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界普遍認為，無罪推定原則是由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首次提出的。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為了抨擊刑訊逼供和有罪推定，貝卡利亞寫道:“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p>

自此以后，無罪推定原則逐漸在西方國家確立起來。20世紀以來，鑒于兩次世界大戰給各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以及對人權的蹂躪踐踏，人權保障的呼聲在世界范圍內日漸高漲。無罪推定原則順應這一歷史潮流，以人權保障為核心原則和價值取向，逐漸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在刑事司法領域乃至憲法領域一項重要原則，也成為國際公約的一項重要原則。

1996年和2012年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睋?，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我國確立起了無罪推定原則。但主流觀點認為，該項規定所針對的是法院的定罪權，雖然該原則確實“吸收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成分”，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的一些基本要求，但并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無罪推定原則貫徹實行的結果差強人意，冤假錯案層出不窮。無罪推定原則為何在中國實行如此之難?除了立法的原因外，“無罪推定原則的貫徹是有賴于其他的法律原則和制度的適當配合和支持的。我們不應當機械地將它看成一個孤立的東西，而應該將它和一切有關的法律原則和制度聯系起來觀察理解?！?/p>

總的來說，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實行難受到以下幾個深層次因素的影響:

一、指導思想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

1．關于“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

1954年我國第一部憲法誕生，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開始啟動。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會議提出“要逐步系統地制定完備的法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在此背景下，1957年由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草案\\)》完成，其中的第5條規定:“被告人在有罪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以前，應當假定為無罪的人?！边@一體現無罪推定核心思想的草案，由于各種原因，未能審核通過。就在這一年，“整風遠動”和“反右運動”開展，無罪推定由一個學術問題迅速上升為政治問題，并受到徹底批判。

批判者認為，無罪推定原則是資產階級的毒瘤，危害極大?！拔覀冃淌略V訟法的基本理論應該是:從有利于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出發，緊緊地在黨的領導下，發揮公安、檢察和法院三個專門機關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統一對敵的作用”。

無罪推定原則成為學術上的禁忌，沉寂了20余年，一直持續到1979年。在這一年，有學者呼吁:“學術上的是非問題，只能通過學術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也有學者呼吁應將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思想吸納到正在制定的刑事訴訟法中。然而，1979年的刑訴法并未規定無罪推定原則，相反，卻體現出典型的有罪推定思想，如將犯罪嫌疑人稱為人犯。

1997年我國刑訴法進行修改時才出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規定。但這一規定，即使在立法者看來，也不能認為就是無罪推定原則。1996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顧昂然明確表示:“封建社會采取有罪推定原則，資產階級針對有罪推定，提出了無罪推定，我們堅決反對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那種無罪推定，而是以客觀事實為依據?！?/p>

在中國開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40余年后，無罪推定原則仍被冠以“姓資”的帽子，未能徹底地從政治問題變成學術問題，意識形態方面的禁錮從根本上制約了無罪推定原則在中國的實行。

2．關于“唯物”還是“唯心”的論爭

在該問題上，主流觀點認為無罪推定原則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表現。因為在尚未確認嫌疑人是否有罪之前就認為其無罪，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而實際上絕大數嫌疑人最后被證明是有罪的。

另外有部分學者從程序正義的角度發表觀點，認為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要經法院宣判，在此之前，不能認為其有罪并且還要保障其相應的權利。然而由于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這部分堅持無罪推定原則的學者最后不得不放棄自己的觀點，并做出檢討。在“姓資”還是“姓社”問題的討論下，“唯物”還是“唯心”問題的出現是必然的，其結果也是必然的。無罪推定原則的實行從而也面臨著方法論問題上的巨大障礙。

二、國家政治體制、機構設置方面的原因

1．立法體制問題

盧梭認為立法權是國家的心臟?？v觀我國的立法現狀，問題突出表現為三個方面:立法統一性欠缺，立法寬泛和立法部門化。首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律法規大量增加，加之立法技術的原因，法律與法律之間、法律與司法解釋之間經常發生沖突。其次，改革開放之初彭真同志提出“立法宜粗不宜細”的立法理念，這一理念對我國后來的立法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所導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司法權侵蝕立法權。粗疏的法律面對日益復雜多變的社會現實無力應對，這為司法解釋的介入提供了絕佳時機，以至于在司法實踐中頻頻出現司法解釋的效力高于法律的不正?，F象。另外，粗疏的法律留給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權，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司法的公平性備受質疑，嚴重影響到司法活動的順利開展。再次，我國當前立法部門化傾向日益嚴重。立法工作不是從整體利益出發，而是服務于部門利益，各個部門之間為了獲得相關的立法權展開激烈的爭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制建設是以立法為導向的，一個健康的立法體制是法律制度切實發揮其作用、體現其價值的前提和基礎。立法體制上的種種弊端給無罪推定原則的實行造成了很大阻力。

2．行政權過大

自秦以來直至清末，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存在了兩千余年，這一制度所推崇的是高度服從和絕對秩序。在這一社會環境中，無訟的理念成為主流，司法權不僅依附于行政權，在有些時候行政直接代替司法，行政權受到司法權和立法權的制約極其有限。行政權具有天然的擴張性。行政權不僅在行政執法領域膨脹，而且侵入到立法和司法領域，侵蝕立法權和司法權。不受約束的權力擴張所產生的后果之一就是權力的濫用、腐敗以及官僚主義盛行。權力的濫用嚴重威脅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民主權利，權力的腐敗是對現代法治的無情踐踏，官僚主義則使被指控者失去了最后一絲希望。這種狀況深刻影響到我國的刑事訴訟進程。就世界刑事訴訟的發展而言，審判主義模式是最契合司法公平公正的理念的。但我國目前所采用的是偵查主義模式，這一模式所重視的是偵查效率和統治秩序，要求快速破案，“命案必破”，顯然有罪推定比無罪推定更能滿足這一要求。

