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阿倫特“思考”的道德意蘊探析
【第一章】 《心靈生活·思考》中的思考與道德研究導言
【第二章】艾希曼審判：“無思”的哲學蘊含
【第三章】海德格爾事件:思者為何誤入歧途？
【第四章】 “思考”的哲學蘊含
【5.1】 “思考”和良心的關系探析
【5.2.1】 “思考”對判斷的“釋放作用”
【5.2.2】 “思考活動中對人的心智擴展
【第六章】對阿倫特“思考”的道德關切的反思
【參考文獻】阿倫特思考的道德副作用研究參考文獻
6對阿倫特“思考”的道德關切的反思
阿倫特對道德問題的探討主要集中在“關于道德哲學的一些問題”、“思考和道德關切”、《心靈生活》，以及《極權主義的起源》和《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對極權主義的惡的相關論述。在某種意義上，阿倫特雖然通過反思極權主義的惡的經歷，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的道德關切，但是，她的理論所引發的問題往往多于她試圖解決的問題。接下來，我們將以阿倫特對普遍性道德原則的批判為線索，更加深入地探討由此所引發的異議，試圖揭示阿倫特道德關切的基本前提和主要關切點，并反思阿倫特“思考”的道德關切帶給我們的啟示。
6.1對阿倫特批判普遍性道德原則的再思考
從《極權主義的起源》中的“根本惡”到《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的“平庸之惡”,以及后來《心靈生活》對“思考”與“道德”關系的考察，毋庸置疑，阿倫特的道德關切深深根植于她所經歷的20世紀極權主義統治之下的黑暗時代。在這些探討中，阿倫特預設的一個共同的前提是人們在實際上能夠為惡，這也直接促使她在《心靈生活？思考》中集中解決“思考”如何限制人為大惡的問題。她好像理所當然地認為，的確存在是與非、善與惡的劃分且人們有關于它們的一般道德知識。但是，事實上，她對解釋普遍性道德原則并不感興趣，她的道德理論既沒有涉及善惡的區分標準，也沒有樹立一個明確的道德規范尺度，反而，她在自己的道德思考中對普遍性道德原則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鑒于阿倫特是在二戰大屠殺的背景之下批判普遍性道德原則，我們有必要先指明，在那個時期所謂的“普遍的道德律令”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阿倫特說：
在世紀初仍被看作“永恒的和重大的”而又沒有延續下來的諸多事務之中，我想去注意那些道德問題，那些關乎個人行為的東西，即那少數幾個規則和標準，過去人們常根據它們去辨明是非，判斷或證明別人和他們自己的合法性。無論屬于神圣法還是屬于自然法，其合法性都被認為對于每個清醒的人是自明的。直到所有這一切幾乎突然崩潰了，也就是說，不知不覺地崩潰了，而那時就仿佛是道德（morality）突然以它這個詞語的源初意義顯現為一套習俗（mores），即習慣和風俗，它能夠像改變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的餐桌禮儀那樣輕易地被改換。令人恐懼而震驚的是，我們用以指示這些東西的那些詞語本身--源于拉丁語的“道德”和源于希臘語的“倫理”--突然之間，不過意味著一些約定和習慣。
①在這方面，德國的進程更為極端且也許更具啟發性。那里不僅有這個可怕的事實，即精心構建的死亡工廠和大量滅絕計劃參與者表現出來的真誠坦然；同樣重要的，也許更為可怕的是，德國社會的所有階層，包括納粹未曾觸動、也從未把自己等同于當權者的老精英階層采取的那種自然的合作?！{粹政權確實宣布了一套新價值，并引入了一套根據這些價值設計的法律體系。它也證明了，能夠迅速地順應或忘記與其地位相適應的道德信念（而非順應或忘記他的社會地位本身）的人，不必是一名堅定的納粹。
