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領域一樣，紀錄片領域也充斥著濃厚的男性話語霸權，直到20世紀90年代，一種俗稱“掌中寶”的家用式DV 普及，才讓懷揣紀錄片夢想的女性漸漸浮出水面，打破了紀錄片創作原有的女性話語缺席。她們隨性地、勇敢地帶著鏡頭闖入生活，在不需要沉重的攝像機束縛的情況下，開始以群體的面孔自由發聲。
相對于男性導演偏愛的主題先行，女性導演大多擅長主題后行，創作過程充斥著感性。女導演佟立雖然說過，她覺得她的片子應該對社會發展有用，能通過它的片子看到社會的改變才是正確的選擇，才是最幸福的事情。但是這種“與生俱來的責任感”更常見于男性紀錄片導演，女性導演的作品更多的是個體經驗的寫照，注重內心的探尋，沒有多么宏偉磅礴，但它們卻非常詩意地棲居著?！拔乙恢庇蟹N感覺，一種非?！饺恕呐砸曈X進入紀錄影像將會是中國紀錄片的福音?！眳俏墓馑f的這種“女性視覺”，帶有女性身上所特有的詩性目光。這種詩性話語是內在的，來自對個體的反觀和審視，以及在拍攝過程中融入的與被攝者之間共同的生命體驗，這些是男性紀錄片導演不太擅長的。
一、創作中的她們自己：記錄過程的詩性
與男性較為理性的邏輯與思辨不同，女性天生敏感、細膩和柔軟。她們更相信并習慣于萬物由心生的思維方式。
不是用單一的感官體驗或者理性邏輯來感知她們的所想所拍，而是用整個身心去觀察、去記錄、去體驗、去感悟。這種全身心的調動貫穿在記錄和創作過程始末。拍攝中，與男性視角截然不同的是，女性導演會不斷向自己發出提問“我是誰？”她們在拍攝過程中很容易受情緒的帶動，將拍攝過程當成一種自我審視。男性的那種冷靜地旁觀，女性無論如何不太容易做到。這種個體經驗和情感的融入，會讓女性導演在拍攝過程中身份迷失，究竟自己是旁觀者還是她們中的一員？究竟是在拍她們還是在尋找自己？女性會享受這種拍攝中因為身份模糊帶來的自由和不安，有時還有孤獨。這種游弋于自由和孤獨之間的心靈漩渦，不是女性導演的自覺，而是女人的天性。女性視覺中所特有的詩性話語，并不是直接體現在鏡頭和影像本身，而是通過拍攝者的自我解剖蔓延在整個記錄過程中。
李紅在拍《回到鳳凰橋》的時候，當她的被攝對象面對鏡頭將自己的感情經歷娓娓道來時，李紅突然建立起了自己和面前這個農村女孩的聯系，在作為女人的層面，她們是一樣的：對感情的追求、對自我價值的找尋……所以，在她的整部紀錄片里，都在用強烈的女性視角融入對女性命運的思考。李紅忽略了自己的身份，她始終感同身受地將自己的命運與經歷聯結在記錄和拍攝中，這也是這部紀錄片為人樂道的價值所在。同為女紀錄片導演的楊天乙，在描述她拍攝《家庭錄影帶》時說過，她片子里拍的所有東西，都是讓她感到痛與疼的東西。在女性話語掌控的記錄影像里，這些無法抹去的個人情感經歷和情緒體驗無時無刻不在左右著女性的記錄視角，傾訴、糾纏、自省、審視……這些源于內心最本真的活動成了女性視角中不斷奔涌的詩性源泉。
二、她們的記錄對象：人性與詩
女性導演紀錄片中散發的詩性，還來自于她們與被攝者之間微妙的關系。女性天生比男性更容易讓對方放松戒備，而且她們手里的小型 DV 也為她們能無孔不入地近距離觸碰被攝者提供保證。在她們的影像里，透露出自己與被攝者之間的感情，一種人際關系，一種對被攝對象發自心底的關注。她們的鏡頭里有一種本能，或許計劃拍攝伊始，她們就一直本能地行動著。本能地選擇順眼的拍攝對象，本能地接近她們，本能地像寫日記一樣記錄。不刻意追求鏡頭的畫質和美感，不刻意為了講故事而剪輯素材，不刻意控制影片的時長……減去一切外在的束縛后，剩下的就是最質樸、最本能的對人和人性本身的描摹與探尋。因為簡單，因為真誠，因為純粹，所以詩意。她們的鏡頭里仿佛容納的不單單是被攝者的一個瞬間行為，而是她們的整個人生。
