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又稱思想庫、腦庫或者智囊庫，是以公共政策為研究對象，以影響國內和國際政策選擇為目標，提供決策方案和對策建議等智力產品的研究機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 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 這也為我國新型科技智庫構建指明了方向。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以下簡稱“中國科協”）作為中國科學技術工作者的群眾組織，是黨和政府聯系科學技術工作者的橋梁和紐帶，是國家推動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中國科協一直在提倡科協系統要成為政府科學技術領域的智囊庫，為政府推動科技發展及決策所用。
建設科技智庫要注重理性思考。 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三個人要過一條大河，本來這條河水并不深，淌過去就可以了。 就在他們到達河邊的時候，河水猛漲，波濤洶涌，這時候，第一個人說：“上帝啊，請給我力量，讓我到達對岸。 ”于是上帝使他成為力大無比的壯漢，他毫不猶豫地跳入急流，在河中，幾次幾乎被吞沒，經過千難萬險到達了對岸。 第二個人看到這種情況就說：“上帝啊， 請給我力量和工具，讓我到達對岸。 ”于是上帝使他成為力大無比的壯漢，又給了他一條小船和船漿，他同樣毫不猶豫地跳進急流，小船在河里，幾次眼看就要被打翻了，但最后戰勝了重重艱難也到達了對岸。 第三個人看到這個情況就說：“上帝啊，請給我力量、工具和智慧，讓我到達對岸。 ”于是，上帝把他變成了一位女生，女生從挎包里拿出一張地圖， 她根據地圖的指示，往前轉了一個彎，走了 200 多米，有一座橋，她從橋上過去了。 故事中的這三個人雖然都達到了目的，但故事的真正含義是在問大家，要做好工作，應該采用哪個人的模式？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第三個人的模式強調了“智慧”的重要性，故事中還隱含了使用現代科學技術的重要性。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要注重思維的能力，重要的是抽象思維的能力，我們在智庫工作中做到這一點很重要。 為使科技智庫的工作不斷完善，我從四個角度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參考。
一、新概念、新思維是建設科技智庫的基礎
何謂科技智庫工作中的新概念、新思維？ 首先，新概念、 新思維可以理解為是經提煉而出的新思路。 我在 2010 年兩會時提出“要關注科技民生”這一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大眾科技報》以《馮長根代表緊盯科技民生，隨時關心一線科研人員的柴米油鹽》為題刊發了文章。 “科技民生”這一概念，是中國科協作為國家科技智庫的一個成果。 與大家熟悉的“民生科技”概念不同，民生科技就是在解決老百姓柴米油鹽、衣食住行這一系列民生問題時，將科技的因素考慮其中，利用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新技術的應用使得老百姓的福祉有所提高。 而“科技民生”則是科技工作者日常關心的事情， 是科技崗位上的“柴米油鹽”。 科技民生可以分為三個內容：第一個就是科技工作者在科技工作中要遇到的生存問題；第二個就是科研成果的交流和發表， 同行的認可；第三個層次就更高了，是科研的傳承性與沉淀性。