②真正的道德問題并不是隨著納粹的行為產生的，而是隨著那些人的行為產生的，那些人只是“調整了”自己，而且他們并不出于信念而行動。要發現甚至理解一個人是如何決心要“成為一個惡魔”,并且如果他有機會的話，試圖把整個十誡（從“不可殺人”的戒條到“不可說謊”的規則）來一個顛倒，這其實不太困難。
③大段地引用阿倫特的原文，是因為阿倫特已經見證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納粹德國所發生的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所有既定道德準則的全面崩潰，我無法用更真切的語言來表達她所親身經歷的這場道德的劫難。從上面的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最令阿倫特感到震驚和困惑的事情是，原本各個階層的普通大眾--工人、商人、教師、普通市民--在一般的正常環境中絕不會犯任何大的罪惡，然而，當社會環境發生了突變，他們卻大范圍地卷入了謀殺之中。人們目睹了名符其實的普遍性道德原則的倒置，如“不能殺人”、“不能說謊”,以一種癲狂荒謬的方式顛倒成“要殺人”、“誣告他人”,而且大部分人竟然是附和贊同這種倒置的境況。所以，在阿倫特看來，這種普遍性道德原則不僅沒有幫助阻止德國的道德崩潰，反而在現實情況下易于被顛倒，以至于謀殺在當時成了大陸上的新法規。她指出：“在實踐和政治事務中訴諸于普遍原則可能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因為這些實際上的政治事務所涉及的都是具體的特殊事項；在這個領域中，那些到處都能同樣適用的‘一般、普遍’的陳述將立即衰變成空洞、籠統的概括性話語?！雹賳螒{普遍性原則是不能適用于實際的情況中，因為“行動涉及具體特殊事項，在道德或政治領域中，只有具體的特殊陳述是有效的?！雹诎愄貜娏屹|疑普遍性道德原則在實踐中的意義，這引發了其他學者的異議。阿倫特的摯友漢斯？約納斯（HansJonas）認為，為了作出正確的道德和政治判斷，我們須要善的概念，并且這個善的概念也暗含著關于人應該是什么樣的一些基本觀點，最終，我們總是須要一些形而上學的東西，否則，我們對道德的探討將完全流于形式。
如果政治的目的是要使這個世界成為適合人類居住的家園，那么就有這樣一個問題產生：“對人類而言，什么才是合適的家園？”這個問題只有在人們形成了關于人類是或者應該是怎樣的這些觀念之后才能得到解決。并且，除非很武斷地斷定，否則，如果我們不能訴諸于關于人類的一些真理--這些真理確保了這種判斷的合法有效性，也使得人們在實際具體情況下所作出的與政治傾向相關的判斷能夠成立--那么這個問題也不能得到確切的答復……現在不是說康德僅僅簡單地訴諸于判斷。他同樣也訴諸于善的觀念……善不是一個完全空洞的概念，它關系到我們對人的觀念。換言之，這即是說，被一致判定已經死亡和終結了的形而上學在某些情況之下必須被召喚出來提供給我們一個終極的指導……我們行動的力量現在已經涉及到這些事物，它們確實包括在“終極”之中的判斷、見解、信念等等。
阿倫特對喬納斯異議的回應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它揭示出阿倫特道德關切的一個基本前提：道德科學和道德實踐是可以分開的，也就是說，道德科學不會立即影響道德實踐。在道德科學的層面上，喬納斯的論斷是不可能被否定的。為了給我們指導，以尋求和確證道德規范準則，我們須要一些關于“人是什么”的知識。雖然如此，阿倫特沒有直接表明她完全反對一般性道德原則本身，她既沒有確證也沒有完全否定道德上的“終極”的存在，這個“終極”或是關于人的本性，或者關于人的善。必須指出的是，阿倫特所關心的不是要確證與人類相關的形而上學的、推理性的真理，她對論證道德科學意義上的一般性普遍原則的有效性或者合法性并不感興趣，她所真正關注的是什么在實際中影響人們的行為，且如何保證人們在道德實踐意義上的心智健全。在阿倫特看來，如果人們在實際情況下，根據這些關于“終極”的道德知識來作出判斷，那么我們的未來將不容樂觀：“如果我們的未來是根據你現在所說的--也就是，我們將會獲得一個終極，這一終極至上的東西將決定我們的所有（且之后問題當然是，誰將會意識到這一終極且意識到這一終極所遵循的規則又將會是什么--在此，你已經有一個無窮的追溯，但是無論如何）我將會完全的悲觀。如果這將是事實，那么我們就迷失了?！雹賹Π愄囟?，訴諸于所謂的具有“終極”意義的普遍性道德原則在實際上并不會有多大幫助，反而，如果我們在實踐中完全照搬一般性道德原則，那么我們正在朝著災難前行。