就像馮艷和她的《長江邊的女人》，她從三峽水庫移民的大背景中，提煉出了四個不同年齡段、不同生活經歷的女人，記錄她們在面臨失去故土的生活巨變中，表現出的不同層面的苦楚、惆悵和希望。對于馮艷來說，這四位拍攝對象的魅力在于她對她們的未知，有一種想要了解她們的人生與心理的欲望；對于受眾來說，片子的魅力在于導演對個體的關注、對人性的關注。馮艷的攝影機在她與她們長期的共同生活中被隱藏，使她與被攝者之間形成一種平視關系。整個記錄時空里她們雙方彼此信賴，甚至彼此之間還維持著真摯的友誼。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被攝對象可以盡情傾訴。她們身上隨時迸發出的感動并令人深省的未知元素，讓女性導演充滿期待，并甘愿為這種記錄方式冒險。
“在拍攝過程中，我是穿著藏裝吃著糌粑拍的，他們是吃肉包子、方便面。他們去——拍攝，我是去——生活”［1］女導演季丹平實而形象地描述她與其他男性導演拍西藏時的不同。男性導演將拍攝和生活劃分得很清楚，而女性將生活和拍攝揉在一起，在一種混沌狀態中，憑著直覺，憑著對另一種人生的尊重，完成一次人性的洗禮與回歸。這是她們與被拍攝者之間因“共命運”而形成的一種觸及人性的詩意。
三、從她們到他們：女性記錄影像中詩性的借鑒意義
“新紀錄片運動”以來，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嘗試用紀錄片表達。她們來自不同的行業，各自有不同的身份，有的甚至從未接觸過影像。但是她們的影像具備一個共性：關注個體，直擊心靈。這對長久以來形成的關注宏大主題、強調意識形態的紀錄片創作是一個反思。有時候，男性創作中那種所謂的社會責任感，和女性的直覺與本能相比，顯得蒼白而虛偽。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充滿詩意的國度，中國本土紀錄片創作應該在詩性的土壤中熠熠生輝。女性視覺中流露出的詩性，對廣泛進入大眾視野中的紀錄片創作，有許多值得借鑒之處：
一是對個體的關注。受“大家”觀念的影響，紀錄片往往在題材的選擇上更偏向對群體與社會的關注，忽略個體。然而看似不起眼的，尤其是在男性眼里微不足道的個體，其實隱藏著巨大的命題：人性與愛。那些流淌著生命的個體，那些在大地上平凡棲居的靈魂，才是紀錄片影像里最具張力和詩意的。
二是喚醒感性細胞。男性比大多數女性掌握更多的攝影技術、視聽語言技巧，這些技巧雖然讓男性導演的紀錄片作品看起來規格更高，但從另一個層面說，也框死了男性導演的想象空間與感知的余地。詩意的終極是一種無限依賴直覺的狀態，是一種不斷做減法的過程，喚醒創作中缺失的感性細胞，影像才能離心靈更近，離自己更近，離真實更近。
三是平視的視角。男性紀錄片創作者的攝影機習慣于凌駕在被攝者之上，有一種權威的意味或者代表著一種社會場，和被攝者之間形成一種俯視關系。而女性創作者，則更注重與被攝者之間的關系，而且這種關系更私人化。她們在記錄的同時也在體驗被攝者的人生。這種記錄是有溫度的，是能深入心靈的一種平視。她們與被攝者之間沒有那么明確的角色身份，透露出的是一種人與人邂逅的興奮。
四是留白。紀錄片呈現的是真實的存在，被攝對象在影像里的不可控也為紀錄片增添了無限種可能。不試圖給紀錄片強加一個故事結尾，也不為紀錄片強行賦予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意義，讓鏡頭充滿思辨，把思考留給自己也留給觀眾。所謂“畫留三分空，生氣隨之發”，適當的留白，反而會讓紀錄片的表達生動而有詩意。
紀錄片是一種紀實的藝術，然而并不等于客觀和理性就能到達真實。有時遵從內心，尊重人的本能，嘗試探尋和捕捉記錄對象的心理軌跡，反而能讓影像更接近真實，更有詩意，更有力量。女性導演的記錄視覺給紀錄片創作帶來太多的思考與啟示，就像吳文光所說，這是一種“福音”。
中國的紀錄片導演應該嘗試培養女性身上這種詩性品格，融入了詩意的紀錄片創作是美而深邃的。
參考文獻：
［1］ 英未未 . 和自己跳舞［M］. 中西書局，2012：172.
［2］周嵬瑋，劉希磊 . 她在說——中國女性紀錄片的話語表達方式分析［J］. 戲劇叢刊，2013（5）.
［3］張曉艷 . 論當代語境下的女性主義藝術——我的女性主義創作觀［D］. 江西師范大學，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