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意志與少數民族電影--周恩來處理影片《內蒙春光》事件研究 余紀一
一個難產的“早產兒”新中國第一部少數民族電影《內蒙春光》，是一個孕育于新中國誕生之前的“早產兒”,命中注定要難產。
遵循列寧所教導“在所有藝術中，電影對于我們是最重要的”,新中國的締造者們對于電影事業的重視程度可想而知。早在抗戰剛結束，解放戰爭爆發之前，黨中央命令當時駐扎華北和華東的大批部隊和干部從陸路和海路全線開赴東北的同時，就安排了大批的文藝干部從延安出發一同前往，這其中就包含袁牧之、陳波兒、吳印咸等當時在我們黨內還相當稀缺的電影精英。這樣做的目標十分明確，就是要趕在國民黨軍隊之前，先期搶占和接收日本侵略者遺留下來的北滿電影資源，并以此為基礎，迅速啟動屬于新中國自己的電影事業。從目前可以找到的史料來看，即使是在戰爭初期，戰局于我不利，部隊和機關全面退守到哈爾濱以北地區的危及存亡的緊要關頭，那些原本在長春的電影資源也跟著其他大量輜重一起，撤退到了后方。其過程的艱難困苦，不及備述。公正地說，當時我軍東北指揮機關在這一點上是很有遠見的，正是這種撤退，為日后新中國電影事業蓬勃發展保留了一粒至關重要的火種。也正因為此，當戰爭還在繼續，全國解放尚待時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宣告成立的1945年夏天，東北電影制片廠就啟動了共和國第一部少數民族電影，即《內蒙春光》的創作生產。
一、《內蒙春光》創作歷程
影片《內蒙春光》的創作過程本身并不曲折，甚至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為了使今天的讀者能更清楚了解影片投產的歷史語境，我們不妨先粗略說說其前后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
1945年8月5日和7日兩天，美軍向日本本土工業基地廣島和長崎分別投擲了兩顆原子彈，兩座城市瞬間被夷為平地，人員當場死亡20多萬。8月8日晚，蘇聯政府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召見日本國駐蘇全權大使佐藤，宣布根據蘇、美、英三國元首《波茨坦會議》精神，為履行應盡的國際義務，蘇聯政府正式對日宣戰。
當晚，蘇聯遠東軍區近百萬機械化部隊，分東、中、西三路，向駐扎我國東北和內蒙地區的日本關東軍發起猛攻，一路摧枯拉朽，勢如破竹。8月15日，日本天皇發表《終戰詔書》，向世界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從1937年“七七事變”算起，漫長的八年抗戰終于以中國的勝利告終；從1840年算起，中國人民105年時斷時續的民提要影片《內蒙春光》是解放以后極少數周恩來深度介入并給予具體指導的文藝作品之一。
周恩來對這部影片的具體指導以及對這部影片的處理方式，成為了一個范例，對于十七年間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余紀西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影史探問族獨立戰爭宣告勝利，接下來要做的是，使國家走向統一、繁榮和富強，從而完成偉大的民族復興。這其中，如何選擇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就成為擺在那一代中國人面前的一個極其重大的生死抉擇。此時，中國共產黨人站了出來，擔起了領導全中國人民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
抗戰時期，國民黨所領導的軍隊主要承擔正面戰場作戰，所以多集結于長江以南地區；而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主要承擔敵后作戰，所以多集結于黃河以北地區，到抗戰結束時，雙方軍隊所控制的地區也是涇渭分明。正是基于此種情勢，包括內蒙古在內的北方地區也就率先進入了民主改革的時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45年年末，在張家口召開了內蒙古盟旗人民代表會議，成立了以中共重要領導人烏蘭夫為主席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為內蒙古各階層人民普遍認可的領導力量。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由此，在解放區掀起了“土地改革”的熱潮。這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一場劃時代的革命。然而，要推翻在中華大地上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真正落實“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景，談何容易！其在推行過程中必然要遭到激烈，甚至慘烈的抵制和對抗。這種抵制和對抗在漢民族聚居的區域如此，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區域同樣如此。隨著內戰的逐步展開，戰爭雙方的態勢也在不斷變化，戰局此消彼長，戰線犬牙交錯。由此，解放區的民主改革也隨著戰局的變化而變得越加艱難起來。
1948年，遼沈戰役打得正酣的時候，影片《內蒙春光》的劇作者王震之翻過大興安嶺，進入東蒙地區的呼倫貝爾大草原，“收集了近10個旗的王爺、吐素（土司）拉格其（官銜）、扎赫（捷哈）拉格其（官銜）、喇嘛、牧民以及奴才等各種人物材料”,完成了劇本創作?！皠”局邪褍让晒湃嗣穹磳炔糠饨▔浩鹊亩窢幃斪髦行募右悦鑼?，塑造了一個殘忍的王爺形象，他勾結國民黨匪特殘酷壓迫廣大牧民；也暴露了國民黨匪軍搶劫草原，蹂躪內蒙古人民的罪行，刻畫了國民黨特務楊先生這一人物，他和王爺狼狽為奸，破壞我共產黨干部做群眾工作；同時還描寫了青年牧民赫得布等廣大蒙古族群眾在我工作組長蘇合影響下的覺悟和斗爭，以及解放軍的一部分--蒙漢聯軍擊潰了反動派的武裝進攻，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這一地區被解放。劇本的矛盾沖突尖銳、情節完整、結構緊湊、各類人物性格鮮明，展現了豐富多彩的蒙古族地區風光和蒙古族的古老傳統和風俗。給導演提供了深入挖掘和發揮的可能?！?br>
據干學偉本人回憶：“為了完成這部電影，我深入內蒙古草原陳巴爾虎旗，看套馬、摔跤，參觀喇嘛廟，吃奶茶，睡在蒙古包里的皮墊上……研究蒙古史，收集蒙古民歌；8月8日出外景，烈日曬脫了兩層皮，等大雪紛飛才回廠拍內景，花了多少個日日夜夜……”據史書記載，為了圓滿完成這部電影的拍攝，導演干學偉帶領攝制組深入內蒙草原500多里選景、拍攝。為了更好地表現戰爭場面，干學偉還召集攝影、美工等主創部門人員一起觀摩國外進口的相關影片，一起討論、學習先進的拍攝理念和手段。而且在整個創作生產過程中，時任東北電影制片廠領導職務的我黨老一代電影藝術家陳波兒、袁牧之等始終對這部電影傾注了巨大的心血，給予了很多的關切和指導。
《內蒙春光》由王震之編劇、干學偉導演。兩位擔任主創的藝術家都來自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是我們黨培養出來的革命文藝家，是經過革命戰爭考驗的堅強戰士。其中，導演干學偉1917年生于浙江寧波，1932年考入上海麥倫中學，中學時代就積極投身進步文藝事業，參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揚子江暴風雨》等進步話??；1937年在未名社演出話劇《王三》、《酸棗》等；1938年，干學偉來到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習，1939年畢業留校任助教，并在話劇《帶槍的人》中扮演列寧；抗戰勝利后，參加了對偽滿影的接受工作。從上述經歷看，導演干學偉無疑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聆聽過毛澤東在座談會開幕式和閉幕式上的兩次重要講話，也就是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應該說，當干學偉接受《內蒙春光》的導演任務的時候，其內心是完全接受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政治上是完全可以信賴的。