科技工作者需要的科學研究經費是每天要遇到的事， 因而科研經費就是科技工作者關心的第一件事。 科技工作者日常關心的第二件事就是科學技術研究所需的大量儀器設備。 毋庸置疑，有先進的儀器設備才會有優秀的研究成果，才能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如果儀器設備是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標準，研究成果基本失去了發表的意義。 如果儀器設備落后于工廠企業，也就無法推動產業的升級，所以儀器設備也是科技工作者每天都要遇到的類似柴米油鹽日常所關心的事情，也即“科技民生”問題。 但實際上，常常是儀器設備被當成寶貝“供”起來了，真要做實驗的人用不了這個設備。 使用科技民生這一新概念是希望在科技工作領導崗位上的同志們要注意關心科技工作者日常實際的需要，關心學術論文、學術會議、學術期刊、學術評價、科技獎勵、科技社團這樣的科技崗位上的柴米油鹽。 如果我們在“科技民生”方面的關注多一點，科技工作者的心情舒暢一點，我們這支隊伍就會更加有力量，科技成果就會更好，就會有利于實現中國從科技大國走向科技強國的夢想。 這是科技智庫的一項工作，也即是中國科協作為國家科技智庫的一個成果。
其次，新概念、新思維是我們每天都會碰到的。即使某天的工作是訪問兩個科技工作者之家的工作，也可以從第一家生活水平小康，第二家離小康還有一點距離，經過理性思維，提出加強對第二家關注的建議。 把個案抽象到全局，要動員機關全體干部和工作人員加強對某某工作的重視，這不就是新概念、新思維嗎？ 我們向上級黨委、政府報告的涉及全局工作的一些科技建議，就是這么來的。 所以，研究自己工作中有什么新的概念、新的思維，是做好科技智庫的基礎。
再次，作為科技智庫，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提出新概念、新思維是十分重要的。 舉一個例子，我在科協分管學會工作，發現無論是全國學會、省級學會、市級學會，還是縣一級學會、協會、研究會、農技協等，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加快發展會員。 習近平同志在中國科協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指出“科協組織要繼續著眼于建設科技工作者之家，當好科技工作者之友，更好地加強自身建設。
要按照哪里有科技工作者， 科協工作就做到哪里；哪里科技工作者密集， 科協組織就建到哪里的要求，擴大科協組織覆蓋面和影響力。 ”學會是否強大，首先看會員數量的多少，然后才會看會員里面名人、一流教授和研究員的多少。 就如將擁有四五十萬會員的中華醫學會和只有 1 000 多個會員的學會相比，強弱就不言而喻了。 目前學會會員發展工作做得良莠不齊， 其中會蒙蔽大家的因素是：有的專業或學科隊伍龐大，專業人員基數就大，像醫學專業全國醫院、醫學院、研究機構數量多，它的會員基數就大；有的專業隊伍規模很小，其會員數量是通過努力也無法改變的。 實則不然，多數學會既不像中華醫學會那樣規模龐大，也不像那些很小規模的學會，多數學會處在中間狀態，呈正態分布。 具體來說，可以加入學會的人員數量實際上還有很大發展空間，但由于缺乏平臺，發展會員的工作并不理想。 我們國家每年幾百萬大學生畢業，產生大量新的科技工作者，但他們也許并不知道中國還有一個中國科協和與他專業一致的學會———科技工作者之家。 科技工作者之家以科技工作者為核心，唯一職能是為科技工作者服務，兼具家庭之親情和溫暖、單位之友情和利益的科技工作者的大家庭。 科協是黨中央交給我們的科技工作者之家，但存在著眾多的不進家門的家庭成員。 也許研究數學的知道有數學學會，但學自然科學和各類工程技術的就模糊了，這些專業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可能沒有沖動要加入我們的隊伍。 原因可能是沒有一個平臺。 為此我提出來中國科協成立一個如牙健康日、口腔健康日、防癌日等的“會員日”，這個“會員日”設立以后，每年 12 月 15 日在北京召開一個學會發展新會員、團結老會員的會議，不僅邀請領導同志講話、優秀科技工作者做報告，也讓一些全國學會、省級學會利用這一天開展活動，到大學或者科研人員集中的單位去宣傳自己的學會。
