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意識形態之一的音樂,通常反映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和個性.軍樂作為一種特殊的音樂表現形式,它不僅僅反映著一個國家軍隊的形象,而通常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精神思想、意志力量的體現,是一個國家全體國民精神、情緒和心理的宣泄和表達.《義勇軍進行曲》則直接反映了中華民族在祖國存亡的緊急關頭自強不息,奮發有為的革命精神和意志.它彰顯的這種"自強不息"革命精神就是來自于《周易》《乾》卦.《義勇軍進行曲》的曲作者聶耳和后來的演奏者,對《周易》這部經典未必做過深入的研究,但他們潛意識里所深受的《周易》思想影響,必然會反映到他們作曲的"時境"和"情境",而中華民族傳統的"剛健"和"厚德"思想必然會觸發其創作靈感,于是"順時""順境"地發出了憤怒的吼聲,產生出鼓舞人們斗志的偉大樂曲.筆者試從《義勇軍進行曲》淺析它和《周易》思想的內在聯系,以請教于各位方家.
一、《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實踐了《周易》"趣時"而"變"的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帝國主義拉開了侵華序幕,1934年在全國人民同仇敵愾、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情境下,田漢創作了《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但他剛完成歌詞時即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聶耳主動要求為田漢寫就的歌詞譜曲.聶耳讀了"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他仿佛從中聽到了母親痛苦的呻吟聲,祖國的苦難在沖撞他的心肺,他胸中的愛國激情在奔涌,在咆哮,于是雄壯、激昂的旋律自心中油然而生,初稿瞬間而成,后來又在屢經躲避國民黨政府追捕的過程中修改完善,1935年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完成了定稿.這首表現中華民族剛強不屈,顯示祖國尊嚴、充滿同仇敵愾、團結御敵豪邁氣概的革命戰歌就這樣誕生了.她誕生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緊急關頭要變革,要革命,要與時俱進,要奮發有為,要為祖國流血犧牲,《義勇軍進行曲》表現的這些主題都能在《周易》中找到思想源頭.《周易·系辭下》中說: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變通者,趣時者也."[1]
"趣時"而"變革"是《周易》的核心思想,也是當時中國革命形勢所需要的全國人民起來革命才能求生存的精神.《周易·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意思是在亟須轉變的關鍵時刻推行變革并能取信于眾,變革就能至為亨通,利于守持正固,不變革或悔恨必將消亡.變革要取得成功必須把握兩項基本條件:一是把握適當時機.即"己日"象征"轉變之機";二是取信于人,推行正道,即就是卦辭所言"乃孚"、"利貞".前者是外在條件,后者是內在因素;內外相濟,"革"道乃成,于是可獲"元亨""、悔亡".中國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就是堅持了《周易·革》卦所言的這兩個基本條件,取得了一個接一個的勝利,直至建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后,有人主張修改歌詞,周恩來副主席說":用原來的歌詞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后,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毛澤東主席也贊同和支持歌詞不改,他認為新中國要達到真正安定、安全,還需要與內外敵人及各種艱難困苦作斗爭.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贊成"安不忘危"的思想,而"安不忘危"的憂患意識本來就是《周易》主題思想.《周易》是周文王被商紂王拘于羑里時,懷著心中的憤恨和憂患所作,故《周易·系辭下傳》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2]
在今天和平年代,西方列強和周邊鄰國也"趣時"覬覦我國的發展和強大,對我國的復興大業百般遏制和阻撓,把《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就是倡導國人心中始終要懷有憂患意識,要時刻銘記舊中國的屈辱歷史,安不忘危才能復興和強大.
二、《義勇軍進行曲》曲譜結構暗合了《周易》合卦思想
童忠良在《論〈義勇軍進行曲〉的數列結構》一文中說:《義勇軍進行曲》是一首由多樂句組成的單樂段歌曲.其主體部分有六個長短不同的樂句,從屬部分則包括前奏與補充性的結尾句.前奏與前四個樂句為歌曲的前段落,第五、六樂句與結尾句為歌曲的后段落.
