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物質載體，也是實現人的存在之終極價值的重要依托。作為一個自人類誕生以來便始終存在，并無時不為人們所關注和思考著的問題，生命在本質上是人類存在的根本標志，也是其得以生存和發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載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于生命問題的歷史追問，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回顧與總結的層面，而應該進一步探討其當代的價值。我們發現，中國古代思想家們---以儒釋道三大家為代表，都對生命、生死以及養生等生命倫理問題進行過深入的反思，并且進行了系統的理論架構，為我們深入探討、分析甚至解決當下社會所遇到的種種人生困惑，處理好天-人、群-己與身-心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中國傳統生命倫理思想對生命價值的追問以及對生命的珍視，能啟發我們樹立起正確理解和對待生命的價值取向
對于生命之定位及其存在價值的追問，是我國古代思想家們始終沉思和討論的話題。在對人類生命的重視問題上，儒家就曾提出過“天地之性，人為貴”和“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的觀點。道家的老子在《道德經》中則認為人與天地是可以相提并論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慈悲為懷、敬重生命的佛家則認為“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并在此基礎上將“不殺生”列為“十重禁戒”的首要行為規范。
由上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生命倫理思想以儒釋道之生命觀為基本要義，他們均認為人的生命最為重要和根本的，而敬畏生命，關愛萬物則是其首要的立場。
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有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這是運用最為質樸的語言所表達出的我們的祖先對待生命的基本態度。生命永恒，中國傳統生命倫理思想包涵著豐富的崇生愛物、生命至上的思想，對于我們深刻反思當下生活中的生命危機，重塑生命認同，追求生命的真諦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
當今社會，隨著科技水平的迅猛提升，全球化經濟的觸角伸展到了各個角落，人類的生存狀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然而，科技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物欲的急劇膨脹，使人們的目光越來越聚焦于對身外之物的掠取，偏離了生命的本真意蘊，其結果則是物欲遮蔽人們的生命本性，人們在疲于奔命中淪為身外之物的奴隸，終日為了追逐財富而憂心忡忡、患得患失，最終導致了生命的異化。面對這樣的現狀，中國傳統生命倫理思想中對于生命及其內在價值的審視，將有助于引導人們重新去思索生命的本質和人之所以為人的真正內涵，以此來引導人們掙脫物欲的枷鎖，回歸生命的本真狀態，進而創造有價值有意義的人生。
二、中國傳統生命倫理思想的樂觀人生、超越生死的根本態度能啟發我們更好地解讀生命、超越生命的局限
生死問題是人類誕生以來所面對的除生命本質以外的另一個根本性問題，是關于生命之價值追問的重要議題。儒釋道均認為，人的生和死是自然規律，是自身所不能左右的?？鬃釉f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人類既然無法改變肉體生命的存亡，那么就應該努力通過創造社會價值以及精神上的超越來提升生命的價值。道家則認為在珍視肉體生命的同時，要以積極而超越的態度對待死亡，以此來突破生命的有限性，達成“死而不亡”的人生追求。佛家提出了死生皆苦的觀點，并指出只有摒棄欲念，正視生死，由“聽聞正法”而“發大菩提心”,再致“理行結合自度度他”,最終方能了脫生死輪回，進入“涅盤”的境界。
在中國歷史的視野中，以儒釋道之生死觀念為重要內容的中國傳統生命倫理思想始終堅持從生死問題本身所蘊含的自然主義屬性出發，各自從不同的視角，以不同的方式闡釋了對生死問題所應堅持的根本原則。其中，無論是儒家對于“生生不息”之理念的建構，還是道家對于“死而不亡”之理論的闡釋，抑或佛家對于“涅盤”成佛之境界的倡導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中華先哲們正視生死、豁達人生的理性態度。而這種善于將人們對于生命與人生之理性認知和對于理想生命境界之熱切的追求有機整合起來的致思模式及其所形成的理論體系則使以此為基本內涵的中國傳統生死觀獲得了足以穿越時空的普遍意義。
在現代社會，科技進步的日新月異帶來的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社會生活的快速發展給人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享受，但同時，人們也往往容易沉溺于眼前的現實利益，無暇顧及甚至不愿意去思考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從而陷入更加淺薄和浮躁的境地，茫然無助。另一方面，隨著人們改造自身和自然能力的提高，尤其是隨著克隆、基因等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有些人開始幻想能夠突破生命的自然規律，實現肉身不死。面對如此之現狀，為了影響和啟發人們清醒認識及把握生死問題的本質，及時幫助他們扭轉耽于物欲、貪生怕死的思想傾向，從而樹立起理性而科學的生死價值觀，切實提升生命的質量，挖掘中國傳統中的樂觀人生、超越生死的生命倫理思想顯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三、中國傳統生命倫理中對修養身心，德性人生的至善追求的思想能啟發我們感悟和建設美好的和諧家園