鑒于阿倫特道德關切的根本落腳點在于具體的道德實踐，所以，阿倫特并沒有意圖廢除普遍性道德原則，她更多的是通過質疑它們的實踐意義來探索人們道德實踐的新出路。阿倫特至少從兩個層面批判了普遍性道德原則的實踐意義：一方面，從我們實際生活中的經驗來說，知道一個道德真理并不能阻止一個人在實際行為中違背這個真理所包含的道德知識。比如說，一個小偷非常清楚偷竊是違法的且不道德的，但他卻仍舊行竊。
另一方面，從阿倫特自身的特殊經歷來說，極權主義的統治成功地將普遍性道德原則轉變成它們的對立面。阿倫特分析指出，這種轉變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人們習慣于“擁有可歸入特殊事項的準則”而不是“這些規則的內容”.②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某人試圖廢除舊的‘價值’或者道德，那么他將會發現，只要他能夠制定一部新的法典，這將是非常容易的?！雹郯愄匕鸭{粹德國的這段經歷看作是對西方基本道德律令的一個名符其實的逆轉和倒置。這表明，通過某些途徑，一般性道德原則對人們來說只是一種外在的言辭，它并沒有立即影響一個人的行為，也沒有如它本身所說的那樣避免人們為惡。
在阿倫特看來，道德科學，包括關于“終極”的知識--對上帝、人類、道德真理的信念--在人們的實際行動中很容易流于外在的形式，以致于它們對人們的行為只有令人詫異的微乎其微的影響。既然如此，我們在道德實踐中究竟憑借什么才能避免為惡且做出正確的判斷？阿倫特的回答是，我們須要一種能夠真實表達自我的內化的道德--良心?；仡櫟谖逭聦Π愄亓夹挠^的探討，對阿倫特而言，良心作為“思考”的道德副產品是一種內化的道德原則，它能夠在實際上幫助人們避免為惡。因為，這涉及到一個基本的經驗常識：我們每個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在場之中，因此也無法逃避與自己為伴。
阿倫特說：“我們關于是非的決定將依賴于我們對同伴的選擇，即對那些我們愿意與其共度一生的人的選擇?！?/p>
由此看來，既然決定我們的同伴意味著決定我們自身，那么在具體行為中，我們不僅僅是選擇了自己的所作所為，而且也選擇了我們希望成為什么樣的人?！叭绻且粋€思考的存在，根植于他自己的思想和回憶之中，而且因此知道他必須同他自己生活在一起，這將會對他允許自己做的事情有所限制，且這些限制不會從外部強加于他，而是自我產生的。這些限制隨著個人、國家、時代的不同而發生相當大的變化；但是，只有在完全缺乏這些自動限制各種惡的可能性的自發根基時，無限制的、極端的惡才有可能?！雹谠诎愄乜磥?，“沒有誰愿意和一個殺人犯做朋友且不得不和他生活在一起，即使是另一個殺人犯也不愿意?！雹壑灰粋€人在“思考”中與自身為伴，傾聽內心的聲音，那么這會對他之后的作為是有所約束和限制的，它至少避免了極權主義統治之下的無根的極端的惡發生。
在筆者看來，阿倫特對普遍性道德原則的批判并不是沒有任何紕漏。她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將普遍性道德原則視為一種與現實相分離的標準規范性言辭的基礎之上，她對普遍性道德原則的這種理解也許會把我們引向唯名論的道路?；仡櫸覀冊诘谖逭滤撌龅摹八伎肌蹦軌虮苊馊藶閻?，阿倫特其實是堅持著知善行善的原則，從人的內部精神要素、內在心靈構建來強調“思考”之于道德判斷的重大意義。她指出，那些不屈服于納粹體制的人是能夠自己作出判斷的人，“他們之所以有能力這樣做，不是因為他們建立了一套更好的價值體系或者舊的是非標準仍根植于他們的靈魂和良知?！切┎粎⑴c者的判斷標準與此不同：他們自問，在已犯下某種罪行之后，在何種程度上仍能夠與自己和睦相處？……這種判斷的前提并非一種在道德問題上的高深或世故，而毋寧是那種明確地要與自己相處、與自己交流的傾向，即投入我與自己之間無聲對話的傾向，自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我們通常把這種對話稱為思考?！?/p>