基于上述理由，人們有理由為這部影片的全國公映而歡呼雀躍。1950年4月，也就是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初春，導演干學偉滿面春光，攜新片《內蒙春光》來到了北京，希望能為新中國的第一個明媚春天獻上一份厚禮?？偟?51期》>133事實也確實如此。從1950年4月18日起，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就連續預告北京地區影片上映的消息。4月20日起，《天津日報》開始刊登《內蒙春光》的影片廣告。4月23日上午9時，中央電影局在首都大華電影院招待各少數民族代表，試映《內蒙春光》，內蒙古自治區主席云澤、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劉格平、文化部副部長周楊等出席觀看。會上，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向中央電影局東北電影制片廠贈送了一面錦旗，上書：“正確反應內蒙古人民解放斗爭的事實?！眱让晒抛灾螀^人民政府隨后也贈送錦旗一面，上書：“蒙漢兄弟民族團結互助萬歲?！?月28日，《內蒙春光》在京津兩市各大影院同時上映，贏得滿堂喝彩。
1950年4月28日，《北京新民報日刊》第3版刊登吉雅泰《看〈內蒙春光〉后的感想》，吉文寫道：“我感到整個片子是有情節，有趣味，有發展的。我覺得這部片子在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是很好的。演員的表演是入情入理的?！?月30日，《人民日報》第5版同時刊登兩篇評論，一篇是布赫的《一個蒙古人看一部蒙古片》，另一篇是鐘惦的《看〈內蒙春光〉》，兩篇評論對影片都不吝溢美之辭。布文寫道：“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內蒙古風光如今在影片一開始就得到了直觀的滿足，即使是黑白片，也能感覺到：綠色的草原一望無際，銀色蒙古包點綴在草原上，蔚藍色的湖水映著金色的沙漠，無數的牛羊隱匿在草叢中間?！蔽淖珠g洋溢著一個蒙古族人士第一次在銀幕上看見家園美景的喜悅和自豪。時任中宣部官員的鐘惦對影片的評價更細致：“影片充滿了蒙古請調：一開始頓德布在草原上追逐馬匹；烏云碧勒格赤著腳在草原上趕著羊群；當她和頓德布定情的時候，掏出繡著花的煙荷包；請客時喝的奶子茶，以及像敖包會上的表演等等，都有著濃郁的內蒙風味?！碑斎灰膊⒎侨且缑乐~，1950年5月3日《光明日報》第3版刊登的王朝聞題為《內蒙春光》的評論就指出：“戲劇沖突，不同于紀錄片，情節是緊張、激情、熱鬧的。主題歌及音樂更蒙古化就更好?！北M管王文對于藝術處理方面表達了些微的不滿足，但總體上說，社會輿論對《內蒙春光》一致看好?？梢韵胍?，此時的東北電影制片廠各級領導和以干學偉為代表的《內蒙春光》攝制組相關人員一定躊躇滿志，就等著開完慶功會，然后再為新中國的電影事業大展拳腳。然而就在這時，誰也沒有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或許正是由于首都各界對《內蒙春光》的評價超乎尋常，從而引起了中央有關高層的注意，于是，1950年5月6日，導演干學偉迎來了藝術生涯中一個重大的轉折。從導演干學偉若干年后回憶起此事的語調，不難領會當事人心中的那一份惶恐和沮喪：“1950年，當我們迎來了開國以來第一個春天的時候，我初次執導的電影《內蒙春光》上映，受到熱烈歡迎?！度嗣袢請蟆钒l表了熱情洋溢的好評。全北京影院上映十來天后，上座仍然甚佳，影片發行公司決定繼續上映。突然，中央電影局通知我，當夜去北影放映室接受復審?！?br>
請注意，影片4月28日公映的，根據我國當時實行相關法規，影片是通過了國家有關部門審查，獲得了公映許可證的，且到5月6日影片已經公映了9天，加上前面的試映，確實如干學偉所言，影片在“全北京影院上映十來天”,而現在卻要面臨復審，也就是重新審查，是可能將要否定前一次審查結論的再審查。如果不是影片存在相當嚴重的政治問題，何至于此？
熟悉我國文藝體制的讀者此時應該能夠預感到，十多天前還贏得了滿堂彩的影片《內蒙春光》，如今情況十分不妙。當導演干學偉懷著忐忑的心情走進北京電影制片廠放映室的時候，等待他的將又是怎樣一個判決呢？
二、一個非同尋常的座談會
導致《內蒙春光》復審的直接原因，可以從烏蘭夫在國家民委招待電影局本片工作人員的宴會上所說的一句話中找到答案。烏蘭夫說：統戰會議中，西北代表曾提出此片在新區放映與政策不符。
今天我們已經無法得知烏蘭夫所說“西北代表”究竟何人，也無法得知烏蘭夫本人是如何將“與政策不符”的意見傳達到黨和政府高層，不過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意見即刻引起黨和政府高層的高度警覺，并即刻做出了反應。
1950年5月6日在北京電影制片廠放映室召開的復審會議的規格之高，恐怕是大大超乎導演干學偉預先想象的。前來參加復審的有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以及全國文聯副主席陽翰笙。也就是說，主管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到場了，主管民族和宗教事務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到場了，主管文藝工作且本人就是文藝大家的領導人也到場了。
好一場高規格的“三堂會審”、如此高的規格，足以證明有關方面對影片《內蒙春光》的重視程度。而這樣一個完滿的無可挑剔的復審人員架構，給后人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間，我們有理由相信，烏蘭夫在統戰會議上所聽到的“西北代表”的意見，此時已經送達了最高決策層級。
據導演干學偉回憶：“見面時，他們都對我很親切?！贝捌庞惩戤呏?，情勢急轉直下，李維漢先對影片所取得的藝術成就給予了肯定，但令人惋惜的是，如果繼續放映，將“對團結和爭取少數民族的上層分子不利”.對于導演干學偉的爭辯，李維漢說：“你在影片里雖說要團結少數民族上層分子，可在形象處理上卻大量暴露他們，以至被國民黨反動派敗兵由搶劫而槍殺……”導演干學偉解釋說：我其實是想表現他勾結反動派引狼入室自食其果。李維漢反駁說：“明眼人可以一下看出，這是借刀殺人，你前面暴露太多，后邊就不可能有別的結果?！?br>
就這樣，當場決定影片停映。有意思的是，在導演干學偉的回憶中，我們只看到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意見，而沒有看到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說了什么，也沒有看見全國文聯副主席陽翰笙說了什么。
接下來，一個生動而有趣的細節讓人浮想聯翩。干學偉回憶說：“那天夜里，陽翰笙同志送我回住處，在車上他安慰我說：小兄弟，別難過。我口頭上說：沒關系，再拍一部?？蓛刃纳钐巺s深感痛楚?！秲让纱汗狻坟舱哿?，我飲食無味，通宵失眠?！?br>
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次預先定了調子的復審，目的就是一個--《內蒙春光》停止公映。采用這種三堂會審的形式，不過是表明復審本身的慎重。當然，要推翻一級政府部門（中央電影局）的批準文件，從程序上說，也應由更高級別的部門來加以實施。那么，為什么導演干學偉的回憶中只有李維漢的意見，而未見到陸定一和陽翰笙的意見呢？我們不能想象，復審會上陸定一和陽翰笙會發表跟李維漢相左的意見。這就是說，影片《內蒙春光》停止公映的決定應該是李維漢一個人在會上做出的，而陸定一和陽翰笙要么表示附和，要么沒有表態。當然，按慣例推斷，陸、陽二人附和的可能性更大。盡管如此，這并不表明陸、陽二人對李維漢的做法沒有相左的看法。從前面引述導演干學偉回憶中的那個有趣的細節不難看出端倪。當天晚上，全國文聯副主席陽翰笙用自己的汽車親自將導演干學偉送回住處。從履歷看，1932年干學偉到上海念中學的時候，陽翰笙已經是名揚海內的左翼文藝大將了，后來陽翰笙繼續留在國統區，而1938年干學偉去了延安，也就是說，1950年5月6日晚的影片復審會以前，二人并無多少私人交往，甚至可能不認識。那么，一位部長級的高官為什么會用自己的車子親自送一位剛剛出道的藝術家回住處呢？說得通的解釋不外乎兩條，一條是陽翰笙愛才而親民，另一條是陽翰笙對干學偉的處境有惺惺相惜之感。從那句“小兄弟，別難過”可以判斷，后者的成分應該更濃。
