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天山地區位于中國新疆東部，深居歐亞內陸腹地，東通河西走廊和內蒙古地區，北接阿爾泰山和南西伯利亞地區，西連吐魯番盆地，西南與羅布泊地區為鄰。上世紀 50 年代以來，東天山地區的史前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脊刨Y料表明，早在史前時期該地區已是內陸歐亞早期文化交流的前沿區域之一。迄今，東天山地區已發現了大量珍貴的史前銅器遺存。本文擬立足現有考古資料，結合歷史文獻的分析，著重探討銅器遺存的藝術風格、文化內涵和源流關系，以揭示該地區史前銅器藝術在中國古代藝術史和內陸歐亞早期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價值。

一、東天山地區的史前文化與銅器藝術遺存

東天山地區的史前文化始于中石器時代\\( 約公元前 5000 年\\) ，其主要發展階段則在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 約公元前 2000 年—前 200 年\\) 之間。青銅時代，以天山北路文化\\( 約公元前 1900 年—前1300 年\\) 為代表，體現出多源文化因素的相互碰撞與融合，并在彩陶和銅器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該墓地出土銅器數量達 500 余件，以小型飾品、工具等為主，具有強烈的地域性風格。早期鐵器時代，焉不拉克文化\\( 約公元前 1300 年—前 500 年\\) 在繼承天山北路文化的基礎上呈現出新的文化面貌，但在銅器藝術方面則是繼承多于創新。同時期，東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地區游牧文化迅速成長，促使該地區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也為該時期銅器藝術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視覺元素。其中，帶有濃郁草原氣息的動物紋裝飾藝術風格尤為突出。
上述史前文化的創造者由蒙古人種和歐羅巴人種兩大支系構成。他們很可能與羌族、吐火羅人\\( Tochari\\) 、塞人\\( Saka\\) 、月氏和匈奴等族群有著密切關聯。這些古老的東西方族群，以相異的、獨有的精神與物質文明豐富了東天山地區史前銅器藝術的形式與內涵?？傮w來看，在該地區史前銅器遺存的諸多品類中，以銅鏡、銅鍑、銅刀和銅飾最具藝術研究價值，文化內涵甚為豐富。