從最初想到要改進學會吸收會員的工作，再想到設立一個會員日，這中間的一個跨越就是理性思考———不能只提要加強會員發展的工作，而要考慮“怎么發展個人會員 ”，要解決 “過河的橋梁 ”的問題。 我曾鼓勵全國學會要設立會員發展部，有專門的工作人員去發展會員。 后來發現即使成立了會員發展部，學會工作人員也沒時間跑基層，到全國諸多大學、研究院所實際去發展會員。 于是就只向下一級學會發一個要重視發展會員的文件，其實是文件發了但沒有新的會員入會。 這個時候作為一個真正負責任的領導就需要想出辦法來，就是說實際上遇到了“橋”的問題，方法的問題，此時需要產生的思維是尋找到新的空間。 我提出來的“會員日”，就是想以此為“橋梁”來吸引新會員。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在做科技智庫解決問題的時候，提出新的概念很重要。 新思維也一樣，就是給自己的工作提出新的主意， 使自己的建議成為本部門全局性的工作。 科技智庫有的時候就是要為政府解決地方重大問題提供一個新的 “橋梁”。 科技智庫需要理性思考，理性思考的結果可以是一個具體方法。 理性思考是解決所有困難的橋梁之一，在我一開始講的故事中，第三個人最后從橋上走過去了，“橋”解決了問題，這個“橋”就是理性思考。
再舉一個例子，全國大約有 5 000 多種科技類期刊，相比于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作為記載科學發展歷程、發布學術成果、開展學術爭鳴、傳承科學文明的園地，傳播科學技術信息載體的科技期刊辦得不盡人意。 學會主辦的科技期刊的主要問題包括學術水平不高，反應機制滯后，共同體化、國際化程度低。 中國的學術期刊究竟是怎么回事？ 問題的難點在哪里？ 大家回想一下，國內主流媒體經常報道的是國外雜志上的事。 我們在電視臺、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 上經常能看到英國《NATURE》 發表的一個重大結果 ， 美 國科促會《SCIENCE》發表的一個重大結果。但是，你看到過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說中國的什么雜志報道一個重要的結果嗎？ 寥寥無幾。 這意味著中國主流的媒體基本上看不上自己的刊物，長此以往我們的主流媒體是被外國的科技期刊占領了，中國自己的期刊反而沒有權利進入這個陣地。 究其原因，就是我們期刊培育發展得不夠。 雖然我國科技期刊在數量上已進入期刊大國行列，但其質量與發達國家比較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遠沒有國際期刊的那種集中度。
任何一篇文章覺得有用就給你發，結果發表出來的文章水準平平，被國際著名權威檢索系統或數據庫收錄的科技期刊較少，以至于大家都在說好的文章都“流失”到國外了。 關于“流失”的提法我不贊成，有一次中國科協舉行科學報告會，在專家報告結束后的聽眾互動環節，有一位聽眾站起來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科學家一流的文章都往國外流失了，中國科協有何想法，應該怎么辦？ 當時我就站起來糾正，首先，國際交流是國家所鼓勵的，不能將向國際上發表論文稱為流失， 而應看作國際交流的標志，是中國走向世界的標志。 但是從另一種角度來說，我們內心的確希望有一部分高質量論文能在國內發表。 從成果傳播的角度來考慮，現在第一流的中國學術論文大多在國外發表也是正常的。 相較國內雜志的發行量，發表在國外的雜志上，雜志傳播能達到 100 多個國家，哪個合適？ 顯然是投到國外能讓全世界主要的科學家馬上知道你的成果，而且馬上傳播你的成果，把你的成果傳承下去更合適。 科技期刊的功能是將人類科學研究活動中創造和發現的新規律、新技術、新方法、新學說、新知識和新成果等通過期刊發表，得到廣泛傳播、交流、推廣應用，最終得到社會認可，轉化為生產力，從而體現知識創新和科技工作者的自身價值。 我們國家期刊的問題主要是沒有國家戰略。 國家戰略，不能像地道戰一樣，各自為戰，而是要在集中度上下工夫，并且需要各個方面的集中度都上來才行。 國外期刊的基礎工作比我們做的多，影響非常深厚，而我們的刊物成長發展總共才 30 多年， 僅是靠 2 500 種期刊其中的一兩個刊物單槍匹馬去國際闖，那是我剛開始時講的故事中第一個人的模式， 可能有力量，但不夠強大。 一定要有國家戰略，這就是我在《科學新聞》訪談———“馮長根：科技期刊面臨嚴峻挑戰”中談的一個主要的思想，舉這個例子還是要說明提出一種新概念、新思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二、建設科技智庫要注重專業理論的進展
