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語句自身含帶引導從句的語詞， 由此可決定整句與引導從句具有不同的語言層次和不同的涵義及指稱。 我們可以把這種帶引導從句的語詞提供的語境叫 “詞語類型語境”. 分析這種語境與解決現代哲學中的 “同一替換” 難題密切相關。 弗雷格講的帶有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的語詞以及羅素講的標志指稱詞組初現與再現的語詞都是屬于這種能夠提供詞語類型語境的語詞。

一

弗雷格在分析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的指稱問題時指出， 通常情況下語句的指稱是真值， 而 “如果整個句子或句子部分是直接引語或間接引語， 那么應該考慮例外的情況……這種情況下， 言語的指稱不是通常的指稱。 一個句子在直接引語中還是指稱一個句子， 但在間接引語中卻指稱一個思想”.拿 “哥白尼認為， 行星的軌道是圓圈” 這句話來說， 弗雷格認為， 對于整句的真來說， 從句 “行星的軌道是圓圈”沒有通常的真假， 而只有間接指稱， 這種間接指稱就是人們通常講的涵義。 弗雷格說， 這種情況下， 人們可以把引語從句理解為名詞， “理解為那個思想的專名”.

弗雷格認為， 就同一替換來說， 引語從句替換不能沿用通常的真值替換法， 否則就會使替換前后兩個整句的真值發生變化。 比如， 把上面的語句替換成 “哥白尼認為，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被替換的引語雖然也是假的， 但是， 替換后整句的真值卻與原句不一樣。

針對引語從句替換問題， 弗雷格指出： 正確的替換只能在具有相同涵義的從句之間進行。 他舉例說： “比較下面兩個句子： ‘哥白尼認為， 行星的軌道是圓圈' 和 ’哥白尼認為， 太陽運動假象是由地球的真實運動造成的‘. 這里用一個從句替代另一個從句， 不會影響真。 主句和從句一起只以唯一的一個思想作涵義， 整體的真既不包括從句的真， 也不包括從句的不真。 在這些情況下， 不允許把從句中的一個表達式代之以另一個含有相同的通常指稱的表達式， 而只能代之以含有相同的間接指稱、 即相同的通常涵義的表達式”.

弗雷格雖然看出了引語替換存在的問題， 但是他提出的解決辦法卻存在很大的邏輯漏洞。 他一方面說替換是 “主句和從句一起只以唯一的一個思想作涵義”, 這也就是說替換前后主句的涵義都是相同的； 但是一方面卻又說用來替換的從句要和原從句涵義相同。 而實際上在他舉的例子中， 從句 “行星的軌道是圓圈” 與 “太陽運動假象是由地球的真實運動造成的” 涵義并不相同。

由于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都是由某些詞語類型引導的， 所以對上面兩例涉及的替換， 我認為可以直接從詞語類型語境角度去分析， 并且后一種分析完全可以填補弗雷格方法出現的邏輯漏洞。

從詞語類型語境分析， 上述第一例替換出問題的地方主要在于替換語句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并不在哥白尼 “認為……” 的語境里。 盡管我們知道兩個引語都假， 但我們并不能把我們信念中的假語句與哥白尼信念里的真語句替換。 如果允許這種替換， 那我們就可以用任意一個我們信念里的假語句替換這個語句中的間接引語了。 推而廣之， 只要某人曾有過一個錯誤認識， 我們就會把世界上所有的錯誤認識統統替換給他。

以上第二例替換之所以未改變整句的真值， 原因在于前后兩個引語都是哥白尼相信為真的語句， 都在哥白尼 “認為……” 的語境中。

從弗雷格所舉的例子及其分析來看， 他所講的間接指稱 （通常涵義） 相同的引語替換其實并非真正有相同涵義的引語替換， 而實際上仍然還是處于同一語境里的引語真值替換。 盡管 “行星的軌道是圓圈” 與 “太陽運動假象是由地球的真實運動造成的” 在哥白尼 “認為……” 的語境中都是真的， 但這兩個引語的通常涵義并不相同。

