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后期,帝國列強借著文化、制度和器物造就的絕對優勢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迫使晚清政府簽訂了諸多不平等條約,而當時,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遍及歐、亞、美三洲,共計18國之多”,給中國法律主權帶來了嚴重破壞。因而,廢除治外法權便成為當時有識之士的共同目標。但要廢除這樣的治外法權,則需“中國深欲整頓本國律例,以期與各西國律例改同一律”“,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完善”。于是,清末開始了修律變法的歷程。在這一影響深遠的修律進程中,法律學校和法律人才不斷涌現。夏勤就成長于晚清修律氛圍中,并在民國時期對中國刑事訴訟法進行了深入探索。
一、負笈東渡求法學真知
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頒布,這是20世紀中國法制現代化中的重要事件。而這一年,對夏勤而言,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那年,已經16歲的夏勤考入京師法律學堂。這是由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和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伍廷芳共同奏請成立的法律學堂。
京師法律學堂遵循培養“研精中外法律”之人才的指導思想,設置“外國文”“、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現代法制及歷代法制沿革”、“大清公司法”、“行政法”等課程,促進學生對法律理論和“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裁判所編制法”等實用性知識的學習。
與別的法律學堂不同的是,京師法律學堂并不隸屬于晚清政府的學部,而是隸屬于當時的修訂法律館。因而這里不僅有當時國內最優秀的本土法律師資,也有日本法律專家擔任教員。于是,在這樣的法律教學氛圍中,在尚未興起白話文運動之時,古文基礎良好又勤奮好學的夏勤很快就在同窗中脫穎而出,深得任職于學堂的江庸\\(總教習\\)、汪有齡\\(教習\\)和余棨昌\\(大理院院長\\)的器重與賞識。
四年后,清政府已在武昌首義的槍聲中退出歷史舞臺,民國建立。在當時,赴日留學的狂熱景象已不復往日,但那時日本法制現代化程度已遙遙領先于中國。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國家走上法制現代化?如何才能使新建立的民國實現法治化?這是當時許多有志學子深入思考的問題。在學堂老師的影響下,夏勤對同屬儒家文化圈的鄰邦日本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民國初年,由于路近費省,學習和謀職均較易,赴日留學仍有相當規模,且多以法政科為主,在民國最初十年間,畢業于日本私立大學的法政科學生共1201人,占同期留日學生總數的74.3%,畢業于各帝國大學法政科學生56人,占同期留日學生總數的19.7%。
在京師法律學堂完成學業后,夏勤已經二十歲。為了進一步探尋法制現代化,尋得法制真知,夏勤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輪船。在日本,異國他鄉的風景包圍著他,異國他鄉的困惑也包圍著他,可這些又豈能阻止一個以振興國家法學為己任的青年的求學腳步?更何況日后的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就與他同住一室。在這里,他進入日本東京中央大學深造,在此間,他“學行優美,常冠其曹,畢業首選,譽聞海外”。畢業后,他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刑事法學研究室專政刑法,這一段經歷,使他充分接觸了當時先進的法律理論和法律實用知識,尤其是刑事訴訟法知識?？梢哉f,留日這一段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日后在20世紀中國刑事訴訟法界的地位。
二、任教大學育法律人才
1917年回國后,夏勤通過實際行動,讓自己的所學所悟所得在古老的中國傳播。那時,主設法律、政治和經濟等學科的私立北京朝陽大學已經正式招生四年。這所崇尚大陸法系的法律大學由汪有齡、江庸等人聯絡北京法學會同仁集資創辦,以汪有齡為校長,有著當時國內一流的法學教授,還有德籍教授和岡田朝太郎等日籍教授,注重法學理論與司法實際的密切結合,在1916年便獲得民國政府教育部頒發的特別獎狀。
而在回國之前,也即1915—1916年間,夏勤就已執教于朝陽大學,向學生傳播自己在日本留學期間的所學,與學生分享包括刑事訴訟法知識在內的法學知識的體悟。在他回國后,時任朝陽大學校長的汪有齡主張“,綜核學說,研求法理,此學法者之事也。依據法條,平亭獄訟,此用法之事也。用法學法,雖分為二事,而其本則一?！?/p>