由此看來，知善行善者面對的是自己，他對善的認知便是他抵制惡行的必要條件。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知善不足以行善！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總會有些人貪圖財富、權利或享樂，他們懷著這些動機以邪惡的手段達到自己確切的目的，同時造成對他人和社會或大或小的傷害，可以說，這些人的惡行大都是經過縝密思考、詳細策劃后執行的，他們自己明知道是惡行卻還為之。然而，阿倫特之所以從個體的內因來看待“思考”的道德作用，這是因為艾希曼由于“無思”以至于不知善而為惡，但是從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惡行來看，“思考”對于避免人為惡的作用仍是有限的。所以，相對于個人“思考”產生的內化的、自明的行為約束，人們生活的外在社會環境對于道德構建也是極為重要的，兩者應當互相銜接、相輔相成，一方面，通過“思考”增強個人明辨是非的判斷能力來自覺抵制惡行、拒絕惡的介入，另一方面，通過改善人的行為動機環境來減少作惡的可能。由此看來，合理的外在行為準則、法律規范對于形成良好的道德外因環境是有必要的，普遍性道德原則在合理的社會體制下并不會是阿倫特所說的完全“流于形式”.那么，阿倫特所關切的道德問題研究還有待我們從外在的社會政治領域進一步深化和完善。
6.2阿倫特“思考”的道德關切的啟示
漢娜？阿倫特的思想所激起的問題遠遠多于它所提供的答案，她在“思考”和“道德”之間的研究還能延伸至一些饒有趣味的概念--例如，感激（gratitude）、新生（natality）--有待我們進一步地深入挖掘和探討。
①盡管許多學者都發現阿倫特著作中的某些論述頗成問題或者不夠明晰，但這絲毫不會毀減她思想的豐富性和原創性，反而，對她學說的熱烈爭議激發了人們的深入思考，這正好契合了她所倡導的“擴展的心智”.在此，我們也應以這種“擴展的心智”來發現阿倫特在《心靈生活？思考》中所啟迪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它們不僅對于全面理解阿倫特“思考”的道德蘊含、把握阿倫特獨特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厘清這些問題，我們能夠洞悉心靈生活的奧秘，從中獲得明辨是非、抵制邪惡的力量。
6.2.1理論意義
從理論上來說，阿倫特對“思考”及其道德蘊含的論述頗富新意、獨樹一幟。一方面，她敢于且善于發現當時新的社會問題--艾希曼的“無思”現象，并且敏銳洞察到“無思”的惡果“平庸之惡”與人的思考能力相關，由此將一個社會熱點現象上升到“思考”和“道德”的理論高度來把握。另一方面，她在追溯“思考”的具體經驗時，不僅汲取蘇格拉底、康德、海德格爾等先哲的思想精髓，而且也對他們的觀點進行合理的取舍和揚棄，這使得她能夠在各種思想的流變中穿梭自如，在詳細探討問題時對所需的材料信手拈來，由此，她的理論扣人心弦，其語言表達振聾發聵。具體說來，阿倫特對“思考”及其道德蘊含的探究的理論意義著重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阿倫特的“思考”及其道德關切是她思想發展歷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厘清她的“思考”與“道德”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有助于我們把握她的整個思想脈絡--從政治向哲學的回歸，從“積極生活”（vitaactiva）向“沉思生活”（vitacontemplativa）的回歸。