因此， 就替換與被替換的引語來說， 弗雷格的處理方法同樣存在著自相矛盾的地方： 一方面他強調引語替換是具有相同的通常涵義的語句替換， 另一方面他用來相互替換的兩個語句卻只具有同一語境里的相同真值。 在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思想中， 實際上只有后者才真正符合弗雷格的真值指稱觀。 盡管詞語類型語境在弗雷格的引語同一替換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但弗雷格自己卻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因此他也沒有把這種語境作為分析引語同一替換的重點。

維特根斯坦曾經直截了當地批評過弗雷格的真值指稱論。 他認為， 語句是我們為世界事實構造的邏輯圖像， “圖像描述邏輯空間中的情況， 即事態的存在或不存在?！?/p>

按照他的主張， 語句的指稱就是事態或事實。

假如我們接受維特根斯坦的指稱觀， 那么從詞語類型語境角度提出的同一替換規則就應該是： 只有在相同詞語類型語境下， 具有同一對象指稱的語詞或具有同一事態指稱的語句才能相互替換； 并且也只有用來替換的語詞或語句與被替換的語詞或語句指稱相同而涵義不同時才有替換的必要。 這一規則要求： 第一， 替換者與被替換者必須處于同一詞語類型語境之下； 第二， 替換的語詞或語句與被替換的語詞或語句涵義不同而指稱相同。 例如： “茅盾” 與 “沈德鴻” 指稱同一對象， “茅盾是著名作家” 與 “沈德鴻是著名作家” 指稱同一事態， 假如 “沈德鴻就是茅盾” 處于張三 “知道” 的語境下， 那么， 我們就可以從 “張三知道茅盾是著名作家” 經過替換得到 “張三知道沈德鴻是著名作家”. 而假如 “沈德鴻就是茅盾” 不在張三 “知道” 的語境下， 就不能從 “張三知道茅盾是著名作家” 替換得到 “張三知道沈德鴻是著名作家”. 這里 “知道……” 這一詞語構成了同一替換是否有效的詞語類型語境。

顯然， 上例涉及的引語替換是那種以引語中包含的名稱替換為基礎的語句替換。 引語中的名稱替換會自動導致引語替換。 這種替換引語顯然具備涵義不同而事態指稱相同的特點。

而在弗雷格的引語替換思想中， 只要張三同時知道 “茅盾是著名作家” 與 “巴爾扎克是著名作家” 都是真的， 它們作為 “知道” 的引語就可以相互替換。 而實際上， 即使在弗雷格的引語替換中其替換語句與被替換語句都處于同一詞語類型語境中， 我們也并不能說替換前后兩個語句的事態指稱是相同的， 更不能說這種替換就是具有相同涵義的語句替換。 因此， 弗雷格的引語真值替換即使 “不會影響真”, 也會影響到從句以至于整句的涵義以及事態指稱。 引語同一替換并不能像弗雷格那樣使用同一語境下真值相同而事態指稱不同的語句替換。 無論是語詞替換， 還是語句替換， 同一替換指的都應該是涵義不同而指稱相同的語言表達式的替換， 而并不是具有相同涵義的語言表達式的替換， 更不是僅僅具有相同真值的語言表達式的替換。

二

根據弗雷格的引語替換思想以及羅素的摹狀詞理論， 奧爾伍德等所著 《語言學中的邏輯》 （以下簡稱 《語》） 一書曾經提到了兩對與詞語類型相關的語境， 一對叫 “內涵語境”、 “外延語境”, 另一對叫 “晦暗 （opaque） 語境”①、 “顯透（transparent） 語境”.對于 “內涵語境” 和 “外延語境”, 《語》 舉例如下：

