潔自守而不敢追求的單相思情感，《摽有梅》則是關于一個到當嫁年齡的女子抒發懷春之情的詩篇，這兩篇是寫單相思的。表現和樂者，如《葛覃》篇寫后妃尊貴后依然保留樸素的生活方式，《桃夭》篇是關于民間男女婚姻及時、家庭和睦的內容，《芣苢》篇描寫了民間婦女無憂無慮地采摘芣苢的畫面?？梢娫谥祆涞慕忉屢曇爸?，《二南》二十五篇，篇篇抒情?！耙姟闭f是朱熹變《風》亂世之音的代表，它最能體現朱熹《風》詩“里巷歌謠”說精神實質，因為這些詩篇今天看來是地道的男女愛情詩，只不過其自由結合是不符合古代倫理規范的“淫奔”而已。依朱熹《詩集傳》，“淫詩”以《鄭風》、《衛風》為代表:“《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經》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多嵲姟范幸?，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缎l》猶為男女相悅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于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以鄭聲之淫，有甚于衛矣?！保?］\\(P．481\\)但“淫詩”的具體篇數朱熹卻沒有給出，研究上文，發現他所謂的“淫詩”是所謂關涉淫奔的詩歌，既可以是淫奔之人所作，也可以不是淫奔之人所作。淫奔之人所作之詩，既可以表達淫奔之時的男女相悅，也可以表達如《氓》那樣的淫奔之后被拋棄的后悔之意。非淫奔當事人所作的“淫奔之詩”，既可以就淫奔表達諷刺的態度，也可以像《凱風》那樣婉辭委諫，當然也可以是其他。這樣一來，《衛風》之中“淫奔之詩”恰好十篇，完全符合《詩集傳》的“四之一”說。而整個變《風》“淫詩”之篇當是四十之數，占總篇數一百五十九的四分之一強。
朱熹認為《雅》、《頌》分別是朝廷、宗廟的樂歌。關于《雅》詩，《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厘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捌渥円?，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保?］\\(P．344\\)朱熹接受舊說別《雅》詩以大小、正變，是朝廷音樂的歌詞:正小《雅》是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的朝廷宴饗的樂詞;正大《雅》是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的會朝之樂的歌詞;變小、大《雅》則是用了《雅》的朝廷之音的樂調，但內容已不再符合原調的主旨而有變化，是為“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類似后來的依聲填詞?？傊?，朱熹的以樂歌說《雅》、《頌》和以“里巷歌謠”說《風》詩有著共同的意圖，即《詩》從內容到形式上的“平易”特質。朱熹以《詩》為詩甚至為今人詩，是他《詩》學的出發點和歸宿:出發點云者，其意在于《詩》的平易;歸宿云者，在于體現其詩歌美學風格的追求和對時人詩歌創作上違背優良傳統的提醒，如他曰:“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2］\\(P．3324\\)
\\(二\\)詩論中的“平易”倡導
朱熹的“平易”詩美主張，還體現在他的詩論中。他要求詩“須是平易不費力”［2］\\(P．3328\\)，表揚陸游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2］\\(P．3328\\)，說“韓詩平易”［2］\\(P．3327\\)。朱熹“平易”詩美主張表現在詩體傾向上是重古體而輕今體。古體、今體的不同在于，古體重胸臆的抒發而今體重詩藝的雕刻，古體多真性情的直接表達而易為讀者接受因而平易，今體因詩作者的精力放置在字句的雕琢上而導致內容枯燥隱晦多為讀者不易知。朱熹倡導“平易”詩風，故而他崇尚古體而批評今體。他說:“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后自出規模，不可學?！保?］\\(P．3324\\)推重西晉以前古體及褒揚樂府詩而貶抑西晉以后古體，原因在于后者已有走向今體而有了格律化傾向;推重杜甫夔州以前詩而批評夔州以后詩“不可學”，原因在于杜詩夔州以后詩已是“漸于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的今體詩。古體、今體傾向也是朱熹優李劣杜的依據:“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保?］\\(P．3326\\)李白詩因為始終為古體，所以優于杜甫，因為杜甫夔州以后詩背叛了古體的“平易”