建設科技智庫要注重專業理論的進展，任何理論都有它共性的東西，首先要有新的概念，然后有新的判斷和結論，這些判斷或者結論是要解決專業的問題，比如各種各樣的新的分析、解析、描述等等，總之，有了概念，有了判斷，且當概念和判斷成為一個體系的時候，就水到渠成構成了新的理論內容。 但也不是每個題目里都要加理論兩個字，也不一定說要像盤古開天地那樣提出一個從來沒有過的理論， 但它一定是涉及到一個系統或者一個體系。
比如，科協為什么要辦學會？ 其中肯定有一個道理，讓無論是中國的科學家專業人士，還是國外的科學家專業人士，都認為必須有這個學會。 在思考學會的歷史是什么， 國外的學會發展到何種程度，逐漸地，我認識到我們辦學會，動員科技工作者加入他們的專業學會，是因為在學會里存在著一個受到他們歡迎的價值體系。 這種價值體系不僅能滿足人們的需求，而且能使會員享有學會給予的在某一專業里存在的價值。 人是社會的人，社會的人無論是誰都要在社會上體現自己存在的價值，而學會給予他的是在這個專業里存在的價值。 對于所有普通的會員，包括理事長，這個價值有一個名稱，稱為“同行認可 ”， 這個價值體系稱為同行認可價值體系，因為同行之間的認可對科技工作者來說是最為重要的。 同行認可價值體系認為一個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和成就，總是在被同行認可之后，才會被社會上其他的各種體系所認可。 同行的認可，無論是在科技界的廣泛范圍內，還是在本單位范圍內，總是伴隨著發生在各種學術交流之中或之后。 這在國際上也一樣，為什么要到國際上發表論文，因為你很快得到的認可是國際同行們的認可。 雖然你在國內刊物上發表論文大家也都認可你，但這個價值沒有到國際上發表的價值高。 我寫了《科技隊伍建設中的同行認可價值體系》一文，發表于《人民日報》。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透徹這個價值體系中的一些規律，我們就會把學會工作做得更好。 同樣，學會工作做得好不好，關鍵在于同行認可價值體系發揮得好不好？ 何為同行認可？ 發表論文，這是一種認可；評優秀論文，這是一種認可；學會評科技進步獎、學術獎，這也是一種認可；中組部、人事部和中國科協三部門的中國青年科技獎表揚，這也是一種認可。 中國科協經由全國學會和省級科協評審的認可是一種層次很高的同行認可，因為你的學術價值很快被社會上的團體認可， 社會的團體代表了社會的認可。 既然是同行認可，就不是外行隨便說說。 你的數學真好，說這個話化學家沒有份量，你的數學真好應該是數學家說的，那就有份量。 如果國際最一流的數學家說了一句你的數學真好，你可以想象這個份量。 我們評獎的時候都希望把大牌的專家叫過來，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最好的評價是要同行，小同行，跟被評者做同一領域的研究。 我們現在其實是大同行，什么是大同行？ 數學、化學、信息，五花八門的學科，都來評價一個醫學領域。 他們的確是最優秀的專家，但是并不對口。 國際上講究的是，最對口的“小同行”的評價份量最高。 當然，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行政認可價值體系壓過了現在的學科和專業上的同行認可，這是工作中遇到的比較困難的一件事。 雖然行政認可在中國現在的條件下很重要，但這已經超出了科技工作的范圍。 行政認可要少一點，社會同行認可要多一點，而現在情況正好相反，大家都希望行政認可多一點，甚至科技人員自己也這么認為。 為此政府要轉移職能使大家都把關注點轉移到同行認可、社會認可上面，如此則會大大促進科協的工作，創造出一些新的局面來。
