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 （2014-2018）》（以下簡稱《四五改革綱要》）指出，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應當嚴格遵循審判權作為判斷權和裁量權的權力運行規律，彰顯審判權的中央事權屬性，突出審判在訴訟制度中的中心地位，使改革成果能夠充分體現審判權的獨立性、中立性、程序性和終局性特征。 在具體制度的構建上，《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 必須尊重司法規律，確保庭審在保護訴權、認定證據、查明事實、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實現訴訟證據質證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 訴辯意見發表在法庭、 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 因此，庭審中心主義的實現是構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核心。
庭審中心主義是主要應用于刑事訴訟領域的一項基本原則，發端于刑事訴訟中偵查、公訴以及審判3種公權力的關系定位，以嚴密的證據規則為主要實現路徑，強調法庭審理是整個審判體系的核心，強調對案件證據、客觀事實的認定都直接形成于法庭審理環節。 2013年10月，第六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指出：“審判案件以庭審為中心，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裁判結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實直接言詞原則，嚴格執行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盡管庭審中心主義的價值在刑事訴訟中表現得相對更突出一些， 但因其追求審判公正的內在動因是所有審判工作的共同底色，因而，其精髓也同樣貫穿并適用于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中。
一、庭審中心主義與行政訴訟發展的交融。
1982年3月8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3條第2款規定：“法律規定由人民法院審理的行政案件適用本法規定?！边@標志著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正式建立。在行政訴訟創立初期，在庭審程序等方面均沿襲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自身特質性的印記不深。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正式頒布，從真正意義上確立了行政訴訟的制度體系。 1993年10月，第二次全國法院行政審判工作會議召開，提出探索改革和完善庭審方式，規范開庭程序，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改進行政審判方式。 由此，庭審制度的全面改進成為了行政審判改革的重點之一。
（一）在不斷努力優化司法環境的進程中完善行政審判方式。
從一定意義上說，行政訴訟是憲政的試金石，是法治的檢測器，是民主政治的晴雨表，是公民權利的守護神，是社會穩定的減壓閥。 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長曾在2003年全國法院第4次行政審判工作會議上指出，行政訴訟制度的發展程度， 直接反映了一個國家法治狀態的形成進度、政治文明的建設速度以及公民權利的保障程度。
可見，行政審判對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具有積極的促進意義，在化解行政爭議、協調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關系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行政審判在承載了推進法治事業重任的同時必然會面對巨大的挑戰。 正是因為行政審判中的一方當事人是行使國家行政權的行政主體， 行政訴訟所受到的行政干預遠遠超過其他兩大訴訟。 “行政機關作為行政爭議的當事人因切身利益所在較之其他訴訟對法院的干預有更強的驅動力”.〔1〕因此，通過規范庭審程序以保障行政審判公正性的使命長期以來一直都是與排除外部行政權力干擾、 保持行政審判獨立性的努力密切聯系在一起。1999年，第三次全國法院行政審判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同志指出， 必須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行政審判權。 各級黨委政法委要把學習、宣傳、貫徹行政訴訟法作為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項重要工作， 加強對貫徹實施行政訴訟法的指導、監督、協調，努力為行政審判工作創造良好的司法環境。 各級政府和行政部門要堅持依法行政，積極支持行政審判工作，堅決糾正干擾、妨害行政訴訟的違法行為。
為了優化行政審判司法環境，2005年11月28日還專門召開了全國法院優化行政審判司法環境經驗交流會召開。2006年9月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預防和化解行政爭議， 健全行政爭議解決機制的意見》， 要求各級黨政領導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防止各種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和非法干預具體案件的現象，認真組織清理各種限制行政案件受理和審理的“土政策”,為行政審判工作排除妨礙和阻力。 透過法院內部的努力以及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的明確支持， 在某種程度上，充分折射出行政審判工作開展的外部阻力之大。 2007年3月27日，第五次全國行政審判工作會議指出，充分發揮行政審判的重要職能作用，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各級黨委、 政府和各級人民法院要進一步提高對執行行政訴訟法、加強行政審判工作重大意義的認識，切實杜絕對行政審判的各種不當干預，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行政審判制度，積極探索行政審判制度改革。 各級黨的組織和領導干部要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維護司法權威，克服行政審判中的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 要堅決杜絕司法機關直接參與行政執法活動等現象。 各級人大對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審理行政案件給予支持， 對干擾正常審判活動的行為進行監督。
