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來，我國的環境犯罪逐年遞增，重大環境污染事故頻發；破壞礦產資源犯罪持續增加；濫采、盜采、破壞性開采珍稀礦產資源的現象嚴重；走私、非法進口、非法處置進口固體廢物的行為呈上升勢頭；破壞林木犯罪持續增加。上述環境犯罪成為環境問題日益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黨的十八大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布局，將“美麗中國”作為未來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①生態環境保護離不開司法機關的支撐和保護。司法機關作為社會公益的代表，應對環境犯罪，保護生態環境成為其必須履行的職責之一。我國司法機關對生態環境的司法保護亟待加強。
一、問題分析
目前國內學術界針對司法機關應對環境犯罪的研究，主要圍繞環境司法能動的功能與界限、環境司法專門化以及裁判機制等問題，并形成若干代表性觀點。
如蔡守秋教授主要從環境糾紛的專業審判體制構建上提出建言；呂忠梅教授主要從審理環境糾紛案件運行機制上闡明論點；陳泉生教授則從宏觀上對建構環境資源審判新模式作前瞻設想。
現有研究雖對國內司法機關應對環境犯罪研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從研究內容看，大部分側重于制度構建，基于司法運作層面的分析相對不足；從研究系統性看，大多圍繞環境犯罪當中的某類子問題展開，關注點分布較為零散，系統性不夠；從研究創新性看，部分研究成果對國外制度粗放移植多，翔實的實證調研少，研究結論缺乏實證基礎支撐，往往并不能追根溯源，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筆者認為，環境資源犯罪研究涉及多個學科和領域，不僅與環境法學的專業知識緊密相連，同時對環境資源犯罪的認定與處罰密切相關，并涉及經濟學、社會學等多重學科。環境犯罪大部分是趨利型犯罪，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犯罪主體的初衷。要有效遏制環境犯罪的發生，需要從根本上分析其犯罪的主觀動因，并對癥下藥，有針對性采取相關措施。但是，在法學實踐中，由于知識的專門化，人們往往只是顧及一種，而無法兼顧其他。這對我們的司法實踐產生了極其不利的影響，在實踐中容易導致以罰代治、放縱犯罪的現象。
博弈論，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能很好地分析企業環境違法案件涉及非法收益以及司法機關處罰的成本。因此有必要從博弈論的視角來分析司法機關應對企業環境違法的策略。
博弈論是研究不同決策主體在“策略相互依存”情形下行為發生沖突時的決策和均衡問題以及謀求解決這種決策均衡問題的方法論。②一個完全的博弈模型需要包括參與方、策略集合和收益等基本要素。博弈論本身就是研究理性人是如何進行策略的選擇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
本文研究目的是為了了解博弈論在環境保護中的應用，試圖從博弈論的模型中推導總結，為司法機關應對環境犯罪提供啟發。
二、模型構建及分析
在懲治環境犯罪的博弈中，博弈雙方是犯罪者和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有兩個方案：懲治與不懲治；潛在的環境犯罪者也有兩個方案：犯罪與不犯罪。我們假定這是一個靜態博弈，為了建模方便，做以下假設：R、Q 為環境犯罪者不犯罪和公共權力懲治環境犯罪的概率；A 為環境犯罪者不犯罪的正常支出同時也是司法機關不懲治的正常收益；C 為司法機關進行懲治時的成本；F 為環境犯罪者犯罪時被司法機關懲治后所受的各種懲罰；K 為環境犯罪者的非法所得；且 O ≤R≤1,O≤Q≤1,A≥0,C≥O,F≥O,K≥O.根據上面的假設，可以得到以下的支付矩陣：【1】
可見，R 與 C 成正相關，R 與 F 成負相關。也就是說，當懲治環境犯罪的成本越小時，潛在的環境犯罪者犯罪的概率越??；當環境犯罪者所受的懲罰越大時，潛在的環境犯罪者犯罪的概率越小。
三、結論
從上面幾個模型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