這里提到的"六個長短不同的樂句"和《周易》六爻成卦代表的"天地人"三才之道有相似之處.《周易·系辭下傳》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周易·說卦傳》云":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周易》每卦六爻中,初、二爻象征"地"位,三、四爻象征"人"位,五、六爻象征"天"位,天、地、人三才之道概括了宇宙系統自然界的統一和完整.《義勇軍進行曲》主體部分的六個樂句則象征和自然相一致,體現"天地人"和諧之理,反映只有順應自然才能達到和諧之境.童忠良在分析曲子結構中又說:
我國民間鑼鼓音中,有一種稱之為"合八體"或"魚合八"者,是以3+5=8或5+3=8所組合而成的.《義勇軍進行曲》的主體部分竟然全部采取的是"合八"手法.具體地說,即由每兩個奇數小節的常規樂句組合成8小節的大樂句,從而形成一種非方整結構中的相對方整數,這是非常巧妙的."[4]
從《周易》和五行角度分析,這不是巧合,而是有必然的規律和聯系,整首曲調用中國傳統的五聲音階寫成,具有極強的中國特色和民族性.3象征天、地、人三才之道,5象征"五行和五聲"的相應關系,8象征自然界天、地、風、雷、山、澤、水、火八種自然現象,即《周易》八種卦象分別代表八個物質形態."合八"就是與自然界八個物質形態合為一個整體."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乃自然界的物質現象,模擬八種自然現象發音是最感人最悅耳的自然音,最美莫過于自然,自然之音也是最和諧的養耳之音.《呂氏春秋·孝行》說":雜八音,養耳之道也."高誘注":八音,八卦之音."陳奇猷校釋:"八音,八風[5]之音……陰陽家以八風分屬八卦,故高謂八卦之音."《尚書·舜典》中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由此可見,八卦之音,是"神人以和"的樂音.《義勇軍進行曲》"合八體"結構也是遵循《周易》八卦方位,以追求在樂句節奏上達到最和諧最統一的自然節拍.
三、《義勇軍進行曲》雄壯美與《周易·乾》剛健思想有關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于中國水深火熱年代,它是中國人民國家意志和人民心愿的體現,它自強不息和奮發圖強的精神體現了《周易·乾·象》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英勇壯美氣概.《乾》卦六爻皆為陽,喻示事物"剛健"之理."天"的精神是生生不息,剛強進健,寬廣無邊,永不衰竭.故《周易·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音樂的美學范疇,一是悅耳;二是催人奮進.而《義勇軍進行曲》的美學內涵就體現了這兩個方面.《周易》認為凡物皆有"象",象的作用是"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什么是象?具體就是自然界萬物的外形和內部陰陽變化的結構、功能和相助關系.
《周易》中對天地萬物的形象概括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系辭上》;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系辭上》;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系辭上》;[6]對《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家聶耳來說",象"就是他對當時中國處于帝國主義鐵蹄蹂躪之慘象的感知力和把握力,國土淪陷血與火的現實慘象產生他胸中憤激之意,由憤激之意產生愛國之情,把心中愛國之情訴諸于筆端就是曲譜.《周易·系辭上》說"立象以盡意".祖國母親痛苦的呻吟,帝國主義滅絕人性的殘暴,觸發并激發了作者內心情愫和靈感,作者"盡意"以宣泄,由此形成《義勇軍進行曲》大無畏和英勇頑強精神,點燃了每一個歌唱者的愛國主義激情,使每個人心靈受到強烈震撼,從而產生了樂曲振聾發聵、催人警醒、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樂曲的這種號召作用,喚醒了中華民族這頭"東方睡獅",鼓舞國人英勇無畏地抵御日本的侵略并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
荀子在《樂論》論述樂的作用時說:"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荀子這段話雖然是論述古樂作用,但他的論述涵蓋了作曲者心境,作曲者"法天象地"取"象"境域,也就是《周易》所講乾坤之道.荀子闡述的這個理論也適用于今天之中國軍樂,尤其是《義勇軍進行曲》.可以推測田漢和聶耳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時,他們未必精研過《周易》,但由于他們生長在中國,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熏染,《周易》作為傳統文化的原典,已深深地滲透中國人\\(包括音樂家們\\)的靈魂中,他們在創作中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了《周易》理論、思想和智慧,是無意識的,這正是《周易》"百姓日用而不知"思想絕妙和深邃之處.