（1） 比爾正在想象他未來的妻子。

（2） 比爾正在吻他未來的妻子。

《語》 認為， 上面的句 （1） 有兩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 只有比爾和他未來的妻子在個體的對偶中可以找到， 句 （1） 才可能是真的， 這些個體的對偶組成“想象” 的外延。 第二種解釋， 即使在我們這個世界沒有比爾未來的妻子， 這個語句還可以是真的。 這種情況下 , 比爾可能想到他希望作為他未來妻子的女人。

如果用我們上面講的語境同一替換理論來替換 “想象” 之后的語詞， 那么只要某一個存在于比爾想象中的對象是他所想象的未來妻子， 并且比爾對這個對象有一個稱呼， 比如叫 “瑪麗”, 那么我們就可以用 “瑪麗” 這個稱呼與 “他未來的妻子” 相互替換。

句 （1） 的第二種解釋卻不能用于句 （2）。 句 （2） 如果是真的， 比爾未來的妻子必須存在于現實世界。

《語》 指出， 有些語言表達式在某些語境中沒有在通常情況下是它們外延的東西作外延， 代替它的是在通常情況下為其內涵的東西作外延。 句 （1） 的第二種解釋提供的是內涵語境。 而句 （2） 提供的卻是純粹的外延語境。 這意味著“想象” 這個詞既可提供外延語境， 又可提供內涵語境； 而 “吻” 則只能提供外延語境。 這里， 唯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它的這種列舉與解釋給我們提出了一種對 “內涵” 的另外的解釋。

我們還可以同時結合 《語》 對內涵語境中語句的解釋來看它所說的 “內涵語境” 意義上的 “內涵” 是什么。

《語》 說： “一個語句所表達的命題有時可以變成它的外延”. 例如 “必然地正在下雨”. 這里 “必然地” 就不是作用于該語句的外延 （它在我們這個世界的真值） 之上， 而是作用于它的內涵 （它所表達的命題） 之上。 “這樣模態語句副詞按照與 ’想象‘ 同一類型的動詞相類似的方式創造了內涵語境， 在這種語境中， 通常情況下作為內涵起作用的東西就變成了外延”.

由此我們至少可以肯定， 《語》 所講的內涵語境中語詞或語句的指稱雖然也是通常的涵義， 但它已經不是如弗雷格進行引語替換時那樣把詞語類型語境里的引語真值當做涵義了。

《語》 提到的 “晦暗語境”、 “顯透語境” 與 “內涵語境”、 “外延語境” 雖有某些相似， 但又不完全相同。

《語》 舉例說， 像 “丹麥國王可能已經是卡努特以外的某一個人” 這句話提供的就是一個晦暗的語境 . 其中有共同指稱的詞項不能相互替換。 例如我們不能做以下推理：（a） 丹麥國王可能已是卡努特以外的某一個人；（b） 丹麥國王是卡努特；（c） 所以， 卡努特可能已是卡努特以外的某一個人。

《語》 認為， 在句 （b） 中， “丹麥國王” 和 “卡努特 ” 有共同的指稱 . 由于句 （a） 提供的是晦暗語境 , 所 以不能用 “卡努特” 代替句其中的 “丹麥國王”.在 《語》 看來， （a） 和上述句 （1） 并不屬于同一語境類型。 但到底何為 “晦暗語境”, 何為 “顯透語境”, 它們 與“內涵語境” 和 “外延語境” 有什么不同， 《語》 并沒有把它們說清楚。 相反， 當它提到弗雷格和羅素對這類問題的解決時由于沒有搞清兩人理論之區別， 因此反而混淆了這兩對語境的涵義。

《語》 提到的 “晦暗語境” 所涉及的問題， 羅素曾在其摹狀詞理論中做過多次分析。

羅素對人們一般所理解的 “同一替換” 做了如下簡潔表述： “如果 a 等于 b, 那么， 凡對于一個真的， 對另一個亦真， 且這二者可以在任何命題中互相代入而不改變命題的真假”.

