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20世紀下半葉音樂期刊的作用分析
【前言】上世紀下半葉音樂雜志探究
【第一章】20世紀下半葉中國音樂期刊概述
【第二章】對當下中國音樂創作問題的觀照
【3.1】民族民間音樂研究
【3.2 - 3.4】中國古代與近現代音樂史研究
【4.1 4.2】作曲技術與音樂教育理論研究
【4.3 4.4】音樂美學與其他新興音樂學科研究
【第五章】對音樂表演技術問題的關注
【結論/參考文獻】20世紀下半葉音樂理論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第二節 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
20 世紀 50 年代后期，由于受“左傾”思潮的影響以及“破舊立新”、“厚今薄古”等理論風行，古代音樂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礙，反映在音樂期刊上的結果是有關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的文章數量甚少。直至 1979 年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工作才開始有了新的進展。從期刊文章上看，研究范圍十分廣泛，文章涉及古代音樂通史，少數民族音樂發展史，中西音樂交流史、古代律學、敦煌曲譜以及音樂考古方面發表了大量文章，體現了學科發展的前瞻性與深度，此外還有文章對古代音樂史研究中的方法論和學風問題發表了看法。文章和見解共同推動了古代音樂史學的前進。
一、關于曾侯乙墓出土樂器的研究
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在 20 世紀下半葉音樂考古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新中國成立以來，音樂期刊刊等的一篇關于音樂考古研究成果的文章是李純一的《關于殷鐘的研究》，作者在文章中對殷鐘等音樂文物的形制和紋飾進行的排隊與整理。這一研究對于中國音樂考古實踐來說有著開創性的意義，找到了音樂史研究的一個新途徑。
1978 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樂器出土是世界音樂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曾侯乙墓中隨葬入墓中的編鐘、編磐、瑟、排簫等樂器，氣勢宏偉壯觀，展現了先秦時期音樂發展的繁榮。這些樂器的出土，對中國音樂考古學研究有著非常重大的推動意義。國內乃至國際上多次召開了以曾侯乙墓樂器研究為題的學術會議，有關研究受到全世界史學研究者們的極大重視。從音樂期刊上看，當時諸多學術期刊上設置“曾侯乙墓出土樂器”的專題欄目。如 1981 年《音樂研究》整刊作為曾侯乙墓樂器研究專輯；1988 年《黃鐘》第 4 期作“國際編鐘會議論文專號”;1998《黃鐘》第 3 期設置“紀念曾侯乙編鐘出土 20 周年”論文專欄，集中刊載了關于曾侯乙墓樂器研究的文章。以曾侯乙編鐘研究為例，楊匡民在《曾侯乙編鐘音列及其它》①一文中，對編鐘的音列進行了較為詳盡的概述，同時還對曾侯乙編鐘的音階音列與我國傳統民族音樂調式進行了對比分析，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相同或者相似的因素，從而得出現在我們所熟知的傳統音樂與古老的傳統音樂存在著一脈相承的關系。此外，史新民、馮光生、方建軍、鄭榮達、減藝兵、洛地、陳應時也都在這一時期發表曾侯乙墓樂器及樂律銘文的重要研究論文，共同促進了考古音樂學的發展。
二、關于古代樂律學的研究
這一時期在古代樂律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 90 年代以后，研究者們對于古代律學的研究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在樂律學研究中，如“左旋右旋”、“同均三宮”、“燕樂二十八調”以及古琴的復合律制等樂律學的問題，都曾引起持續而廣泛的討論，先后發表了許多學術質量較高的文章。其中，關于朱載堉的律學思想及其成就，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出現的頻次也最高。有關朱載堉律學與成就方面的文章包括對朱載堉異徑管律的研究，對朱載堉十二平均律的研究，對朱載堉琴律的研究以及對朱載堉思想方面等多方面的研究。