《周易·系辭上》說:"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鼓之舞之"是音樂和舞蹈藝術,也是"立象盡意"的載體.
《義勇軍進行曲》作為音樂從本質來說就是一種"傳情達意"藝術,它傳揚的是中國人民愛國之情,表達的是中國要反抗侵略,反抗壓迫,人民要自強和壯大的雄心壯志.這也是《周易》乾卦的精神氣質.試以《乾》卦六爻與《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和曲譜分析二者的內在聯系.
《義勇軍進行曲》歌詞,首句以"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喚醒處于水深火熱中的中國大眾.曲譜結構,以十分嚴謹的一段體形式配合這種昂揚情緒.
《乾》卦六陽爻最底下的為初九爻代表潛龍,向上發展九五陽爻為飛龍,巨龍由潛到飛,這種發展趨勢,正如歌曲使用利于使音樂情緒向上發展的上行旋律和起伏的旋律線條,輔以鏗鏘有力的節奏,明朗寬廣的大調調式,用音樂情緒向上發展預示著中國革命從覺醒到壯大,象征著中國人民"起來"戰斗的氣勢.音樂節拍采用四二拍子形式,具有鮮明的進行曲的風格和特點,使歌曲充滿了革命的激情和戰斗力.音樂語言生動新穎,富有激情和力量感,象征了潛龍積聚充足了力量正奮勇向高空飛躍.歌曲前奏用"1,3,5"一個分解大三和弦構成的旋律,體現了大調式音樂特點.旋律開始進行是純四度上行跳進,弱起的節奏,給人以緊迫感,預示巨龍此時不騰飛就要失去最佳時機,中國人民此時不起來戰斗,國土就要永遠淪陷.這種純四度旋律音程上行時具有鮮明的戰斗性和號召性,有不斷向前推動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音樂語言代表的革命要不斷前進,要堅持到底,直至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念!
《乾》,六爻皆為陽爻,陽爻代表剛強勁健思想,最底下的陽爻為初九陽爻,爻辭為潛龍勿用,象征事物發展的初級階段,力量衰弱,須養精蓄銳,好比巨龍潛伏水中,積聚力量,伺機待時而動.
《義勇軍進行曲》前奏樂曲從小號引子開始,以號角式的音調作為全旋律發展的基礎,雄壯而穩健,仿佛是在喚醒麻木沉睡的國人,起來奮力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種音調好似初九陽爻代表的潛龍在默默蓄積著力量,韜光養晦,故沒有配歌詞.隨著主旋律的進入,音調逐漸增強,情緒逐步鋪展,音與音之間大多以級進為主,似乎描寫出廣大的人民群眾正在蓄意待發,準備進行一場拼搏.歌詞則是":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這一句正如《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7]
九二爻辭寓意事物發展已經嶄露頭角,要發展就要邁開重要的步伐,成功因素已經具備,這里的"大人"即是"成功"的希望."見龍在田"之時,也是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起來之時",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此時"利見大人",也預示我們要建立新中國,人民要當家作主.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這句歌詞唱出了中國仁人君子不做亡國奴的心聲,而樂譜在這一句"到了"之后,作者巧妙地用了一個八分休止符,收到此時無聲勝有聲的特殊效果,造成一種特有的緊迫感,在休止后更突出了"最危險的時候",向人們敲響了警鐘,使人們清楚的意識到中華民族確實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這種人民的心聲心志恰和《乾》卦九三爻辭意氣相通.《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8]把歌詞和九三爻辭串起來就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仁人君子們要整天健強振作不息,要為建立偉大祖國英勇戰斗,即使夜間也不要懈怠,而是要警惕慎行,不管面臨怎樣危險,深處險地也能化險為夷."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此句歌詞連用三個"起來",音樂也隨之配合三個遞進,歌曲中間連續出現的三個"起來"5-1·1-3·3-5,這三個"起來"恰是把天地人之間所有憤怒和仇恨的力量全部調動了起來,第一個"起來"代表中國"天"的力量發動了"起來";第二個"起來"代表中國的勞苦大眾"起來";第三個"起來"代表"地"上的力量"起來","天地人"三才之道在這里得到了再一次體現.它們均起于弱拍,而且是后半拍,在旋律進行的音勢上一個比一個高,一個比一個強烈,一浪高過一浪的向前進行,直把歌曲推向高潮,也預示著把中國革命推向高潮.它不僅旋律與歌詞結合緊密,而且音樂語言的生動性、形象性也非常突出,產生了巨大的號召性和戰斗性,顯示人民的力量匯聚不可阻擋之勢,這種氣勢恰如《乾·九四》"或躍在淵,無咎."在《乾》卦六句爻辭中,五句爻辭都出了"龍"的象,九四爻辭闡述正是"龍"從深淵要騰躍而沖飛之時,此時"龍"之氣勢正如"萬眾一心"的人民大眾匯聚天地之間的力量,"起來!起來!起來!