二、銅鏡的裝飾風格及其宗教內涵

銅鏡是古代歐亞大陸普遍流行的重要器物之一。東天山地區現已發現的史前銅鏡，依其形制可分為兩大類，即具鈕鏡和帶柄鏡。其中，帶柄鏡依其鏡柄特征又可分為長柄、鈕柄和動物形柄三種。圓形具鈕銅鏡是中國古代銅鏡的主流樣式。一般認為，這類銅鏡在中國始見于齊家文化，興于春秋戰國而盛于漢。戰國時期，中國銅鏡已向歐亞草原的中西部傳播，也常見于匈奴文化墓葬中。
關于此類銅鏡究竟是否源于中國本土，早期國內外研究者各執一詞。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河南殷墟婦好墓，甘青地區齊家文化、卡約文化，以及新疆天山北路墓地銅鏡的先后發現，引發了關于中國銅鏡起源“中原說”“甘青說”“西域說”與“多元說”的一系列爭論。
東天山地區天山北路墓地是國內銅鏡及鏡形飾出土最為集中的一處古墓群。值得注意的是，該墓地出土了兩件紋飾鏡，其裝飾藝術風格不僅為中國古代銅鏡起源、傳播和發展問題的探討提供了重要線索，同時也揭示了該地區早期裝飾藝術與先民原始宗教之間的密切關系。
這兩件紋飾鏡分別飾以“人面太陽紋”和“重環間飾放射形短線紋”。前者以鏡鈕為鼻，雙乳凸為眼，圓環為面，環形面部輪廓外側又飾以一周放射狀短線，似太陽光芒，造型簡練，構思巧妙。雖然此類人面太陽形圖像在中國內蒙古陰山、桌子山、白岔河流域和寧夏賀蘭山發現的人面像巖畫中時有所見，但用以裝飾銅鏡，尚屬首例。這種通過人格化手法表現太陽的巖畫，是遠古時期自然崇拜的表現，也是人類崇拜太陽并對其加以神化的一種反映。
后者鏡背被四重同心圓分割，其間填飾密集放射狀短線紋。飾以此類紋飾的早期銅鏡，尚未見于歐亞草原和中亞西部，但在中國河南安陽、甘肅平涼及內蒙古地區均有發現，且極為相似。比較而言，天山北路墓地發現的銅鏡年代較早。由于該墓地出土銅器總數達 500 余件，且包括為數較多的銅鏡及鏡形飾，表明該文化先民已較早掌握了較為發達的冶銅、制銅技術，且是國內最早流行銅鏡之處。
因此，該類銅鏡及其裝飾紋樣很可能是較早形成于東天山地區，并對中國中原、北方地區產生影響。關于此類放射形裝飾紋樣的來源，依據天山北路墓地所見文化因素及其淵源推測，很可能是受到了羅布泊地區所見“太陽墓”地表建筑視覺形式的啟發和影響。
具體言之，它是對“太陽墓”地表環形列木所構成的三維空間的二維轉述。只是這種轉述所用的并非透視法，而是垂直投影法。其最大特點就是尊重三維視覺對象的形態恒常性，以其原有形狀將之再現。這種表現手法，雖消解了透視法所帶來的立體感和空間感，但卻也強化了對象本身的固有形態特征和平面趣味。在銅鏡的制作過程中，先民使用這種忠實于對象的視覺表現方式，以環形再現環形，以短線再現立木，在鏡背的二維平面里最大限度地保存和轉換了原有三維空間的視覺張力，同時也從形態上更為直接地表現了太陽及其放射形光芒的形狀特征。應該看到的是，二者間形式的轉換必然是以它們共同的太陽崇拜心理為基礎的。
動物形柄鏡，其鏡柄為動物形象，是帶柄銅鏡中較為獨特的一類。東天山以北的伊吾縣出土了一件立鹿形柄銅鏡。該銅鏡鏡面呈圓形，邊緣鑄一大角鹿形鏡柄，與鏡面焊接成一體。鹿為立姿，垂首立耳，大角呈彎月形，高高揚起，比例夸張，角外側凸顯波浪形，腿部及背部曲線起伏有力。盡管動物形柄鏡被認為是典型的斯基泰—西伯利亞藝術風格，但這面銅鏡鏡柄的立鹿造型顯然與陜西神木納林高兔出土的金頂飾上的鷹啄獸身怪獸圓雕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盡管二者的藝術風格不盡相同，但垂頭佇立的動態造型，以及外輪廓呈波浪形的大角，這兩大特征是極為一致的。內蒙古準格爾西溝畔戰國墓 M2 也有發現類似怪獸紋樣牌飾和圓雕鹿形銅飾。
上述具有裝飾意味的動物或怪獸造型藝術均具有垂首揚角的斗角式動態，代表了中國北方地區動物形裝飾藝術的獨特樣式之一。其造型大概是為了充分展現它們獨特奇異的大角。據研究，鹿、羊、牛等動物的角自古就受到人們的崇拜。它們被認為具有巫術的威力和避邪、祥瑞的寓意。因此，動物和怪獸造型中，對于角的夸張表現，不僅是一種藝術手法，還可能與先民的“角”崇拜有關。

三、銅鍑的造型特征及其藝術影響

銅鍑，又稱“銅釜”，英文名之 cauldron，意為“大鍋”。大口、深腹、圈足、口沿或斜肩立對耳，是其顯著造型特征。該類器物自公元前 1 千紀前后廣泛流行于歐亞草原及其周鄰地帶。東天山地區發現的史前銅鍑約有 5 件，依其器耳的形狀、位置，可分為立耳、腹耳和無耳三類。其中，立耳類銅鍑的腹部造型又有球腹、卵腹和尖底腹三個亞型。眾所周知，歐亞草原游牧民族的青銅器與中國中原地區的青銅器面貌截然不同。前者以馬具、工具、兵器和飾品等小型器物為主體; 后者則多是大中型禮器。相比之下，銅鍑是十分特殊的。作為大中型銅器，它不僅為游牧民族廣為接受，并在傳播過程中，因注入不同民族的文化，而發展演繹出多樣的風格面貌。這一現象顯示出了銅鍑在古代游牧文化中的突出地位。
關于銅鍑的起源，外國學者曾提出過南西伯利亞說、外高加索說、斯基泰說和中國北方說。中國學者一般認為，銅鍑起源于中國北方的農牧交錯地帶，出現時間約在公元前 1 千紀。
銅鍑在中國北方地區產生后，出現了西漸北傳的趨勢。公元前 8世紀前后，銅鍑登上了新疆東疆與北疆的歷史舞臺，續而又對南西伯利亞、西西伯利亞、七河流域、南烏拉爾、南俄草原與庫班草原等地區銅鍑的形成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東天山地區位于新疆東部，是直接接觸西傳銅鍑文化的前沿地帶。該地區銅鍑的造型特征，既與中國北方地區的早期銅鍑有同源性，又具有一些新的樣式特征。
其中，卵腹立耳鍑與陜西岐山、內蒙古綏遠地區發現的西周晚期銅鍑比較相似，但腹部明顯加深，圈足增高，腹底變得更為尖細。這種腹部加深的造型變化可能對塔加爾銅鍑產生過一定影響。
尖底立耳鍑是在卵腹立耳銅鍑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來。事實上，它的造型變化不僅是腹部的繼續拉長和收縮，而且其口沿立耳還出現了向內傾斜的巧妙變化。這使得銅鍑的整體造型顯得更為穩定均衡。此外，該地區發現的腹耳銅鍑，斂口、鼓腹、斜肩，上腹部有一對寬帶狀橋形耳，腹中部飾一圈凸起的波浪紋，喇叭狀圈足較小。其造型與七河流域、伊犁河谷發現的塞人銅鍑極為相似。依據考古發現，七河流域塞人銅鍑的流行時間為公元前 5—3世紀，而新疆境內此類青銅鍑年代約在春秋晚期。后者年代明顯早于前者。因此，東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地區很有可能也是其起源地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銅鍑傳入東天山地區后，與當地陶器藝術之間發生了積極的互動，使得巴里坤草原陶器中帶足器的數量、器形更為豐富多樣。如拜其爾墓地、東黑溝墓地一些遺址中發現的帶足陶釜、陶杯等。南灣墓地出土的一件鏤空足陶罐\\( 鍑\\) ，足部飾有三角形鏤空紋，尤顯獨特。圈足結構在陶器造型中的流行很可能是在銅鍑文化影響下形成的一種新的風格。