修身養性，求真保全是中國傳統生命倫理思想的重要環節。儒家強調在“不怨天，不尤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培養“善養吾浩然之氣”;他們強調由“盡人之性”而“盡物之性”,由“盡其心”而“知其性”,由“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并最終“與天地參”,實現人類生命與天地自然的融合。道家創始人老子則主張為人處事應“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努力摒棄物欲誘惑，做到“致虛極，守靜篤”,從而達成“深根固祗，長生久視”的目標。佛家主張從身心、群己和天人的維度來設計個體生命之內心世界的修煉；以“無憶、無念、莫妄”的心態，超越生死，“見性成佛”;以慈悲之懷普渡眾生、感悟佛性，實現超脫。
任何生命形式都是在一定的環境之中才能得以存在的，人類生命當然也不例外，這個環境便是宇宙自然。自然界之廣闊的空間和豐富的資源不僅為一切生命的繁衍生息夯實了基礎，而且還為其進一步的發展與壯大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因此，對于人和其他一切生命體來說，大自然既是朋友，更是母親，需要我們以感恩之心和倫理之情去梳理自身生命與自然之關系。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宇宙自然中生息化育的生命體之間也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這是因為，就本質而言，大千世界中任何生命體都既是自身的存在，也是其他生命得以存在的客觀需要，這種利己性與利他性的辯證統一就必然使物種之間的共存共榮和相互制約成為必然。與其他生命相比，由于獨特的理性認知能力和社會屬性的存在，人類擁有更為寥廓和復雜的存在空間，但其與自然萬物以及群體內部成員之間的休戚與共之關系也是不容質疑的。在中華文明的長河中，儒釋道的養生觀念構成了中國傳統生命倫理思想的顯著特色，他們著眼于個人的身心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倫理建構，希望以此為人類塑造理想的德性人生和德性社會。在這些工作中，儒家“親親”、“仁民”和“愛物”的思想，道家“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理念以及佛家“依正一體，依正不二”的教義無不閃爍著真理的光華，并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
當今社會，人們的物質生活隨著經濟飛速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改善，隨行的則是工具理性的肆意妄為。
人們過分迷信科技的萬能、片面追求眼前的經濟效益和物質利益，造成現代社會的過度開發和野蠻增長，最終呈現的是逐漸失衡的生態系統、陸續滅絕的物種和不斷惡化的自然環境。人們在當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不僅自身生命本體出現物化趨勢，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日益疏遠和冷漠，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之間的巨大落差更使得其生命質量急劇下滑，痛苦感與無力感蔓延。由此，我們期望通過對中國傳統生命倫理思想中修身養性的理論觀點進行批判繼承和創造性發揮，最終建立起人人相親、各得其樂、天人相契的和諧家園做出有益的探索，以期為人類實現自身的靈魂救贖。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曾經對人類之生命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做過形象的說明，他指出：“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作為人類之存在和發展的歷史性前提和基本載體，生命之于人類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理解生命的本質，詮釋生命的真諦，樹立對于生命問題的正確態度便成為古往今來眾多思想家的核心話語。以儒釋道為主流的中國傳統生命倫理思想中關于生命、生死以及養生等問題的理論建構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之倫理傾向的集中體現，也代表了儒、道和佛學思想家們對于生命、道德和人生等問題的深刻反思。在當今我國上下大力貫徹以“以人為本”
之理念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努力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背景下，認真挖掘并批判繼承中國傳統生命倫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和致思模式，對于我們在新時期有效增強人們的生命倫理意識，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生命境界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參考文獻：
[1]唐思鵬。佛教的生死觀[J].國學論衡，2007,（4）：230-234.
[2]羅國杰。人道主義思想論庫[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7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