而走向了今體，故而朱熹反復地批評杜甫的夔州以后詩: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詩卻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2］\\(P．3326\\)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為好否?［2］\\(P．3326\\)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思遠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保?］\\(P．3327\\)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2］\\(P．3327\\)朱熹對杜詩的批評，集中體現了他對“平易”
詩風的提倡以及由此所導出的推崇古體，且提出了一些和“平易”對立相犯的情況:夔州以前詩好是因為多古體，夔州及以后詩的“鄭重煩絮”是指今體即格律化傾向;平易要求“字字要響”而杜甫晚年詩“都啞”了;平易和用典比如使用“經語”是相互矛盾的。朱熹在批評不合平易要求的詩歌詩人時最好用“巧”字，“巧”字的蘊意還是人工雕琢的“做詩”而導致詩不“平易”的意思，如他還在批評李賀詩不平易時使用了“巧”字曰“賀詩巧”［2］\\(P．3328\\)。朱熹不厭其煩地數落杜甫今體格律詩的不是，其意也在于針砭當下的蘇黃尤其江西詩人的“做”詩風氣，因為“做”詩不僅有玩物喪志之嫌，更有違吟詠情性的根本，而蘇黃尤其江西詩人是最推尊杜甫的。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朱熹不但多言杜詩，而且還直接把矛頭對準蘇黃及江西詩人。他一面以“精絕”贊揚黃庭堅詩“做”得好，一面仍不忘記拿古體詩的標準衡量他:“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皇枪旁娸^自在，山谷則刻意為之?！保?］\\(P．3329\\)他尖銳批評江西詩派的詩人做詩:“不知窮年窮月做得那詩，要作何用?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遂至于此?！保?］\\(P．3334\\)批評的立論依據還是平易詩風的提倡，說“本朝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2］\\(P．3334\\)，歐陽修喜歡梅堯臣詩、王建的“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句，均在于其有“平易”特點，朱熹因而批評今人的“做”詩:“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字，使難字，便云好?！保?］\\(P．3334\\)但需要注意的是，朱熹所倡導的平易是一種美學風格，它排斥幾點誤會。一，平易不是詩的草率，如他就批評了草率為詩的張耒，說他盡管有些詩寫得不錯，但“頗率爾，多重用字”［2］\\(P．3330\\);說張南軒詩“臥聽急雨打芭蕉”句“不響”，認為“不若作‘臥聞急雨到芭蕉’”［2］\\(P．3331\\)，并暗批張的“文字極易成。嘗見其就腿上起草，頃刻便就”［2］\\(P．3331\\)的草率為詩。二，“平易”不是語意直露而是“平易”中要含蓄蘊藉，因而他批評梅堯臣詩太直露，說“圣俞詩不好底多。如《河豚詩》，當時諸公說道恁地好，據某看來，只似個上門罵人底詩;只似脫了衣裳，上人門罵人父一般，初無深遠底意思”［2］\\(P．3334\\)。朱熹“平易”詩美主張的最終歸宿還是在對道體體認后的人詩一體境界，這也是他推崇喜愛韋應物為“平易”詩風最高代表的原因，說韋應物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2］\\(P．3327\\)。朱熹認為韋應物詩之所以“高于王維孟浩然諸人”［2］\\(P．3327\\)，正在于其“無聲色臭味”［2］\\(P．3327\\)的人意與詩意一體無間境界，這一點也是韋詩高于陶淵明、杜甫詩之所在:“陶卻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直有做不著處便倒塌了底?！殴げ康仍姵Ｃα??！保?］\\(P．3327\\)朱熹的“平易”詩歌美學主張，還體現在他的詩歌創作上，如上文所及的他詩作即時即地即事即物的有感而發的“適情”性，他詩作多為古體之篇且取得巨大成就等，則是貫徹著體現著“平易”的詩美主張的精神實質，鑒于篇幅，此不展開論述。
總之，降而不黜《詩》、貶而不廢詩以及“平易”的詩美主張，構成朱熹“詩”學的整體骨架，三者實為朱熹對“詩”態度的三個面向。這三個面向的形成實和他的兩個身份有因果關系，一是理學家的身份，再是真知詩有詩情的詩論家、詩人身份。又和他對“詩”的本質認識即“適情”，也即即時即地即事即物情感的抒發有因果關系。從為人生的視角看，朱熹的“詩”學思想無疑是有正面價值的:即時即地即事即物情感的抒發以及對接受者的感發懲創作用顯然是白居易所謂的“救濟人病”、“泄導人情”。但其于詩學的整體來說又是不充足的，因為詩作為文學重要類型，還有為藝術的一面，也即詩自身有其作為藝術如聲調韻律是其內在的本質屬性，但這要求匠人般的精雕細琢即朱熹反對的苦“做”才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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