再如，“同行認可價值體系”這個理論解決我們為什么要讓大家來加入學會的問題。 緊接著的問題是為什么要有學會？ 學會本身是不是也有一個價值體系？ 實際上，同行認可價值體系是科學共同體的理論之一， 科協就是科學技術方面的科學共同體。
科學共同體有自己的理論的內容、規律，我們應該學習掌握這些規律。 什么是科學共同體？ 1942 年波蘭尼在《科學的自治》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科學共同體”的概念，意指全社會從事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作為一個具有共同信念、共同價值、共同規范的社會群體。 最大的科學共同體就是高校、科研院所。 比如，浙江大學是一個很多專業的科學共同體；中科院也是科學共同體， 它是國家科學研究的主力隊、國家隊。 全國的和各個省的科研院所、科技社團即學會，協會、研究會也是科學共同體，中國科協有200 個科技社團如中國數學會、中國化學會、中華醫學會等，從數量和規模上來看，我國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科學共同體。 在科協和學會的工作中我們學習和掌握科學共同體的發展及科學共同體的有關知識是必要的。 科技工作者應對科學共同體有理論貢獻，這也是智庫的工作之一。
我后來又寫過《科技隊伍建設中的社團認可價值體系》一文，發表在《學習時報》上，就是要解決為什么要有一個學會的問題。 似乎曾經沒有學會的時候，“同行認可”照樣存在。 英國在成立英國皇家學會以前科技同行們間的認可都是通過通信，如張三給李四寫封信說我把某個題目給解了，李四給張三回復說你解的很好， 我認為你解的意義在這里，后來把來信公開印刷了，就定為論文集。 可能論文集里會有十來封信，稱之為通訊，在一個較多人的圈子中公開的過程稱之為 “發表”。 后來就演變為學報。 可見“同行認可”在沒有社團的時候照樣存在，后來為什么又產生了社團？ 因為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科學家的規模越來越大，光靠通訊不能滿足上千人甚至上萬人的通訊， 因而需要召開學術會議，需要有固定的出版物，而且定期出版，這就是學術期刊，是科技社團對科學交流發布、記載平臺的需求，使科技期刊應運而生，加強同行之間的認可。 我們為什么要發表學術論文？ 絕對不是為了晉升教授、為了評獎、發獎金、提高福利，將來退休以后工資可以多一點。 最早、最本質的意義是我把我的成果發表出來，可以得到同行們的認可。 后來我們在這 30 年的大規模實踐中把它 “短路” 了，“同行認可”以后你才能當教授，變成了“我只要發了文章了我就要當教授”， 至于同行認可不認可就放在一邊了。 造成一些文章基本不考慮同行之間的評價，實際上這些文章在同行之間的評價極差，還不如不發表。 在國際上你一旦發表了一篇不倫不類的文章，十年、五年可能壞口碑都扭不過來，人家會認為你的論文根本不是那回事，再也沒有人找你來討論問題了，你要申請課題也申請不到了，為什么？ 你的文章太臭了， 而且極有可能你都不知道誰在說你，因為好多人其實是你不認識的，這是共同體的特點之一，然而你的同行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比如說大家都是研究核反應堆的，比如說大家都是研究抗肺癌藥物的，你可能與他們并沒見過面，或者只見過幾個人，你只是知道他們的名字，你知道他們發表的文章很好。 如果你寫一篇不倫不類的文章，人家對你的文章是會有公論的，同行認可價值體系對你來講就如同失效， 你想要社會價值不僅沒有了，還會有相反的結果。 科學發展的規模導致了各種各樣的學會、專業學會。 于是出現了社團認可價值體系，它是同行認可的集聚和升華。 隨著科技進步，科學共同體設獎在國家獎勵體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美國的科學共同體設獎較為成熟，“科促會”共設立14 個獎項，獎勵在科學研究和普及推廣等領域做出卓越貢獻的人員及成果。 一般來說，美國科技獎勵體系既包括美國“科促會”獨立設獎和以官方雜志《SCIENCE》名義設獎的內部獎勵系統，也包括由社會力量設獎的外部獎勵系統。 