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采訪從現象看是一種資料采集工作，從實質看是一種調查研究工作。我國新聞界的主流看法認為新聞采訪本質上是一種調查研究。一般新聞采訪教科書在指出這一本質后，會花很大篇幅闡述新聞采訪這種調查研究與其他領域調查研究的區別，以此強調新聞采訪的獨特性與專業性。

這種對新聞采訪與其他領域信息采集工作區別的強調，其實源自于對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堅持。如果我們暫時放下傳統新聞人所珍視的新聞專業主義理念，以常識的眼光審視其他專業領域，就會發現，其實有很多專業人士，包括紀實作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等，他們的工作，在方法上與新聞采訪有很大的交叉重疊。這正好驗證了新聞學這一學科與文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親緣性與交叉性。

長期以來，新聞學界與業界一直強調新聞工作與其他相關工作的區別而忽視其共通性，造成一定程度的狹隘與封閉觀念。本文主要探討新聞采訪與其他行業領域信息采集工作的相通性，特別是與社會學研究中質化研究方法的關系。

一、資料采集工作的普遍性。

在現代社會，很多職業都需要進行一定量的資料采集工作。醫生在作出診斷前，要通過觀察與傾聽了解病情；律師在接到案件代理任務后，第一步工作是了解案情；各種類型的職場秘書，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幫助決策者采集信息。這些資料采集工作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不外乎觀察、傾聽以及走訪當事人--而這些也就是新聞采訪的基本方法。

如果新聞人以自己是職業的信息采集人士為理由拒絕與其他行業交流學習，這也說不過去。醫生、律師、秘書等職業的信息采集工作或許還只是其主體工作的一部分，談不上專業化。那么以下兩個領域中，信息采集工作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專業化。

第一，情報工作。一般人印象中的情報工作，往往與政府間諜相聯系。其實，情報學領域有兩種情報觀：傳統的情報觀認為情報即Intelligence,包括軍事政治情報、商業情報等，其特點是競爭性，其價值在于幫助情報需求者在競爭中取勝。而現代情報觀將情報定義為Information（港臺譯為“資訊”），主要包括圖書情報、科技情報等，這在我國屬于圖書館學范疇，其特點是共享性，目的是促進知識的全社會共享。

無論傳統的情報觀還是現代情報觀都與新聞傳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傳統的情報工作者發展出了一套高超精密的情報刺探技術，新聞從業者中的調查記者所使用的采訪手段，無疑與此有很大相通性。即使是一般日常的新聞采訪，記者也可從情報工作者高超的觀察與訪談技巧中借鑒很多。此外，情報工作者對信源的管理，對原始情報的整理分析綜合能力與傳播能力，情報工作者的社交能力等等，都與新聞工作者的采訪報道工作有交叉。而且，由于情報工作的機密性與風險性，情報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也有其法律與道德準則，并非為了獲取情報而不擇手段。而現代的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專業人士，他們致力于對人類知識與公共信息的社會共享，發展出了對海量信息的分類管理與檢索技巧。網絡化時代的新聞工作者亟需補充關于這方面的技能。

第二，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社會學研究不同于哲學等純思辨學科，其研究一般建立在經驗性的調查之上。為保證研究成果的信度與效度，社會學家發展出了一套嚴密成熟的資料收集方法。美國學術史上第一個社會學系--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以及以此命名的“芝加哥學派”,其學術旨趣即在城市社會學的質化研究。由于所在地芝加哥作為大都市的興起，當地社會學研究團體以此為課題開拓了城市社會學這一學術領域，其研究主題涉及城市移民、幫派、城市犯罪等，其研究基本功即是對城市街區的深描。當這些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師生走上街頭，用眼睛與筆觀察記錄社會，他們的工作與都市報的記者何其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該系知名教授帕克（RobertE. Park）就是記者職業出身。從二十多歲大學畢業到50歲進入芝加哥大學任教，這期間二十余年時間，帕克除了在中間繼續深造獲得碩士與博士學位，大部分時間都在做著記者或類似于記者的工作。其中23歲到33歲期間，帕克先后在紐約、芝加哥等城市的報社擔任記者。

40歲獲得博士學位后，他又與人合作在歐洲與美洲旅行考察，寫出了關于黑人與社會底層人士的調查報告，還出版了專著《移民報刊及其管理》（The Immigrant Pressand It's Control）。帕克的記者職業經歷直接影響了他在芝大社會學系的教學與研究，為寫關于城市的新聞和特寫，帕克經常東逛西逛，他開始把城市看做研究工業社會所產生的新市民的一個天然實驗室。帕克后來工作和研究的興趣主要是從他做新聞記者這段經歷中有機地發展而來的[1].