從現存史料的縫隙中流露出的蛛絲馬跡，我們不難判斷，事情到此還遠未畫上句號，而毋寧說隨著李維漢的登場，針對影片《內蒙春光》的爭論才剛剛開始。
從表面上看，即將開場的對決雙方力量對比并不均衡。力挺《內蒙春光》的一方不但有著廣泛的社會輿論基礎，更有著意識形態正當性的強力支撐，因為，影片明顯是運用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的視點來敘述內蒙故事，這難道不是絕對正確的嗎？不僅如此，就從創作人員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轉戰千里，耗時幾年，不說是功高，也算是勞苦了，加之新中國各項事業百廢待興，資源匱乏，拍成一部受到各界歡迎的電影真不容易。就連一個甲子以后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電影史》一書在說到影片“暫停公映”時，也忍不住感嘆了一句：“創作人員千辛萬苦拍成的一部電影，就這樣被否定了?！?br>
由此說來，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做法，似乎多少有些不近情理甚至蠻橫霸道，盡管是得了勢，卻是輸了理。不難想見，當時北京城內一定物議洶洶，李維漢和烏蘭夫一方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如果不是如此，我們就無法解釋后面將要發生的那場為決定一部影片的存廢而召開的，無論在規格上還是在規模上的空前絕后的、雙方意見尖銳對立會議。
就在復審會議召開的第二天，也就是1950年5月7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指示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召集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以及大批文藝界頭面人物召開針對影片《內蒙春光》的座談會，周恩來親自出席。會議地點定在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大放映廳，參會人員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副總理、歷史學和現代文學泰斗郭沫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楊，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劉格平，人民日報社總編輯鄧拓，此外還有戲劇、電影界的領導同志和文藝大家袁牧之、陳波兒、陽翰笙、田漢、老舍、曹禺、夏衍、張駿祥、丁玲、趙樹理、史東山、蔡楚生、洪深、歐陽予倩、田漢、李伯釗、江青等。據導演干學偉回憶，當天出席會議的有100多人。會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沈雁冰主持。
盡管我們認為針對影片《內蒙春光》的處理，有不同意見，雙方尖銳對立，但是當天會議的氣氛卻是友好而和諧的，并非劍拔弩張，而且各家都開誠布公，直抒己見，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更未見后來一個時期中頗為盛行的看領導“臉色”而阿諛逢迎的丑態。
據導演干學偉回憶，當袁牧之向周恩來介紹導演干學偉時，周恩來微笑著同干學偉握手，并說：“我見過你的劇照?！备蓪W偉說：“我想他指的大約是在《帶槍的人》（話劇--筆者注）中我飾列寧的那張照片。那是1942年曾由我黨駐重慶辦事處（應為八路軍辦事處--筆者注）轉交給塔斯社駐中國分社，寄往蘇聯的?！偫砭谷挥浀媚菑堈掌?，他的神情使我惶惶不安的心情穩定了一些?！?br>
開映前，周恩來叫導演干學偉坐在自己旁邊。據干學偉回憶，整個觀影過程中，圍繞影片創作的細節，他和周恩來之間有4次小聲的交談，一次是關于影片中演員的來源，一次是關于一個重要場景的安排，一次是關于影片中民族音樂的運用，一次是干學偉向周恩來介紹影片中一個舞蹈演員的特殊身份。
關于影片放映后的座談會，導演干學偉有一段既詳細又生動的記錄，仿佛一段紀錄片，大有身臨其境之感。干學偉不愧是導演出身，寥寥幾筆，各種性格的人物躍然紙上，呼之欲出，讀來趣味盎然。不妨照錄如下：第一個發言的是郭沫若副總理，令我驚奇而又欣喜的是郭老的發言既真誠又直率。他說，“我原來就看不出有什么問題，還想把它拿去換一些外匯來呢！現在看來可以改一下……”于是他說出了他的設想，一個很簡單又令人發笑的改法。
洪深老和歐陽老認為這部影片不能改，在他們看來影片的蒙太奇處理的構思較嚴謹，改動很難，改不好就亂了。周楊同志認為為了避免不利影響，可以在東部地區放映。田漢老認為黨的政策是全國性的，不可以在某些地區放映不利就在另一些地區放映?？偫硐胝堗囃赝景l言說，“人民日報社的鄧拓同志來了嗎？你們不是發了贊揚的文章了嗎”?鄧拓同志站了起來檢討了對于民族政策的理解不足。有人主張這部影片過幾年再放。蔡楚生同志發言說，“電影在技術上發展很快，如在倉庫中擱上幾年就可惜了，損失太大了，還是修改的好……”于是就有人贊同蔡老的意見。最后，總理作了指示。那已經是深夜了。
周恩來的講話很長，大致歸納起來講了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首先肯定了影片《內蒙春光》在藝術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影片的政治內容卻存在嚴重的錯誤，主要問題是與《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耙徊坑捌绻诖我?、具體政策上有缺點，或者在藝術上有不足，可以放寬要求，吸取經驗教訓，今后在創作中逐步提高。但在反映黨的政策方針上有錯誤，那就會影響統一的行動，妨礙團結，妨礙統一戰線?！?br>
第二，周恩來明確指出：“（影片）的錯誤是違反了共同綱領中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因為當前我們的敵人，國內是蔣介石為首的反動派，國外是美帝國主義，而不是那些王公喇嘛。對于王公喇嘛，我們主要是爭取，只有對實在不能爭取的，與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勾結，頑抗到底的，才打倒?！敝芏鱽磉M一步指出：“《內蒙春光》沒有從全國階級斗爭的全局看問題，而是孤立地寫少數民族中的一個民族的階級斗爭，這就不但會把少數民族的王公作為主要敵人，得出一旦推翻了王公的統治，民族問題就完全解決了的錯誤結論。這部影片敘述的嘎達梅林的故事，恰巧證明了在大民族中的小民族要爭取解放，如果沒有外力的援助，如果不是整個大民族中的反動統治者被打倒，無論如何是很難取得勝利的，頂多只是依次很快就被鎮壓了的暴動?！?br>
第三，周恩來特別指出，影片《內蒙春光》錯誤的責任不在編劇，責任應由領導者承擔。周恩國家意志與少數民族電影--周恩來處理影片《內蒙春光》事件進一步指出，電影工作的領導責任應該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因為，電影是群眾性的藝術，在群眾中的影響是廣泛的，如果政治上有錯誤，那么，就會在群眾中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為此，我們必須加強領導，建議設立電影指導委員會，同時，要加強領導部門對黨的民族政策的學習，提高認識水平。特別指出，“藝術活動是廣泛的，應該有它的領導，（我們的）文藝和政治之間應該是沒有矛盾的”.