這里的 “a 等于 b” 類似于弗雷格講的涵義不同的語言表達式在所指方面的等同。 顯然， 這里所講的同一替換主要還是語句中包含的指稱相同的語詞替換。 羅素認為這種替換并不適用于摹狀詞； 摹狀詞與專名在句中地位不同， 后者直接代表對象， 可直接作命題主詞， 前者不行。

為了說明摹狀詞與專名的這種區別， 他舉例說： “喬治四世想知道司各脫是否為 《威弗利》 的作者： 而事實上司各脫是 《威弗利》 的作者。 因而， 我們可以以司各脫代入 《威弗利》 的作者， 從而證明喬治四世想要知道的是， 司各脫是否是司各脫。 但是， 人們并不認為歐洲的這位頭等顯貴對同一律感興趣?！?/p>

因此這種替換是錯誤的。用羅素的理論來分析 《語》 提到的 “丹麥國王”, 顯然它與 “《威弗利》 的作者” 一樣也是摹狀詞。 它的意思是：至少存在 x, x 是丹麥國王， 并且對于所有的 y 來說， 假如 y 是丹麥國王， 則 y 與 x 相等。

“丹麥國王是卡努特” 的涵義是：至少存在 x, x 是丹麥國王， 并且對于所有的 y 來說， 假如 y 是丹麥國王， 則 y 與 x 相等， 并且 x 是卡努特。

而 “卡努特” 卻是一個專名， 它直接指卡努特這個對象。 因此， 正如羅素說 “《威弗利》 的作者” 與 “司各脫” 不能相互代替一樣， “丹麥國王” 和 “卡努特” 同樣不能相互代替。

按照羅素理論進行的這種分析是否到位， 我們將在文章的第三部分進一步討論。 這里首先需要澄清的是 “內涵語境” 與 “晦暗語境” 的涵義。

根據 《語》 的舉例與分析， 實際上其 “內涵語境” 源于弗雷格的 “引語語境”, 而 “晦暗語境” 則源于羅素的摹狀詞理論； 晦暗語境由摹狀詞提供， 而顯透語境則由專名提供。 因此， “內涵語境” 和 “晦暗語境” 的理論來源、 表現形式以及內容等并不一樣。 而 《語》 實際上并沒有把這些不同說清楚， 它只是籠統地說 “丹麥國王可能已是卡努特以外的某一個人” 這句話提供了一個晦暗的語境。 問題是， 這句話不僅提供了晦暗的語境， 而且它同時也有內涵語境。 不把這句話中的 “晦暗語境” 與 “內涵語境” 區別開， 就很難準確說明 “卡努特” 和 “丹麥國王” 在這句話中不能替換的原因。

《語》 在追溯 “晦暗語境” 的歷史淵源時說： “’晦暗性‘ 這個詞是由羅素和懷特海在他們的 《數學原理》 一書中采用的， 但是這個觀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德國數學家弗雷格的著名論文 《論涵義和指稱》。 弗雷格注意到有共同指稱的詞項互相代替在間接引語語境中并不是一般地可能的。 在 ’間接引語‘ 的最廣意義下包括像認識動詞 （’知道‘、 ’相信‘）的補語。 他斷定在這種語境中， 一個表達式不具有它通常的外延， 而具有他稱之為 ’間接的‘ 外延。 弗雷格把這種間接的外延等同于這個表達式的內涵”.

