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不少文人學士寫下了品評鑒賞美酒佳釀的著述，留下了斗酒、寫詩、作畫、養生、宴會、餞行等酒神佳話。酒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在人類交往中占有獨特的地位。酒文化已經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各個領域。到了晚清，隨著淺絳彩瓷畫的橫空出世，出現了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酒器，那就是淺絳彩瓷溫酒器。
從傳世的淺絳彩瓷溫酒器來看，晚清時期，這種器型在安徽、江蘇、浙江三個省份最為流行，瓷器的主產地江西稍遜。這可能與上述地區人們喜歡喝黃酒有關，因冬季飲黃酒時放在熱水中燙熱后黃酒會變得溫和柔順，醇香更加濃郁。
關于溫酒器的記載，早在商周時期就已經出現。漢代，有了溫酒樽這種酒器，配以勺，便于取酒。唐代開始出現大量的金銀材質的溫酒器具，造型華麗端莊。唐宋以后，溫酒器以陶瓷為主流。風行套壺、套杯，民間稱為燙酒壺、燙酒杯。江西景德鎮產品有青花、彩瓷制吟詩酌 待花開品，宜興生產的紫砂套壺、套杯也頗具盛名。套壺與套杯以小壺小杯與外殼相配，外殼內可注入熱水，用以溫酒。這些器具工藝非常精湛，有圓筒形、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圓鼓形等，壺身紋飾圖案秀麗雅致。其中同光兩朝的淺絳彩瓷溫酒器更是將這一器型達到了極致。
縱觀中國酒文化史、陶瓷史，沒有一種載體對酒文化的闡釋能夠比得上淺絳溫酒器。在這種小小的器物上，文人畫師們盡情揮灑，作者的文學素養、生活情趣、曲筆妙思、個性風采、浪漫情懷都得以深度體現，真正達到了酒文化精神與藝術精神的深層契合。
首先，淺絳溫酒器將中國詩、中國畫、中國書法成功植入中國瓷中，使這四種國粹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共同彰顯酒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中國文學史中，以酒為題的傳世詩作俯拾皆是?！袄畎锥肪圃姲倨?，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保ǘ鸥Α讹嬛邪讼筛琛罚白砝飶臑榭?，詩成覺有神?！保ǘ鸥Α丢氉贸稍姟罚案┭龈饔兄?，得酒詩自成?！保ㄌK軾《和陶淵明〈飲酒〉》）“一杯未盡詩已成，涌詩向天天亦驚?！?/p>
（楊萬里《重九后二月登萬花川谷月下傳觴》）?！坝旰箫w花知底數，醉來贏得自由身?！保纤握卧娙藦堅辏┎粌H為詩如是，在中國畫和中國書法中，酒神的精靈更是活潑萬端?！皡菐М旓L”的畫圣吳道子，作畫前必酣飲大醉方可動筆，醉后為畫，揮毫立就?！霸募摇敝械狞S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畫”?！皶ァ蓖豸酥頃r揮毫而作《蘭亭序》，“遒媚勁健，絕代所無”，而至酒醒時“更書數十本，終不能及之”。李白寫醉僧懷素：“吾師醉后依胡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飛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睉阉鼐谱頋娔?，方留其神鬼皆驚的《自敘帖》。草圣張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于是有其“揮毫落紙如云煙”的《古詩四帖》。
在淺絳溫酒器上，詩、書、畫所體現的藝術精神與酒文化精神達到了深層契合。在晚清淺絳彩瓷畫師中，有幾位佼佼者，用小小的溫酒器，給淺絳彩瓷這朵藝術奇葩涂抹了濃重的一筆。
