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森\\( Donald Davidson\\) 是20 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分析哲學家之一,他的"真"理論---真值條件意義理論---被稱之為"戴維森綱領".戴維森本人稱此綱領是在塔爾斯基的"真"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二者的"真"理論進行比較.
一、塔爾斯基的"真"理論
塔爾斯基\\( Alfred Tarski,也有人譯為塔斯基\\)的"真"理論是他在 1933 年發表的《形式語言中的"真"概念》一文中提出的.塔爾斯基把"真"看作語義學概念,他說"剛才討論過的真理概念,我將其名之曰'真理的語義學概念'"[1]345,因此他的理論又被稱之為"真值條件語義學".作為其"真"理論之核心概念的真之定義就是本節討論的重點.塔爾斯基在 1944 年發表的《真之語義學概念與語義學基礎》開宗明義地指出: "我們的討論將環繞真理的概念.主要問題是,給予這個概念以一個滿意的定義,即一個內容上恰當\\( MateriallyAdequate\\) 而且形式上正確 \\( Formally Correct\\) 的定義."[1]341塔爾斯基給出的真之定義就是他著名的 T 模式\\( T-schema\\) 或者說"T 形式的等式"\\( equivalenceof the form T\\) .其內容是: "X"是真的,當且僅當,P.其中"X"是 P 的名稱.塔爾斯基認為 T 模式是滿足內容恰當和形式正確的定義標準.
內容恰當性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一個理想定義的目的是把握一個"舊概念"的實際意義,而塔爾斯基認為他的真之定義是與亞里士多德的真之定義相一致的.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有一句名言: 謂非為是,或謂是為非,是為謬誤; 謂是為是,謂非為非,是為真實.塔爾斯基以"雪是白的"作為具體例子來觀察.這里我們很容易可以做出判斷: 如果雪是白的,這個句子就是真實的;如果雪不是白的,這個句子就是錯誤的.所以,我們得到了下述公式: "雪是白的"是真的,當且僅當,雪是白的.對比與亞里士多德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塔爾斯基的 T 模式與亞里士多德的真之定義是類似的,所以 T 模式與亞里士多德的定義是具有歷史傳承性的.第二,從 T 模式推出的所有例子就都是真的.舉例來說,如果我們說: "雪是綠的"是真的,當且僅當,雪是綠的.由于雪不是綠的,根據 T 模式,我們可以看出,"雪是綠的"是假的.這樣,我們就確定了從 T 模式推出的所有例子都是真的,也就證明了 T 模式的內容恰當性.
其次,關于形式正確性,塔爾斯基確定其真理定義具有形式正確性的最重要證據即消除了對真概念使用中的邏輯矛盾,具體以"說謊者悖論\\( theliar paradox\\) "為例.所謂"說謊者悖論"可以表述如下.
用"S"作為一個命題的名稱,S 這個命題是談論它自己的.假定,S: S 不是真的.
將這個句子帶入,我們得到下述\\( T\\) 形式的等式:
\\( 1\\) "S 不是真的"是真的,當且僅當,S 不是真的.
而記住符號"S"的意義,將等式左邊的 S 替換,我們就可以得到:
\\( 2\\) "S"是真的,當且僅當,S 不是真的.
這就是說謊者悖論的簡單形式.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說謊者悖論",塔爾斯基認為是因為它違反了元語言的實質豐富性條件\\( the condition of"essential richness"\\) .
塔爾 斯 基 區 分 了"對 象 語 言 \\( object-lan-guage\\) "和"元語言 \\( meta-language\\) ".
所謂"對象語言"就是被"談到的"語言,是討論中的題材;"元語言"則是談論對象語言的語言.所謂元語言的實質豐富性條件就是說元語言不僅要包括對象語言,還要包括對象語言所沒有的概念或規則,"包含更高的邏輯類型中的變數"[1]351.
對應于上面所提到的例子,即是說之所以會產生"說謊者悖論"是因為第二個步驟中的將"S不是真的"縮寫為"S"是不合法的,因為 S 既是對象語言的一個命題,又是元語言命題的名稱.而這是對元語言和對象語言的用法的混淆,也就是違反了元語言的實質豐富性條件.這樣,通過對"說謊者悖論"的消除,塔爾斯基確定了自己真定義的形式正確性.
在這里,有一個前提是需要我們注意的,即以上我們所討論的塔爾斯基的真定義是只適用于形式化語言\\( Formalized languages\\) 的.因為在塔爾斯基看來,對于一個語言的描述,只有當它是純結構性的,是只能使用涉及語言中符號和復雜表達式的形式與排列的那些概念時,它才是精確的.
"所有深入研究的精確程度實質上都依賴于這一描述的清晰和精確,所以唯有形式化語言的語義學才能用精確方法加以構造."[2]66如果將它應用于自然語言,那么就會出現元語言和對象語言相混淆,使元語言喪失對對象語言的實質豐富性,從而導致"說謊者悖論"等.