其中王子初在《朱載堉和中國音樂史上的異徑管律》①一文，對中國歷史上的異徑管律和異徑管律樂器的使用情況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與介紹，并且分別論述其與朱載堉異徑管律之同異；劉勇在《朱載堉異徑管律的測音研究》②一文中論證了朱載堉的異徑管律是十二平均律；徐飛在《朱載堉十二平均律算法考》③一文中詳細地探究了朱載堉在發明十二平均律時的推算過程，通過對朱載堉計算十二平均律的全部公式以及演算思路和計算順序，作出了首次考證，從而澄清了一系列長期以來爭論不下的問題，此外，陳應時在《朱載堉琴律若干問題之我見》④一文中琴律的角出發度，研究了其對朱載堉“新法密律”的影響等若干問題。這一時期，關于朱載堉的研究成果幾乎涵蓋了的各個方面，研究者在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取得了較高的學術成果，不僅對朱載堉朱研究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也對中國古代樂律學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三節 中國近代現代音樂史研究
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從創建以來，就受到“新音樂運動”以及“左傾思潮”的影響，這些影響在從音樂期刊上看尤為明顯。從發文上看，新中國十七年時期有關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主要集中在聶耳、冼星海兩位作曲家的生平與作品上，其他人物較少涉及。而改革開放以后，可以說有了巨大的改變，尤其是五四以來的音樂家與作品的專題性研究如雨后春筍一般涌現出來。值得一提的是，有關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建設的問題也在 80 年代以后受到諸位專家、學者的重視，以音樂期刊為中心，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一、關于中國近現代音樂家及作品的研究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近現代音樂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革命音樂活動和革命性音樂家及其作品方面，主要集中在對聶耳、冼星海紀念活動的宣傳和研究。1955 年文化部、中國音協為紀念聶耳逝世 20 周年、冼星海逝世 10 周年，在《人民音樂》與《音樂研究》上發表了一系列紀念研究性文章。包括馬思聰、丁善德、安波、郭乃安、馬可等人都發表文章圍繞聶耳、冼星海兩人為革命音樂活動作出的貢獻發表了文章。這些文章普遍認同二人是“社會主義主義現實主義音樂的奠基人”,通過此次活動也更加鞏固地確立了聶耳、冼星海在近代音樂史上的地位和榮譽。其中馬思聰撰寫的《紀念聶耳、星?！肥且黄o念作曲家與回憶的文章。文章第一部分對聶耳音樂創作道路及成果的簡略勾勒；第二部分對冼星海音樂生涯、創作成就的評述。由于馬思聰與冼星海曾一起留學法國學習音樂，因此文章第二部分對于了解冼星海在法國的學習及創作情況進行了描寫，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除了聶耳、冼星海二人，新中國十七年時期對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當中人物關注較多的還有作曲家。這一時期劉雪庵、江定仙、向隅等人都發表文章討論了黃自及其主要作品。然而，錢仁康在期間發表的《黃自的生活、思想和創作》①與《黃自的主要作品分析》②兩篇文章卻在當時學界引起一次不小的大爭議。1958 年在《音樂研究》第 6 期連續刊登了四篇文章，一致認為錢仁康先生沒有站在階級立場上分析問題，錯誤的抬高了黃自在音樂史上地位，沒有做到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態度。
同時，還對黃自“資產階級性”進行了“揭露和剖析”.這場帶有階級性質“場判活動”直到 1959年李煥之在《音樂研究》第 2 期發表《論黃自的創作-兼評錢仁康先生的思想觀點》文章后才趨于平息。該文較為全面的分析的黃自的創作和思想，盡管批判的立場沒有變，但同時黃自的創作性也作出了肯定。同時，文章對錢仁康既有否定也有肯定，就事論事，客觀的作出了判斷。文中并沒有喊出所謂批判性的“口號”.至此，這場帶有批判性質事件因錢仁康對黃自的“錯誤”評價引起，最后又以李煥之對黃自的客觀評價告一段落。