四、銅刀的形制樣式及其文化源流

東天山地區發現的各類史前銅兵及工具中，銅刀可謂獨占鰲頭。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環首銅刀數量、類型甚為豐富。黑溝梁墓地出土銅刀形制較小，造型相對單一，應是專門制作的用以隨葬的明器。此外，該地區采集和征集的一批銅刀中所見雙環首折刃銅刀、鹿首銅刀都系該地區史前考古發掘中首見的類型，具有重要的文化和藝術研究價值。
環首銅刀，其刀柄首端有一單環結構，故名之。其形制多變，小而輕巧，柄首設環，便于攜帶，體現了先民的實用性審美觀念。該類銅刀在史前的東天山地區極為多見。青銅時代，以天山北路墓地為代表，是環首銅刀發展的鼎盛時期。早期鐵器時代，在焉不拉克文化以及巴里坤地區游牧文化墓葬、遺址中也有出土，但數量與類型已遠不如前。
有研究者認為，環首銅刀出現于齊家文化晚期階段，后由四壩文化和以天山北路墓地為代表的文化繼承和發展。然而，從考古學文化的年代來看，齊家文化和四壩文化固然年代稍早，但環首銅刀并非這些考古學文化中的早期產物。其次，從國內早期環首銅刀的發現數量和類型看，天山北路墓地無疑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因而，天山北路文化在環首銅刀起源與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與意義不可小視。
現有考古資料說明，在公元前 2 千紀初至中葉，環首銅刀在中國西北地區獲得了最早的發展和繁榮。東天山以南的哈密盆地是其最早的發展中心地。隨后，環首銅刀出現了自西向東傳播的軌跡。商代中后期，環首銅刀已成為中原及北方地區銅刀的重要組成部分。春秋至戰國早期，北方地區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發展繁盛，廣泛傳播，對卡拉蘇克等周鄰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另外，哈密花園子鄉采集的鹿首銅刀是獸首銅刀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種。此類銅刀柄首所飾鹿首一般都有張嘴、凸眼、立耳的夸張表情。鹿角構成半個扁環形狀的封閉結構。其功能可能與環首銅刀柄首的圓環相似。繁復的制造工藝，精巧的裝飾風格表明，此類銅刀不大可能是戰時所用的普通兵器。陜西綏德墕頭村窖藏的鹿首銅刀，與 21 件造型精致、紋飾優美的銅器同出。而這些銅器多為禮器。
河北青龍縣抄道溝和哈密市花園子鄉的發現，也都表明鹿首銅刀及其他成組器物是被刻意埋藏好的，未經擾動。以上情況說明鹿首銅刀應屬珍貴之物，可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和功能。中國現已發現的鹿首銅刀廣泛分布于北方地區及其周鄰地域，包括新疆東部、陜西、河南、河北、遼寧、內蒙古等地。學界一般認為，鹿首銅刀具有北方系銅刀的典型風格，并傳入中原地區，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東天山地區是目前中國境內鹿首銅刀分布的最西端。該鹿首銅刀的發現不僅豐富了東天山地區史前藝術的形式與內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地區與中原和北方地區之間的早期文化交流情況。