二 、戴維森對塔爾斯基"真"理論的否定性擴展
戴維森聲稱他繼承了塔爾斯基的真理論,但是對比兩者理論,筆者將說明,戴維森對于塔爾斯基真理論的繼承其實是一種否定性的擴展.最主要的有兩點:
首先,在對真下定義的方面,塔爾斯基對真下了定義,并且認為他的真之定義是令人滿意的,是內容上恰當而且形式上正確的.而戴維森卻指出: "很清楚的是,塔爾斯基并沒有為\\( 哪怕是當其應用于語句時的\\) 這樣一種真理概念下定義."[3]65這一論斷是令人吃驚的,戴維森的理由是什么呢?
塔爾斯基的真之定義是一個外延性定義,正如塔爾斯基自己所說: 面對 T 模式,當我們以特殊句子帶入 P,而以句子名稱帶入"X"之后,我們所得到的\\( T\\) 形式的每一個等式都只能看做是部分的真理定義,而一般的真理定義一定是所有這些部分真理的邏輯的結合物.這也就是戴維森說的: 他定義了諸多不同的形如"是真的"的謂詞,每個可被應用于一種單一語言; 但他沒有定義一個對于任一變元"L"的、形如"在 L 中是真的"的謂詞[3]65.尤其當把塔爾斯基的定義應用于一種我們不懂的語言時,這樣的困難更加明顯,因為我們根本無法把握引進真理謂詞的要旨.正如戴維森轉引達米特\\( Michael Dummett\\) 的話: "我們會全然不知引進[真理]謂詞的要旨所在……除非……我們已經事先知道被如此定義的謂詞的要旨理應如何.但是,如果我們的確事先知道引進謂詞'真的'的要旨,那么我們便知道關于該謂詞所表達的真理概念的某種知識,而這種知識并未體現在那種……真理定義當中."[3]66所以,戴維森指出,塔爾斯基并沒有企圖去下一個真正一般性的定義.
其次,關于 T-語句是否包含經驗內容,從而將T 模式應用于自然語言的問題,前文曾指出: 塔爾斯基強調他的理論應用范圍僅限于形式化語言,如果應用到自然語言就會導致類似"說謊者悖論"的問題.但是,戴維森卻指出塔爾斯基并不想讓其定義成為純規定性的,其理由如下: 塔爾斯基想要"抓牢一個舊概念的實際意義"[1]341,就是明確表明了其真理"定義"不是純規定性的定義,而應具有舊概念的經驗內容.
到此為止,戴維森就將塔爾斯基的真之定義進行了徹底的轉變,但是這并不是戴維森的最終目的,其目標在于將理論的應用范圍擴展到自然語言,這在其"徹底的解釋"理論中得到了更加明顯的體現.
三、戴維森的"徹底解釋"理論
正如前一節中戴維森引用達米特的話所表明的,塔爾斯基的真之定義并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將其應用于一種新的語言,所以戴維森的"徹底解釋"\\( radical interpretation\\) 理論的目標就是要解決當我們面對一種"不懂的語言"①時如何對它做出解釋的問題.在《徹底的解釋》一文中,戴維森是通過回答 3 個問題來說明他的理論的: \\( 1\\) 認為能為自然語言提出所描述的那種真理理論,②這種看法有道理嗎? \\( 2\\) 一個先前沒有關于有待解釋的那種語言的知識的解釋者似乎可以合乎情理地獲得某種證據; 而根據這種證據來斷定一種真理理論是正確的,這可能嗎? \\( 3\\) 如果這種真理理論被認為是正確的,有可能對講那種語言的人所作的表達做出解釋嗎[4]184?
關于第一個問題,其實就是為了給接下來對應用于自然語言的"徹底的解釋"理論提供一個前提,即告訴我們可以將真理理論應用于自然語言.
對此,戴維森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他指出要通過兩個步驟來實現: 第一,為仔細劃分出來的一部分語言來表征真理,這其實是為一切語句給出了其"邏輯形式或深層結構"[4]187.戴維森指出,由于一個 T-語句最終是通過一系列的經驗驗證來表達一個語句的真值條件的,所以是可以先劃分出一種語言中的一部分有意義的詞語的.第二,把剩下的每個語句與已為之表征真理的那些語句中的一個或多個語句相匹配.這里戴維森借鑒了塔爾斯基約定 T 中的結構,即從一種理論中衍推出全部的 T-語句.
后邊的兩個問題,其實可以看做是對第一個問題的進一步詳細回答,也就是對"徹底的解釋"理論的具體陳述.戴維森指出,在塔爾斯基的研究中,由于假定了雙向條件式的右邊是對左邊的解釋,所以 T-語句是真的; 但是在經驗性的應用中,沒有經過徹底解釋就假定可以認識到正確的翻譯,這是不合理的; 因此他將解釋的方向顛倒了過來: "塔爾斯基是先假定翻譯的概念作為基本概念,并由此引出關于翻譯或解釋的說明; 而現在的想法是把真理概念作為基本概念,并由此引出關于翻譯或解釋的說明."[4]188所以,第二個問題就主要回答了如何確定真理理論的真值條件.而第三個問題,則是表明了如果這種理論滿足了我們規定的限制性條件,那么如何用它來做出解釋的說明.