隨著整個音樂事業的發展，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研究工作，在改革開放后也呈現出繁榮的景象，從有關研究成果來看，無論在研究深度與廣度上，都較前一時期有了新的發展。在近現代音樂家與作品的研究方面。與前一時期相比，最明顯的變化就是這一時發表的關于“五四運動”以來音樂家及作品研究的文章數量逐年增長，并且更加系統和深化，涉及的音樂家包括譚小麟、王光祈、青主、黃自、趙元任、蕭友梅、江文也、華彥鈞、劉天華等幾乎涉及中國近現代所有作曲家，而不再僅僅聚焦在聶耳、冼星海二人。從音樂期刊上看，改革開放以后，《音樂藝術》上刊載的關于青主、黃自與蕭友梅三人的研究文章比較多，內容多是關于的作曲家歌曲創作、音樂美學思想與音樂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王震亞的《青主歌曲評介》、戴海鵬的《黃自年譜》、王寧一的《蕭友梅與二十世紀的中國音樂學和音樂美學》等；《音樂探索》上發表的關于中國近現代音樂理論家王光祈的研究相對比較多也比較集中，大部分文章是圍繞王光祈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中對音樂學學科建設成就展開的，代表性成果有俞玉滋與修海林的《論王光祈的音樂思想》、呂驥的《王光祈對音樂學的貢獻》、管建華的《試評王光祈的比較音樂學觀點》等；《音樂研究》與《中國音樂》上刊載的有關華彥鈞、劉天華的研究性文章相對較多，文章如楊蔭瀏的《在困難中奮進的劉天華先生》、許憶合的《阿炳的生活道路與藝術成就》等，關于二人的研究主要圍繞其對中國民間音樂發展做出的貢獻。特別是針對劉天華的研究，范圍廣成果多。
另一方面，對于人民音樂家聶耳、冼星海的研究熱點依舊減退，研究面不斷拓展。這一時期有開始不斷有學者關注聶耳、冼星海兩位除《義勇軍進行曲》和《黃河大合唱》以外的作品，如如石夫的《談星海的小提琴曲〈紅麥子〉》③、侯瑞云的《冼星?！垂旁娛准党跆健发?、錢仁康的《冼星海第一交響曲淺析》⑤等給我們展現出這位血肉豐富的、多產的、發展的音樂家更多鮮為人知的作品。二、關于近現代音樂史學科建設的“回顧與反思”1982 年《音樂研究》在第 1 期當中設置“近現代音樂史學術探討”專欄，1985 年《中國音樂學》在創刊號中設置“回顧與反思”專欄。至此，以音樂期刊為平臺，展開了一場關于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史料建設、研究方法、學術思想等一系列與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建設息息相關問題的討論關于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中史料建設的問題是這一時期討論的重點問題，其原因是過往史料已經不能夠滿足于當時的史學研究，已經不能夠適應 80 年代以來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發展的需要。
1985 年陳聆群在《中國音樂學》創刊號“回顧與反思”專欄中發表《反思求索再事開拓---對中國近現代音樂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表達了他對目前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思想基礎和史料建設現狀的不滿。隨后，張靜蔚在《對我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的兩點思考》①一文中也提出了史料是歷史的客觀素材，而近現代音樂史的研究中在史料方面工作存在很大不足。
關于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范圍與研究對象也是被反復被提及的問題。實際上，陳聆群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工作中的若干問題》一文中就提出了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中有關史料建設的若干問題，其認為過去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的研究范圍與研究對象沒有獲得理想的效果。張靜蔚也在《對我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的兩點思考》一文提出對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研究中的一些問題，她認為我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一直以來都被某種思想所束縛，因而只能在某種“指導思想”之下進行研究，未能從其他的角度去展開研究。稍后汪毓和在《有關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建設的三點感想》②一文中表示近現代音樂史的目標是寫一部“真正的人民的音樂史”,其認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不僅要寫新興音樂史，還包括與人民生活密切祥光的民族民間音樂的歷史。而后張靜蔚在《關于二十世紀中國音樂的研究構想》③對汪毓和的觀點提出了反駁，文中認為應當以中西音樂交匯產生的新興音樂為研究范圍和對象，傳統音樂及其歷史發展應當屬于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范圍。