我國科學共同體設獎還處在起步階段，各方面還比較薄弱。 如某一個獎是以中國化學會的名義頒發的，這就代表了社團的認可，它是一種社團價值。 國務院頒獎表示政府或國家對某人的認可，是一種行政認可，國家認可，但它的基礎應該是同行認可、 社會認可以及團體認可。 像兩彈一星那些功勛科學家都是以國家的名義授予的獎， 那是因為他們的成就已經是舉國公認了，超出了專業范圍，超出了同行認可，對國家的重要性眾所周知。 當然曾經有許多行政認可，泛濫到變成了腐敗的平臺，現在被砍掉了一大批。 同行認可、社團認可才是規范的、正式的道路。 在此，我就用兩個例子來說明我們建設科技智庫的時候，要有專業理論的思考， 從專業理論上來提建議會更深刻，更讓人開拓眼界，指導工作的意義就更大。
三、建設科技智庫要注重務實性
科技智庫要為政府提建議，定期或不定期地為相關決策部門提供情報產品，貢獻智慧，會涉及大量工作，科技智庫匯聚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不僅為國家的重大科技決策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借鑒，也為社會發展貢獻智慧成果，需要特別注意務實的問題。 以下通過幾個例子來做說明：
其一， 中國科學院下屬研究所掛靠的全國學會，絕大部分是中國科協的學會，比如數學學會、物理學會、化學學會等，有 40 多個學會。 這是一批自然科學的基礎性學會，其專業特點是基礎理論性比較強，但實力相對弱一些，所以中國科協就要考慮如何來支持這些學會的發展。 后來我想到一個思路，當時直接找中科院的院領導協商中國科協和中科院共建全國學會。 中國科協的主要負責同志推動了這件事，由中國科協從各方面來促進這些掛在中國科學院的學會的發展，中國科學院從人力、物力等方面給予學會更多支持。 這樣中國科學院在考慮年度工作的時候，會同時考慮這些學會以前沒有被引起注意的事務。 緊接著中國科協學會部考慮并支持在農業部的 10 多個全國學會的共建活動。 后來，中國科協跟農業部以同樣的思路簽署了一個共建協議。 之后《大眾科技報》報道了這件事情。 這樣就使得這些全國學會在活動和發展等方面不僅得到了學會掛靠的研究院所的重視，還得到了上一級單位的更多重視，有一些困難也就疏通了。
其二，在國內新聞媒體上，經常報道的是國外期刊上在科技方面有什么新進展，對于我們國內的學術期刊報道得少。 這本是無可非議，因為國際新聞當然要報道，但是國內的期刊怎么辦？ 實際上，中國學術期刊上也有一些學術成果是新聞媒介可以報道的， 中國科協系統有學術期刊近 2 500 家，這些刊物每天要收到大量的科技一線學術論文、稿件， 這些稿件代表了新的學術發現和新的學術成果。
特別是其中還有一個實際情況，就是報紙的科學記者、科學欄目的編輯不一定就是科學家，他們也希望在進行報道時有一個方便的來源。 只是不知道這個機制怎么建才好，于是我提出了一個改變期刊、媒體連接機制缺失的主意，即召開學會科技期刊與新聞媒體的見面會。 為此，中國科協委托中國科技期刊編輯學會舉辦了一個活動，從比較優秀的期刊里面讓期刊編輯部推薦出他們認為有價值的，可以在媒體上報道的學術論文，再通過這篇論文的作者，寫成新聞通稿供媒體使用。 這與國外優秀的論文發表的同時讓作者提供可以在媒體上發表的通稿相類似。 所以我們召開一月一次的學術論文作者與媒體作者見面會，通過中國科協調宣部把新聞媒體記者請來， 通過期刊所在學會把作者請來，這種方式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記者、編輯反響都不錯。
這就改變了中國主流媒體上總是見不到國內科技期刊上中國科學家自己的成果，總是讓國外的科技期刊給我們講他們的故事的狀態。