具體來說,在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中,戴維森先提出了一個前提即寬容原則\\( principle of chari-ty\\) .寬容原則要求我們保持一種態度,即認為語句為真、接受語句為真的態度,也就是說,雖然我們不知道對方說的話是什么意思,但我們假定,他表達的是真的.這是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然后就以這種態度為前提進行經驗證明: 講有待解釋的語言的人認為各種各樣的語句在某些時間和某些特定的場合為真.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形式的 T-語句:
\\( T\\) 當"Es regnet"這句話由 x 在時間 t 講出時為真,當且僅當,于 t 時在 x 附近天下雨.
同時,我們具有下述形式的證據:
\\( E\\) 庫特認為"Es regnet"這句話在星期六中午為真,并且星期六中午在庫特附近天下雨.
在這里,\\( E\\) 就可以看作是表明\\( T\\) 為真的證據.另外,我們看到\\( T\\) 是一個以全稱的方式加以量化的條件句,那么我們要做的就是收集更多的證據來支持下述斷言:
\\( GE\\) \\( x\\) \\( t\\) \\( x 在 t 時認為"Es regnet"是真的當且僅當于 t 時在 x 附近天下雨\\) .
有人可能會提出異議,即庫特或者其他人是有可能在他附近天下雨這個問題上出錯的.為了盡可能地避免這種情況,戴維森指出我們不是孤立地接受一個 T-語句,而是接受一批 T-語句,這些基于經驗的 T-語句構成一張語義的網絡,也就是要"相對于具體的時間和具體的說話者來為一種語言表征真理概念"[4]184.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解決邏輯形式的問題,識別謂詞、單稱詞項、量詞、聯結詞和同一式.第二,處理帶有索引詞的語句,根據世界上可發現的變化可以判斷語句語句有時真有時假.這兩點結合便對解釋單個謂詞的可能性做出了限制.第三,處理那些人們對此沒有形成統一意見,并且并非系統的依賴于環境的變化而發生真值變化的語句.這樣,排除了有可能出錯的情況,再基于寬容原則,我們也就證明了 T-語句的真值.
但是,僅僅證明了 T-語句的真值就可以同時回答第 3 個問題,即對講那種語言的人所作的表達做出解釋嗎? 當然不能,因為根據約定 T 的形式"X 是真的,當且僅當,P",正如之前戴維森所指出的,在沒有徹底的解釋之前雙向式左右兩邊的關系是未知的,我們為了確定 T-語句所論及的那個語句的意義,就必須解決這個問題.這里,戴維森為真理理論構造了一種規范的證明,即對于雙向條件句來說,"它出于惟一性的要求僅僅需要一些有針對性的判定,這些判定支配納入雙向條件句左邊和右邊的那些語句的優先次序"[4]194.這樣,我們就知道了如何做出解釋: 某一序列的語句根據真的理論是某個特定的 T-語句的證明.
然后,我們要做的就是將這個理論推廣.也就是說,我們要知道的不應僅限于知道關于這個有待解釋語句的 T-語句,而應該知道關于其他一切語句的 T-語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戴維森提出來他的"整體論的限制條件",即諸多基于經驗的 T-語句構成一張語義的網絡,而這張網絡的整體才是對每個 T-語句的證據.
最后,有了雙向條件式左右兩邊的針對性判定,再加上通過經驗而得出整體論的限制條件,以及基于第二個問題中我們確定的 T-語句的真值,就可以得出: 一個 T-語句滿足塔爾斯基的約定 T,即 T-語句的右邊是對左邊的解釋,同時我們也就知道了推演出這個 T-語句的真理的經驗理論\\( "徹底解釋"理論\\) ,所以這個 T-語句可以被用來解釋一個語句的意義.
四 結束語
塔爾斯基的真之定義以 T 模式為核心,在他那里,他的約定 T 和"真"理論都是中立的,只能應用于形式化的語言.也正因為這樣,所以普特南\\( Hilary Putnam\\) 等人會指出塔爾斯基的真之定義與我們對真理概念的理解毫無關聯,甚至說: "作為對真理概念的一種哲學解釋,塔爾斯基的理論是十足失敗的."戴維森卻認為,雖然如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為其賦予經驗內容,將它應用于自然語言.所以,戴維森否定性地擴展了塔爾斯基的理論,并通過"徹底解釋"理論將它應用到自然語言.但是,戴維森的徹底的解釋理論的適用范圍是十分有限的,僅僅適用于我們面對一種完全陌生語言的場合; 而我們現在已經確實有了翻譯詞典,有了同時懂得兩種語言的人,更為普遍的是可以在一種語言系統之內進行語言交流和相互理解.所以,戴維森的徹底解釋理論缺乏普遍性.
參考文獻:
[1] Tarski A.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Foundations of Semantics[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44 \\( 3\\) : 341 - 351.
[2] 塔斯基 A. 科學語義學的建立[J]. 孫學鈞,譯. 哲學譯叢,1991\\( 6\\) :66.
[3] 唐納德·戴維森. 真理概念的結構與內容[M]/ /真理、意義與方法.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2:65 -66.
[4] 唐納德·戴維森: 徹底的解釋[M]/ /真理、意義與方法.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2:184 -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