1.潛在的環境犯罪者犯罪的概率與懲治環境犯罪的成本是正相關的。即司法機關懲治環境犯罪的成本越低，就越愿意去懲治環境犯罪，從而使潛在的環境犯罪者犯罪的概率越小。要對環境犯罪進行有效的打擊，司法機關內部就要建立一個有效的運行機制，提高懲治環境犯罪機制的運行效率，降低成本。
2.潛在的環境犯罪者進行環境犯罪的概率與司法機關對環境犯罪的懲治力度是負相關的。即當環境犯罪者犯罪之1就越少。因而要加大對環境犯罪者的懲罰力度。
四、對策建議
1、完善相關機制，降低懲治成本?！皯椭纬杀尽睂儆凇爸贫瘸杀尽狈懂?，是一個綜合性的成本指標體系，它涵蓋了涉及環境犯罪制度運行所有成本投入的總和。
③制度成本越低，那么制度就越有效。好制度就是交易成本低的制度。也就是說辦事容易的制度就是好制度。
然而，在司法實踐中針對環境犯罪者的訴訟流程步履維艱，具體表現在立案難、取證難、鑒定難、下判難。我國許多環境侵權案件無人訴，以至于許多環保法庭出現“無米下鍋”的怪現象。因此，司法機關必須完善相關機制，降低懲治成本。
第一，建立生態環境司法保護聯動機制，使得行政部門與司法部門有效銜接， 共同抵制環境犯罪；第二，建立專門的環境保護鑒定機構。為司法機關以及行政執法機關懲治環境犯罪提供準確的監測數據；第三，建立環境保護專業化審判機制，建立以環保法庭為載體、以專業化為特點的審判機構，實現審執結合。
2、增強財產刑的處罰力度。財產刑主要適用于貪利型犯罪。環境犯罪的主觀動機大部分是追逐經濟利益，因而增強對環境犯罪的財產刑處罰力度，加大對環境犯罪的博弈籌碼，犯罪分子就不會鋌而走險。因此司法機關在懲治環境犯罪時應從重適用財產型。對于社會危害性較大的環境犯罪在對自然人判處自由刑的同時應并處較高數額的罰金；對于社會危害性不大的環境犯罪，對其單處罰金刑，讓犯罪分子在正常的社區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進行改造，其改造的效果往往優于自由刑。
3、限制緩刑適用。緩刑的適用條件是“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重大不良影響”.我國多發型環境犯罪，如濫伐林木罪和盜伐林木罪之類的緩刑適用率較高?！盀E伐林木罪，被判處拘役者的緩刑適用率為 75% ,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者緩刑適用率為 83% ;盜伐林木罪，被判處拘役者的緩刑適用律為 29% .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者緩刑率為 51% .”④緩刑的適用使得原本已較輕的法定刑的處罰更加輕微。所以，必須限制我國環境犯罪的緩刑適用。如果環境犯罪造成較為嚴重的環境危害，或者造成了重大人身傷亡、財產損失，則不屬于“犯罪情節較輕”,不應對其適用緩刑。
4、增設非刑罰措施。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以罰代治的現象。行為人破壞了環境，處以刑罰便了事，而被破壞的環境卻無法恢復。筆者認為，只有將各種措施綜合利用，才能取得良好的環保效果。在適用刑罰的同時，要附加適用非刑罰措施。
非刑罰措施分為三種：民事性非刑罰措施，如責令補救和限制活動；行政性非刑罰措施，如限期治理；教育性非刑罰措施，如公開悔過。非刑罰措施的適用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福建省廣泛推行的復綠補種措施就是有益嘗試。
如福建寧化法院在被告人林福壽濫伐林木案中，林某被判處刑罰，還需要在被毀壞的土地上栽種樹木，以恢復被破壞的植被。
這種特殊的刑事處罰能夠較好地實現刑罰的預防功能，使被毀壞的環境得以恢復，同時也能減輕國家修復環境的負擔。
孟子曰：“聚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環境對人的生存發展至關重要。司法機關作為社會公益的代表，應完善相關機制，加大處罰力度，以零容忍的態度，應對環境犯罪，讓環境犯罪無所遁形，無處藏身！
注 釋：
①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2 年 11 月 8 日。
②趙國杰，段貴恒，李文慧：“1”,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8（6），68-71.
③于喜繁：“制度成本與社會主體的理性選擇”,贛州師范學院學報，2008.04.29（2）。
④侯艷芳：“我國多發型環境犯罪主刑適用的困局破解”,中國地質大學學報，2012.07.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