3．司法不獨立

建國初期至改革開放以前，司法機關的定位是對敵專政的工具，司法機關的政治性和階級性是首要的，1979年刑事訴訟法對此明確規定為“打擊敵人，保護人民”。

司法機關要保持正確的政治性就必須接受黨的領導，因此黨設立專門的政法委員會加強政法工作，指導公、檢、法及其他政法部門的相關工作。黨對政法機關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但在實踐中有的黨委將這一政治性領導變成了事務性領導，不僅干預司法機關的人事任免，還就具體案件給出批示。司法機關同黨委的關系尚未理順，司法機關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同級黨委。此外，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根據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變化所制定的刑事政策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其首要目的是穩定社會秩序。雖然刑事政策同司法活動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案件中兩者間存在明顯的差異。司法活動由于受到刑事政策的影響，往往難以體現司法的謙抑性、被動性和中立性的原則。司法獨立的關鍵在于審判獨立。我國目前的審判機關在內部實行行政管理體制，即法院院長向同級人大常委會提請對于法院的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審判員的任命，這就使得法院的法官不是對具體案件負責，而是對領導負責。此外，我國的法院是按照行政區劃進行設立的，法院的財政受制于地方政府，這就為行政權干預司法提供了很好的機會。馬克思認為，“獨立的法官既不屬于我，也不屬于政府”。

在三權分立的國家，司法權是抗衡、制約行政權的最重要武器，即使是在我國“一府兩院”的現行體制下，司法機關的地位也不低于行政機關。但現行司法制度在領導體制、機構設置、財政體制和工作程序方面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從根本上制約了司法機關的獨立性。無罪推定原則所涉及的是公民同國家之間的關系，其核心價值是保障公民免受國家機關的不法侵害。在受到諸多因素干擾的司法環境中，司法難以獨立，無罪推定原則的實行必然艱難。

4．檢察機關定位問題

我國憲法和刑訴法將檢察機關定位于國家法律監督機關，這就產生了兩個問題:一是法律監督權本身就很難定位，其范圍多大、監督程序又該如何進行，違反相應的程序有關機關應當承擔何種責任，對利益受害方又如何進行救濟，這些問題在我國當前的立法和司法環境中很難回答。有權必有責，無責必無良，不受制約的監督權如何防止濫用似乎更難以回答。二是檢察機關既是公訴機關，又是法律監督機關，這兩種職權間存在沖突，難以協調。公訴權的本質是國家訴權，維護的是國家的整體利益。公訴權具有主動性、壟斷性和利益性，是一種頗具進攻性的權力。就法律監督而言，要求監督者中立、公正，能夠在被追訴人最需要的時候給予及時的救濟。一個部門既肩負著對嫌疑人提起公訴、使其接受審判的職責，又要對其進行法律救濟，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這兩者都是難以兼顧的。這一問題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被追訴人在面臨被指控時，盡管其可以依賴有關的無罪推定的規定進行辯護，但在其合法權利受到侵害時卻難以啟動法律監督程序，得到法律救濟。檢察機關的定位不當直接造成了被追訴人無罪推定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盡管這種無罪推定并非完整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

三、刑事訴訟立法上的原因

1．在立法原則上，保障人權被認為是現代法治的核心理念，這一原則直到近幾年才被寫進法律條文之中，制約了無罪推定原則的貫徹實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制建設一直以立法主義模式為導向。由于立法中缺乏保障人權的明確規定\\(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被寫進憲法條文中;2012年，“尊重和保障人權”被寫進新刑訴法中\\)，致使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這一刑事訴訟的兩大任務演化為懲罰犯罪一項職能。相比無罪推定，有罪推定顯然對于懲罰犯罪更為高效和有利。在實踐中我國的刑事訴訟所運用的是偵查主義模式，偵查機關“做什么飯”直接決定了審判機關“吃什么飯”。偵查機關為了提高案件的破獲率和破獲速度，更傾向于采用有罪推定原則。由此不難理解，在基本人權沒有法律保障的年代，要實行無罪推定原則幾乎是不可能的。

2．無罪推定原則至今未在我國的憲法和刑事訴訟法中獲得認可

無罪推定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已被明確寫入憲法和法律。我國最能體現無罪推定原則思想的就是刑訴法第12條“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本驮摋l而言，多數學者認為其針對的是法院的定罪權，不能據此就認為我國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

因為無罪推定不僅是公民在刑事訴訟中所享有的權利，也是公民的一項憲法權利和基本人權;即使是在刑事訴訟中，無罪推定原則不僅體現在審判過程中，也體現在偵查和審查起訴乃至審判監督程序中;即使是在審判過程中，無罪推定也不僅體現為“未經判決，不得確定有罪”，還體現為檢方承擔舉證責任以及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等基本人權。

3．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難以完全與“以事實為根據”的實事求是思想吻合

中國的刑事訴訟要求“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其中“以事實為根據”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思想。實事求是思想在整體上指導刑事訴訟的進程大方向是沒錯的，但具體到個案，這一原則就顯得有些力不能及了?，F代犯罪的復雜性要遠超以往，客觀真實的獲得由于成本或技術的原因往往難以達到，因此法律上的事實在刑事訴訟中便被經常用到。由于這一法律條文存在先天局限性，在一些疑難案件中，司法機關經常以有關證據顯示犯罪嫌疑人可疑為由，對案件進行罪疑從輕的處理。

4．在具體的法律規定上，無罪推定原則的規定尚不徹底

新刑訴法第118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但是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睙o罪推定原則要求“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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