如果從羅素講的摹狀詞的直接所指是涵義來講， 《語》 對 “晦暗語境” 歷史的這種追溯有一定道理。 但若從語境特征看， 摹狀詞與引語就完全不同了。 而且， 對于摹狀詞這樣的詞組， 羅素與弗雷格的分析并不一樣。 羅素理論正好是建立在對弗雷格理論批評基礎上的。 羅素認為， 摹狀詞只是一個詞組， 并不能直接指對象， 而弗雷格則認為這類詞組也可直接指對象； 弗雷格并沒有區分摹狀詞與專名， 羅素講的那些摹狀詞在弗雷格那里有的被看做專名， 有的則被看做主從句中的從句。 比如， “發現行星軌道是橢圓狀的那個人， 死于貧困之中” 的 “發現行星軌道是橢圓狀的那個人”, 在羅素看來是摹狀詞， 而弗雷格則把此看做是一個指稱對象開普勒的從句； 弗雷格認為這句話里隱含的 “存在一個發現行星軌道是橢圓狀的人” 是整句的預設， 而并不能是整句的一部分涵義，而羅素的看法卻正相反， 他恰恰把弗雷格認為的預設分析成了整句的部分涵義， 而且這種分析正是羅素摹狀詞理論的主要特點。

因此 《語》 的上述追溯以及它在 “丹麥國王” 例中涉及的詞語類型 “可能”, 在某種程度上很容易模糊 “晦暗的語境” 和 “內涵語境”, 從而導致人們對這兩種不同的語境做出錯誤的理解和解釋。

三

由摹狀詞提供的晦暗語境與引語所在的內涵語境既然不同， 它們就可能同時為一個語句的不同部分提供不同的語境。 比如， “丹麥國王可能已經是卡努特以外的某一個人” 這句話就既有摹狀詞提供的晦暗語境， 也有由詞語類型所引導的內涵語境， 其中， 晦暗語境由 “丹麥國王” 這個摹狀詞提供， 而內涵語境則由引導語詞 “可能” 決定。

提供內涵語境的某一種特定詞語類型類似于一種特定的命題常項， 它所決定的那些在整句中指稱為涵義的語言表達式是可變的， 而某種特定的詞語類型則是不變的。 比如， “相信” 這種特定的詞語類型在以 “相信” 為引導詞的各種語句中就是不變的， 而 “相信” 之后的引語則是可變的。 比如， 張三可以相信唯物主義主張， 也可以相信唯心主義主張，等等。 提供晦暗語境的摹狀詞本身卻是一個變項， 決定它直接指稱涵義的只是它的語言形式， 而并不是另外一個詞語類型。 比如， “丹麥國王”、 “《威弗利》 的作者”、 “當今的法國國王” 等， 它們的語言形式就決定了它們的摹狀詞特性， 而且不同的摹狀詞具有不同的涵義。 同理， 由專名提供的顯透語境與外延語境也不同。 上句中的 “卡努特” 就是由專名提供的顯透語境， 但是它卻在 “可能” 這一詞語類型提供的內涵語境之內， 它的顯透性， 或者說它對對象的直接所指也只有在 “可能” 這一詞語類型語境決定的語言層次內才是有效的。

按照羅素的理論， 包含摹狀詞的語句， 如果摹狀詞涵義中的個體變項 “x” 在現實世界沒有所指對象， 那么該語句就是假的； 而按照弗雷格的說法， 包含了在現實世界無指稱對象名稱的語句是無指稱語句 （羅素實際上無法解釋有一些專名也在現實世界無指稱對象， 如 “哈姆萊特” 雖然也是人名， 但是它在現實世界并無指稱對象。 于是他就把這樣一些名稱也歸入了摹狀詞）。 但是這些說的都是語詞或語句的涵義與所指問題， 它們與同一替換并沒有關系。 同一替換是否有效， 實際上只與替換的語境有關。 例如， “丹麥國王是聰明的” 中的 “丹麥國王” 與專名 “卡努特” 指的只要是同一語境中的同一個對象， 我們就可以經過同一替換得到 “卡努特是聰明的”; 只要 “當今的法國國王” 在同一語境中有一個與它對應的可用某個專名代入的 “x”, 那么我們同樣可以把 “當今的法國國王是禿頭” 替換為被帶入的 “x 是禿頭”.比如在某個虛構的故事中就可以這樣替換。 另外， 對于一個虛構的故事來說， 我們也可以將其理解為更廣意義上的一種引語， 因為這個故事是由某人講的， 其中涉及的專名也好、 摹狀詞也好、 語句也好， 它們都并不具有通常的指稱， 而只具有間接的指稱， 這個間接指稱就是這些語言表達式在它們所處語境下的通常指稱。 就這一點來說， 它與弗雷格講的直接引語具有相同的性質。 假如 “當今的法國國王” 在任何語境都沒有所指對象， 進而假如 “當今的法國國王是禿頭” 在弗雷格意義上無指稱或在羅素意義上假， 那么人們就根本不可能找到一個與它對應的專名代入 “x”, 因此也就無需擔心所謂的替換失效。

