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文學倫理問題的研究源遠流長，早在先秦諸子的著述中已經出現了文學社會倫理教化功能的探索。儒家通過對“文統”和“道統”的論證，將文學限定在國家政治的框架內。建國后十七年及“文革”期間，文學受到了政治文化的干預。改革開放后，國內文學界空前開放，文學倫理學研究漸漸成為我國文學界一個新穎的研究領域，強調從倫理學的立場出發，解讀、分析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

目前，國內已經有一大批的學者涉足該領域，并取得了非常豐富的成果，推動了我國文學倫理學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大批量的研究中也難免存在著一些問題。本文結合傳統文學倫理學的發展，分析了現階段我國文學倫理學研究的現狀，論述其取得的成果與存在的問題。

一、文學倫理研究的嬗變

文學，作為一種用文字語言反映客觀世界和社會心理的學科，從誕生之初便與倫理息息相關。

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學最初產生時是包含了倫理和道德的目的的，文學與藝術美的欣賞并不是文學藝術的主要目的，而是為其道德目的服務的[1].原始先民們起先用詩歌詠唱來抒發情感，不自覺地將自身倫理情感與社會道德風俗融入文學創作之中。春秋時期，孔子在闡發其文學觀念時，已首次將文學與倫理緊密聯系起來?！墩撜Z·先進》有載：“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钡滦?、言語、政事、文學被稱為孔門四科，孔子所言之文學與現今的概念固然不同，帶有“文治教化”之意，但孔子始終將德行作為四科之本，體現出了其重德重行的文學觀念。儒家對文學的研究源于對文藝倫理教化功能的認識，以德本為核心的儒家詩學--早期文學倫理學說就是在他們對文藝特性的深入思考和大力倡導中得以形成[1].其后，孟子與荀子的人性論雖然一善一惡，各執一端，但是他們始終秉承著儒家文治教化的文學倫理觀念。

自先秦以降，儒家關于詩文教化作用的影響進一步加大，漢儒們充分發揮“有德必有言”的觀念。唐代，韓愈既堅持了“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儒家“道統”思想，也飽含著“詩書易春秋”的“文統”理論，提出了“不平則鳴”的文道交融的文學倫理主張，既強調文學的情感訴求，也強調文學的教化功用。宋儒在其思想上加以推進，沿用了韓愈道統理論，周敦頤提出了“文以載道”,將文學完全變成了傳播儒道的工具，朱熹則進一步提出了“文道合一”.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開始萌芽，新的市民意識從封建意識內部開始滋生，傳統的儒家道德標準不斷地受到挑戰與質疑。李贄深受王陽明心學的影響，以異端自居，斥責朱程理學為偽學，對儒家經典進行抨擊。其文學倫理的核心便是“童心說”,按照他的解釋，“童心”就是“真心”,是兒童初生時的心靈，沒有經過世俗的熏陶，是“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形成了其獨特的小說鑒賞理論和創作理論。湯顯祖和馮夢龍提出了“尊情”小說觀，他們尤為注重“情感”在小說等文學作品中的作用，主張人格的自由和獨立。馮夢龍在提出男女愛情是人之本能、抨擊理學滅欲思想的同時，也不斷升華著“情本論”,將其上升到教化社會的高度。

清末，梁啟超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口號，開啟了“小說界革命”,打破了千百年來鄙薄小說的傳統偏見，揭示了文學“淺而易解”、“樂而多趣”的藝術特點。其后，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更是中國文學倫理史上的一座界碑，標著著舊文學倫理時代的結束。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批判了“文以載道”的文學倫理觀念，解放了文學的創作題材和創作手法。

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文學時期產生了一些藝術成就頗高的作品，但是總體上文學被規定在國家政治倫理的體系內，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人際關系被排斥在創作選題之外，具有著社會倫理層面的缺失。文革后，文學界表現出了強烈的探索求新的意識，文學與政治的密切關系開始淡化，文學與閱讀市場的關系開始緊密起來。

二、我國文學倫理學的研究現狀

當前，隨著出版商業化、閱讀網絡化、創作多樣化，我國的文學創作和閱讀市場進一步開放，2012年，中國出版的圖書達到了414005種，冊數為79.25億冊，超越了美國一倍多，位居世界第一，且大量的文學作品也涌向了網絡平臺，諸多網絡作家名聲顯赫。在現階段，進一步研究文學和倫理學的聯系，從倫理學的立場出發，解讀、分析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具有相當大的意義。研究文學倫理學，并非是將文學禁錮在道德規范的框架內，而是從文學創作、文學出版、文學閱讀、文學批評等多個層面進行倫理研究，用以研究創作題材的倫理選擇、挖掘作者敘事和修辭的倫理意蘊、引導閱讀群體的倫理需求、分析文學批評的評價標準，更好地規范作家道德、版權和閱讀市場，讓文學能夠得到更加自由的發展。

目前，文學倫理學已經引起了文學研究者們的廣泛關注。迄今為止，公開發表的以文學倫理、小說倫理、敘事倫理等為題的論文已有近200余篇，其研究成果主要可分為如下幾類：

1. 文學倫理學批評：從倫理的立場分析解讀文學作品

21世紀初，在借鑒倫理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便是文學倫理學批評。文學倫理學批評，作為一種文學研究新方法，其意義主要有三：一、通過將倫理學與文學結合的方法進行文學批評，使文學理論和批評回歸生活；二、通過倫理學的善惡分析，產生文學批評的優劣標準，彰顯文學作品之積極之處；三、明確文學作品的社會價值和社會功能，對于作家創作中的價值觀及現實意義進行指導。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內容包括：作家與創作的關系，作品與社會道德的關系，讀者與作品的關系，作家及其作品的道德傾向、道德評價、道德教化。除此而外，作家從事寫作的道德責任與義務、批評家批評文學的道德責任與義務，甚至包括學者研究文學的學術規范等，都應該屬于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范疇[1].2004年6月，《中國的英美文學研究：回顧與展望》全國學術研討會在江西南昌召開，聶珍釗教授發表了題為“文學倫理學批評：文學批評方法新探索”的講話，這是國內首次提出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概念。聶教授最早明確將文學和倫理學之間的聯系納入理論研究范圍，并論述文學倫理學批評應該成為文學批評的重要方法之一，強調文學的社會責任、道德義務。2005年10月31日，“文學倫理學批評：文學研究方法新探討”全國學術研討會在華中師范大學召開，文學倫理批評這一文學批評方法的基本原理、形態品質等得到了更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