眾所周知，阿倫特因1951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聲名鵲起，也由此成為20世紀最富盛名的政治哲學家，而1963年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更是將她置于社會政治熱議的風口浪尖之處，再聯系她自身的極權主義統治下的黑暗經歷，似乎“極權主義”、“艾希曼審判”等等已經是她固有的政治標簽。阿倫特對政治的特別關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從她的整個思想歷程來看，對“艾希曼審判”的報道成為她思想的重要轉折點，如果說納粹極權主義的興起和大屠殺的暴行使她不得不面對政治，關注人的外在行動領域，那么艾希曼驚人的“無思”則促使她回歸哲學領域，審視人的內心世界，從人內在的心靈生活更全面地看待人的境況。正如我們在第四章對阿倫特“思考”歷程的梳理，“思考”不僅從始至終都貫穿在阿倫特的全部學術事業中，使她的思想保持著連續性和張力，而且“思考”作為《心靈生活》的核心部分，是她晚期學術研究的關鍵，更是她從道德的視角回顧她一生所遭遇的重大政治事件的重要路標。
其次，阿倫特的“思考”及其道德關切彰顯了思想的張力，她從理論上論證了，無論何時，“思考”都是對抗惡行的一種武器。作為生活在黑暗時代的人們，阿倫特深刻地認識到，個人雖然是一根脆弱的葦草，但他的“思考”賦予他自身高貴的尊嚴?！八伎际窃谧杂赏鯂行凶叩牧硗庖环N方式?！诤诎档臅r代，當人類被剝奪了公共領域，他們退卻到他們自己思想的自由之中?！@種獨立的思考是一種新的思考，它不需要依持之物，無需標準和傳統，也不需要手杖便可自由行走在其中?！雹僭诎愄乜磥?，“思考”并不只是哲學家或者“職業思想家”的獨特精神活動，對于每一個正常人而言，無論他是學富五車、聰明絕頂還是目不識丁、呆若木雞，“思考”是每個正常人固有的潛能和特權，是我們堅持同自我的內心對話、保持個體獨特性的必要方式。事實上，阿倫特的著作本身一直在向我們展現各種思考者：蘇格拉底、卡夫卡、萊辛、雅斯貝爾斯等等。在筆者看來，阿倫特一生的運思歷程向我們展示了作為一位學者應有的道德修養、社會責任與歷史擔當，也是我們學習如何“思考”的典范。
最后，毋庸置疑的是，阿倫特作為一名思想者的典范作用與她的思想所包含的具體內容同樣重要。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阿倫特“思考”的道德關切能夠被我們學習和繼承的是其根本的研究方法。人們在面對新事物時，通常傾向于從過去中需求借鑒，將新事物與已經發生的事件進行類比，且習慣于用舊的思維框架和詞語來理解和描述新的情況，然而這種做法的代價可能是忽視新事物的真實面目。阿倫特頗具挑戰性地打破這種慣常的思維方式，她反對把人類歷史的所有經驗都歸入原有的理論范疇或者視為歷史的重演，她提倡發現新事物、新要素，提出新概念、新理論。這不僅是她思想原創性的根源，也使得她的具體理論能夠經受住歷史的檢驗，在新世紀中依舊充滿生機和活力。在《心靈生活？思考》中，她對“無思”和“思考”概念的探討以及它們可能涉及的道德意蘊的研究，都是她身體力行踐行這種研究方法的示范。
6.2.2現實啟示
在把握了阿倫特“思考”的道德關切的主旨和根本方法之后，我們試圖思考：阿倫特這一思想給我們提供了怎樣的現實啟示？在此，我們依照對阿倫特“思考”的道德關切的探討思路--“無思”、“思考”、“思考的道德意義”,梳理出以下三點：
第一，阿倫特探討“思考”的道德副作用的直接意義在于，它確證了“無思”的確與集權主義背景下的“平庸之惡”相關，且適當發揮人的“思考”能力是能夠限制人的惡行的。盡管在21世紀納粹分子、集中營都已成為歷史，但是極權主義的幽靈和人類的惡行卻仍然漫散在我們身邊，我們每個人依舊面臨著可能陷入“無思”狀態的困境。既然惡不能被根絕，“無思”往往還會在吵雜喧鬧的高節奏社會生活中再次上演，那么，阿倫特對“無思”的批判則給陷入渾渾噩噩生活境況的人們注入一針“清醒劑”.當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迷惘時，我們不要在“無思”的狀態下盲目地走太遠，以免與為惡者同行，墜入犯罪的深淵；我們應該停下腳步，努力傾聽內心的聲音，回顧這一路上陪伴我們前行的另一個自己是否與我們步調一致，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腳踏實地、一往無前。