摹狀詞并不像引語引導詞語一樣會提供一個導致不同語境下同一替換失效的內涵語境。 以上關于 “丹麥國王可能已是卡努特以外的某一個人” 替換失效的原因并不是因為這句話中的摹狀詞 “丹麥國王” 提供了晦暗語境， 而是因為這里的 “可能” 提供了內涵語境并且用來說明替換者與被替換者所指同一的 “丹麥國王是卡努特” 并不在此語境之內。

從表面上看， “丹麥國王” 在 “丹麥國王可能已是卡努特以外的某一個人” 這句話中位于 “可能” 之前， 因而它似乎并不在 “可能” 提供的語境之內。 但是就這句話的涵義來說， 它必定在 “可能” 的約束范圍內。 比如， 我們完全可以把這句話理解成是：可能丹麥國王已是卡努特以外的某一個人。

在這種解釋下， “可能” 引導的從句以及其中包含的摹狀詞 “丹麥國王” 和專名 “卡努特” 與 “可能” 的語境關系就非常清楚了。

“可能丹麥國王已是卡努特以外的某一個人” 指的僅僅是處于某種可能狀態下的 “丹麥國王” 與 “卡努特” 的關系，而 “丹麥國王是卡努特” 指的卻是處于某種確定狀態下的 “丹麥國王” 與 “卡努特” 的關系。

羅素在提到他以摹狀詞分析為主的指稱理論時曾津津樂道地說： “一個邏輯理論可以通過其處理疑難的能力而得到檢驗。 在思考邏輯時， 頭腦中盡量多裝難題， 這是一種有益的方法， 因為解這些難題所要達到的目的與自然科學通過實驗達到的目的是一樣的?！?/p>

他確信他的指稱理論解決了邏輯上的三個難題，①并且還把 “同一替換” 列為其中的第一難題。 而實際上他的摹狀詞理論并沒有真正解決同一替換問題。 他認為同一替換失效的原因是句中包含的摹狀詞與用來替換的專名所指不同的論點雖然獨特但并不成立。 “喬治四世想知道司各脫是否為 《威弗利》 的作者” 之所以不能替換為“喬治四世想知道司各脫是否為司各脫”, 只是因為這里的 “知道” 提供了一個內涵語境， 而 “司各脫是 《威弗利》 的作者” 卻并不在這一語境中。 假如喬治四世知道司各脫是 《威弗利》 的作者， 那么這樣的問題根本就不可能被提出來。

