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倫理學誕生于古希臘，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其關注的中心詞便是美德、強調存在而非作為。柏拉圖曾主張知識即美德，他以二元論的觀點來看世界，將世界劃分為理念的世界和現象的世界，并且認為由于經歷了出生的血腥，人類原本干凈純真的靈魂被污染，而要回到理念世界的唯一途徑就是進行哲學思考，不斷地汲取知識。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其最為擅長的正是哲學思考，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學是建構在目的論基礎上的，下面就讓我們著重來看看亞里士多德是如何闡述美德倫理的。

亞里士多德認為自然就是每一種實質①都有其目的，其目的不但闡釋了自身的活動，并且提出了活動的衡量標準。以橡籽與橡樹為例，橡籽的目的在于長成橡樹，當它呈現出橡樹的模樣時，就完成了自我實現；同樣，人的存在也是有目的的，行為是由目的驅動的，即作為人應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目的。誠然，人不同于橡子，人存在的目的不是僅僅為維持生命，而是有著更高的目標，應該指向某種終極的善。亞里士多德進一步將這種終極的善解釋為所有人類行為的指向的目的，即幸福，他認為幸福是恒常持久的，系統而相互關聯的，昨天感到幸福并不能就此認為以后都是幸福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一燕不成春，一日亦如是；同理，一朝一夕不能令人長歡喜”.由此，幸福的內涵就不是指擁有財富、地位、權力、名譽等，這些外在的東西只是依附于幸福，而不應是幸福依附于它們。這樣說來的話，到底什么才稱得上是幸福呢？亞里士多德對此是借由功能主義來進行說明的，他認為人發揮了人的功能，就實現了幸福；他指出“人類的功能是靈魂的活動與理性相一致，或者不從理性分離”,自此可見，人沒有橡籽那么幸運，人是會思想的蘆葦，人有靈魂也有意識，有理性與非理性之分；人是有尊嚴的，是理性的存在，理性對于人的功能在于指導人該如何行為，這也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實踐智慧。在他看來，實踐智慧可以獲得內在的善，是可以習得的品質而非天性，實踐智慧為美德倫理學逃離空洞的說教提供了一條出路，提供給我們實踐美德的途徑。用亞里士多德的原話來說就是“能夠良好地估計對自己有利和有好處的事物是聰明人的特征，這不是指特定情況或場合……而是哪種事物創造一般意義上的美好生活”.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實踐智慧所探討的問題在于如何達到“有利”和“有好處”,也是權衡某一行為是否達到了其存在的目的；此外，這段話中還蘊含有利己主義的思想，我們可能會質疑利己主義怎么會利于美德建設呢？對于這一點，可以這樣認為，一個人如果不具有美德，還去行惡作惡，那么這就是他的理性有問題，他是在損害自己的靈魂，而一個正常的人是不會損害自己的靈魂的，也不會使自己的功能遭到破壞，即使是非理性思維也會表現出本能的反應---不應該傷害自己。與實踐智慧相對應的還有一種哲學智慧，這指的是純粹理性的結果，這是一種要求很高的美德，常人很難做到。

亞里士多德又告訴我們獲得幸福前還得借助一些外在條件，這與前文提過的幸福不應該依賴于外界物質似乎存在矛盾，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被認定為美德呢？亞里士多德指出，人們還應該遵循黃金中道法則，就是說我們的性格狀態、性情既不是過度也不是不足，美德就是合乎行為的恰到好處的一點，是在適當的情況下對適當的人做出適當的行為，例如夸大吹噓就是過度，謙虛就是不足，中道的表現是自豪、自信，這才是可稱贊的美德。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道并非一個絕對的中心，絕不是數學意義上某兩個數值的均值，而且在社會生活中，我們也很難計算某一個行為或活動的數值，用定量法去分析人的行為常常也會捉襟見肘。我們熟悉的擇偶時要“門當戶對”的原則其實就是對中道法則的運用，門當戶對是為了避免彼此之間的地位不平等帶來的種種隱患，但這種平等絕不是數值上的均等，而是雙方力量一種趨于平穩的博弈，總之，中道是一個很靈活的合適的點，不是過度與不足的絕對化水平。實踐智慧可以幫我們通過理性來確定中道，并且踐行如何選擇中道，思考到底要不要實施這個行為，以及實施行為之后的結果如何。中道原則是一條黃金法則，因為這樣可以使行為者實現自己應有的功能。人由于具有理性思考的特征，對于外界給予的反應會做出能動的思考，而影響到自身的生活；為了生活得更好，人就得遵從黃金中道，除非人類當中有人承認自己不會受到任何影響或者不具有理性思維。因此，即使黃金中道很難把握，但是我們應該努力向那個合適的點靠近。在現實中，我們找尋合適的點可能需要花費一番工夫，特別是對于那些很難確定的事情，我們可以嘗試從反面來思考，即不去在兩個最極端的狀態下做出行為，排除那些干擾項，這樣的嘗試可能會為我們找尋合適的點提供一個途徑。