其三，是要解決科研一線高層次科研人員不足的問題。 大家知道，現在高層次人才的來源是博士研究生，我們國家培養一個博士研究生要 20 多年，博士研究生畢業能夠進行前沿的課題研究了，但培養期限一到就必須畢業離校，甚至轉換一個專業就業。 能否建立博士畢業生臨時研究崗位制度，讓他們畢業后繼續從事研究，以此來緩解承擔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人才緊缺的問題。 好多博士生導師心里明白這些高層次的博士研究生如果再繼續研究兩三年是會有重大成果的。 為此，出現一個怪現象，有的教授以未達到畢業要求為由不讓學生畢業，反造成了學生的怨言。 筆者“建議設博士研究生臨時工作崗位”的文章，發表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的《人民日報》上，如果有這樣的規定，就有了一個渠道，讓導師的科研助手（畢業博士）仍然能夠在老師的身邊繼續從事研究，不至于浪費寶貴的人才。
其四，中國科協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學圖書館建立了一個中國科協學術文獻收藏與交流中心。 國內的學術交流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雨后春筍般地恢復起來的，有會議就有會議學術論文集，有的正式出版，有的則是內部印刷。 目前，20 世紀 80 年代初的學術論文集現在還能找到嗎？ 當然，參加過會議的同志可能家里或辦公室里還存著。 但這些學術論文集沒有公開出版，即使出版了國家圖書館不一定收藏，30 年以前的文獻我們已經不容易找到了，各級科協也好、學會也好，每年都會產生大量的印刷的學術性工作性文件，開始時保存，再后來可能就處理了，十分可惜。 所以建議中國科協學會學術部建立收藏機制，將學術性出版物放到正規的圖書館里，由圖書館分類、保存、共享、管理。 北京理工大學圖書館與中國科協合作開始了這種文獻的收藏，希望得到全國科技工作者的支持。
其五，建議建立國家科技報告體系。 做科學研究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文獻調研的目的是為了知道這個肩膀在哪里。 有一種文獻類型為：國家科技報告，主要以美國為主。 美國政府有四大報告體系，包括國防部和三軍系統的 AD 報告、國家航空航天局的 NASA 報告、能源部系統的 DE 報告（原為原子能委員會的 AEC 報告）、政府其他各部門的 PB報告。 美國四大報告的內容十分廣泛，有調查報告、初期報告、進展報告、季度報告、年度報告、中期報告、總結報告、工程報告、竣工報告、研究報告、期刊報告以及技術札記、備忘錄等。 很多國防和軍工科學家們明白，真正領導世界科技潮流的是這四大報告。 因為公開發表的成果都是跟軍工、國防無關，而像美國這樣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科學技術恰恰都是在軍工、國防方面。 美國四大報告是世界上最完善、最有影響力的科技報告，也是世界范圍內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信息交流工具之一。 中國的 GF 報告與美國 AD 報告類似，于 1995 年開始啟動，1997 年全面加強，目前正處在不斷發展中。 我在 2011 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的時候提出建議，我國要像美國一樣建立國家科技報告體系。 雖然錢學森等多位科學家從 20 世紀 60 年代起就多次呼吁要建立國家科技報告體系，但目前我國科技報告體系建設整體進展緩慢、部門分割阻礙資源共享、科技資源難以有效利用。 建議提出后，當年就得到了國家決策部門的采納，并且寫入“十二五”規劃中。 2014 年初科技部召開了新聞發布會，2014 年 3 月 1 日向研究人員和社會公眾網上開放了第一批有關科技重大項目的國家科技報告。
四、建設科技智庫要注重為國家的工作大局服務
中國科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科技工作者的群眾組織，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為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服務，各級地方科協也要為各級黨和政府的工作大局服務。 我這里舉一個例子，就是中國科協向中央提供的有關政府職能轉移問題研究和建議的報告。