毫不夸張地說，周恩來的講話內容非常豐富，堪稱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問題理論經典。對于周恩來上述思想的解讀，我們將會在此后的章節中逐次展開，并將嘗試著進行一些深入的領會和闡釋，在此，暫且按下不表。
回到有關影片《內蒙春光》的敘述。座談會的最后，周恩來宣布了影片《內蒙春光》必須要進行修改的政府決定，強調一定要以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和黨的民族政策作為影片修改的指導思想對影片進行修改，同時要求在座的各位同志對影片的修改給予支持，大家建言獻策，集思廣益，把影片修改好。
會后，根據大家的意見和建議，東北電影制片廠對《內蒙春光》進行了大量的修改。原片總共54場戲，修改了26場，其中重新拍攝了16場，部分修改了10場，只保留了28場，修改幅度接近50%.對一部影片做如此之大的修改，可謂是傷筋動骨，過程中所經歷的那些能夠言說和不能言說的苦痛，編劇王震之、導演干學偉，以及中央電影局、東北電影制片廠的相關人士們，自然是能夠領會得到的。
修改后的《內蒙春光》，請毛澤東主席更名為《內蒙古人民的勝利》，和《白毛女》、《鋼鐵戰士》一起，在1951年3月文化部電影局和中影公司舉辦的國營電影廠的“新片展覽月”同時上映。此后，《北京新民報日刊》刊登了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烏蘭夫的題詞：“《內蒙古人民的勝利》反映了內蒙古人民的斗爭生活和性格，表現了內蒙古人民解放的道路及光明的遠景，說明了中國各族人民只有團結在毛主席、中國共產黨周圍，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發展?！?br>
新中國第一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從早產到難產，再到出產，從劇本創作算起，前后經歷了差不多三四年的時間，到此，似乎應該畫上了句號。然而，如果我們將這一事件放到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歷程的宏大背景中去考察，則似乎我們對這一事件所蘊涵的重大歷史意義的認識，才剛剛開始。
三、違“憲”與護“憲”當下的研究
中國電影史的學者對于影片《內蒙春光》從難產到重生過程的描述，大多對創作者抱有一種同情的立場，言語間不時會流露出當權者粗暴干涉文藝創作的不滿。雖然對周恩來這樣在黨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領導人，似乎不像對“四人幫”等歷年極左政治運動的批判那樣不吝刻薄之辭，但心中的那一份怨尤，卻會在不經意間就流露了出來。公正地說，凡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對于這樣的情緒，都會再抱持一種“理解之同情”.然而，當我們撥開自己心中那一層層由歷史的血污所積淀的厚重塵垢，平心靜氣地深入到歷史的現場，仔細品察歷史人物所面對的那一份不得已，我們或許就會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歷史景觀，由此而得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歷史結論。
上世紀六十年代及其以前出生的中國人大都記得，1976年周恩來逝世后，各種報章文字在述及周恩來生平的時候，用得最多的形容詞無疑是“日理萬機”這四個字。也正是這四個字，凸顯了周恩來作為我國幾千年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偉大政治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質。如果說“十年浩劫”中的周恩來在人們眼中是日理萬機，那么，我們同樣有理由認為，1950年春天的周恩來每天要處理的軍國大事絕不會比“文革”中更少。這就讓我們產生了一個疑問：那么多關涉新生共和國存亡興廢的重大事項亟待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去處理，而一部電影，一件普通的藝術作品，怎么就能讓周恩來認為有必要專門安排整整一個晚上的時間，親自出面去處理呢？
唯一說得過去的解釋只能是，這部電影事關重大，重大到了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周恩來親自出面處理就擺不平的地步。
為了論述的清晰，我們不妨把話頭拉開一些，將《內蒙春光》事件放在更加廣闊的歷史政治時空中去加以考察。遵照毛澤東、朱德《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于1949年4月20日晚20時，萬船齊發，在強大炮火的支持下，橫渡長江，一路摧枯拉朽。4月23日深夜，解放軍攻占國民黨政權的首都南京。至此，結束了國民黨在中國內地長達22年的反動統治。然而舊中國的垮臺，并不就等于新中國的由此誕生。新中國的誕生還需要一系列極其復雜的政治運作來給予推動。
即將建立的新中國，不是中國歷史上反復上演的王朝輪替，不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而是對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的古老家園，從價值到理念，從國體到政體，從經濟到軍事，從教育到文化的一系列整體性的改造，涉及廣泛的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規制的重新安排，是對自十六世紀歐洲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發展總體趨勢的回應，要回答未來中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問題。早在1949年初，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從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進駐北平城以后，建立新中國的具體工作就密鑼緊鼓地開展起來。中華民族的大批精英人士，從包括國統區、香港在內的全國各地，陸續輾轉云集北京，為的就是要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1949年9月，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來自全國各黨派、各行政區、各民族、各界別的代表共計664人出席了會議。經過充分協商，9月29日，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確定國旗為五星紅旗，確定國歌為《義勇軍進行曲》，確定首都定在北平并更名為北京，以及共和國以公元紀年等重大事項。
一個難產的“早產兒”新中國第一部少數民族電影《內蒙春光》，是一個孕育于新中國誕生之前的“早產兒”,命中注定要難產。
遵循列寧所教導“在所有藝術中，電影對于我們是最重要的”,新中國的締造者們對于電影事業的重視程度可想而知。早在抗戰剛結束，解放戰爭爆發之前，黨中央命令當時駐扎華北和華東的大批部隊和干部從陸路和海路全線開赴東北的同時，就安排了大批的文藝干部從延安出發一同前往，這其中就包含袁牧之、陳波兒、吳印咸等當時在我們黨內還相當稀缺的電影精英。這樣做的目標十分明確，就是要趕在國民黨軍隊之前，先期搶占和接收日本侵略者遺留下來的北滿電影資源，并以此為基礎，迅速啟動屬于新中國自己的電影事業。從目前可以找到的史料來看，即使是在戰爭初期，戰局于我不利，部隊和機關全面退守到哈爾濱以北地區的危及存亡的緊要關頭，那些原本在長春的電影資源也跟著其他大量輜重一起，撤退到了后方。其過程的艱難困苦，不及備述。公正地說，當時我軍東北指揮機關在這一點上是很有遠見的，正是這種撤退，為日后新中國電影事業蓬勃發展保留了一粒至關重要的火種。也正因為此，當戰爭還在繼續，全國解放尚待時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宣告成立的1945年夏天，東北電影制片廠就啟動了共和國第一部少數民族電影，即《內蒙春光》的創作生產。