五、銅飾的藝術面貌及其研究價值

銅飾是東天山地區史前銅器藝術的突出代表。依其裝飾對象可分為首飾、服飾兩大類。首飾泛指耳環、指環、手鐲、鏈飾等直接佩戴在人體上的裝飾品。服飾即指用來美化衣、靴、帽等服裝的裝飾品，如牌飾、扣飾、鈴形飾、帶鉤、帶扣等。上述裝飾品形制較小，品類繁多，造型多樣，而且年代甚早，很可能起源于當地。這些青銅裝飾品在歐亞早期青銅文化中獨具特征、獨樹一幟，堪稱是世界早期青銅裝飾藝術殿堂中的奇葩。
在諸多裝飾品類中，牌飾造型樣式和審美趣味的演變較好地反映了該地區文化交流和藝術發展的時代特征。據該地區現有史前銅牌飾遺存情況，其發展至少可以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牌飾以天山北路墓地、巴里坤南灣墓地出土的鏤空紋、幾何紋、泡紋銅牌飾為主，具有強烈的地域文化色彩。鏤空紋牌飾的裝飾紋樣有穗狀紋、折線紋、放射紋等，簡約的幾何風格，彰顯了東天山地區青銅文化獨有的藝術形式感。幾何紋牌飾為蝶狀造型，并飾以網格紋或穗狀紋。泡紋牌飾多數大體呈長方形，牌飾中部有縱向脊狀凸起，周緣常見一道或兩道泡狀凸飾。晚期牌飾以寒氣溝墓地出土的動物形牌飾為代表。寒氣溝的雙羊牌飾，采用了透雕的表現手法，順勢造型，表現了正在哺乳的母子羊形象，動態生動自然。這類型的銅牌飾在鄂爾多斯地區多有發現。有趣的是，在伊吾縣大白楊溝巖畫遺址發現了與之相似的母子羊圖像。后者顯然是受到該類型銅牌飾圖式的影響。事實上，這種動物形和動物紋藝術因素還廣泛出現在該時期當地的金銀牌飾、銅扣及其他器物之上。中國北方地區草原文化對東天山地區史前藝術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作為當時的貴重金屬，銅大量用以制作小型裝飾品，而不是生活生產所需工具，亦非兵器。這與該地區文化的深層結構———文化觀念、宗教信仰等有關。筆者認為，當地先民制作大量裝飾藝術品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先民對美感的需求。眾所周知，美的事物能夠通過不同的線條、造型、色彩使人產生愉悅感。對于這種愉悅感的追求轉化為對美的形式的創造，成為先民制作裝飾藝術品的普遍動機和心理。其二，早期社會階級分化以及財富的相對集中。使用珍貴材料制作的裝飾品，除了審美的功能外，實質上還是使用者身份和地位的標志。其三，原始宗教禮儀的相關需要?？脊虐l現，史前時期的鈴、泡、鏡、管、牌飾等都是薩滿服飾上的裝飾品。大量人類學調查表明，以各類飾品裝飾薩滿神服的習俗至今仍在沿用。通過綴飾各類裝飾品，尤其是金屬飾品，達到“相擊有聲，振人發聵，驚懾鬼神”的目的，從而營造出神秘的宗教儀式氣氛。由此可見，這些豐富的史前銅飾，而作為兼具審美性、社會性和宗教性的早期藝術遺存，對充分認識該地區史前時期的藝術面貌、社會形態和宗教信仰均有重要意義。
作為東西方異質文化的最早交匯處之一，東天山地區不僅是中西方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也是一個極富融合力和創造力的藝術地理單元。如前所述，東天山地區具有突出的地理交通優勢。漢唐時期，這里便是絲綢之路的重要路段。三國時期之“北新道”，隋代之“北道”，唐代之“伊庭道”，皆經由此地。
而考古發現則將這里的文化藝術交流之潮汐向前推進到了史前時期。上述各類銅器藝術遺存從類型構成和裝飾特征來看，既不同于商周時期中國中原地區以禮器和繁縟紋飾為主流的青銅藝術風格，又區別于中央歐亞草原地帶以工具、兵器等為主體的青銅器面貌。
可以說，它們既融合了豐富的外來藝術因素，又不乏本土性的藝術創新，進而才形成了自身獨特的風格特征。這也恰是其作為邊疆地域和絲路重鎮早期藝術的特色和價值所在。這些銅器藝術不僅是中國古代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探查內陸歐亞早期文化交流情況的珍貴資料。同時，它們又是該時期原始宗教、科學技術、經濟形態的綜合體現。因而，其審美特質和文化內涵需要我們從更為廣闊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中去細細品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