羅素也曾利用他的 “初現” 與 “再現” 概念說明， 如果摹狀詞在語句中的出現是初現， 那么摹狀詞與專名在句中的替換可以產生語詞中推斷的真實性。 他說： 當命題 “司各脫是 《威弗利》 的作者” 以非縮略的形式寫出的情況下， 就可以明顯看出， “它不包含我們能用 ’司各脫‘ 來代入的任何像 ’《威弗利》 的作者‘ 這樣的成分。 這不妨礙在語詞中用’司各脫‘ 代入 ’《威弗利》 的作者‘ 而產生的推斷的真實性， 只要 ’《威弗利》 的作者‘ 在相關的命題中具有我所謂的初現 （primary occurrence）”.但為什么摹狀詞在語句中是初現就可以產生摹狀詞與專名在句中替換的語詞推斷的真實性？ 這種 “語詞中推斷的真實性” 的涵義是什么， 羅素并沒有講清楚； 他這里只從語詞推斷的角度承認了初現中的摹狀詞與專名替換的合理性， 而并沒有認識到， 即使是在再現中， 同一語境決定的相同語言層次內摹狀詞與專名的替換同樣也是合理的， 而且這并不僅僅是推斷。 比如就他舉的那個頗讓人費解的船主與客人對話的例子來說， 客人說： “我本以為， 你的游艇比這個游艇要大一些”, 船主回答： “不， 我的游艇不比這個大”.如果船主回答的意思是 “你以為的我的游艇不比這個大”, 這種替換顯然是允許的。 盡管 “你的游艇” 在客人的話里是再現， 但只要船主回答的 “我的游艇”也是再現， 這種替換就是同一語境決定的同一語言層次內的替換。 而如果船主回答的 “我的游艇” 是初現， 則替換是錯誤的。 這里同一替換是否有效主要是看怎么理解 “我的游艇” 所處的語言層次。

實際上羅素提出的 “初現” 與 “再現” 涉及的語境就是外延語境與內涵語境， 與同一替換規則相關的恰恰是這兩個概念， 而并非是摹狀詞的語言形式與涵義。 然而遺憾的是， 羅素不僅對 “初現” 與 “再現” 中同一替換的分析是片面的， 而且他也并沒有將 “初現” 與 “再現” 作為他解決同一替換難題的重點。

在詞語類型語境制約之下， 不僅不在同一語境下的專名與摹狀詞不能相互替換， 而且不在同一語境下的不同的專名之間也不能相互替換。 這種情況， 我們上面已經舉例說過： 在某人并不知道 “沈德鴻就是茅盾” 的情況下， 我們并不能把在他知道之下的 “茅盾是著名作家” 替換為 “沈德鴻是著名作家”. 按照羅素的分析， 這里之所以不能替換， 是因為“茅盾” 與 “沈德鴻” 一個是專名， 另一個是摹狀詞， 但是我們憑什么認為其中一個是專名而另一個是摹狀詞呢 ? 由此來看現代哲學所謂專名之 “?！?也是有問題的。 這種專名理論認為一個對象只有一個名稱， 但是事實上因具體情況的區別， 一個對象經常會使用若干個不同的名稱。 這里很難說， 哪個名稱一定是專名， 而另外的名稱一定就是摹狀詞。

如果語境同一， 那么不僅具有同一指稱的不同專名可以相互替換， 而且在最終意義上具有同一指稱的專名與摹狀詞或摹狀詞與摹狀詞也能相互替換。 關于這一點， 我們不僅可以從羅素舉的那個船主與客人對話的例子看出這種替換的合理性， 而且弗雷格關于同一替換的一些論述也可以進一步說明這種替換在語言使用中是大量存在的。 比如， 弗雷格在談到 “晨星” 與 “暮星” 的相互替換時就指出， 把 “晨星是一個被太陽照亮的物體” 替換為 “暮星是一個被太陽照亮的物體”, 改變的僅僅是句子的涵義， 而并不是句子的指稱。

如果用羅素理論來看， “晨星” 與 “暮星” 顯然都屬于摹狀詞。

有人也許會從另一角度證明專名與摹狀詞不能替換。 比如像克里普克說的那樣， “哥德爾” 是專名， 而 “證明了算術不完全性的那個人” 是摹狀詞， 這里后者作為前者的涵義并不是必然的。 可能人們有一天會發現證明了算術不完全性的那個人不是哥德爾而是施密特， 是哥德爾剽竊了施密特的成果。 因此， “哥德爾” 與 “證明了算術不完全性的那個人”在同一陳述中不能相互替換。