第二，阿倫特在《心靈生活？思考》中，通過詳細描述人的思考能力、想象力、判斷力及其相互作用，向讀者們展示了一幅精妙的心靈生活圖景。她尤其強調，思考能力與人的智商高低無關，從原則上來說，每個人都有這種“思考”的心靈能力，且它通過適當的訓練能夠發展為“擴展的心智”,釋放判斷力，幫助人們識別美丑、明辨是非。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低估了個人獨立思考的重要性，傾向于附和盛行的潮流而消弱了自己的判斷，這種現象在我們身邊已經屢見不鮮了，例如，“搶購食鹽”風波、網絡炒作和流言蜚語盛行、從愛國的保釣游行演變成違法犯罪的“打砸搶”事件等等，雖然不排除有不法分子蓄意制造事端、借機牟利的原因，但是參與其中的廣大普通百姓就真的完全“無辜”么？倘若他們在面對這些突發事件時能夠冷靜地思考，然后再辨別是非，決定自己的態度和應當采取的行動，恐怕事情的發展會緩和許多，也就不會傷及無辜、造成如此嚴重的后果。阿倫特的“思考”雖然暗含著“回憶”,但其終極的目的在于不斷追尋事物的意義。所以，問題的關鍵并不是在于記住過去，而在于“思考”過去，我們不能僅僅只是銘記過去所發生的事情，銘記它們并不意味著我們不會重蹈覆轍，我們更應該深刻反思歷史事件的意義和教訓，以此為借鑒，避免重走錯誤的老路。
第三，阿倫特提出的一些具體的約束人們行為的道德途徑--訴諸于良心、樹立典范、換位思考等等--對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首先，阿倫特看到了普遍性道德原則在實際行動中易于流于表面和形式的弊端，她倡導一種對人們有內在約束力的道德觀--良心，這一內心自明的力量對人的惡行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保證了個人與自身的和諧一致，即心靈和諧。其次，阿倫特告訴我們，在具體實踐中，當一個人摒棄外在法規的壓迫感，訴諸于自身良心的同時，他還可以尋求典范的支持。
典范本身是特殊的人或事例，具有特殊性，同時它在一定的意義上成為代表，又具有普遍性的特質，所以人們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所需的典范來幫助自己作出明智的判斷。
我國每年大力評選出“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他們真實的事跡、鮮活的模范形象震撼人心，相比于卷帙浩繁、博大精深的道德倫理學說，他們更能夠深入人心，不僅對人們起到深刻的道德教育的作用，而且有助于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最后，阿倫特在理論上確證了“換位思考”是“思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形態，通過深入運用思考能力，人們能夠以他人的立場來看問題，從而拋棄之前的沖動和偏見，使最終得出的觀點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由此看來，“換位思考”在一定的共同體內能夠很好地減少和避免人們之間分歧和摩擦，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其實，循著阿倫特對“思考”的本意表達：“思考的工作猶如珀涅羅珀的織物，在每天清晨拆解昨晚已經完成的部分”①，她從來不想給自己的“思考”以某種最終的形式。所以，阿倫特的“思考”之于“道德”的意義，以及它究竟留給我們怎樣的精神財富或者現實啟示，這些都是開放性的問題，如同未竟的《心靈生活》一樣，在為當代的讀者和思想者提供新的可能性的同時也留下了新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