一、《內蒙春光》創作歷程
影片《內蒙春光》的創作過程本身并不曲折，甚至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為了使今天的讀者能更清楚了解影片投產的歷史語境，我們不妨先粗略說說其前后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
1945年8月5日和7日兩天，美軍向日本本土工業基地廣島和長崎分別投擲了兩顆原子彈，兩座城市瞬間被夷為平地，人員當場死亡20多萬。8月8日晚，蘇聯政府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召見日本國駐蘇全權大使佐藤，宣布根據蘇、美、英三國元首《波茨坦會議》精神，為履行應盡的國際義務，蘇聯政府正式對日宣戰。
當晚，蘇聯遠東軍區近百萬機械化部隊，分東、中、西三路，向駐扎我國東北和內蒙地區的日本關東軍發起猛攻，一路摧枯拉朽，勢如破竹。8月15日，日本天皇發表《終戰詔書》，向世界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從1937年“七七事變”算起，漫長的八年抗戰終于以中國的勝利告終；從1840年算起，中國人民105年時斷時續的民提要影片《內蒙春光》是解放以后極少數周恩來深度介入并給予具體指導的文藝作品之一。
周恩來對這部影片的具體指導以及對這部影片的處理方式，成為了一個范例，對于十七年間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余紀西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影史探問族獨立戰爭宣告勝利，接下來要做的是，使國家走向統一、繁榮和富強，從而完成偉大的民族復興。這其中，如何選擇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就成為擺在那一代中國人面前的一個極其重大的生死抉擇。此時，中國共產黨人站了出來，擔起了領導全中國人民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
抗戰時期，國民黨所領導的軍隊主要承擔正面戰場作戰，所以多集結于長江以南地區；而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主要承擔敵后作戰，所以多集結于黃河以北地區，到抗戰結束時，雙方軍隊所控制的地區也是涇渭分明。正是基于此種情勢，包括內蒙古在內的北方地區也就率先進入了民主改革的時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45年年末，在張家口召開了內蒙古盟旗人民代表會議，成立了以中共重要領導人烏蘭夫為主席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為內蒙古各階層人民普遍認可的領導力量。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由此，在解放區掀起了“土地改革”的熱潮。這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一場劃時代的革命。然而，要推翻在中華大地上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真正落實“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景，談何容易！其在推行過程中必然要遭到激烈，甚至慘烈的抵制和對抗。這種抵制和對抗在漢民族聚居的區域如此，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區域同樣如此。隨著內戰的逐步展開，戰爭雙方的態勢也在不斷變化，戰局此消彼長，戰線犬牙交錯。由此，解放區的民主改革也隨著戰局的變化而變得越加艱難起來。
1948年，遼沈戰役打得正酣的時候，影片《內蒙春光》的劇作者王震之翻過大興安嶺，進入東蒙地區的呼倫貝爾大草原，“收集了近10個旗的王爺、吐素（土司）拉格其（官銜）、扎赫（捷哈）拉格其（官銜）、喇嘛、牧民以及奴才等各種人物材料”,完成了劇本創作?！皠”局邪褍让晒湃嗣穹磳炔糠饨▔浩鹊亩窢幃斪髦行募右悦鑼?，塑造了一個殘忍的王爺形象，他勾結國民黨匪特殘酷壓迫廣大牧民；也暴露了國民黨匪軍搶劫草原，蹂躪內蒙古人民的罪行，刻畫了國民黨特務楊先生這一人物，他和王爺狼狽為奸，破壞我共產黨干部做群眾工作；同時還描寫了青年牧民赫得布等廣大蒙古族群眾在我工作組長蘇合影響下的覺悟和斗爭，以及解放軍的一部分--蒙漢聯軍擊潰了反動派的武裝進攻，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這一地區被解放。劇本的矛盾沖突尖銳、情節完整、結構緊湊、各類人物性格鮮明，展現了豐富多彩的蒙古族地區風光和蒙古族的古老傳統和風俗。給導演提供了深入挖掘和發揮的可能?！?br>
據干學偉本人回憶：“為了完成這部電影，我深入內蒙古草原陳巴爾虎旗，看套馬、摔跤，參觀喇嘛廟，吃奶茶，睡在蒙古包里的皮墊上……研究蒙古史，收集蒙古民歌；8月8日出外景，烈日曬脫了兩層皮，等大雪紛飛才回廠拍內景，花了多少個日日夜夜……”據史書記載，為了圓滿完成這部電影的拍攝，導演干學偉帶領攝制組深入內蒙草原500多里選景、拍攝。為了更好地表現戰爭場面，干學偉還召集攝影、美工等主創部門人員一起觀摩國外進口的相關影片，一起討論、學習先進的拍攝理念和手段。而且在整個創作生產過程中，時任東北電影制片廠領導職務的我黨老一代電影藝術家陳波兒、袁牧之等始終對這部電影傾注了巨大的心血，給予了很多的關切和指導。
《內蒙春光》由王震之編劇、干學偉導演。兩位擔任主創的藝術家都來自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是我們黨培養出來的革命文藝家，是經過革命戰爭考驗的堅強戰士。其中，導演干學偉1917年生于浙江寧波，1932年考入上海麥倫中學，中學時代就積極投身進步文藝事業，參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揚子江暴風雨》等進步話??；1937年在未名社演出話劇《王三》、《酸棗》等；1938年，干學偉來到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習，1939年畢業留校任助教，并在話劇《帶槍的人》中扮演列寧；抗戰勝利后，參加了對偽滿影的接受工作。從上述經歷看，導演干學偉無疑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聆聽過毛澤東在座談會開幕式和閉幕式上的兩次重要講話，也就是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應該說，當干學偉接受《內蒙春光》的導演任務的時候，其內心是完全接受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政治上是完全可以信賴的。