揚州派畫家顧海林是我比較推崇的淺絳彩瓷畫師，其作品極具文人情趣。在詩畫結合方面，堪為淺絳畫師中的翹楚。唐代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有孤篇蓋全唐的美譽，而顧海林在一只琮式瓶上大膽地把這一宏大的題材搬上了淺絳彩瓷，這在淺絳彩瓷創作中是非常罕見的。圖1、圖2為顧海林創作的溫酒器，在這件小品上，一間茅舍，一位高士，幾株老樹，幾只倦鳥，共同組成了一幅蒼拙的畫面。題款為“半樹斜陽鳥傍巢”，再現了唐代詩人杜荀鶴的復雜心態。而這種心態表現在一個酒器上，則平添了幾分愁緒，詩、畫、酒雜糅在一起，令人產生無限的感慨。今天，我雖不知顧海林創作這件小品時的心境，但把玩這件小品，心中總有些莫名的情愫，腦海中也總浮現出倪瓚先生的兩句話：逸筆草草，聊以自娛耳。也許，這正是早期淺絳彩瓷創作中的主流。過去，有人把這種單件套的器型稱為水盂，其目的是為了抬高它的身價。
其實，酒器的文人味絲毫不亞于文房器，在某種程度上，比文房器更令人浮想聯翩。
俞子明在淺絳畫師中有“人民藝術家”之稱，創作了大量勞動人民喜聞樂見的淺絳彩瓷?！皾O家樂圖”是一種瓷器裝飾紋樣，描繪漁夫們歡樂的勞動生活情景。有飲酒慶豐收、小舟垂釣、漁舟唱晚、漁翁得利等畫面。俞子明的這個溫酒器繪一漁夫酒后醉臥于冬日雪后的蘆花蕩中（圖3），題款“醉臥蘆花雪枕頭”（圖4），巧妙地把漁夫的勞動場景、生活狀況、悠然心態和自然景色融合描繪在一起，畫面彌散著豐富的生活情趣，表達了勞動人民安居樂業以及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程友石，這位從古徽州府治歙縣的青山綠水中走出的文人瓷畫家，秉承了新安先賢們的遺風，用墨彩在溫酒器上繪以竹、蘭，并配以瀟瀟灑灑的詩文，營造出了一片清新的醴泉世界。程友石的這對墨彩蘭花溫酒器，一只題款“醉馀不管玉山頹”（圖5、圖6），一只題款“醉寐方知日月長”（圖7、圖8），表現了中國傳統文人士大夫隱逸遁世的思想。
而在另一只溫酒器上（圖9、圖10），蓋子上題款“蘭風度檻入詩情”，在這只溫酒器的外壁，題款“露引松香來酒盞，雨催花氣潤吟箋”，松香、酒香、雨氣、花氣共同催化成詩情，流淌在溫潤、潔白的溫酒器之上，又是何等的風雅。
其次，淺絳溫酒器因其濃厚的文人氣息而成為當時文人雅士、達官貴人用于饋贈的佳品，登上大雅之堂。
圖11、圖12為馮瑞耆贈送于張世恩之物，作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這個小小的器物見證了清末兩個政治人物的浮沉和兩家深厚的友情。據查，馮瑞耆為清代政治人物馮文蔚之子。馮文蔚（1814-1896年），字聯堂，亦有蓮堂、蓮塘之說，號修庵，浙江烏程（今湖州）人。光緒元年，馮文蔚中舉。光緒二年，馮文蔚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光緒五年，任國史館協修，同年，出任順天鄉試同考官。光緒八年，授任功臣館纂修，出任河南學政。光緒十一年，任文淵閣校理。光緒十三年，升任左春坊左贊善。光緒十四年，兼署國子監司業，任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撰文、會典館協修。光緒十五年，任司經局洗馬，四品頂戴。升任日講起居、翰林院侍講。光緒十八年，馮文蔚丁母憂，服闕，仍復任翰林院侍講、日講起居注官、撰文，后升為侍讀。光緒二十年，馮文蔚出任江南鄉試主考官，累遷，充任侍讀學士。
馮文蔚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工書法，筆意風流倜儻。張世界（1837－1908年），后改名張仁黼，字劭予，河南省光州固始縣人，清朝政治人物、進士出身。光緒二年，登進士，改庶吉士。光緒三年，任翰林院編修。