而夏勤則認為“,彼邦人士修業之勤,進德之猛,著述浩瀚,日新月異,心竊慕之。以為其國運蒸騰,度越等夷者,有自來也”。于是,他以所學和所教之心得為基礎,親自編寫教材,并鼓勵和幫助其他教師撰述“朝大講義”。在夏勤和同事的努力下“,朝大講義”在自己獨有的系統中闡述中外法理,以積極的姿態對當時的立法爭議作出回應,并一度成為北京各高校法學研究和司法官員考試必備參考資料。為了更好地培養法律人才,在任職朝陽大學教務長期間,夏勤尤為重視教學質量。
為此,他選聘了當時的法律研究名流任教,比如余棨昌\\(民法專家\\)、戴修贊\\(民法債編專家\\)、郁疑\\(親屬法繼承法專家\\)、王勤\\(刑法專家\\)等等,同時,他還以高新聘請李大釗、范文瀾和翦伯贊等校外人士到校任教,很好地推動了法律人才的培養。而為了更好地適應當時法制建設對法律人才的要求,夏勤嚴謹治校,大倡講究實效之風。他安排教務人員或者事務人員每逢上課均認真點名,以防學生偷懶不到教室上課,而每當聘請新教師授課,他總要去聽該教師講課,以全面深入了解該教師的實際水平,如發現教師水平不能適應教學質量需要則適時淘汰,為培養法律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師資保障。
三、著述頗豐探刑訴真源
夏勤善于總結經驗,善于深入思考,筆耕不輟,他先后出版了《法學通論》、《刑法總論》、《刑法各論》、《刑法分則》、《刑法政策學》、《指紋學》、《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要論》、《刑事訴訟法實用》、《刑事訴訟法釋義》和《指信法》等著作。這是他以早年法律學習為基礎,以留日學習積淀為借鑒,以任教經歷和司法實踐為核心而成為的不朽著作。其中,尤以《刑事訴訟法要論》\\(1921\\)、《刑事訴訟法》\\(1927\\)和《刑事訴訟法釋疑》\\(1944\\)三書對中國20世紀刑事訴訟法的貢獻為大。這是他對20世紀中國刑事訴訟法探索的最為突出的成果,也是奠定他在20世紀中國訴訟法學領域地位的核心著作。由朝陽大學首版的《刑事訴訟法要論》\\(1921\\),是一部注定要載入近代法制史的著作。在這部由重慶商務印書館于1944年重印的著作中,夏勤從法理上對當時頒布的刑事訴訟法進行了梳理和解釋,對有關刑事訴訟法的基本理論做了系統的闡述,這在20世紀中國訴訟法學上是第一次。他把這部著作分為緒論和本論,其中緒論包括了刑事訴訟法與刑法之關系,還有“刑事訴訟的意義、種類、階段、法律關系、訴訟條件和訴訟方式”等等,在本論部分,他則分述了“訴訟主體、訴訟行為、通常訴訟程序和特別訴訟程序”。雖然,中國刑事訴訟法學最早在清末修律的時候便出現了,并先后出現了《刑事訴訟法》\\(蕭仲祁,1906\\),《刑事訴訟法》\\(豐島直通,1904\\),《刑事訴訟法》\\(鄒麟書、王學銘、周仲,1905\\)等刑事訴訟法著作,但正是通過夏勤的努力,方才初步構建起了中國近代刑事訴訟法學的理論體系。
夏勤明確指出了實體法和程序法的關系就像車與輪的關系,不可分割,而就一個國家而言“,貴有實體法,尤貴程序法”,因而,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不僅是“相輔而行”,而且兩者的關系較民事訴訟法和民而言法更為密切,這在實際上指出了刑事訴訟法在法律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夏勤還區分了狹義刑事訴訟和廣義刑事訴訟。他把狹義刑事訴訟歸納為審判部門、原告和被告訴訟行為的“組合體”,理順了刑事訴訟階段、刑事訴訟法律關系、刑事訴訟條件、刑事訴訟方式、刑事訴訟基本原則、訴訟主體和訴訟行為等概念,對日后刑事訴訟法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另外,他還對刑事訴訟證據問題進行了專門論述,他認為,審判要以法律和事實為準繩,而那些“可以證明實體法上及程序法上之事實者”,包括人證和物證,都可稱為訴訟法意義上的證據,不僅如此,他還對刑事訴訟中的舉證目的、證明事項和舉證責任等概念進行了分析,開了刑事證據理論的先河。由朝陽大學出版的《刑事訴訟法釋疑》一書是對《刑事訴訟法要論》的展開,只不過,這是通過對刑事訴訟法典條文的釋疑實現的。在該著作里,夏勤以問答的形式,對“隨時”“、獨立”和“為被告”,對被告在受托推事訴訟時能否選任辯護人、共犯問題等進行了解釋,不僅為刑事訴訟法學理論作了發展,而且為司法實踐提供了很大的幫助。這從該著作三年內再版六次的盛況可知。
其實,該著作里提出的問題主要來源于他的司法實踐、任教講課時學生的提問和自己的發掘。這也為刑事訴訟法學理論研究和實務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路向,那就是要善于總結實踐經驗,并借助相關法理、立法本意和優秀判例,作出自己的判斷。
夏勤生于一個呼喚法制現代化的時代,他成長在對法學真知進行不懈追尋的過程中,成長在前人和自己開辟出來的法律教育道路中,成長在對刑事訴訟法律理論和實踐的深入思考和深刻總結中,他不愧是中國刑事訴訟法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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