基于上述理由，人們有理由為這部影片的全國公映而歡呼雀躍。1950年4月，也就是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初春，導演干學偉滿面春光，攜新片《內蒙春光》來到了北京，希望能為新中國的第一個明媚春天獻上一份厚禮?？偟?51期》>133事實也確實如此。從1950年4月18日起，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就連續預告北京地區影片上映的消息。4月20日起，《天津日報》開始刊登《內蒙春光》的影片廣告。4月23日上午9時，中央電影局在首都大華電影院招待各少數民族代表，試映《內蒙春光》，內蒙古自治區主席云澤、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劉格平、文化部副部長周楊等出席觀看。會上，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向中央電影局東北電影制片廠贈送了一面錦旗，上書：“正確反應內蒙古人民解放斗爭的事實?！眱让晒抛灾螀^人民政府隨后也贈送錦旗一面，上書：“蒙漢兄弟民族團結互助萬歲?！?月28日，《內蒙春光》在京津兩市各大影院同時上映，贏得滿堂喝彩。
1950年4月28日，《北京新民報日刊》第3版刊登吉雅泰《看〈內蒙春光〉后的感想》，吉文寫道：“我感到整個片子是有情節，有趣味，有發展的。我覺得這部片子在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是很好的。演員的表演是入情入理的?！?月30日，《人民日報》第5版同時刊登兩篇評論，一篇是布赫的《一個蒙古人看一部蒙古片》，另一篇是鐘惦的《看〈內蒙春光〉》，兩篇評論對影片都不吝溢美之辭。布文寫道：“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內蒙古風光如今在影片一開始就得到了直觀的滿足，即使是黑白片，也能感覺到：綠色的草原一望無際，銀色蒙古包點綴在草原上，蔚藍色的湖水映著金色的沙漠，無數的牛羊隱匿在草叢中間?！蔽淖珠g洋溢著一個蒙古族人士第一次在銀幕上看見家園美景的喜悅和自豪。時任中宣部官員的鐘惦對影片的評價更細致：“影片充滿了蒙古請調：一開始頓德布在草原上追逐馬匹；烏云碧勒格赤著腳在草原上趕著羊群；當她和頓德布定情的時候，掏出繡著花的煙荷包；請客時喝的奶子茶，以及像敖包會上的表演等等，都有著濃郁的內蒙風味?！碑斎灰膊⒎侨且缑乐~，1950年5月3日《光明日報》第3版刊登的王朝聞題為《內蒙春光》的評論就指出：“戲劇沖突，不同于紀錄片，情節是緊張、激情、熱鬧的。主題歌及音樂更蒙古化就更好?！北M管王文對于藝術處理方面表達了些微的不滿足，但總體上說，社會輿論對《內蒙春光》一致看好?？梢韵胍?，此時的東北電影制片廠各級領導和以干學偉為代表的《內蒙春光》攝制組相關人員一定躊躇滿志，就等著開完慶功會，然后再為新中國的電影事業大展拳腳。然而就在這時，誰也沒有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或許正是由于首都各界對《內蒙春光》的評價超乎尋常，從而引起了中央有關高層的注意，于是，1950年5月6日，導演干學偉迎來了藝術生涯中一個重大的轉折。從導演干學偉若干年后回憶起此事的語調，不難領會當事人心中的那一份惶恐和沮喪：“1950年，當我們迎來了開國以來第一個春天的時候，我初次執導的電影《內蒙春光》上映，受到熱烈歡迎?！度嗣袢請蟆钒l表了熱情洋溢的好評。全北京影院上映十來天后，上座仍然甚佳，影片發行公司決定繼續上映。突然，中央電影局通知我，當夜去北影放映室接受復審?！?br>
請注意，影片4月28日公映的，根據我國當時實行相關法規，影片是通過了國家有關部門審查，獲得了公映許可證的，且到5月6日影片已經公映了9天，加上前面的試映，確實如干學偉所言，影片在“全北京影院上映十來天”,而現在卻要面臨復審，也就是重新審查，是可能將要否定前一次審查結論的再審查。如果不是影片存在相當嚴重的政治問題，何至于此？
熟悉我國文藝體制的讀者此時應該能夠預感到，十多天前還贏得了滿堂彩的影片《內蒙春光》，如今情況十分不妙。當導演干學偉懷著忐忑的心情走進北京電影制片廠放映室的時候，等待他的將又是怎樣一個判決呢？
二、一個非同尋常的座談會
導致《內蒙春光》復審的直接原因，可以從烏蘭夫在國家民委招待電影局本片工作人員的宴會上所說的一句話中找到答案。烏蘭夫說：統戰會議中，西北代表曾提出此片在新區放映與政策不符。
今天我們已經無法得知烏蘭夫所說“西北代表”究竟何人，也無法得知烏蘭夫本人是如何將“與政策不符”的意見傳達到黨和政府高層，不過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意見即刻引起黨和政府高層的高度警覺，并即刻做出了反應。
1950年5月6日在北京電影制片廠放映室召開的復審會議的規格之高，恐怕是大大超乎導演干學偉預先想象的。前來參加復審的有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以及全國文聯副主席陽翰笙。也就是說，主管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到場了，主管民族和宗教事務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到場了，主管文藝工作且本人就是文藝大家的領導人也到場了。
好一場高規格的“三堂會審”、如此高的規格，足以證明有關方面對影片《內蒙春光》的重視程度。而這樣一個完滿的無可挑剔的復審人員架構，給后人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間，我們有理由相信，烏蘭夫在統戰會議上所聽到的“西北代表”的意見，此時已經送達了最高決策層級。
據導演干學偉回憶：“見面時，他們都對我很親切?！贝捌庞惩戤呏?，情勢急轉直下，李維漢先對影片所取得的藝術成就給予了肯定，但令人惋惜的是，如果繼續放映，將“對團結和爭取少數民族的上層分子不利”.對于導演干學偉的爭辯，李維漢說：“你在影片里雖說要團結少數民族上層分子，可在形象處理上卻大量暴露他們，以至被國民黨反動派敗兵由搶劫而槍殺……”導演干學偉解釋說：我其實是想表現他勾結反動派引狼入室自食其果。李維漢反駁說：“明眼人可以一下看出，這是借刀殺人，你前面暴露太多，后邊就不可能有別的結果?！?br>
就這樣，當場決定影片停映。有意思的是，在導演干學偉的回憶中，我們只看到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意見，而沒有看到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說了什么，也沒有看見全國文聯副主席陽翰笙說了什么。
接下來，一個生動而有趣的細節讓人浮想聯翩。干學偉回憶說：“那天夜里，陽翰笙同志送我回住處，在車上他安慰我說：小兄弟，別難過。我口頭上說：沒關系，再拍一部?？蓛刃纳钐巺s深感痛楚?！秲让纱汗狻坟舱哿?，我飲食無味，通宵失眠?！?br>
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次預先定了調子的復審，目的就是一個--《內蒙春光》停止公映。采用這種三堂會審的形式，不過是表明復審本身的慎重。當然，要推翻一級政府部門（中央電影局）的批準文件，從程序上說，也應由更高級別的部門來加以實施。那么，為什么導演干學偉的回憶中只有李維漢的意見，而未見到陸定一和陽翰笙的意見呢？我們不能想象，復審會上陸定一和陽翰笙會發表跟李維漢相左的意見。這就是說，影片《內蒙春光》停止公映的決定應該是李維漢一個人在會上做出的，而陸定一和陽翰笙要么表示附和，要么沒有表態。當然，按慣例推斷，陸、陽二人附和的可能性更大。盡管如此，這并不表明陸、陽二人對李維漢的做法沒有相左的看法。從前面引述導演干學偉回憶中的那個有趣的細節不難看出端倪。當天晚上，全國文聯副主席陽翰笙用自己的汽車親自將導演干學偉送回住處。從履歷看，1932年干學偉到上海念中學的時候，陽翰笙已經是名揚海內的左翼文藝大將了，后來陽翰笙繼續留在國統區，而1938年干學偉去了延安，也就是說，1950年5月6日晚的影片復審會以前，二人并無多少私人交往，甚至可能不認識。那么，一位部長級的高官為什么會用自己的車子親自送一位剛剛出道的藝術家回住處呢？說得通的解釋不外乎兩條，一條是陽翰笙愛才而親民，另一條是陽翰笙對干學偉的處境有惺惺相惜之感。從那句“小兄弟，別難過”可以判斷，后者的成分應該更濃。
