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國邏輯史研究與中西邏輯比較研究中，古今中外諸多學者都注意到了這一現象:邏輯是文化的產物，不同文化背景或文化傳統所孕育的邏輯思想有其共同性的一面;同時，它們也反映了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或烙有文化傳統的“印記”，有其特殊性的一面。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中不僅要“求同”，承認中國古代有邏輯思想，更要“求異”，把握中國古代邏輯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帶有的某個時代、某個民族和某些個人的特點”。
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特點之一就在于它“不糾纏于形式，有學理的基本，卻沒有法式的累贅”，“沒有打扮出理智的款式，也沒有受到這種款式的累贅和悶氣”，而是“側重于概念、判斷、推理的實質性研究……注重思維實質性的研究，所以它可以避免西方或印度邏輯的煩瑣之處……這樣的邏輯，我們也可稱之為‘內涵的邏輯’，以別于西方的‘外延邏輯’”。
“內涵的邏輯”主要關注所要考察的概念、判斷、推理的具體內容。研究表明，對于用自然語言表達的具體內容的理解常常是依賴語境的，也就是說，一個句子表達什么意義，不僅取決于其中所使用的詞語的一般意義，而且取決于說出這句話的語境。要弄清楚這些句子的意義和內容，就要弄清楚這句話是誰說的、對誰說的、什么時候說的、什么地點說的、在什么情境下說的、針對什么說的、說聽雙方共有的背景是什么、交際意圖是什么等等。說聽雙方的知識背景、所掌握的信息量不同，對對方言語的理解就會發生偏差，通過推理得出的結論就會不同，也就達不到有效溝通的目的。邏輯學是一門有關推理的學科。中國古代邏輯對語境的依賴使得中國古代推理思想也具有語境化特征。
再者，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的特點，使得它無法像西方那樣以毫無內涵的拼音字母來代表變項。
即使在一些篇章里用“彼”、“此”、“之”、“是”等代名詞來表示變項，如《經說下》“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但這些代名詞仍然承載著一些意義，離不開具體的情境。有些推理相對于某一特定的思維情境是合理的，但若抽離了承載語言的思維情境則變為不合理的。這里的思維情境實則是語境。
此外，中國古代推理思想的形成和運用總是和“辯”交織在一起的。在中國古代推理思想成果輩出的先秦時期，這一點體現得尤為明顯。溫公頤先生曾將這一時期稱為“我國邏輯史中最光輝燦爛的一頁，也是世界邏輯史上最古老的一顆寶貴的明珠”。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先秦時期曾出現了“名實相怨”、刑罰不清的混亂局面。如何平定天下、重新實現社會的有效管理與控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F實政治活動、外交活動的需要決定了這是一個需要論辯思想、產生論辯藝術的時代。先秦諸子為了政治、外交等方面的需要，都在通過自己的談說論辯來播其聲、揚其道、釋其理，由此產生了具有傳統特色的論辯思想和論辯藝術。而要想在論辯中達到“取當爭勝”的效果，從而實現“以其言易天下”的目的，就必須掌握一定的論辯方法與技巧。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論辯學說也就是推理學，因為命題是為組成推理服務的，是為了研究推理而研究命題的，而論證則是各種推理的具體運用，沒有推理也就沒有論證，研究論證歸根結底也就是研究推理”。
“辯”就是指辯論雙方的一種特殊交際行為，不僅涉及談辯的內容、事件，而且涉及談辯雙方的情況，包括雙方的知識背景，信息儲備等方面，而這些都是語境的基本構成要素。
可見，語境對正確理解先秦乃至中國古代推理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國古代推理思想，必須清楚中國古人進行邏輯推理的語境，才能真正了解作者本意，否則只會斷章取義，更為嚴重者會輕易得出中國古代無邏輯的結論。
二
中國古代的主導推理類型就是推類，這已經得到眾學者的認可。崔清田認為:“以事物或現象之間的同異為依據的‘推類’\\(或‘類推’\\)，就成了古代文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種推理?！薄跋惹刂T子的言議辯說十分重視推論。這種推論的依據是事物、現象間的類同、類異關系。因此，先秦時期的推論多稱為‘推類’或‘類推’?！?/p>
劉明明在其《中國古代推類邏輯研究》一書中引用董志鐵先生的觀點認為:“先秦及兩漢的古籍中有‘以所見知所不見’，‘見者可以論未發’的論述。其依據又是類與類的關系。并且將這種思維過程稱為推類或類推。因此，我認為，推理是推理的確切名稱也未嘗不可?！?/p>
劉培育認為:“古代名辯學的推理是在類的基礎上進行的，所以又稱為推類?！笨梢?，古代文獻中并沒有明確區分推類與類推的異同，因此可把二者視為等同的概念。
推類是指兩種不同事物\\(現象、命題\\)依據類同的屬性，由一種事物\\(現象、命題\\)具有某種屬性，推出另一種事物\\(現象、命題\\)也具有這種屬性的推理?？梢?，推類是依“同類”或“類同”而推，由此推出的結論的可靠性取決于事物歸類的恰當性。而對“恰當性”的判斷始終離不開具體的語境。由于中國古代特有的文化傳統，其對事物或現象的歸類顯現出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維路徑。