既然亞里士多德說幸福是通過實現功能來達到的，那么可以實現諸多功能的當代人為什么經常感到不幸福呢？

原因大概就是人作為人的功能沒有實現，在對此進行闡釋之前，我們必須先摒棄亞里士多德的精英主義思想，即其認為獲得幸福需要有一些優異的外在條件，譬如財富、高貴的出身、靈魂高大等，而且女人和奴隸是不能獲得幸福的。亞里士多德得出這樣的認識大概是因為受他當時生活環境的影響，現在的我們可以理解但不可能接受。我們說當代人不幸福的原因在于人的功能的問題，并不是說人的功能沒有實現，而是人沒有正確認識到自身的功能是什么，所以在實現自身功能的道路上，或者力不從心或者欲望膨脹（這是兩個極端，沒有遵從黃金中道法則），功能出現了障礙；就像人在生病的時候才覺得健康是幸福，在孤獨無助的時候才覺得擁有朋友是幸福，在黑暗的時候才覺得生活在黎明中是幸福。亞里士多德也舉例說豎琴手的功能是彈奏豎琴，而好的豎琴手的功能是將豎琴彈奏好；因此，讓一個豎琴手將豎琴彈奏好，就是當代人不幸福的原因。

亞里士多德古典美德倫理學與當代美德之間的橋梁是由中世紀基督教倫理學代表者托馬斯·阿奎那建立起來的。當代美德倫理學將美德本身與有德之人的概念作為基本的研究范疇，抨擊了結果主義與道德圣人的要求，反對成文的規則，認為解決道德的方法應該放在一定的背景中考慮，也就是要注意此時此地中來考慮此人。

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是當代美德倫理學的一名重要代表，在其著作中論述了美德的演變過程，表明了美德的歷史性與相對性的特征。麥金太爾在對美德本質的完整表述中用實踐、敘事、傳統三個詞語來闡明美德的歷史性。

通過實踐可以獲得內在的善，而美德孕育其中；實踐要在一定的敘事中，敘事要在傳統中進行，所以說在不同的敘事與傳統中，得到的實踐也不同。麥金太爾這里所說的實踐是在社會基礎上的，具有一致性和復雜性的活動，重要的是在活動中來發掘拓展能力，以求獲得一種內在的善或者在這個活動中發揮善。這再次表明了美德是一種內在的，并不是外在的強加，被動的要求，外在的是暫時的，內在的才可長久，那么從小的連貫性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亞里士多德的美德統一論題認為一個人具有其中任何一種美德，那么就會具有其他所有美德。對于這一點，當代美德倫理學家與亞里士多德達成了共識，因為對自己行為和能力做合乎的、適當的評估的這種智慧、思考是存在的，也就是承認實踐智慧的存在。更松散地來講，很多人承認有限統一的美德論題。然而事實證明這樣的認識有時是行不通的，例如，古代講得忠孝不能兩全，那么反過來看，不能因為一個人沒有去扶摔倒的老人或給老人讓座，就責備此人；更不能據此行為事實判斷這個人是一個沒有道德的人。這里還要說到美德倫理學是怎樣應對休謨“是與應當”這一問題的，其主張休謨問題本身就是個謬誤，所以不足以為該謬誤而困惑，然而他們的確是從自然事實中推出價值，這無疑是陷入了邏輯的泥沼當中，其實現代人也正陷入在這樣的泥沼中，例如一些人總是由一些事實來判斷自己或別人生活得幸福與否?，F在我們通常將幸福等同于金錢、成就、地位等，并依據一個人擁有的財富、可調配資源的權力等來判定其生活是否幸福，而且我們以為那樣的生活就是幸福的，而等到我們真正過上那樣的生活之后卻發現不幸福。如果說人們是在比誰比誰更幸福的話，那么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彼此之間在進行財富、地位、權力、名譽等的角逐，角逐是不可能帶來幸福的，幸福不是別人框定的，而是我們自身在實踐中體會與得到的。美德倫理學一個致命缺點就是陷入了一個對美德循環性定義的泥沼中：

由美德之人來定義美德，而美德之人的鑒定是通過具有美德行為來實現。這個錯誤恰恰能給我們很珍貴的啟示，那就是幸福不是通過幸福之人來定義的，因為幸福之人的幸福行為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而事實是我們總在賦予幸福一個標準；在達到標準之后，若是自己想要的結果就好，便轉而又去確立另一個新的標準；若發現不是所要的便苦惱了。那么我們所要追尋的是幸福，還是從幸福出發去追尋其他？不管是從幸福出發還是追尋幸福，都應該是自己體驗到的，而不是別人所說的。如此才可生活得不那么身心俱疲。

綜上所述，從對美德倫理學的回溯中我們可以獲取一種對幸福的指向，它告訴我們應該遵從理性，注重適中的原則，向幸福的生活靠近，在這一過程中同時包含對美德的踐行。幸福是一個意義豐富的詞語，美德倫理學為幸福提供了很多的認知視角，尤其值得我們用來對現在的幸福物化思潮進行反思。

參考文獻：

[1]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2]唐納德·帕爾瑪。為什么做個好人很難？倫理學導論[M].黃少婷，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