芝加哥學派開始形成的時間正好是現代新聞業成熟的時間，都是在20世紀初。只不過之后，社會學研究進入學術體制，日益精密化、理論化，而新聞報道面向的是大眾化讀者，因此兩者區別日益增大。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美國早期社會學研究與新聞報道有著親緣性。

二、在追求真實、真相與真理的道路上同行。

真實、真相與真理這三個漢語詞匯都對應于一個英語單詞，即TRUTH[2].一般而言，新聞報道追求的是具體的真實與真相，而科學研究（包括社會科學）追求的是普遍的真理，他們的職業分工不同。但在很多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研究中，在探討真理之前，首先要獲取真實與真相。如果這真實與真相具有新聞價值，那社會學研究者與記者便走到了共同的道路上。

社會科學獲取真實與真相可以通過定量或定性的方法。但科學研究追求精確性與可重復性，所以量化研究是主流。不過在社會學領域，諸如人群的態度、決策、行為等研究對象無法用數字精確化，也無法進行重復驗證，因此質化研究成為一種重要的研究范式。有研究者對質化研究作出如下定義：質的研究以研究者本人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與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3]12.以此定義為基礎，我們將質化研究與新聞報道做一比較。

首先，開展質化研究的主體是研究者本人，這好比中醫診斷病情靠的是中醫師的望聞問切，而西醫更多依賴于輔助醫療檢測設備。所以質化研究的成果質量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研究者的專業素質乃至綜合素質。與之對應的，開展新聞報道的主體顯然是記者，工具依賴非常有限。眾多記者采訪同題新聞拿出的報道各不相同，報道質量高下取決于記者的專業素質。

質化研究非常重視資料采集工作。為了做出有質量的研究成果，必須對研究資料質量嚴格把關。質化研究一般在自然情境而非實驗情境下采集資料，其目的正是為了獲得最真實可靠的關于社會的信息。在這一點上與記者的工作異曲同工，雖然選擇資料的具體標準不一樣，分別是研究價值與新聞價值的高低，但兩者都強調資料的真實可靠。并且要求在真實基礎上獲得真相，因為事實的準確無誤不一定代表真相。與質化研究一樣，新聞采訪工作的展開一般也是在自然情境下，如果違背這一點，諸如擺拍新聞照片等，那便違背了真實原則。所以，在自然情境下的資料采集工作，對于報道對象或者研究對象而言，他們眼里的記者與社會學研究者并無區別之必要，都是外來者。

體現本質區別的地方在于對資料的后續處理。質化研究必須結合理論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整理分析，這相當于是一個點石成金的過程，其關鍵在于理論升華，即追求普遍的真理。相比之下，新聞報道工作的重頭戲往往就在采訪階段。所謂“七分采三分寫”、“新聞是靠跑出來的”等新聞界諍言都說明寫作與采訪的輕重關系。當然，廣義的采訪也包括對報道對象的深入理解甚至一定程度的研究--只有深入的理解才能寫出簡潔清晰的報道。但由于新聞報道的時效性要求，這種深入理解與研究進行得非常有限。

不過，新聞報道并非完全排斥理論闡釋。深度報道特別是解釋性報道的操作，其實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理論闡釋。比如《新周刊》雜志在做“同學會”專題時，就采用了社會學概念來展開報道與分析：大學與中小學等不同教育階段形成的同學會各自的交流模式有何差異？同學會是否反映社會階層分化？名校的同學會是否成為當代社會的權力精英？同學會是否從感情維系發展到商業聯盟或政治裙帶[4]?《新周刊》主筆閆肖鋒歸納了該刊深度報道的賣點：賣情緒、賣概念、賣趨勢[5].這里的概念與趨勢報道其實就是社會學的理論闡釋，這種理論闡釋往往是通過若干新聞個案的采訪，然后在普遍現象層次提出闡釋。與之相對應，質化研究的理論化過程也是通過歸納法由個別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論。并且從更深層次上看，有一些質化研究已經不同于傳統的實證研究，它不是為了探索一個絕對客觀的本質或真理，而是為了獲得一種對他者的理解與意義的發現。這種研究與實證研究相比，一般信度較低而效度較高。而這與深度新聞報道的取向也是一致的。

