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推拿》呈現了生活在邊緣與黑暗中盲人的生活，審美地塑造了盲人形象，但其塑造“救世主”般的盲人形象以及其中表現出的“江湖氣”，雖能滿足消費受眾的心理，卻未引起觀眾對自身以及盲人的思考，因而電視劇僅僅停留在消費層面，現實性明顯不夠。

一、生動再現盲人的日常生活化描寫

《推拿》具體生動地呈現了盲人生活片段。電視劇和小說一樣，以“沙宗琪推拿院”為中心，展開了對推拿院里盲人工作、生活、愛情的描寫。

電視劇較多參照了小說原著中已有的內容，基本沿用了小說中的人物名稱。

電視劇中的盲人由健全人扮演，做到最大程度對盲人形態、性格、生活特點等方面的模仿與再現：如電視采用了外視角的方式拍攝全盲推拿師王大夫（張國強扮演）、曲芒來（李泓良扮演，原著為徐泰來）的行走姿態、說話表情，較逼真地展現了盲人的特點；對于表現后天失明但不全盲的金嫣，電視采用了模糊的內視角表現人物的視覺能力。

在展現盲人生活特點時，電視圖片敘事的特點較小說的語言敘事展示了更多的優勢，突出體現在盲人借助聽覺、嗅覺、觸覺生活的特點，如展示推拿院老板沙復明（濮存昕扮演）通過腳步聲能辨識不同的人，王大夫通過聽收音機了解外面的世界，王大夫、小孔（劉威葳扮演）、金嫣（王亞彬扮演）、曲芒來等能通過氣味相互找到自己的戀人，推拿師吃飯時通過手指“閱讀”盲文識別自己的飯盒，以及盲人行走在公共場合借助盲道等畫面的呈現，都生動真實地再現了盲人的生活特點。

在小說人物性格塑造上，電視媒體還結合豐富的影視功能，豐滿了人物：如王大夫的南京口音、曲芒來的蘇北口音，遵照了小說中的人物設置，具體生動地呈現在電視劇中；在表現王大夫回家路上準備處理小弟債務的心理時，電視鏡頭運用蒙太奇的手法，在音樂節奏急促的戲曲、人物頭上的汗珠、人物奔跑的畫面中轉換，有效地突出了人物的緊張心理；在表現與曲芒來愛情中金嫣的心理狀態時，時常結合了不同曲調的舞蹈片段與人物的表情，富有意蘊地展示了人物的心理特點；再如表現都紅參演慈善晚會時的心理時，通過有觀看能力的金嫣加以點評，借以展現小說中都紅的人物心理。電視媒體生動地模仿、再現盲人的日常生活，對于增進影視受眾對盲人群體的了解與關注有一定的作用。

二、突出強調盲人群體的美學意義

電視劇圍繞“沙宗琪推拿院”演繹了盲人們的生活。

在展演推拿師們的生活時，電視劇主要通過小說情節的功能設置，批判了明眼人的局限，展現和贊美盲人的品格，進而突出強調了盲人群體的美學意義。在電視劇中王大夫盲人形象特征，基本遵循了小說原著中的盲人形象。

王大夫是一個對工作勤奮，對愛情真誠，對朋友有體恤，對家庭有擔當的盲人推拿師。

王大夫勤奮，使他有能力積累開推拿院當老板的資金；王大夫對愛情的態度，讓他眼中只有對方，沒有自己，為戀人能盡快當老板娘，將資金買股票卻不幸被套牢；王大夫對朋友的體恤，在都紅壓斷大拇指時提出了保密方式；王大夫對家庭的責任感，讓他不惜以自殘的方式處理了小弟欠麻將館的債務。

在電視劇里后續的想象改編中，王大夫的小弟還瞞騙了父母，將房子抵押。兩個同胞弟兄的對比展現，批判了作為明眼人的弟弟，贊美了盲人王大夫的品格。作為另一位具有突出美學意義的盲人沙復明，則是電視劇中重點改編的對象。

沙復明在劇情中的發展，不再是原著中單戀上美麗推拿師都紅的“沙老板”，而是具有儒家“大愛“”仁愛”的“沙老板”。

劇情一改小說原著中的引線王大夫，將沙復明設置為主線，并圍繞其展開了輻射狀的劇情發展。電視劇中主要的明眼人物與小說原著比較，除了沿用小說原有人物，如高唯、金大姐（電視劇中為韓秋霞）外，增設了向天縱生發出的崔云，還將張宗琪改設成了半個明眼人。電視劇中推拿院的“分家”意頭，由高唯和韓秋霞的“羊肉事件”挑起，但不至于讓沙復明和張宗琪決裂，而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見的張宗琪私自賣掉沙復明的股票，抵押推拿院貸款做生意失敗才使沙張兩人無回轉之地。圍繞推拿院的明眼人雖不多，在劇情中充當的角色功能，卻是整個劇情的矛盾———推拿院的存亡的主導，而明眼人的存在，并沒有因為目明而心醒，反而比盲人更局限與狹隘。對于沙復明，除了為推拿院的盲人們提供工作的機會，也給了他們關懷、體恤、寬容、安全感，如電視劇中沙復明每日給小馬按摩使其復明的結果、都紅斷指后的補救措施。對于另一位由沙復明初戀向天縱生發出來的明眼女性崔云，其丈夫對她家暴的不幸婚姻，與盲人沙復明給與她的安全感、幸福感相較，更是劇情塑造和肯定盲人的審美意義的有力保障。

