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陶瓷作為物質文化生活的形式出現歷史悠久，內容豐富，從陶瓷發展的歷史在來看，它就是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進程相一致，那是因為它的發明是人類改造自然界物質化學性質的開端，也就是說：陶瓷的誕生就是人類真正改造自然的開始。

釉下彩繪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唐朝中期，于國內享有盛譽的“五大名窯”,位于長沙的銅官窯就首創了釉下彩繪的新工藝，開創了釉下彩的先河， 當時的色彩主要是褐、赭、綠較為單純的顏料。醴陵“釉下五彩”作為一種具有獨特藝術風格的陶瓷，也同樣離不開它的自然發展規律和必然發展軌跡，它之所以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離不開幾代陶瓷人極其艱苦卓絕、奮斗不止的努力。

1915年，以獲“巴拿馬金獎”引以自豪的醴陵釉下五彩花瓶拉開了醴陵陶瓷發展的序幕，它不但在中國的陶瓷藝術界也在全世界產生了強烈的振動，從此，“天下名瓷出醴陵”“巴拿馬”花瓶的造型作為醴陵城市標志聳立在寬廣的世紀廣場之中，它成為了這個古老瓷城的象征。

筆者有幸多次觀摩原“巴拿馬”花瓶，它的造型極為美觀，線條優美、簡潔流暢，瓶身上下比例適當，瓶口寬敞，下部渾圓，儼然一朵夏日盛開的喇叭花，美觀大方?；鏄媹D隨型而下，形成了花面與器型自然完美的結合，整個花面采用油墨勾線汾水而成，采用的是水平法。雖然花瓶材質和顏料的光潔度無法與現在的釉下五彩相比，但在當時已是難能可貴了，因為現在的釉下五彩畢竟走過了近百年的歷程。在那個時期內成就了一批諸如吳壽棋、張曉耕、彭筱琴等一代“釉下五彩”陶瓷藝術大師，為醴陵陶瓷業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由于歷史的原因，醴陵“釉下五彩”經歷了極為坎坷的路程，幾近失傳。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釉下五彩”一代宗師吳壽棋的傳奇出山，使得釉下五彩技法枯木逢春，并得到了迅速發展。在這個時期內它造就了一批如鄧文科、鄧景淵、林家湖、熊聲貴、陳揚龍、鄒國華、李小年、易春宣、易炳萱、李人中等一大批優秀的陶瓷藝術家。

汾水工藝是“釉下五彩”主要的裝飾操作方法，就原“巴拿馬”花瓶為例，它的汾水只是平水法，較現在簡單，畫面效果只有向背之辨，沒有陰陽之分，且材質和顏色也不如現在鮮艷光澤滋潤。

據本人所見到最早的作品真正使用蘸水法汾水的已分出濃淡漸變藝術效果的，當是一件上世紀五十年代吳壽棋大師的一件作品（1958年所繪制的約50公分的瓷盤），這種汾水工藝新的操作方法是吸取了中國畫的技法，在帶有顏料的筆頭上蘸上適量的淡水然后汾在坯體上，如此汾出的水就能在色度上產生濃度漸變的藝術效果，這種工藝方法的出現使“釉下五彩”更進了一步，它使所表現的對象更能體現出立體感，質感和陰陽向背變化感，這種方法已經得到了普遍的應用?，F在復制的“巴拿馬”花瓶采用的就是這種方法，較原始的“巴拿馬”瓶藝術效果更佳。該瓶已作為中國國家奧委會贈送國際奧委會前任主席薩馬蘭奇及其他國際奧委會委員的禮品瓷，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近年來流行的“淡彩”更是充分體現了釉下彩無與倫比的特點，它不但使得畫面淡雅清新，更能體現出瓷質潔白如玉的質感，將釉下五彩的藝術推到了新的高峰，很多作品堪稱極品。

“釉下五彩”汾水法同時也能應用到山水表現中去，我曾拜讀過已故工藝美術大師李小年先生的作品，那是幾件33公分的山水掛盤，其山水表現手法不但精湛，且所用汾水上色的方法堪稱一絕，其效果、水墨交融，自然流淌，無銜接痕跡，真可稱謂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極的地步。已故陶瓷工藝美術家，著名的山水畫家鄧景淵老師也常用汾染結合的方法，特別是冰雪山水的藝術效果更是使人身入其境，寒意襲人，乾坤清氣，踏雪無痕之感覺。

近年，我也常用汾染結合的手法，效果確實不一般。然而，陶瓷上的山水畫由于很多方面受到器型條件的限制，也就是說它不是在一個平面上作畫，它沒有較為清晰的輪廓線，有的地方不能完全用堵水墨線框死，容易顯得呆板，不自然，特別是面積較大的淡色處，所以很多時候須采用汾水和渾染相結合的手法完成。

醴陵“釉下五彩”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汾水工藝方法的不斷改進在“釉下五彩”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仍會有新的發展和更廣泛的應用。作為一個從事陶瓷藝術創作實踐多年的陶瓷藝術工作者也將會在這些方面進行新的探索，更好的在這片藝術田園耕耘，去收獲更為豐碩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