從現存史料的縫隙中流露出的蛛絲馬跡，我們不難判斷，事情到此還遠未畫上句號，而毋寧說隨著李維漢的登場，針對影片《內蒙春光》的爭論才剛剛開始。
從表面上看，即將開場的對決雙方力量對比并不均衡。力挺《內蒙春光》的一方不但有著廣泛的社會輿論基礎，更有著意識形態正當性的強力支撐，因為，影片明顯是運用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的視點來敘述內蒙故事，這難道不是絕對正確的嗎？不僅如此，就從創作人員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轉戰千里，耗時幾年，不說是功高，也算是勞苦了，加之新中國各項事業百廢待興，資源匱乏，拍成一部受到各界歡迎的電影真不容易。就連一個甲子以后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電影史》一書在說到影片“暫停公映”時，也忍不住感嘆了一句：“創作人員千辛萬苦拍成的一部電影，就這樣被否定了?！?br>
由此說來，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做法，似乎多少有些不近情理甚至蠻橫霸道，盡管是得了勢，卻是輸了理。不難想見，當時北京城內一定物議洶洶，李維漢和烏蘭夫一方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如果不是如此，我們就無法解釋后面將要發生的那場為決定一部影片的存廢而召開的，無論在規格上還是在規模上的空前絕后的、雙方意見尖銳對立會議。
就在復審會議召開的第二天，也就是1950年5月7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指示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召集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以及大批文藝界頭面人物召開針對影片《內蒙春光》的座談會，周恩來親自出席。會議地點定在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大放映廳，參會人員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副總理、歷史學和現代文學泰斗郭沫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楊，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劉格平，人民日報社總編輯鄧拓，此外還有戲劇、電影界的領導同志和文藝大家袁牧之、陳波兒、陽翰笙、田漢、老舍、曹禺、夏衍、張駿祥、丁玲、趙樹理、史東山、蔡楚生、洪深、歐陽予倩、田漢、李伯釗、江青等。據導演干學偉回憶，當天出席會議的有100多人。會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沈雁冰主持。
盡管我們認為針對影片《內蒙春光》的處理，有不同意見，雙方尖銳對立，但是當天會議的氣氛卻是友好而和諧的，并非劍拔弩張，而且各家都開誠布公，直抒己見，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更未見后來一個時期中頗為盛行的看領導“臉色”而阿諛逢迎的丑態。
據導演干學偉回憶，當袁牧之向周恩來介紹導演干學偉時，周恩來微笑著同干學偉握手，并說：“我見過你的劇照?！备蓪W偉說：“我想他指的大約是在《帶槍的人》（話劇--筆者注）中我飾列寧的那張照片。那是1942年曾由我黨駐重慶辦事處（應為八路軍辦事處--筆者注）轉交給塔斯社駐中國分社，寄往蘇聯的?！偫砭谷挥浀媚菑堈掌?，他的神情使我惶惶不安的心情穩定了一些?！?br>
開映前，周恩來叫導演干學偉坐在自己旁邊。據干學偉回憶，整個觀影過程中，圍繞影片創作的細節，他和周恩來之間有4次小聲的交談，一次是關于影片中演員的來源，一次是關于一個重要場景的安排，一次是關于影片中民族音樂的運用，一次是干學偉向周恩來介紹影片中一個舞蹈演員的特殊身份。
關于影片放映后的座談會，導演干學偉有一段既詳細又生動的記錄，仿佛一段紀錄片，大有身臨其境之感。干學偉不愧是導演出身，寥寥幾筆，各種性格的人物躍然紙上，呼之欲出，讀來趣味盎然。不妨照錄如下：第一個發言的是郭沫若副總理，令我驚奇而又欣喜的是郭老的發言既真誠又直率。他說，“我原來就看不出有什么問題，還想把它拿去換一些外匯來呢！現在看來可以改一下……”于是他說出了他的設想，一個很簡單又令人發笑的改法。
洪深老和歐陽老認為這部影片不能改，在他們看來影片的蒙太奇處理的構思較嚴謹，改動很難，改不好就亂了。周楊同志認為為了避免不利影響，可以在東部地區放映。田漢老認為黨的政策是全國性的，不可以在某些地區放映不利就在另一些地區放映?？偫硐胝堗囃赝景l言說，“人民日報社的鄧拓同志來了嗎？你們不是發了贊揚的文章了嗎”?鄧拓同志站了起來檢討了對于民族政策的理解不足。有人主張這部影片過幾年再放。蔡楚生同志發言說，“電影在技術上發展很快，如在倉庫中擱上幾年就可惜了，損失太大了，還是修改的好……”于是就有人贊同蔡老的意見。最后，總理作了指示。那已經是深夜了。
周恩來的講話很長，大致歸納起來講了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首先肯定了影片《內蒙春光》在藝術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影片的政治內容卻存在嚴重的錯誤，主要問題是與《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耙徊坑捌绻诖我?、具體政策上有缺點，或者在藝術上有不足，可以放寬要求，吸取經驗教訓，今后在創作中逐步提高。但在反映黨的政策方針上有錯誤，那就會影響統一的行動，妨礙團結，妨礙統一戰線?！?br>
第二，周恩來明確指出：“（影片）的錯誤是違反了共同綱領中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因為當前我們的敵人，國內是蔣介石為首的反動派，國外是美帝國主義，而不是那些王公喇嘛。對于王公喇嘛，我們主要是爭取，只有對實在不能爭取的，與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勾結，頑抗到底的，才打倒?！敝芏鱽磉M一步指出：“《內蒙春光》沒有從全國階級斗爭的全局看問題，而是孤立地寫少數民族中的一個民族的階級斗爭，這就不但會把少數民族的王公作為主要敵人，得出一旦推翻了王公的統治，民族問題就完全解決了的錯誤結論。這部影片敘述的嘎達梅林的故事，恰巧證明了在大民族中的小民族要爭取解放，如果沒有外力的援助，如果不是整個大民族中的反動統治者被打倒，無論如何是很難取得勝利的，頂多只是依次很快就被鎮壓了的暴動?！?br>
第三，周恩來特別指出，影片《內蒙春光》錯誤的責任不在編劇，責任應由領導者承擔。周恩國家意志與少數民族電影--周恩來處理影片《內蒙春光》事件進一步指出，電影工作的領導責任應該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因為，電影是群眾性的藝術，在群眾中的影響是廣泛的，如果政治上有錯誤，那么，就會在群眾中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為此，我們必須加強領導，建議設立電影指導委員會，同時，要加強領導部門對黨的民族政策的學習，提高認識水平。特別指出，“藝術活動是廣泛的，應該有它的領導，（我們的）文藝和政治之間應該是沒有矛盾的”.