質化研究與新聞報道還有一處相通點是對工作倫理的重視。由于質化研究與新聞采訪都以行為主體自身為工具開展工作，這就不可避免形成與研究/報道對象的直接甚至親密接觸，因而特別容易產生倫理道德問題。在質化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一般都會嚴格遵循自愿公開原則、最小傷害原則、保密與保護隱私的原則等。以自愿公開原則為例，研究者在選擇研究對象前，必須得到被研究者的知情同意，并且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壓力下的同意。因此，隱瞞研究者身份或者借助被研究者的上級以獲取研究許可的行為都不被允許。研究者面臨的這一難題與記者非常相似，記者為了獲得某些采訪對象的許可，要花很大功夫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如果投機取巧欺騙受訪者（比如偷拍或暗訪），不僅導致與消息來源關系惡化，也影響到采訪結果的準確公正，這是報道倫理的常見問題。

三、質化研究與新聞采訪共同的技能。

質化研究與新聞報道不僅在選題與觀念上有著交集，更重要的體現是在具體的方法技能上，采集資料是質化研究與新聞報道都要開展的一項工作[6].關于采集資料的具體技術問題，雙方在教科書與專著中都有各自的論述，但從論述的系統性與穩定性來看，質化研究做得更勝一籌。一個客觀原因是，與新聞工作相比，社會學研究工作相對平靜穩定，因而發展出了一套成熟精細的可操作性強的方法。而新聞采訪工作由于時空變化較大，因而其方法亦需靈活多變，甚至很多業內人士認為新聞采訪是一門藝術而不是科學。所以，新聞采訪更多的是作為新聞從業者的個體經驗，采訪技能很大程度上以默會知識的形態在從業人員之間流傳，而質化研究有關的技術方法通過社會學專業人士的大量著作，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公共知識。以下，筆者嘗試將質化研究有關采集資料方法的公共知識與新聞采訪做一比較，以期給新聞從業者參考。

如果說觀察與提問是所有資料采集工作的最基本的方法，那么質化研究采集資料的具體方法有兩大類，第一類是以觀察為主的田野調查。田野調查又分為非參與觀察和參與觀察，這是以觀察者是否介入情境并與觀察對象互動為標準進行區分。實施非參與觀察，研究者往往被置于一個不起眼的位置，盡量降低對自然情境的干擾，以獲得真實可靠的資料。最絕對的非參與觀察就是以攝像機代替觀察者，從而得到完全機械的記錄。在新聞界，記者經常被戲稱為“墻上的蒼蠅”,以這種方式進行的采訪其實就是非參與觀察。不管是研究者還是記者，在實施非參與觀察時都面臨一個職業倫理問題，即身份是否應公開。比如當研究者為了獲取關于孤兒院體罰幼童的研究資料，或者記者為了獲取官員行賄受賄的新聞素材，他們都面臨這個兩難選擇。道德絕對主義者堅決反對隱性調查或暗訪，認為這種做法欺騙他人、侵犯隱私等。

而道德相對主義者認為只要目的崇高無論手段。

而這個目的，對于質化研究來說，是為了追求科學真理，對于新聞記者來說，則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

參與觀察是民族志研究的主要工作方式。早期民族志是人類學家研究土著部落的主要方法，馬林諾夫斯基對大洋洲島嶼上的部落民族的田野調查是其代表。后來民族志的方法被社會學家借鑒用于城市問題研究，如前文提到的芝加哥學派對城市街區的研究。民族志研究者一般會花較長時期與當地人共同生活以獲得親身體驗，藉此展開研究闡釋。這種工作方式與調查記者非常相似，記者以某種方式進入報道對象圈子內部，獲取一手素材，也獲得了親身體驗。另外，黨報記者常用的蹲點采訪等方式也或多或少有民族志工作的影子。