相比民事、刑事訴訟而言，行政審判通過庭審等審判工作實現公正和效率的前提就是排除作為訴訟當事人的行政機關的干預，實現獨立審判的價值目標，這是行政審判工作發展中面臨的最大挑戰。 通過多年不懈的努力，行政訴訟已經逐步擺脫了行政權力的不當影響， 讓行政機關接受其作為普通當事人的訴訟地位， 在庭審中尊重法院的安排，按照法律程序參加訴訟活動。 整體而言，行政訴訟在曲折迂回的發展行程中逐步走上了程序自治、理性法治的軌道。
（二）借助行政訴訟制度中對證據規則的逐步完善推進庭審中心主義。
庭審中心主義主要是通過建立嚴密系統的證據規則來實現，證據規則是其核心制度保障。 198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31條至第36條對行政訴訟中的證據規則做了輪廓性的規定，明確指出“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 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 ”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及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對于被告收集證據的限制、 對原告起訴期限的舉證責任以及被告舉證不能須承擔的后果、 被告舉證期限等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為了進一步強化庭審功能、加強當事人舉證責任，2002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 《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較為全面地確立了行政訴訟舉證、 人民法院調取證據以及質證和認證的基本規則。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還制定了《關于審理證券行政處罰案件證據若干問題的座談會紀要》，對特定行政案件中證據的收集和采信做了專門的規定。 行政訴訟通過逐步完善證據規則，一方面努力吸收民事訴訟的精華，另一方面也積極探索符合自身特點的發展規律和道路， 以達到查明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的審判目標，實現公正審判。
在行政訴訟領域中盡管沒有明確提出過庭審中心主義的觀點， 但其發展方向與庭審中心主義應有的樣貌不謀而合。 在《四五改革綱要》明確提出要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大方向下， 行政訴訟也將繼續通過改革不斷完善。
二、行政訴訟實現庭審中心主義存在的不利因素。
（一）我國傳統法律文化對行政審判理念及審理方式的扭曲。
傳統法律文化對我國司法體制及制度構建的影響是深刻的，我國盡管有悠久的法文明史，但并沒有從本土生發出私法體系， 中國傳統法律主要由刑法以及支撐官僚集團的組織法構成，“在我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中，情、理、法是緊密結合的， 我們提倡的是司法官員的鐵面無私而非現代的回避， 當事人的陳述和辯護被認為是罪大惡極的巧言令色，我們需要的是當事人的從實招來。 而且，作為自然法之重要部分的理性也是缺失的， 我們更多地是強調一種模糊化的感性思維， 必然會導致我們的傳統法律文化是剝離了法學領域的自然法以及自然正義觀念的。 在缺失了自然法和自然正義觀念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程序正義難以生根發芽則是必然的。 ”〔2〕長期以來，重實體、輕程序是傳統法律文化固有的意蘊，我國的司法活動仍處于對實體正義更加看重的偏頗狀態中。 就目前的審判工作實踐來看， 審判人員的辦案工作重心主要集中于庭前閱卷，庭審大多數時候只起到“補充協助”閱卷認定事實的作用。 當前，法官辦理案件的流程大多是收到案件后先全面閱卷，對案件事實形成基本認識，對需通過庭審查清的事實等問題進行梳理， 對案件的判決方向形成初步判定。 在行政訴訟中，由于雙方當事人舉證責任的不平衡特點，法官在審理行政案件時，往往會將大部分精力花在審查當事人已提交的書面證據材料尤其是行政主體提交的證據材料和相關的法律依據上， 通過對這些證據材料的研審，形成對案件事實的初步判斷。 這也是受我國長期以來一貫采用的“案卷主義”的深刻影響，這種審理模式容易造成未審先判的不良態勢。
除了受“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司法觀念影響外，在我國古代的法律實施體系中，由于司法權長期依附于行政權，因而必然會形成行政權高于司法權，具有超出法律之上的優越地位的權力格局。 受這種權力格局的影響，我國法院不受外界干預尤其是行政權干預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司法環境時至今日仍處在需要繼續加強的狀態中，對于行政訴訟尤其如此。 由于行政權與司法權的不平衡性，行政訴訟制度從建立之初就一直受行政權力陰影的牽制，呈現出行政機關敗訴率較低，行政相對人申訴率較高以及“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的非理性狀況。 另外，受傳統法律文化觀念的影響，對于國家機關形成或提供的證據更易于認可其證明力，審查標準也相對寬松。 在行政訴訟中，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很多時候對行政主體一方提交的證據更容易采信，對其的真實性及證明力一般很少質疑。 這種傾向源于我國法律文化中對國家權力的敬畏思維， 直至今日，這種深層次的文化暗流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