光緒十年，改上書房行走、授溥倫溥侗讀。光緒十一年，提督湖北學政。光緒十五年，載濟讀、文淵閣校理。光緒十八年，任國子監司業。光緒十九年，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左中允、司經局洗馬，后任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光緒二十一年，任翰林院侍讀。光緒二十二年，改鴻臚寺卿。次年，任四川正考官。光緒二十四年，任奉天府府丞。光緒二十七年，任順天府府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兵部右侍郎。次年任考試提督衙門筆帖式、驗看月官、朝審大臣。光緒二十九年，任磨勘試卷大臣、閱卷大臣、讀卷大臣、江西正考官。光緒三十年，任揀選官、從耕大臣。次年，任搜檢大臣、覆檢朝審大臣、兵部右侍郎、學部左侍郎。
光緒三十二年，任工部右侍郎、法部右侍郎。光緒三十三年，任大理院卿、吏部右侍郎、漢經筵講官。
馮文蔚、張世恩同一年中進士，并先后進入翰林院，長期在一起共事，結下了深厚的友情。1903年，馮瑞耆贈送張世恩此物時，馮文蔚已去世七年，張世恩也已是66歲的老人，這一年正擔任江西正考官。作為馮文蔚的長子，馮瑞耆做此溫酒器贈送長輩，說明兩家的情誼還在維系，也說明溫酒器作為贈賀之物在達官貴人之間非常盛行。而溫酒器上的“年伯”二字，則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馮瑞耆和張世恩的身份。
封建社會稱同一年考取進士的人為“同年”，后輩稱與父輩同一年考上的人為“年伯”。馮、張二人同在光緒二年中進士，有力地證明受贈者為張世恩無疑！從畫風來看，溫酒器的作者疑似任煥章或周子善。
圖13、圖14為靜之贈綏之之物，作于光緒十八年（1892年），出自蘇州。器身正面繪一株老松，一只仙鶴，一叢牡丹，取一品富貴、松鶴延年之意。背面題款“一杯常在手，萬事總如心。壬辰秋寫應，綏之仁兄大人雅賞，弟靜之制?！睍榈湫偷氖Y玉卿體，從畫風看，繪畫也為蔣玉卿所作。受贈者綏之便是清代洋務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中國交通電信事業的先驅者、蘇州電報通信的創始人謝家福。謝家福\\(1847-1897年\\)，字綏之，一字銳止，號望炊，晚又號銳庵、桃源主人、望炊樓主人等。光緒年間，謝家福因喪母丁憂，返居蘇州桃花塢，購得宋代桃花塢“五畝園”遺址，建“望炊樓”。謝家福賦閑歸蘇后，又在“五畝園”原“正道書院”故址上，創建了義塾“儒孤學舍”，專授“新學”。光緒十八年，聞名電報界的“蘇州電報傳習所”（又稱“蘇堂”）在儒孤學舍內成立了。蘇堂是我國早期培養電信人才的三大學校之一（另兩所分設在天津、上海），影響極為深遠。
謝家福著作等身，除編撰有關“軍國大事”的書集外，還印刻了《望炊樓叢書》、《磷血叢鈔》，薈集了相當豐富的文史資料。而他的《五畝園志》，無論是對古代蘇州桃花塢來說，還是對古典園林五畝園來說，都是一份最詳盡的總結，其地位，在蘇州地方志上，是獨一無二的。
溫酒器的贈送者更是聞名江蘇的書法家李正華。李正華（1855-1919年），字靜之，號醉余生，江蘇常州人。工書，初學歐陽詢、李邕，旋致力漢隸南北朝碑，凡所臨摹，輒數百通。晚年專研鄭文公，體勢雄逸，局度雍容，饒有蘊藉風趣。
書法家李正華贈實業家謝家福溫酒器，到光緒御窯廠定制，由御窯廠畫師蔣玉卿創作，可見小小的溫酒器當時在文人雅士心目中的地位。
類似佳話還有安徽桐城姚慕庭贈送姚煥五的溫酒器，使人重溫了綿延清代二百多年的中國最大的文學流派——桐城派，王少維贈送菊人都轉大人的溫酒器，使人了解了一代廉吏、《平平言》一書的作者方大堤，不勝枚舉。
賓客雅集，把酒臨風，盈盈一握，何其快哉！這就是晚清的淺絳彩瓷溫酒器。然而由于時代的變遷和人們審美觀念的變化，淺絳彩瓷在民國初期退出了歷史的舞臺，淺絳溫酒器也逐漸變成了人們收藏的雅物，但其蘊含的文化精神卻作為中國酒文化長河中的一個浪花永遠散發著醇香，供后人品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