古希臘注重事物的“本質屬性”和“類的種屬關系”，所謂“同類”是嚴格的科學分類的結果。而中國古代的“同類”或“類同”與指的“類”比起科學上的分類\\(自然科學上的界、門、綱、目、科、屬、種\\)要寬泛得多。兩個或兩類事物，只要在某一點上有相同或相似之處，便可認為是同類。所謂同類其實不過是“異中求同”罷了。兩個或兩類事物因選取的角度不同，既可歸為同類也可歸為異類，這取決于類推者的選取角度。被歸為同類的兩個或兩類事物，必定在類推者的眼中有某種相同的地方。這就自然涉及到認知主體的背景知識、文化傳統等因素。當對方不了解中國古代營造的這種特殊的認知語境時就很難認同蘊涵著中國傳統文化“特質”并體現著中國古代思維方式的歸類方法。因此，如果脫離了討論的具體語境，一味生硬地套用西方的分類方法以及推理形式去解釋中國古代歸類和推類的做法，只能錯誤地理解、評價中國古代的推類思想。
八卦劃分最能充分說明中國古代歸類方法的特殊性。它是根據在某一語境下事物表現出來的相同的“理”來分類或歸類的。在《易傳·說卦》中，先人對八卦所象征的事物作了一個較為詳細的匯總: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金……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涂……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揉，為弓輪……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以乾卦為例，乾卦可以象征天、圜、君、父、金等多種事物，也就是說可以把天、圜、君、父、金等多種事物歸為乾類。如果我們沿著分析事物形質即物質構成元素的思路去分析乾類，那是根本無法理解的，因為這種分類的標準是事物表現于外的象，主要是動態之象，即功能特性及事物之間的行為動態聯系。其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相應則相從，相似則同類?！兑讉鳌の难浴氛f:“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币簿褪钦f，事物的聚分取決于其類屬性的同異。凡是相互靠攏，有聚合傾向的事物即為同類。無獨有偶，這種“同類相應”的思想幾乎見于先秦兩漢各家各派的著作中，這也足以見其地位的重要性。如:
同則相從，異則相距。\\(《管子·白心》\\)以陽召陽，以陰召陰。\\(《莊子·徐無鬼》\\)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莊子·漁父》\\)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
\\(《荀子·勸學》\\)類固相召，氣同則和，聲比相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山云草莽，水云魚鱗，旱云煙火，雨云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勝棘楚。\\(《呂氏春秋·應同》\\)陰陽同氣相動也。\\(《淮南子·覽冥訓》\\)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音疾徐，以音相應也。\\(《淮南子·泰族訓》\\)“同類相應”或“同氣相求”的思想是中國古代學術界普遍承認的，其中體現了一種分類的方法，即“凡是能夠相感、相從、相召、相動的事物，則為同類?！?/p>
這也是最為重要的一種分類方法。以震卦為例，春天，大地萌動，震雷出滯，多刮東風，植物開始生長，冬眠的動物醒來，到處呈玄黃之色，開滿絢麗鮮花\\(“旉”\\)。這些事物之間有相動相從的關系，故歸為一類。
其二，功能和行為方式相同則歸為一類。如古人認為天在自然界有統攝萬物的作用，而君為一國之主，父為一家之長，首為一身之統領，居全身之最高位，這四者在各自的關系系統中有相同或相近的功能，故歸為一類。
其三，動態屬性相同則歸為一類。如將天、剛、健、馬視為同類，是因為天與馬在運行過程中都表現出剛健的品格。
其四，靜態屬性相同則歸為一類。如古人認為天形圓，而木果形也為圓，所以將二者歸為一類。劉長林曾指出:“中國古代的許多哲學家，他們和西方一樣，在認識所及的范圍內尋找著世界的物質本原。但是他們對待物質本原的態度與西方不同。他們的著重點不在于向外尋找構成世界的物質元素，而在于研察物質世界表露于外的動態品性和行為功能?！?/p>
中國古人認為，“功能特性”和“事物之間的行為動態聯系”具有普遍意義，可用來作為歸類的依據。這是一種“關系性”或“關聯性”思考。關注各類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并依據本質性、規律性的關系來推論，就使得在《周易》那里，似乎無所不能推論。當然，這在西方是難以想象的。
先秦時期，推類思維已成為華夏民族邏輯思維的特色和傳統，諸子百家對推類都有所研究并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其中墨家對推類進行了最為全面的理論探討和總結。他們提出了一系列較為切實可行的推類方法，如“辟”\\(譬\\)、“侔”、“援”、“推”、“止”、“效”等，更為具體地展示了中國古代推類的思想?，F以“效”式推論為例加以說明?！靶д?，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
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敝芪挠⒅赋?“‘效’就是用已知為真的規律性的知識來證明論題，中效則是，不中效則非?！薄靶А笔酵普摰囊淮筇攸c就是提供一個判定法則或檢驗標準。如《墨子·耕柱》記載: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梢愿粐?，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于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p>