假如出現了這種情況， 那只能說明人們原來對哥德爾的某些認識是錯誤的， 因此 “證明了算術不完全性的那個人”也就不再是哥德爾這個對象的摹狀詞， 而是施密特這個對象的摹狀詞了。 而這種認識錯誤并不能證明關于哥德爾的摹狀詞與專名 “哥德爾” 不能相互替換。 因為我們所說的同一替換是處于同一語境之下具有同一指稱的專名與摹狀詞或摹狀詞與摹狀詞之間的相互替換。 這也就是說， 在進行替換之前， 我們已假定了某摹狀詞與某專名最終指的是同一個對象。

有時， 即使某個摹狀詞并不是某個對象的， 但是如果在言語交際中大家共同認可該摹狀詞是關于該對象的并且僅僅將此作為一種確定對象的手段， 那么在當下的言語交際中在同一語境下摹狀詞與專名的替換同樣也是允許的。 我們可以把摹狀詞的這種用法叫做 “摹狀詞的認可性用法”.唐奈蘭曾經用指稱性用法與歸屬性用法來區別摹狀詞的兩種不同用法。 他說： “假定一個人正在出席一個宴會； 看到一個神色顯得很有趣的人手持一個他認為裝有馬丁尼酒的酒杯， 他便問 ’飲馬丁尼酒的那個人是誰？‘ 假如萬一結果表明那個酒杯里只有水， 那么他仍然詢問了一個關于某一特定的人的問題， 即某人有可能回答的一個問題”. 由此， 唐奈蘭認為： “在一個限定摹狀詞的指稱性用法中， 即使一個疑問句所問到的一個人或事物并不真正適合這個摹狀詞， 我們也能辨認出這個人或事物； 但在歸屬性用法中， 如果沒有東西適合這個摹狀詞， 就不可能對這個疑問句作出任何直接的回答”.

唐奈蘭關于摹狀詞不同用法的區別雖然是合理的， 但他用 “指稱性用法” 概括前一種情況并不恰當， 而且他所講的后一種用法也包含了指稱性的意義。 實際上他所說的 “指稱性用法” 也就是我們這里講的認可性用法。 指稱性用法應該是從摹狀詞對對象的特有的指稱關系講的， 而歸屬性用法和認可性用法則應該是從判斷者對指稱關系的認識角度講的。

一個語句一旦包含有詞語類型引導的從句， 那么即使在認可性用法上的摹狀詞， 同樣也要看它與那個用來替換的專名是否在同一詞語類型語境中。 對于詞語類型語境中的語詞或語句來說， 決定同一替換的主要是替換語詞或語句與詞語類型語境的相容性， 而并不是某種單純的語言形式或它們的涵義。

[參考文獻]

[1][2][3][9][13] 《弗 雷 格 哲 學論 著 選 輯 》， 王 路 譯 , 北京 : 商 務印 書 館 , 2006 年 , 第 105、 108、 106、 108-109、 401頁。
[4] 維特根斯坦： 《邏輯哲學論》， 賀紹甲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6 年， 第 29 頁。
[5][8] 詹斯·奧爾伍德等： 《語言學中的邏輯》， 王維賢等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 第 159-160、 135 頁。
[6][7][10][11][12] 羅 素 : 《邏輯 與 知 識 》， 苑 莉均 譯 , 北京 : 商 務印 書 館 , 1986 年 , 第 57、 57-58、 37、 62-63、 63頁。
[14] 克 里普 克 : 《說 話 者 指 稱 與 語 義性 指 稱 》， 馬 蒂 尼 奇 : 《語言 哲 學 》， 牟 博等 譯 , 北京 : 商 務印 書 館 , 1998 年 ,第 485-486 頁。
[15] 唐奈蘭： 《指稱與限定摹狀詞》， 馬蒂尼奇： 《語言哲學》， 第 453-45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