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中國巨龍之所以飛騰在"天",就是因為有億萬人民大眾"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的精神和意志,才能有今天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分析可以看出《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和曲譜,就是《乾》陽爻所象征的事物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也就是最完美階段發展的進行曲.拿破侖對軍樂的功能曾經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軍樂是戰爭之魂,有什么樣子的軍樂,便有什么樣的軍隊."《周易·革·彖》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是正義與邪惡的較量",革"掉剝削和壓迫,侵略與屠殺,迎來獨立和自由.《義勇軍進行曲》雄壯陽剛之美正是中國軍隊鋼鐵意志的體現.
《義勇軍進行曲》結尾唱到"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在末尾疊加了一個"進"字,表現出中國人民一往無前的氣勢和與敵人血戰到底的英勇氣概.樂曲則是純四度下行跳進的連續使用,純四度旋律音程下行時則具有沉著、肯定的特點,最后結束在一個四分音符"1"上.結束短促有力,干凈利落,給人一種堅定不移,勇往直前的感覺,堅定了人民必勝的信念.這個"進"字和《周易·晉》卦的寓意十分吻合.
《周易·晉》《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9]這里就預示了,只要勇往直前,光明就會出現在前方.看《晉》卦卦形,火在地上燃燒,恰好是舊中國當時南北各地遍地火光狼煙四起的真實寫照.因而"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周易·晉》已經預示了革命勝利就在前方,光明的前途就在前方.
小結":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亂世之音怨以怒,…聲音之道,與政通矣."[11]
《義勇軍進行曲》產生于即將亡國的情勢之下,它唱出了中華民族的憂患和苦難,唱出了中國人民的困苦和憤怒,唱響了中華民族"變而通,通則久"[10]的民族呼聲.《周易》憂患主題通過"樂和民聲""趣時"而呼,與時俱進既是《周易》的思想,更是音樂家創作原則.對曲詞家來說,只有把音樂創作植根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上,才能有深厚的創作根基、創作激情,和創作靈感,作品才會更加具有生命力.而音樂作品的民族性就是作品之心魂,時代性和群眾性則是作品之筋骨和血肉.而《周易》以中華民族獨有精神財富的民族性,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群眾性和趣時權變思想都為《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和傳揚提供了源頭豐富的精神、感情和思想養料.太史公曰":音正則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蕩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12]
《義勇軍進行曲》以其"音正"之歌聲激發了中國抗日軍民奮不顧身保家衛國的雄心壯志.《周易·系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13]
貞者,正也.《義勇軍進行曲》體現了《周易》天地日月正道思想.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正義之戰,《義勇軍進行曲》是正義之歌,《周易》是闡述正道的智慧寶典.因而《義勇軍進行曲》和《周易》有著必然的親密血緣關系.
如今《義勇軍進行曲》被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響徹大江南北,傳播世界各地.音樂的民族性是走向世界的前提,《義勇軍進行曲》吸納和浸潤了中華民族傳統經典文化的精華,它被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而永遠被中國人民熱愛,被世界人民傳唱,這是歷史的必然.
參考文獻:
[1]沈知白.中國音樂史綱要[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2]汪毓和.聶耳評傳[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7.
[3]吳釗,劉東升.中國音樂史略[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
[4]汪毓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4.
[5]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