墨子在此就運用了“效”式推論。他所提供的評價標準就是“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符合這個標準就是“中效”，否則就是“不中效”。凡是可以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的\\(M\\)是“天下之良寶”\\(P\\)“義”\\(S\\)是可以可以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的\\(M\\)所以，“義”\\(S\\)是“天下之良寶”\\(P\\)凡是可以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的\\(M\\)是“天下之良寶”\\(P\\)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S\\)不是可以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的\\(M\\)所以，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S\\)不是“天下之良寶”\\(P\\)“效”式推論中所舉的第二個例子，如果從亞里士多德創立的三段論角度來看則是無效的。因為它違反了“前提中不周延的項結論中也不得周延”這一規則。大項P在前提中不周延而在結論中周延。但是，這個例子在中國古人看來是有效的。
針對此，陳孟麟給出了解釋:“名辯邏輯就是揭示概念所說明事物的本質以為‘法’，從而推論兩類事物是同類還是異類的思維方法。這樣，‘效’式推論的大前提主謂項并不是如亞里斯多德大前提的類屬關系而是同一關系，即不是‘A’表述所有的‘B’或‘A’屬于所有的‘B’\\(這是亞里士多德經常使用的表述方式\\)，而是A和B的同一即A等于B，這兩者是決不能混淆的。所以同一三段式推理，對于亞里士多德體系是無效的，而對于‘效’式推論卻是有效的，必然的?！?/p>
如果把該例子的大前提理解為同一\\(全同\\)關系，那么該例子就可圖示如下:
大前提M、P是全同關系，小前提S、M是全異關系，很顯然結論S與P也是全異關系。這樣一來，該例子就可解釋清楚了?？梢?，三段論和“效”式推類方法都有各自特殊的文化背景和適用的對象范圍，二者各得其所，并行不悖。因此，在進行中國古代推理的研究過程中，一定要格外注意其產生的時代背景以及蘊涵的民族習俗、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等相關語境因素。
如果脫離了討論的具體語境，一味生硬地套用西方的分類方法以及西方邏輯的推理形式去解釋中國古代歸類和推類的話，只會錯誤地理解、評價中國古代的推類思想。殊不知，這種推類思想正是中國古代思維方式的具體體現，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三
一切推理就其實質來說都是關于一定對象的推理。先秦諸子推理思想的語境化特征要求人們要注意對象存在的條件性，對對象的認識\\(推理的前提\\)也應當是發展變化的。如果不顧及對象及其相關知識的發展變化，僅僅把知識看作是既成的、給定的，并以此作為前提來進行推理，當然難以正確反映發展變化中的對象的實際情況及與其一定的相關條件之間的真實關系，就難以保證推出結論的正確性。無獨有偶，先秦諸子關于“權”的思想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
“權”是相對于“經”而存在的，關于“經”與“權”的具體含義問題，先賢們多有論述:《孟子·趙岐注》:“權者，反經而善者也?！睗h代韓嬰《韓詩外傳》:“常謂之經，變之謂權，懷其常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碧拼谠稊嘈陶摗?“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浂恢獧?，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p>
楊國榮先生說:“所謂經，著重的便是義的至上性與絕對性……所謂權，便是指道德原則在具體情景中可合理的變通?！崩顫珊裣壬f:“‘經’與‘權’是孔學一大問題。我以為譯為原則性與靈活性最貼切?！?/p>
可見，“權”是指隨語境的改變而采取適宜的處事方法，并不執著于以往慣用的方法，具有一定程度的靈活性和自主選擇性?！墩撜Z·子罕》也有記載:“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笨鬃訉⒁粋€人的求知境界依次分為學、道、立、權四個層次。他認為一起學習的人，未必都能學到道;能夠學到道的人，未必能夠堅守道;能夠堅守道的人，未必能夠學會權變?？梢?，孔子把權變置于更為重要的地位。
《孟子》一書中記載了很多行“權”的事例，例如《孟子·離婁上》記載: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孟子曰:“禮也?！痹?“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痹?“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認為男女之間不親手交換東西，這是禮制的規定。孟子認為嫂嫂掉在水中，必須用手去援救，否則就是豺狼。在此，孟子認可的“嫂溺則援之以手”的做法并沒有違反一般的禮制。因為前后兩種狀況并沒有發生在同一溝通語境中，前者是就一般情況而言，后者則是針對特殊情況而說的，在特殊情況下就應該改變常規的推理前提。
再如陳臻\\(孟子弟子\\)問曰:“前日于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饋七十鎰而受;于薛，饋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泵献釉?“皆是也。當在宋時，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饋贐?！韬螢椴皇?當在薛也。