從 21 世紀初開始，我就一直在中國科協工作，中國科協書記處每年都要向黨中央書記處匯報一次工作， 作為科協書記處的一名成員， 我也參加。2004 年，中國科協書記處在向黨中央書記處匯報工作時，匯報到關于科技社團承接政府職能轉移問題的時候，中央領導同志插了話，問我們“一個政府究竟應該管多少事”， 當時的背景是社會輿論普遍認為政府管的事太多了，報紙上討論這方面的事比較多， 中央領導同志也在思考政府權力下放等問題。實際上，誰也不知道政府究竟該管多少事。 在中央領導同志問一個政府究竟該管多少事之后，我插了一句話，說我看過的資料上說美國政府要管大約一萬件事，中央領導同志很感興趣，把這個課題交給了中國科協，讓我們牽頭來研究。 中國科協專門成立了課題組，以中國科協為首，組織了國家行政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共同調研，搞了整整一年，形成了一個關于政府職能轉移問題的研究和建議的報告， 作為中國科協黨組的文件交到了黨中央。
這個文件還有一個附件，有西方國家學會是怎么承接政府職能的報告，有全國性學會接受政府職能轉移情況的調查匯總，有中華醫學會、中國機械工程學會、陜西省科協的情況匯報，有關于學會和科協獎勵評定的情況匯報，有上海市的情況匯報，以及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工程師學會的情況。 整個報告的中心就是試圖回答我們國家的政府究竟應該管多少事這個問題。
這個報告上交以后， 中央領導同志作了批示，要相關部門研究政府職能轉變要考慮如何更好地發揮群眾團體的作用。 現在，中央辦公廳調研室正在承接一個同樣的課題， 調研室的領導找到我，說我們都知道你帶頭起草的報告，但是不知道當時怎么會是你參與了這個事的，他提了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這個文件為什么沒有下文了？ 第二個是你覺得落實這件事的難度在哪里？ 就這兩個問題，我和這位中央辦公廳調研室領導交談了有近一個下午，后來形成了一份題為“能力建設要加強，制度設計要科學”的內參，交給了中央政治局的領導。 現在的情況是，我們在 10 年前的報告中提出的一些思想，其實在后來的中央文件上都出現了，這些思想在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中也說了， 習近平同志在 2011 年中國科協八大的祝辭中就要求各級黨委政府“積極引導支持科協所屬學會承接政府轉移的社會化服務職能。 ”黨中央的文件里也一直在談這件事。 這就是中國科協為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服務的具體體現。
總起來說， 我認為將科協建設成科技智庫，要從四個方面入手：第一，新概念、新思維是建設科技智庫的基礎；第二，建設科技智庫要注重專業理論的進展；第三，建設科技智庫要注重務實性；第四，建設科技智庫要為黨和國家的大局服務。 如果大家能注意到這些方面，我們建設科技智庫的工作會做得越來越好。
參考文獻：
[1] 馮長根. 馮長根談“科技民生”問題[J]. 學會，2010（6）：42-44.
[2] 張利華. 對建設科技工作者之家的思考[J]. 科協論壇，2013（10）：40-42.
[3] 袁桂清，游蘇寧，包務業，等. 中國科技期刊發展戰略研究[J]. 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06，17（6）：1050-1055.
[4] 馮長根. 科技隊伍建設中的“同行認可價值體系” [J]. 學會，2003（9）：7-8.
[5] 張陸，王研. 中美科學共同體設立科技獎勵比較———以中國科協和美國科促會為例[J]. 科技管理研究，2013（20）：45-52.
[6] 馮長根，饒子和，王隴德，等. 建立國家科技報告體系勢在必行[J]. 科技導報，2011（21）：1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