關于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方法上，汪毓和在《有關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建設的三點感想》④提出了他對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方法的三點建議，即要正確處理傳統音樂與新音樂關系；要認真處理好革命音樂與一般的新音樂的問題；要慎重對待歷史人物與歷史作品評價問題。
除此之外，這一時期，王巍、王西麟、戴嘉枋等人也曾發表文章參與討論。而關于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研究的種種問題的討論從未間斷，一直持續至今，而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也正是由于這場爭論引發了新世紀“重新音樂史”討論。
第四節 西方音樂史研究
新中國十七年時期，我國關于西方音樂史的研究由于受到意識形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礙。這一時期音樂期刊上發表的文章上看是以翻譯蘇聯等東歐國家的研究成果為主。而改革開放以后，學者們的視野一下子被打開，使西方音樂研究走上了發展的軌道。尤其是對西方現代音樂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一、關于西方作曲家及作品的研究
人物與音樂作品在西方音樂史學研究范疇中，一直作為研究中的中心。建國初期，一些音樂院校的教師以及在文化藝術部門工作的音樂家，如廖天瑞、錢仁康、張洪島、趙沨、李煥之、李元慶等人積極參與了西方音樂史的研究。這個時期音樂期刊發表的關于西方音樂史的文章主要有兩大類，一類為譯文，一類為本土學者自主研究的文章。這些成果主要刊登在《人民音樂》與一些音樂譯類文期刊。由于當時我們擁有了相對有力的翻譯團體，為對西方音樂史著作的翻譯鋪平了道路。在此期間，音樂期刊載了一部分以編澤蘇聯西方音樂研究成果，與紹介蘇聯音樂創作的譯文。另一方面，在期刊上刊載的由中國學者對西方音樂家、作品進行直接研究的文章在這一階段數量很少，主要是以介紹蘇聯和東歐音樂史為主，雖然也有一些對西歐重要作曲家介紹文章，但大多只停留在表面，并沒有深入研究。其中學術水準較高的論文代表有張洪模的《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①、丁善德的《貝多芬<熱情奏鳴曲>》②、錢仁康《莫扎特的歌劇》③.這些文章對于音樂本身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在文中都一定程度的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在當時可謂彌足珍貴。1963 年“德彪西風波”爆發后，阻礙了我國的西方音樂史研究，使西方現代音樂在中國的研究中幾乎成了禁區。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較之前有了很大的進步，在研究上也不再完全依靠國外研究成果，本土學者研究的能力大大增強。這一時期，西方音樂史研究領域中關于人物與作品的研究也有了了全新的拓展與發展，文章基本涵蓋了巴洛克時期、中世紀時期、古典主義時期、浪漫主義時期以及印象主義時期等西方音樂各個歷史發展時期的多位作曲家與作品的研究。這些文章涉及作曲家的生平經歷、創作思想、時代背景。作品研究涉及了歌曲、器樂曲、歌劇等多種體裁形式，并從多角度、多元化的思對作曲家及作品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具有很強的史料價值與說服力。其中于潤洋的《歌劇<特利斯塔與伊索爾>前奏曲與終曲的音樂學分析》④一文是這一時期在音樂學分析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篇章。文章從作品技術分析與社會歷史背景相結合的方式，對作品的進行了分析。
并且對歌劇的音樂構成要素、主題發展、和聲風格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并帶有歷史性的分析，同時還對作品進行了歷史與審美的評價。
二、關于西方音樂研究中的“新視點”