不僅在工作方式上相似，民族志與調查報道在文本的形態上也有諸多共同點。由于民族志研究主要通過對自然情境下的日常生活狀態進行闡釋并展開理論探討，因此不可避免需要描述日常狀態下的人物與事件，這便形成了寫作上的文學特色。民族志研究報告中往往會出現一系列場景與對話描寫，質化研究者一般稱為深描（thick de?scription）。通過深描對研究對象進行原汁原味的呈現，從而構建扎實的研究基礎。當然，不應喧賓奪主，質化研究最終的價值在于其理論化的程度，而不僅僅是講述一個生動有趣的故事。同樣，對于新聞深度報道而言，生動曲折的故事也不是最終追求，理論解釋也不是目的，新聞報道的關鍵是所講述的故事與社會公眾利益的相關性。

質化研究資料采集方法的第二類是以提問為主的訪談。質化研究對訪談有較為嚴格的界定，認為訪談是一種人為的言語事件[3]167.它強調與現實生活中自然情境下發生的日常聊天的區別。

這種對訪談的界定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新聞采訪活動。從一般意義上看，新聞采訪活動往往是發生在兩個陌生人之間（記者與消息源）的一場談話。很顯然，這種談話形式在現代報紙出現以前是不存在的。過去，當發生災難或親人離世，家屬是不會與毫無瓜葛的陌生人談論此事的。但當大眾化報紙出現以后，就會有記者找到家屬。久而久之，社會公眾人物在意識中逐漸把與媒體記者談話作為常態事件了。由此可見，新聞采訪活動本質上也是一場人為的言語事件，只不過與質化研究中的言語事件的目的不同罷了。因此，作為言語事件的研究性訪談與新聞訪談都會面臨訪談的技術與倫理問題。

由于訪談的方法在社會學、人類學甚至歷史學（口述史）等學科中都有運用，關于訪談的技術在社會學研究方法中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完善。

從訪談的設計、提問方法、傾聽方法、回應的方法以及記錄方法等，都形成了較為規范的操作。另外，除了常見的一對一的雙邊訪談，還有多邊訪談，這在質化研究中就是所謂的焦點團體訪談，通俗而言即開座談會。很多記者也會組織座談會進行集體采訪。這些具體的訪談技術以及倫理在新聞界往往還是一種默會知識，很多記者是憑著自己的社交能力在做，談不上規范科學。因此，新聞從業者借鑒社會學研究方法，可以訓練嚴謹細致的采訪作風。

四、余 論。

除了對質化研究方法的借鑒，其實，量化研究的方法，新聞工作者也不知不覺在使用。

20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精確新聞報道就已經大規模借鑒社會學量化研究方法，催生了民意調查新聞這一新的新聞品種的出現。半個世紀以后的今天，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對海量數據的處理能力成為新聞工作者面臨的挑戰，以數據處理為業的研究者，不管是定量方法或定性方法，都值得新聞從業者學習。

隨著網絡自媒體的興起，傳統記者已經無法憑借時效性在新聞競爭中立足，對精確性與深度的追求成為傳統記者轉型的一個方向。過去還是偶一為之的深度報道，現在恐怕要成為記者的家常便飯了。深度報道的兩大主要類型--調查報道與解釋性報道，前者所要求的是記者的情報能力，特別是網絡時代的數據情報能力，后者要求的則是記者的專業化信息采集與分析能力?？梢娂夹g環境的變革對記者的專業技能提出更高要求，本文即為此提供了一個努力方向，即以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專業方法來武裝記者。

當然，由于各自所從事工作的目的不同，新聞工作與社會學研究在具體方法上也必然存在區別與各自的特色。比如新聞報道的客觀性與社會學研究的客觀性的區別等問題，這就需要另外撰文探討。

參考文獻：

[1]劉易斯·A.科瑟。社會學思想名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409.
[2]比爾·科瓦奇，湯姆·羅森斯蒂爾.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M].劉海龍，連曉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31.
[3]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
[4]閆肖鋒。雜志式深度報道：預設、捕捉和集成[J].青年記者，2008（3）：44.
[5]閆肖鋒。新周刊趨勢觀：一本雜志的社會學文本[J].青年記者，2007（12）：60.
[6]艾爾·巴比。社會研究方法基礎[M].邱澤奇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