毫不夸張地說，周恩來的講話內容非常豐富，堪稱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問題理論經典。對于周恩來上述思想的解讀，我們將會在此后的章節中逐次展開，并將嘗試著進行一些深入的領會和闡釋，在此，暫且按下不表。
回到有關影片《內蒙春光》的敘述。座談會的最后，周恩來宣布了影片《內蒙春光》必須要進行修改的政府決定，強調一定要以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和黨的民族政策作為影片修改的指導思想對影片進行修改，同時要求在座的各位同志對影片的修改給予支持，大家建言獻策，集思廣益，把影片修改好。
會后，根據大家的意見和建議，東北電影制片廠對《內蒙春光》進行了大量的修改。原片總共54場戲，修改了26場，其中重新拍攝了16場，部分修改了10場，只保留了28場，修改幅度接近50%.對一部影片做如此之大的修改，可謂是傷筋動骨，過程中所經歷的那些能夠言說和不能言說的苦痛，編劇王震之、導演干學偉，以及中央電影局、東北電影制片廠的相關人士們，自然是能夠領會得到的。
修改后的《內蒙春光》，請毛澤東主席更名為《內蒙古人民的勝利》，和《白毛女》、《鋼鐵戰士》一起，在1951年3月文化部電影局和中影公司舉辦的國營電影廠的“新片展覽月”同時上映。此后，《北京新民報日刊》刊登了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烏蘭夫的題詞：“《內蒙古人民的勝利》反映了內蒙古人民的斗爭生活和性格，表現了內蒙古人民解放的道路及光明的遠景，說明了中國各族人民只有團結在毛主席、中國共產黨周圍，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發展?！?br>
新中國第一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從早產到難產，再到出產，從劇本創作算起，前后經歷了差不多三四年的時間，到此，似乎應該畫上了句號。然而，如果我們將這一事件放到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歷程的宏大背景中去考察，則似乎我們對這一事件所蘊涵的重大歷史意義的認識，才剛剛開始。
三、違“憲”與護“憲”當下的研究
中國電影史的學者對于影片《內蒙春光》從難產到重生過程的描述，大多對創作者抱有一種同情的立場，言語間不時會流露出當權者粗暴干涉文藝創作的不滿。雖然對周恩來這樣在黨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領導人，似乎不像對“四人幫”等歷年極左政治運動的批判那樣不吝刻薄之辭，但心中的那一份怨尤，卻會在不經意間就流露了出來。公正地說，凡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對于這樣的情緒，都會再抱持一種“理解之同情”.然而，當我們撥開自己心中那一層層由歷史的血污所積淀的厚重塵垢，平心靜氣地深入到歷史的現場，仔細品察歷史人物所面對的那一份不得已，我們或許就會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歷史景觀，由此而得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歷史結論。
上世紀六十年代及其以前出生的中國人大都記得，1976年周恩來逝世后，各種報章文字在述及周恩來生平的時候，用得最多的形容詞無疑是“日理萬機”這四個字。也正是這四個字，凸顯了周恩來作為我國幾千年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偉大政治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質。如果說“十年浩劫”中的周恩來在人們眼中是日理萬機，那么，我們同樣有理由認為，1950年春天的周恩來每天要處理的軍國大事絕不會比“文革”中更少。這就讓我們產生了一個疑問：那么多關涉新生共和國存亡興廢的重大事項亟待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去處理，而一部電影，一件普通的藝術作品，怎么就能讓周恩來認為有必要專門安排整整一個晚上的時間，親自出面去處理呢？
唯一說得過去的解釋只能是，這部電影事關重大，重大到了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周恩來親自出面處理就擺不平的地步。
為了論述的清晰，我們不妨把話頭拉開一些，將《內蒙春光》事件放在更加廣闊的歷史政治時空中去加以考察。遵照毛澤東、朱德《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于1949年4月20日晚20時，萬船齊發，在強大炮火的支持下，橫渡長江，一路摧枯拉朽。4月23日深夜，解放軍攻占國民黨政權的首都南京。至此，結束了國民黨在中國內地長達22年的反動統治。然而舊中國的垮臺，并不就等于新中國的由此誕生。新中國的誕生還需要一系列極其復雜的政治運作來給予推動。
即將建立的新中國，不是中國歷史上反復上演的王朝輪替，不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而是對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的古老家園，從價值到理念，從國體到政體，從經濟到軍事，從教育到文化的一系列整體性的改造，涉及廣泛的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規制的重新安排，是對自十六世紀歐洲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發展總體趨勢的回應，要回答未來中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問題。早在1949年初，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從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進駐北平城以后，建立新中國的具體工作就密鑼緊鼓地開展起來。中華民族的大批精英人士，從包括國統區、香港在內的全國各地，陸續輾轉云集北京，為的就是要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1949年9月，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來自全國各黨派、各行政區、各民族、各界別的代表共計664人出席了會議。經過充分協商，9月29日，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確定國旗為五星紅旗，確定國歌為《義勇軍進行曲》，確定首都定在北平并更名為北京，以及共和國以公元紀年等重大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