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饋之?！韬螢椴皇?若于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公孫丑下》\\)面對弟子的二難詰問，孟子似乎在“必居一于此”的是非對立前很難堪，但孟子并沒有被這一二難推理所難倒。很顯然，“于齊”、“于宋”、“于薛”不是同一個地方，不屬于同一個語境，因此不必遵循同一處事方式，而必須要根據“齊”、“宋”、“薛”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顧具體實際一概而論顯然不是辯證思維方式的體現。
孟子對于認識發展中的事物、確定是非對錯的條件性有著敏銳的認識，形成了一種明確的辯證意識。這種辯證意識要求人的認識要隨著事物存在狀況的變化而變化，是非的判定要依具體情況而定，行事的策略也應根據具體條件的變化而適時改變，拘泥于某一種方法是行不通的。只有用辯證的思維去規范自己對發展中事物的認識，才能不斷修正自己對事物情況的判定，從而形成恰當的推理大前提，最終得出合宜的結論以指導行動。
荀子按照德性高低把人分為五個等級，分別是通士、公士、直士、愨士和小人。他說:“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盶\(《荀子·不茍》\\)善于應物的人為“通士”，而善于應物的標準就在于能夠在具體境遇中選擇最為適宜的方法，而不固執于常規的解決方法。這個論述表現了荀子對境遇中具體權變的注重。
繼而，荀子又從君臣關系、親子關系的角度論述了忠孝原則的可變通性?！皬拿鼊t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是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薄盾髯印ぷ拥馈钒凑招⒌牡赖略瓌t，子女應當順從父母，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遵循父母之命往往會導致不利于父母的結果，而不從命則有益于父母。一旦身處這種情境，則不必拘于從親之命的一般律令，而應根據境遇分析對道德原則作出適當變通。關于“事君以忠”，荀子比孔子說得更具體:“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于世。劫迫于暴國而無所辟之，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盶\(《荀子·大略》\\)這就是教人如何在身陷暴國、面對暴君的情況下明哲保身。根據一般道德原則，臣應當事君以忠，而忠則意味著對君的失當之處加以規諫，但在某些條件下則不必履行一般的臣子之義，而應首先考慮如何避免與暴君的沖突，以便身處暴國而能獲得平安。
此外，荀子認為推理必須建立在主體的理性考察之上，不能隨意更改?！坝麗喝∩嶂畽?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后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后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然后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慮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盶\(《荀子·不茍》\\)也就是說，必須要“前后慮”、“兼權”、“熟計”，然后才能行“權”，否則可能“偏傷”。
后期墨家在進行推理論證的過程中，對推理前提的把握也有其獨到體會。他們認為，不能抽象地、一般地談論什么是利、什么是害，而要結合具體語境來談，要根據實際情況區別對待。正所謂:“于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盶\(《大取》\\)“權”既不是正確的，也不是錯誤的，而是恰當的，重在強調標準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事物內容的改變而改變的。繼而，《墨經》作者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斷指是利還是害?對此問題不能簡單地回答是利還是害，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主要體現為以下兩個簡單的三段論推理:
第一，一般情況下，凡是傷害身體的行為都是害的。斷指是傷害身體的行為。因此，斷指是害。
第二，特殊情況下，傷害身體但是保命的行為是利的斷指是傷害身體但保命的行為因此，斷指是利。
可以看到，根據不同的推理前提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因此，任何結論的得出都要認真考察推理前提的具體內容，要在分清具體情況的前提及語境的情況下，選擇適當的推理前提。雖然在平常情況下斷指和丟掉性命都是“取害”，但在特殊情況下，如遇上盜賊時，斷指而免丟掉性命則是可取的，是“利”。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靈活策略，也是清醒、理智、富有辯證意義的謀略。
綜上所述，由于中國古代推理思想由于始終離不開具體內容，所以只有將其放入特有的語境中，才能對其有一準確的把握。其實，每個原理都有其實現的時代，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因為，它們本來就是為了滿足人的現實需要而創生出來的。挖掘中國古代的推理思想，展現蘊涵于其中的文化內涵，探討其中的精義得失，可以使我們了解古代人的思維表達藝術，從而在弘揚傳統文化的同時，探討、挖掘為我所用的精華，通過批判繼承、綜合創新，使中國古代推理思想求真的科學精神和求治的倫理精神在現代社會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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