女性盲人對于愛情的演繹，也是電視審美意義的體現。例如小孔和王大夫的戀情，是受到小孔父母一直希望對方是明眼人的阻礙的，但是小孔在對父母交待自己的戀愛對象時，說出了：“我愛他是一只眼睛，他愛我是另一只眼睛”的愛情定義，雖然在愛戀上盲人少不了戀人間的矛盾與誤解，但小孔與王大夫最終的結婚卻是對盲人用心戀愛的最大肯定。

一直追求著愛情夢的女性盲人金嫣，尋著杜鵑啼血的浪漫愛情故事果敢地追求另一半，雖沒有小說原著中對婚禮的癡迷與對方不能舉辦婚禮的矛盾，作者憐惜地設置了王大夫“抱錯”的安慰，卻衍生出了芒來前女友回推拿院，芒來兩難而逃避的結果，然而，金嫣是釋然的，也是灑脫的，她接受并將其作為人生中美好的經歷。

三、缺乏揭示盲人群體的生存困境、客觀推崇江湖氣

電視審一定程度上缺乏對盲人群體生存境況的揭示，缺乏現實性批判。

沙復明人物的改編，使其成為一個具有“大愛”“仁愛”的盲人，相比小說，他是一個對都紅單戀的“小愛”轉化成“大愛”的形象承載者。

小說中的都紅是一個獨立、有強烈自尊心和反抗意識的美麗盲人推拿師，她的存在，是作者引導讀者思考盲人尊嚴的重要切口，也是倡導以理解與平等心態對待盲人的出口。

作者極力避免一種“自上而下的悲憫”的書寫，因而具有音樂天賦的都紅憎恨慈善晚會上主持人的“悲憫”，轉行為推拿師，但斷掉的大拇指引起的推拿院同事的籌集捐款，讓都紅徹底傷了心，因此她離開了推拿院。

都紅的書寫，對于揭示盲人過度敏感的自尊，以及正常人與盲人間無法跨越的鴻溝，引導健全人正確的理解和對待盲人有著重要意義。小說中的沙復明同樣是一個有著強烈自尊的盲人，他反駁健全人對于盲人“自食其力”的“肯定”，認可“傾訴是下賤的”說法，因此胃穿孔出血做手術時，朝夕相處的盲人也全然不知他的胃病。對于都紅的單戀，沙復明緣于明眼人對于“美”的感嘆，也因對都紅的愛，后悔自己沒有讓盲人簽一份合同來保障其利益，沙復明反駁與皈依在健全人的價值標準、處事原則的漩渦中。對于為都紅捐款的盲人們，雖然反駁健全人對于自己的“憐憫癖”，卻也在不知不覺中運用了健全人的處事原則。因而，在以都紅與沙復明為主突出表現來的盲人尷尬的生存困境、生存焦慮是值得健全人思考的。

電視劇中的沙復明和都紅沒有了戀愛的線索，小說中提及的盲人們的社會保障———合同由一直追求現代企業制度，成為 CEO 的前臺高唯提出。然而這唯一保障盲人利益的合同，從一個健全人身上單純的職業目標出發，而非從盲人自身的需要出發，本身就缺乏說服力。即使劇情也有都紅近似小說原貌的發展，但從沙復明作為單純老板的角度提出，已經明顯少了小說中的痛心的“悔恨”與必然性了。

電視中的沙復明，不僅在其與都紅的的關系上缺乏了對盲人生存境況的揭示，缺少了引人思考的源頭，而且其在盲人間近乎“救世主”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崇了江湖氣。所謂江湖，就是一些特殊的人，連同他們附著的一種社會模式。舊時的盲人多靠賣唱算命為生，是典型的江湖中人。

小說中存在三重江湖，第一等是主流社會，主人是有眼睛的正常人，盲人與他們之間社會地位懸殊；第二等是社會幫派，主人是麻將館里的規矩人，洗頭房里的洗頭妹等，有黑社會的性質。

電視劇中的牛三勇是麻將檔里的人，是向王大夫弟弟討債的“規矩人”，屬于社會幫派，具有黑社會性質。

電視擴展了王大夫自殘方式了解麻將檔里人后的故事，以牛三勇再次到“沙宗琪推拿院”討債，將其與沙復明發生了聯系。

此后，沙復明以其與牛三勇的交情，了結了麻將館對王大夫的討債，幫助崔云找到走失的孩子，解除了崔云前夫對崔云以及沙復明的威脅，還替因私自用推拿院貸款做生意失敗，導致推拿院搬家的張宗琪找到了騙子，并將推拿院拿回，牛三勇盡呈扭轉乾坤之力，而推拿院最后也沒有“分家”，所有盲人推拿師全部回到推拿院進行了慶祝。

電視劇情的設置有起有伏，矛盾有鋪墊，有激化，有爆發，最后也有解決，單從滿足消費的角度而言，確實能夠迎合與滿足受眾的期待心理，然而《推拿》作為盲人題材的展示，就沙復明“救世主”般的盲人形象的塑造，以及電視劇中在推拿院為中心輻射到的社會范圍內，牛三勇作為具有江湖氣的人物在情節功能上體現的作用，片面追求了滿足觀眾的消費心理，削弱了呈現盲人生存境況的現實性，并在一定程度推崇了江湖氣。

參考文獻：
[1]畢飛宇.推拿[M].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