改革開放以后，學者們迅速開闊了學術視野，同時得益于寬松的研究環境與學術氛圍，開始將研究視角伸向斷新的課題。從音樂期刊的發文上看，研究者不斷將自己的視角伸向新的領域，而成為西方音樂史研究領域的中的新視點。包括西方現代音樂研究、美國現代音樂研究以及以往極少觸及的基督教與西方音樂關系的新命題。
改革開放以后，音樂期刊上發表的關于西方現代音樂研究的文章源源不斷，包括對西方音樂現代音樂的總述，包括對西方現代具體流派的研究，也包括對個別作曲家及創作技法的分析。其中廖乃雄撰寫的《西方現代音樂初探（上、下）》①1組成部分，一味的將西方現代音樂看做是“一團烏黑”、“形式主義”、“一無所處”的觀念是不可取的。文章中對西方現代音樂的發展歷程進行了概述，將西方現代音樂劃分成了五個階段，即第一階段世紀末；第二階段為二十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三階段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第四階段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五階段為第二次世紀大戰以后。并對各流派及個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及作品進行了介紹，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篇文章發表了以后，正式開啟了關于西方現代音樂研究的熱潮。稍后發表的文章還有鐘子林的《西方現代音樂概述》②、蔡良玉的《對西方現代音樂的思索》③、唐永葆的《二十世紀西方現代音樂創作傾向初探》④等等。除了上述這些對西方現代音樂進行整體性概述的文章，還有一些文章分別對西方現代音樂各流派、代表人物與作品的專題性研究，以及針對西方現代音樂領域某部音樂作品的作曲技法的分析。
西方音樂研究視野中另一個新視點就是關于美國音樂文化的關注與研究。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美關系的日趨緩和，美國音樂開始走進學者們的視野，這一時期音樂期刊上刊載了一批有關美國音樂研究的文章，以至這一時期在學術界中形成了“美國研究熱潮”.1981 年，以蔡良玉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開始紛紛介紹美國音樂文化，在學術界形成了“美國音樂研究熱潮”.其中蔡良玉在《美國專業音樂的發展軌跡和特點》⑤一文中將美國專業音樂發展分為醞釀 期、萌芽與誕生期、成熟期、發展期幾個階段，對各階段中具有代表作曲家與作品進行了闡述，并總結出美國專業音樂具有多樣性、全球性、開拓性、矛盾性的主要特點；范哲明在《走向新世紀的新音樂--20 世紀末美國概觀（上、下）》⑥一文中從“簡約主義音樂”與“新浪漫主義音樂”及其代表人物、新一代作曲家的代表人物及其創作傾向、美國歌劇的創新與變革、美國音樂團體及表演藝術家對新音樂的推動與促進四個大方面介紹了美國音樂的概況。此外，鐘子林的《談談美國爵士樂》⑦與張湘定的《爵士音樂對美國專業音樂的影響》⑧,主要針對美國爵士樂進行了專題研究。這些文章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向我們展示了美國音樂的形態與發展。
基督教與西方音樂的關系同樣在這一時期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浇淘谖鞣轿拿髦姓加兄匾牡匚?，在西方音樂發展的歷史中也與基督教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系，然而一直以來，在西方音樂研究領域中基督教音樂史一個較為敏感的話題，在以往的研究中較少觸及。而 1991 年第五屆“西方音樂史學研討會”上開啟和深化了西方音樂史研究領域中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一些探討基督教與西方音樂文化關系的論文開始陸續發表。其中具有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于潤洋的《現實苦難的表現與王國長存的謳歌--巴赫<受難樂>與亨德爾<彌賽亞>的社會歷史內涵比較》①、錢仁康的《巴赫聲樂作品中的眾贊歌再創造》②、周小靜的《李斯特的宗教音樂創作》③、李應華的《巴赫第四康塔塔的歷史價值和審美價值》④等。其中周榮生在《論馬勒音樂創作中的宗教情感》⑤一文中以馬勒的具體音樂作品為例，從中對馬勒生活及親人的宗教情感方面進行了考察，作者否定了“馬勒的音樂創作是為了逃避現實”的說法，而提出馬勒希望能夠通過音樂作品來體現其宗教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